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对于焚香乃至香文化，绝大多数人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历史悠久的焚香传统至今仍在，寺庙道观、乡间祠堂等场所如今香火依旧，不少家庭仍保持着焚香习俗；不过，若将焚香提到香文化的高度，也许人们就陌生了。
　　我国用香历史久远，早在4000多年前，古代先民就开始熏烧香草、香木，用来净化环境、驱虫辟秽、防治疾病或祈祝神明、祭祀祖先。熏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香文化深入到生活的各层面：女子闺房燃香，增加意趣；科考朝堂燃香，庄重严肃；庙宇道观燃香，表现庄严……用香形式也多种多样，用于佩戴的香囊，用来美容的香粉，用香炉来熏衣，用香球来熏被……宋代仅文人墨客因对香品的喜爱而自行配制的“梅花香”配方，流传至今的就有近百种；“龙涎香”则有50余种；文人相聚，能有自制的好香是一种荣耀；不仅如此，许多香还要引经据典，甚至配以诗词。香文化伴随中国人特有的政治观、宗教观、文化观和生活观，融于传统的哲学体系之中。
　　下面，就让我们展开一次香文化的探寻之旅，从自然以及历史遗物出发，触及那些看似飘渺实则有迹可寻的文化传统。

源于祭祀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门类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香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早期先人在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过程中，采用燃烧柴木和其他祭品的方式，以扶摇直上九天的青烟作为与上苍沟通的媒介，开启了后世祭祀用香的先河。
　　据《尚书·舜典》记载，约4100年前，舜接受了尧禅让的帝位，在尧的太祖宗庙举行了盛大的典礼，燔木升烟，上达于天，告于天帝，并以燎祭之法祭拜日月、风雷、四季……
　　燃烧柴黍、祭品的做法被称为“燎祭”，其中用来燔燎的物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易于燃烧的植物，其中不乏一些含芳香气味、品质较好的树木、灌木及草本植物；另一类是借助柴草之火焚燎的动物牲体及陶器、石器。
　　西周、春秋时期，基本沿袭前代，用香的唯一目的也是祭祀，祭祀由祭司执行，主要为烧柴木、燃香蒿、烧燎祭品和谷物等。
　　此阶段，燔燎升烟祭天所用的香草仅限于本土植物，只有泽兰、蕙草、椒树、桂、郁金、白芷、茅、松以及柏等少数几种，边疆和海外的香料尚未传入内地，熏烧所用的香料以各地所产香草为主。

走入生活

　　除了用于祭祀外，这些芳香植物还被人们用来清洁香身、香化环境和辟邪祛秽，其使用方法非常丰富，已有熏烧（蕙草、艾蒿）、佩戴（香囊、香花和香草）、煮汤（泽兰）、熬膏（兰膏）和入酒等。
　　先秦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有插戴花草、随身佩戴香囊的习俗。所佩戴的香囊也称“佩帷”，就是将经过干燥的芳香植物置于绸缎或纱布缝制的袋囊之中，使香气不断发散出来。

　　佩戴香囊，既有香身的美化妆饰作用，又可以辟秽防病。在湿热多疫的南方地区，此风尤盛。屈原在《离骚》中就写过：“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当时，人们不仅披挂香囊以香身，还用兰花香汤来沐浴。东汉中期成书的《大戴礼记》中便有“五月蓄兰，为沐浴”的记载。《九歌》亦云：“浴兰汤兮沐芳，华彩衣兮若英。”说的就是用兰草、白芷制成香汤来沐浴洁身。
　　此时，除了实用之外，人们已开始将用香上升到了道德修养的精神层面，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的礼仪。《礼记·内则》中记载：未成年人在拜见长辈问安之前，不仅要漱口洗手，整齐发髻；而且要在衣穗上系挂香囊，以表达对长者的恭敬。

