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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家族企业交班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安全和发展平衡问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企业,是无生命的财产,还是独立的生命体?讨论家族企业的交班问题,以及应该交给谁、如何交,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交班交的是什么?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创业者的交班,首先是希望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能够圆满地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人们看到了很多“裸捐”的美丽故事,但在中国当下,短期内恐怕难成主流。资本主义发展了五百年,如果洛克菲勒一世、福特一世当年都裸捐了,财富散于民间,资产的配置效率将失尽,现代化大生产、资本主义帝国,也将无从谈起。
对于中国的民企来说,必然要经历一个“财富积聚—产生效率—带来问题—思考责任的发展里程。坦率地说,许多企业家考虑的问题,从低的层次说,自己创造的财富,如何让家族和后代继承;往高的层次说,自己创立的事业,如何沿着自己的设想发展下去,成为带有标识的“百年老店”。
交班,首先交的是物权、财产权,这种权力的移交,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无可厚非。关于经营权和资源,很多没做过企业的管理学者都会说,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可以自己控制,经营权一定要交给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保证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这种观点“很傻、很天真”。
首先,是委托代理关系问题。有了职业经理阶层,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这是需要认识的第一层。更可怕的是第二层:没有一个代理人愿意长期地、恪守本分地做代理人,在中华大地更是如此——为什么我能力这么强、对企业贡献这么大、有这么多的资源,我要做你的代理人?
其次,是责任心问题。坦率地说,时至今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仍然很不完善,导致了职业经理较多的投机心态和游击观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们经常看到:哪位老板退隐了,哪位老板又复出了的新闻,这个跟演艺明星的进进出出有区别——不是老板真的想出山,而是别人撂挑子,眼看要出大问题。有些老将,干脆挺着,70岁、80岁还不下线,带有一定悲情色彩。
第三,是实际控制问题。不要以为你是大股东、唯一股东,你就可以指点江山。事实上,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融资能力、营销网络掌控、关键技术、社会关系,很多环节直接关系到生死。如果你把经营权交出去了,关键的控制环节旁落,久而久之,别人让你的企业说垮就垮,老板生不如死。
决策话事权交班
所谓话事权,说得白一些,就是在我的监控之下,把我做不好、你做得好;我做得好、你做得还可以的事情,交由你来做;同时,权限和激励也配置到位。你做得好,给予的信任更多,交付也更多;做得不好,随时可以把你撤掉。
严格地说,这不算交班,充其量只能算“垂帘听政”。不过,它的意义却是积极的:一方面,总算把事情部分地交出去了;另一方面,对条件的要求和难度相对更小。因此,这种状态的“交班进行式”,比较常见和普遍,也是企业所有者与接班人之间,相互试探、磨合的过程。
很多华人企业家,把产业交到儿孙的手中,话事权交接期可能很长。以“赌王”何鸿燊的交班为例,经过了很长的准备和酝酿时间,作为接班人之一的何超琼,26岁开始自立门户、经营企业,六年之后才进入父亲掌管的信德集团任职。进入信德之初,没有任何真正职权,她很快地认识到:公司缺乏整体发展规划和推广计划、部门各自为政、缺乏资源统筹等问题,力主成立业务发展推广部门。
在澳门回归之前、娱乐事业不景气阶段,她在公司的龙头业务——船务上打了一个漂亮仗,由此得到父亲信任。其父命其掌管集团的策略发展及企业管理,随后,陆续“加担子”,把旗下多家公司的业务、事务交其掌管。在此基础上,才有了2010年比较清晰的交接班的脉络。从何超琼进入商海、建立商业意识、涉足家族产业、确立自身定位、逐步协理业务到走进接班人的视野,前后大约20年的时间。华人知名企业家的交班过程,大抵类似。
民营企业家族使命