中外交融

　　宋人陈敬《新纂香谱》书中引《香品举要》记载：“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也就是说，在今天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中部以南至南海西南沿岸一带，出产香料的种类及数量最多。不过，由于这些地区当时属于蛮荒瘴重之地，再加上中原地区正处于诸侯争霸、疆域尚未统一的状态，香料难抵中原。直到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荡平南越国叛乱，在南越地区开置珠崖、苍梧和交趾等九郡，当地的香料才逐渐被引入中原。
　　当时，包括扶南、天竺、安息和大食在内的南海及西域诸国，也都遣使者到中原朝贡特产香料。
　　至此，沉香、檀香、乳香、安息香、蔷薇水、丁香、排草以及茉莉等域外香料开始传入中土。不过，由于数量相对稀少，这些域外传入的香料在当时价格昂贵，使用“一片万钱”的海南沉香，也成为一种时尚与高贵身份的象征。
　　借助于汉武帝大规模开拓疆域，西域的香料开始传入中土。香料的传入扩展了香的用途，打破了以往“香必用祭”的垄断。此时期，熏香风气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盛行，用于室内熏香、熏衣熏被、宴欢娱乐和祛秽致洁等许多方面。
　　东晋《拾遗记》记载，汉武帝不仅置椒房殿以储宠妃，用沉檀木所做的亭台楼阁不计其数；还做出了用香的若干规定，使香开始真正进入到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漢代用香风盛，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用香进入了宫廷礼制。《汉宫典制》规定，官员上朝，要事先以香熏衣并佩香。蔡质《汉宫仪》中，还有关于尚书郎熏衣的定制；宫中还设有专门用香熏衣的曝衣楼。另外，还有“含鸡舌香伏奏事”的记载：官员向皇帝奏事时，要口含“鸡舌香”以香口。以至于后来“含鸡舌香”“含香”甚至成为在朝为官的代指。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出现了中外文化的大交融，中土与西域、南洋贸易往来日渐增多，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盛产的各种香料和香文化逐渐传入中国，香料成为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的主要物品之一。

众香聚合

　　自汉武帝时引入西域香料，至东汉、三国的300多年间，香的使用仅仅限于上层社会，贵族阶层将用香视为一种豪华的享受和身份的象征，香料也因此身价倍增。葛洪《抱朴子·内篇》云：“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蓠、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
　　随着香料品种的增多，至东汉时，人们已开始研究各种香料的作用和特点，并利用多种香料的配伍与调和制造出特有的香气。于是，出现了香方的概念，即指由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和香。
　　这个时代的熏香，大多放在装有燃炭的炉中直接烧熏，既有一种香材单焚，也有几种香材合烧。炉下的承盘贮水，既可承灰，亦可增加水汽，使香味润泽好闻。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植物性香料十余种，分别为花椒、佩兰、辛夷、杜衡、藁本、桂、高良姜和姜等；出土熏香炉两个，其中一个炉内装有高良姜、茅香、藁本和辛夷。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铜熏炉共有11件，其中有一款比较罕见的四穴连体熏炉，它由四个不互相连通的小方炉合铸而成，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可同时焚烧四种香料，焚烧时，香味混合。
　　这种将不同的香草植物放在一起焚烧的方法，便是“合香”的雏形。
　　至魏晋南北朝，人们对香料已有了深入了解和认知。晋郭义恭曾撰写《广志》，对当时所使用的香料，诸如乳香、熏陆香、迷迭香、艾纳香、甘松香以及蕙草等都进行了论述。
　　此阶段，佛教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文化发展，促进了南亚和西亚等地香料的传入。佛教推崇用香，把香作为坐禅修道的助缘，且诵经、供奉时都离不开香。道教在南北朝时也发展迅速，它采用熏香、浴香的方式祭礼。
　　佛教、道教仪式中烧香习惯的日常化和普及以及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推广，使香不仅用于庙堂之上的礼佛拜神，亦用于民间尘世的祭拜祖先。此时，香在传统文化之中便有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含义，也表现了中华民族敬天法祖的精神。
　　合香此时已经非常普及，以多种香料配制的香品被广泛使用，且选料、配方、炮制都颇具法度。合香的种类繁多，有居室熏香、熏衣熏被、香身香口、养颜美容、祛秽疗疾等品种；就用法而言，有熏烧、佩戴、涂敷、熏蒸和内服等；就香的形态而言，有香丸、饼、粉、膏以及汤等。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著书《和香方》，言香料特性、使用方法。此书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香学（香方）专著。在该书中，首次出现了“和香”（将多种香料配制的香品）的名称。而后人将一系列具有一定法度的香材甄别、配伍、炮制、多种香料依香方调和而成的过程称为“合香”。
　　南北朝时期，香料在医疗方面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草典籍《名医别录》中，收录了沉香、檀香、乳香、丁香、苏合香、青木香以及藿香等一批香料类药材。陶弘景为此书作注，并据此对《神农本草经》进行了修订补充，编纂了著名的《本草经集注》。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起源于神农氏，又名《神农本草》，书中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载有麝香、木香、桂、白芷、兰草、秦椒、杜若、蘼芜和泽兰等多种香药。《神农本草》将所载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用以合香的香料多数位列上药之中。

以熏代烧

　　隋的统一结束了我国社会长期割据的局面，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陆海交通使国内香料流通和域外香料输入都十分便利。
　　《杜阳杂编》有载：“隋炀帝每至除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车沉水香，每一山焚沉香数车，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香闻数十里，一夜之间，用沉香两百余乘，甲煎二百余石。”如此焚烧沉香，恐怕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人。
　　唐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域外香料输入畅通无阻。“住唐”的商人不计其数，他们长期居留中国，足迹遍布长安、洛阳、开封、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香料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品种，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胡椒、丁香、沉香、木香以及安息香，等等。同时，唐作为强大的帝国，各国前来进贡的香料也极为丰富。最迟进入中土的高档香料龙涎香，就是在唐时进入我国的。
　　《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641），中天竺国（今印度境内）“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其国“有旃檀、郁金香通于大秦”。贞观二十一年（647），堕婆登国（今印尼境内）“献古贝、象牙、白檀，并赐以杂物”。
　　唐代宫廷及权贵用香奢华，当时的许多皇帝，如高宗、武后、玄宗等都对香料十分钟爱，而且依仗国力之雄厚，在用香的品级和数量上，远超前代帝王。唐宣宗之前，皇帝“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藉地”。唐敬宗李湛还用龙脑香、麝香粉末造纸箭，与嫔妃们戏乐，“每嫔妃群聚，帝躬射之。中者，浓香触体，了无痛楚，宫中名‘风流箭’”。唐代宫中开始出现专门制作用香的口脂匠。唐代官员依前代旧例，上朝前熏衣留香，奏事含香。宫殿、官署等办公场所均设香炉熏香。

　　隔火熏香之法在此时开始流行。“隔火熏香”是指用云母片、银叶或其他隔火材料将香材和香炭火隔开的品香方式。此种销香之法既可消除烟气，又能使香味散发得更加舒缓。虽然程序繁琐，依旧备受青睐。 　　与“烧香”相比，“熏香”这种“只闻香气不见烟”的品烟方式，不仅能使香品的香气释放得更加舒缓，香味更加醇和宜人，而且能增添诸如“红袖添香伴读书”的情趣，因而深得文人的喜愛。

无所不在

　　从宋代开始，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入高峰期，香文化也进入了鼎盛时期，香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性。
　　宋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雄视世界，海上贸易十分繁荣，扬州、宁波（明州）、泉州、广州（番禺）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巨大，香料是最重要的进口货物之一。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香、沉香和苏合香等多种香料运抵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往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运往南亚和欧洲。当时，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我国的物品中，香料占有很大比重，故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常被称为“香料之路”。
　　香料贸易在宋代特别兴盛，香料贸易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成为大宗。《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
　　北宋朝廷在广州、泉州、杭州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口货物税收事宜，职司香料贸易之抽解（征税）、博卖与管理诸事；在州郡各地则设置场务，职司香药储藏、博易交换等。
　　由于香料贸易兴盛，当时市舶司对香料贸易征收的税收也节节攀升：北宋初年，香料收入为全国岁入的3.1%；到南宋建炎四年（1130），达到6.8%；绍兴初，达到13%；绍兴二十九年（1159），仅乳香一项就达到24%，几乎占到全国岁入的1/4。
　　与此同时，宋代贵族们对香的热情异常炽烈。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京师承平时，宋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牍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二车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辛弃疾写有“宝马雕车香满路”，晏殊写的“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李清照有词云：“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这些诗词中的“香车”，指的就是悬挂了香球的马车。