创业者,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家族、亲友的帮助,欠下了很多“人情债”,上一辈总希望接班人在继承产业的过程中,把照顾族人、老臣子的使命担当起来。正因如此,恰恰是很多“富二代”不愿接班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想卷入如此复杂的家族逻辑、人际关系和责任羁绊之中。中国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清宫故事式”的感情和责任的包围,注定了接班的道路,不是一个纯粹商业化的过程。
每一个创业者,都希望自己的接班人继承衣钵,按照自己的处事原则,把企业办下去,希望接班人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思维恰恰是不一样的,对于有执掌能力的人来说,更是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让别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做事,很难。
有时候,坚守价值观不是好事。摩托罗拉家族的第三代管理者——克里斯托弗被迫宣布“提前退休”,标志着执掌摩托罗拉长达75年的高尔文家族黯然离场。克里斯托弗以秉承家族理念、强烈的道德感、古典绅士式的风度而被追捧。在他任职的6年里,摩托罗拉迅速丧失行业龙头地位,在诺基亚、三星的强力攻势下节节败退,手机份额由31%跌至13%。
有时候,改变价值观也会有风险。惠普创始人强调人性、和谐,被视为硅谷、全美“最美丽的文化”。引入职业经理人卡莉·菲奥莉娜之后,淡化家族色彩;改变价值观念,用速度、变革、市场取代稳健、协作、人本,“试图让一个60岁的老人练百米跑”。卡莉打乱了惠普员工清晰的职业发展预期,泯灭了员工对于长远工作规划的热情,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整个企业出现严重的“短视”趋势,企业文化迅速恶化,业绩改变反而更加遥遥无期。
交班的重要标志:要把一群人交到接班人的手上,这些人要能够辅佐接班人继续事业,接班人要能够很好地驾驭和控制这个团队。这个“玩法”多种多样,有让队伍宣誓效忠的,比如金正日先生;有杯酒释兵权、遣散老人、令接班人重新组队、树立新人威信的;也有幕后坐镇支持,数年不放手的,比如香港的某些华人家族企业。
对于交班人来说,这确实是个难题:团队强,接班人可能驾驭不了;团队弱,又难以支持接班人完成转型。这里面的时机、组分的拿捏,比创业者自己操盘还要难很多,尤其在当今以黄陈事件为代表的、人心不古的“企业江湖”。
企业家精神的交接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任何一个企业的业务,都不可能一直延续不变。以成像技术为例,当年的柯达、富士称霸江湖,电子成像技术普及之后,胶片产业马上严重萎缩,整个产业面临消失的风险。那么,对于企业家来说,交下去、能够传承百年,靠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企业家精神。
所谓企业家精神,意味着审时度势、敢于创新,对商业模式、商机有天然的敏感度,意味着不唯条件、积极主动、敢于迎难而上,意味着善借资源、善用团队,意味着具有坚忍不拔、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意味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每一位企业家都希望自己的企业是百年老店,最终令一家企业长存的、本质的东西,往往不是业务本身,恰恰是企业家精神。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有形的东西交下去容易,塑造、保持企业家精神却很难。这与接班人的个性、追求、精神境界等有关,有一定的可塑成分,但并不能完全改变。这也是很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在交班的时候,在多个子女中反复鉴选、长达数十年的原因。把“交接什么”的问题分析清楚,谁来接班的问题就不难得出答案。接班人,至少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首先,具有企业家精神;其次,认同企业价值观;第三,具有团队领导力;第四,具有业务关键环节的操作和管控能力。
在这样的前提下,机制的设计、交班的过程,可能就要复杂很多。可能先是话事权的交接,考察接班人的价值观、企业家精神;随后,在制度的管控之下,逐步把经营权和资源交出来;第三,建立机制,使得接班人与公司利益,产生深度的关联;第四,才是团队的交接、业务环节的深度交接。
对于接班人的思想动态的监控,应当是随时随地的,甚至是要有意识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弗乱其所为”,恰恰就是在这个“准接班阶段”,接班人的思想问题往往暴露得更为突出。当年,李一男、孙宏斌都是在这个阶段耐不住寂寞而“掉了链子”,使得接班计划中止,并深深地伤害了交班人的心。