　　《鸡肋编》中记载蔡京烧香颇有气势，密闭门户，数十炉香同时烧之，待香气积满后卷起门帘。这时，云雾缭绕，香馥满室，但无烟火之烈，衣冠芳馥数日不歇。
　　梅询，宣城梅氏第三世孙。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梅询作为进士考官受到召见，谈论天下大事，极合真宗之意，被视作奇才，升任集贤院。梅询也以真宗为知己。欧阳修《归田录》记载，梅询“性喜焚香， 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
　　在宋代，焚香、点茶、插花和挂画被喻为四般闲事，是文人自我艺术修养的体现，也是评断文人生活品位高低的标准。宋代文人基于对气味的喜好，爱香、用香和赠香成一时风气。南宋时期，印篆香兴盛，参政张金真与丞相张德远喜爱焚烧资善堂印香，也是每日一盘，篆烟不息。
　　故友来访，焚香清谈可称美事。南宋曾幾《东轩小室即事》记载：“有客过丈室，呼儿具炉薰。清谈似微馥，妙处渠应闻。”谈到尽兴，不觉“沉水已成烬，博山尚停云”，等到客人告辞，自己仍陶醉在香味的余韵当中，“斯须客辞去，趺坐对余芬”。
　　宋代文人的香事，不只是一种风雅的点缀，而是溶入他们骨子里的一种生活情趣、一种性灵追求。胡仔《春寒》诗写道：“小院春寒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唤，银叶龙涎香渐销。”

　　宫廷之中，更是无处不用香；皇帝频繁赐香予后妃和臣子，以示恩宠。《宋史·礼志》也记载了很多宋代皇帝赏赐香料给群臣的记录。《武林旧事》记载，每逢端午，皇帝常赐后妃及内侍香囊、软香龙涎佩戴等。《武林旧事》亦有“禁中纳凉”的记载，言“纱橱后先皆悬挂伽兰木、真腊龙涎等香珠数百斛”。用香自然散发的清致气味避暑纳凉，当真别出心裁。
　　祭祀为宫中用香最为频繁者。在祭祀礼节方面，皇帝前往祭祀前，要用龙脑香熏衣；祭天地、祖先或其他庆典时，也要用香药熏御服；祭祀结束后回宫为示洁净，内侍捧着装有龙脑香的金盒，以龙脑香布于道上，这个习俗从唐代一直延续下来。
　　此外，遇特殊天象、地理异变等，朝廷进行特别的祭祀，也由宫廷降御香赴当地祭祀；宫廷祈雨仪式中，香也扮演重要角色，焚烧的数量非常庞大。《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3），河决滑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赴白马津祭祀。自是，风河决溢，修塞皆致祭。《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庆历年间京师夏旱无雨，真宗亲自祈雨，一次就焚烧生龙脑香17斤。

鼎盛一时

　　宋时，朝贡和海舶贸易使朝野上下香料充足。宋人生活无处不用香，宋代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经常聚于园林亭阁品香斗香，平民百姓也常于家中点燃新制和香，品评香味，观赏香烟，甚至在当时的不少食品及茶水中，也要放入香料。
　　宋代皇室专用的福建北苑贡茶，其特色之一便是茶中加香。蔡襄言：“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合膏，欲助其香。”《鸡肋编》中亦记载：“入香龙茶，每斤不过用脑子一钱，而香气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至北宋中期，以充足的香料为基础，用香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并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北宋司马光在《司马氏书仪》一书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通用礼仪，“焚香”等记载多达22处，涉及香酒、香盒和香匙等。 　　在宋代的市井生活中，随处可见香的身影：街市上有专门卖香的“香铺”“香人”，有专门制作“印香”的商家，甚至酒楼里也有随时向顾客供香的“香婆”……街头还有添加香药的各式食品，如香药脆梅、香药糖水、香糖果子和香药木瓜，等等。这是香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在描绘北宋汴京繁华胜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与香有关的景象：在画的末段描绘街坊闹市的场景中，有“刘氏上色沉檀拣香铺”。所谓“上色”，是指上等成色；所谓“拣香”，即“乳香”。
　　作为中国香学发展的鼎盛时代，宋代的香学研究水平也发展到一定高度，香学专著数量众多。宋初成书的《太平御览》已单独列出“香部”，记载前朝与香有关之故实。
　　诸家撰写香学著作风气兴盛。这些典籍中，《天香传》从儒家之礼、道家经典和释家典籍等方面论述用香历史、产香以及香材优劣，是我国古代对沉香品质进行评价与品鉴的第一部文献。《天香传》首创中国香文化以海南香（崖香）为研究本位的体例，评断沉香以海南香为最佳，其后，历朝论香者皆以海南沉香为正宗。
　　洪刍的《香谱》为现存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其中对于历代用香史料、香品、用香方法及各种合香配方广而收之，并将用香事项分为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和香之法等四大类别，为后世各家香谱所依循。
　　曾慥在靖康初任仓部员外郎，他首次以中医药方的“君臣佐使”概念说明合香配伍原则。
　　陈敬《陈氏香谱》则如实记录了宋至元初社会用香情况，全面反映了宋代香事活动和宋人文化生活的多个层面，是集宋及宋代以前香谱集大成者，弥足珍贵。
　　宋人以海南沉香为本位，建立了较为全面完整的中国香学品评标准。宋代文化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化，文人的品位及爱好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品位标准，海南沉香的包容、内敛、清雅蕴藉特征正好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吻合，因此成为文人心中好香的标准。
　　宋人对香品评的标准主要从烟、气、味三方面进行品评：以烟“达神明而通幽隐”、高举向上、浓郁丰烟、高烟杳杳者为上；气以气润而味清为最佳；味以能持久者为胜。
　　“味清、烟润、气长”，不仅是宋人的品评标准，也成为中国香学的品评标准。
　　辉煌的宋代文化开启了明清文化的先河，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匠制工艺，明清时代无不蔓延着宋代文化的遗韵流风，其后世诗文作品、瓷器漆器、宣德鼎彝等，都能在宋代找到端倪；但伴随南宋统治的江河日下，香文化辉煌不再，先秦时期的神秘狂放、汉代的大气雄浓、隋唐的华丽壮美、两宋的优雅内敛，皆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渐渐流失殆尽，中国香文化的中天之日开始西下。

宋风遗韵

　　元时，在民族等级制度压迫下的文人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只能归隐山林、寄情书画。在他们的坐课清谈、书画吟咏、郊游雅聚时，香也无不相伴。
　　元中后期，线香出现。线香的出现直接改变了人们的行香方式，尤其是平民百姓的烧香方式。传统的香具如香炉、香盒等，也都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使用线香的香事中，香盒没有存在的必要，香炉也无须带盖。香炉体积也发生了变化。小型的香插、香桶开始出现，人们用香更加便捷。
　　明初“海禁”，禁止民间使用番香及番货，香文化的发展一度处于低谷。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禁松弛，思想文化领域呼唤个性解放渐成主流，香文化奢华回归。
　　永宣年间，郑和率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用人参、麝香、金银、茶叶、丝帛以及瓷器等与沿途各国交易。在所换回的物品中，香料所占比例很大，包括胡椒、檀香、沉香、龙脑香、乳香、木香、安息香、没药和苏合香等。这些香料除部分供应宫廷外，大部分被销往各地。
　　明代宫廷有大量精美的香具，如香炉、香盒、香瓶、香几等；宫廷所用的香，原料、配方、制作与贮藏都相当讲究。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命技艺高超的工匠用暹罗国进贡的数万斤优质风磨铜精工冶炼，并使用金、银、锡、锌及各色宝石，制成了一批精美绝伦、名传青史的铜香炉。这就是后世仿制不绝的宣德炉。
　　宣德爐是宋代仿古鼎彝之风的延续，大多仿夏商周礼器之形，参照的典籍则是宋代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录》。与其说它上追三代之风，不如说是承接宋代仿古遗韵。