方太的小茅随同父亲一起,参与了企业的二次创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能力、威信,随着事业的发展,在企业内部逐步确立起来,团队与他并肩作战,经过他的优化、改造、提升,使他接班的时候,团队的追随顺利成章。因此,真正有心要家族和子女接班的企业家,心思不应该用在调离老臣身上,而是要让自己的子女早入江湖、建功立业,让人心服、口服,才是正着。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创业者的交班,首先是希望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能够圆满地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人们看到了很多“裸捐”的美丽故事,但在中国当下,短期内恐怕难成主流。资本主义发展了五百年,如果洛克菲勒一世、福特一世当年都裸捐了,财富散于民间,资产的配置效率将失尽,现代化大生产、资本主义帝国,也将无从谈起。
对于中国的民企来说,必然要经历一个“财富积聚—产生效率—带来问题—思考责任的发展里程。坦率地说,许多企业家考虑的问题,从低的层次说,自己创造的财富,如何让家族和后代继承;往高的层次说,自己创立的事业,如何沿着自己的设想发展下去,成为带有标识的“百年老店”。
交班,首先交的是物权、财产权,这种权力的移交,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无可厚非。关于经营权和资源,很多没做过企业的管理学者都会说,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可以自己控制,经营权一定要交给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保证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这种观点“很傻、很天真”。
首先,是委托代理关系问题。有了职业经理阶层,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这是需要认识的第一层。更可怕的是第二层:没有一个代理人愿意长期地、恪守本分地做代理人,在中华大地更是如此——为什么我能力这么强、对企业贡献这么大、有这么多的资源,我要做你的代理人?
其次,是责任心问题。坦率地说,时至今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仍然很不完善,导致了职业经理较多的投机心态和游击观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们经常看到:哪位老板退隐了,哪位老板又复出了的新闻,这个跟演艺明星的进进出出有区别——不是老板真的想出山,而是别人撂挑子,眼看要出大问题。有些老将,干脆挺着,70岁、80岁还不下线,带有一定悲情色彩。
第三,是实际控制问题。不要以为你是大股东、唯一股东,你就可以指点江山。事实上,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融资能力、营销网络掌控、关键技术、社会关系,很多环节直接关系到生死。如果你把经营权交出去了,关键的控制环节旁落,久而久之,别人让你的企业说垮就垮,老板生不如死。
决策话事权交班
所谓话事权,说得白一些,就是在我的监控之下,把我做不好、你做得好;我做得好、你做得还可以的事情,交由你来做;同时,权限和激励也配置到位。你做得好,给予的信任更多,交付也更多;做得不好,随时可以把你撤掉。
严格地说,这不算交班,充其量只能算“垂帘听政”。不过,它的意义却是积极的:一方面,总算把事情部分地交出去了;另一方面,对条件的要求和难度相对更小。因此,这种状态的“交班进行式”,比较常见和普遍,也是企业所有者与接班人之间,相互试探、磨合的过程。
很多华人企业家,把产业交到儿孙的手中,话事权交接期可能很长。以“赌王”何鸿燊的交班为例,经过了很长的准备和酝酿时间,作为接班人之一的何超琼,26岁开始自立门户、经营企业,六年之后才进入父亲掌管的信德集团任职。进入信德之初,没有任何真正职权,她很快地认识到:公司缺乏整体发展规划和推广计划、部门各自为政、缺乏资源统筹等问题,力主成立业务发展推广部门。
在澳门回归之前、娱乐事业不景气阶段,她在公司的龙头业务——船务上打了一个漂亮仗,由此得到父亲信任。其父命其掌管集团的策略发展及企业管理,随后,陆续“加担子”,把旗下多家公司的业务、事务交其掌管。在此基础上,才有了2010年比较清晰的交接班的脉络。从何超琼进入商海、建立商业意识、涉足家族产业、确立自身定位、逐步协理业务到走进接班人的视野,前后大约20年的时间。华人知名企业家的交班过程,大抵类似。
民营企业家族使命
创业者,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家族、亲友的帮助,欠下了很多“人情债”,上一辈总希望接班人在继承产业的过程中,把照顾族人、老臣子的使命担当起来。正因如此,恰恰是很多“富二代”不愿接班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想卷入如此复杂的家族逻辑、人际关系和责任羁绊之中。中国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清宫故事式”的感情和责任的包围,注定了接班的道路,不是一个纯粹商业化的过程。