　　元代的文人被逼飘零江湖，明代的文人则以更高姿态从精神世界“下凡”到俗世。造园的凿石引泉，雅集的摆弄古董……斋室和家具的艺术化使这个时代成为异常讲究生活雅趣的时代。文人把香视为名士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焚香为风雅时尚之事，对于香料、香方、香具、薰香方法和品香都颇有研究。
　　明代高濂撰写《遵生八笺》，描写“焚香鼓琴，栽花种竹”。此书提及“隔火熏香”之法，言“烧香取味，不在取烟，以无烟为好，故须‘隔火’；隔片以砂片为妙，银钱等物俱俗不佳，且热甚不能隔火”。同时期，瞿仙亦在《焚香七要》中记载：“烧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取味则味幽香馥，可久而不散，可用隔火。”
　　明代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的文徵明，也是香中高手。他的《焚香》诗云：“银叶荧荧宿火明，碧烟不动水沉清。纸屏竹榻澄怀地，细雨清寒燕寝情。妙境可能先鼻观，俗缘都尽洗心兵。日长自展《南华》读，转觉逍遥道味生。”
　　明朝制香、用香基本是宋风遗留，方法大多出于宋代；但制作更为精细，香品形式也更为丰富。到了明代，线香的制作技术已完全成熟，且广泛流行。明后期，已能制作较细的线香，也不用“范模”，而使用挤压机械将香条挤出。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今人合香之法甚多”，线香“其料加减不等，大抵多用白芷、独活、甘松、三柰、丁香、藿香、藁本、高良姜、茴香、连翘、大黄、黄芩、黄柏之类为末，以榆皮面作糊和剂，以唧筒笮成线香，成条如线也”。 　　明代中期，还出现了“签香”（以竹签、木签等为香芯），也称“棒香”。
　　此外，明代还出现了早期塔香，一端挂起，悬空燃烧，称之为“龙桂香”。《本草纲目》中记载：“龙桂香抑或盘成物象字形，用铁铜丝悬爇者，名龙桂香。”

　　明代多部笔记小品都有关于香学的论述，内容中涉及到香的书籍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是《香乘》，作者为明末名士兼著名收藏家周嘉胄。《香乘》的编写历经20多年时间，是我国古代有史以来搜罗资料最为全面、篇幅最为繁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香学专著，汇集了香史、香料、香具、香方、香文、香典和香异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大凡香中名品、典故、史实及修合、鉴赏诸法，无不旁征博引，一一載其始末。”
　　此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对香药和香也多有记载。《本草纲目》一书几乎收录了全部香药，也有许多用到香药和薰香的医方，用来除秽、祛疫、安神、改善睡眠、治疗疾病，包括烧烟、薰鼻、浴、枕、戴等用法。

回光返照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长河的末端，时间上的优势使之可以席丰履厚，在发展文化事业上起点高于其他朝代。
　　满族统治者接受并推崇汉文化，香文化自然也在清早期帝王喜爱之列；但这对于古代香文化来说，毕竟是“回光返照”。清初期的用香乃至香文化依然盛行，但香的灵性此时已经消失殆尽。

　　明末遗民和清早期文人对香也喜爱有加。清代传记文学名著《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写道：“静室焚香，闲中雅趣。芸（作者沈复的妻子）尝以沉速等香，于饭镬蒸透，在炉上设一铜丝架，离火半寸许，徐徐烘之，其香幽韵而无烟。”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也多有写香佳作，如他的《梦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诗人袁枚的《寒夜》也写得饶有意趣：“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康雍乾时期的用香，作为香学发展史上的“压卷之作”，尽管云霞满天，但毕竟是青山夕照，迟暮没落气象已见。
　　自古盛世用香，香文化的发展与国运息息相关：国运昌盛，则香亦兴盛；反之，则不然。清朝中晚期，中国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艰难时期。
　　尽管香文化在中国古代早已覆盖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然而终因为历史的发展，近现代中华民族命运多舛，香文化的发展几经阻抑，逐渐被狭隘地圈囿于庙宇道观，成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因而香对当今大多数人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全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