每一个创业者,都希望自己的接班人继承衣钵,按照自己的处事原则,把企业办下去,希望接班人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思维恰恰是不一样的,对于有执掌能力的人来说,更是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让别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做事,很难。
有时候,坚守价值观不是好事。摩托罗拉家族的第三代管理者——克里斯托弗被迫宣布“提前退休”,标志着执掌摩托罗拉长达75年的高尔文家族黯然离场。克里斯托弗以秉承家族理念、强烈的道德感、古典绅士式的风度而被追捧。在他任职的6年里,摩托罗拉迅速丧失行业龙头地位,在诺基亚、三星的强力攻势下节节败退,手机份额由31%跌至13%。
有时候,改变价值观也会有风险。惠普创始人强调人性、和谐,被视为硅谷、全美“最美丽的文化”。引入职业经理人卡莉·菲奥莉娜之后,淡化家族色彩;改变价值观念,用速度、变革、市场取代稳健、协作、人本,“试图让一个60岁的老人练百米跑”。卡莉打乱了惠普员工清晰的职业发展预期,泯灭了员工对于长远工作规划的热情,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整个企业出现严重的“短视”趋势,企业文化迅速恶化,业绩改变反而更加遥遥无期。
交班的重要标志:要把一群人交到接班人的手上,这些人要能够辅佐接班人继续事业,接班人要能够很好地驾驭和控制这个团队。这个“玩法”多种多样,有让队伍宣誓效忠的,比如金正日先生;有杯酒释兵权、遣散老人、令接班人重新组队、树立新人威信的;也有幕后坐镇支持,数年不放手的,比如香港的某些华人家族企业。
对于交班人来说,这确实是个难题:团队强,接班人可能驾驭不了;团队弱,又难以支持接班人完成转型。这里面的时机、组分的拿捏,比创业者自己操盘还要难很多,尤其在当今以黄陈事件为代表的、人心不古的“企业江湖”。
企业家精神的交接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任何一个企业的业务,都不可能一直延续不变。以成像技术为例,当年的柯达、富士称霸江湖,电子成像技术普及之后,胶片产业马上严重萎缩,整个产业面临消失的风险。那么,对于企业家来说,交下去、能够传承百年,靠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企业家精神。
所谓企业家精神,意味着审时度势、敢于创新,对商业模式、商机有天然的敏感度,意味着不唯条件、积极主动、敢于迎难而上,意味着善借资源、善用团队,意味着具有坚忍不拔、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意味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每一位企业家都希望自己的企业是百年老店,最终令一家企业长存的、本质的东西,往往不是业务本身,恰恰是企业家精神。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有形的东西交下去容易,塑造、保持企业家精神却很难。这与接班人的个性、追求、精神境界等有关,有一定的可塑成分,但并不能完全改变。这也是很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在交班的时候,在多个子女中反复鉴选、长达数十年的原因。把“交接什么”的问题分析清楚,谁来接班的问题就不难得出答案。接班人,至少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首先,具有企业家精神;其次,认同企业价值观;第三,具有团队领导力;第四,具有业务关键环节的操作和管控能力。
在这样的前提下,机制的设计、交班的过程,可能就要复杂很多。可能先是话事权的交接,考察接班人的价值观、企业家精神;随后,在制度的管控之下,逐步把经营权和资源交出来;第三,建立机制,使得接班人与公司利益,产生深度的关联;第四,才是团队的交接、业务环节的深度交接。
对于接班人的思想动态的监控,应当是随时随地的,甚至是要有意识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弗乱其所为”,恰恰就是在这个“准接班阶段”,接班人的思想问题往往暴露得更为突出。当年,李一男、孙宏斌都是在这个阶段耐不住寂寞而“掉了链子”,使得接班计划中止,并深深地伤害了交班人的心。
方太的小茅随同父亲一起,参与了企业的二次创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能力、威信,随着事业的发展,在企业内部逐步确立起来,团队与他并肩作战,经过他的优化、改造、提升,使他接班的时候,团队的追随顺利成章。因此,真正有心要家族和子女接班的企业家,心思不应该用在调离老臣身上,而是要让自己的子女早入江湖、建功立业,让人心服、口服,才是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