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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事业,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今天的袁先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和事业,不再漂泊,不再是那个贫穷的少年。
袁先生,29岁,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十三年前,他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京城里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民工一样,除了满怀希望,一无所有。
袁先生回忆当初从检票口一出来,看到北京站有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
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先生开始有些失望了。他不能接受这与农村没什么区别的地方是北京,他心中的大都市北京。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先生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先生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先生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
袁先生:“那时候我十六七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常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几毛钱一斤的蒜,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先生难以承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先生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
袁先生:“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嘛,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
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先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生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他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中央工艺美院袁先生的老师刘少国说,小袁是个眼里有活儿的人。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会及时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
袁先生:“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干一辈子小工没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就要圆自己的梦。”
喜欢上雕塑的袁先生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1995年,在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先生坐不住了。
晚上有活儿,别人通常不加班,他却经常加班,因为他要挣钱供自己上学。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民工轻易拿出的?
袁先生:“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然后向一起从老家过来打工的同乡借,一共借了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
无奈之下,袁先生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
袁先生:“当时从小庄坐382,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买他的一张票。车上的人看咱穿的破破烂烂,是农村的孩子,都用蔑视的眼光看……”
“那一刻,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这让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
只有靠自己。袁先生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快到招生期限了,还有1000多元没凑齐怎么办呢?
离招生期限只有两天了,他很着急,正好学校有献血活动,他就自告奋勇报名。听说能拿1200元,那对于他来说是机会,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仗着年轻力壮,袁先生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先生:“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一次。”
刘少国老师说:“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先生靠自己的能力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就这样,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袁先生:“我感冒的时候,叔叔根本不问候。我本家一个二叔,给我端了一碗面,烫了一碗鸡蛋,我很委屈咽不下去,我上学没错啊……”
刘少国老师说:“他在翻制模型这一块,有很多实践经验。你可以跟他同时合作,哪地方要加,哪地方要减,他掌握的都很准确。他很努力,一边打工,一边上课,他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着。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19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一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先生说:“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儿接不着。他的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妻子胡媛。”
胡媛每天出去上班,而袁先生每天在家看电视,看报纸。
三个月之后,袁先生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重重的打击了袁先生的心高气傲个性。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他就接。终于,19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大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价格也不高,两三万。但袁先生当时很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
袁先生觉得,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对妻子很歉疚。
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工作室。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先生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袁先生:“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刘少国老师说:“出来就是石头的效果,但是它是人造的。而且石材的开采,经济上成本比较高,推广起来也就有难度,人造砂岩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
他们在投标的时候,一个设计稿,四五个人,两天不能出门,每餐都是方便面。“回回都是第一个送设计稿过去,全都是最好的效果。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先生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20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
生活就在一种不服输的毅力下得到了改善,袁先生用自己的双手诠释了命运可以改变的真理。
袁先生,29岁,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十三年前,他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京城里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民工一样,除了满怀希望,一无所有。
袁先生回忆当初从检票口一出来,看到北京站有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
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先生开始有些失望了。他不能接受这与农村没什么区别的地方是北京,他心中的大都市北京。
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先生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先生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先生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
袁先生:“那时候我十六七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常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几毛钱一斤的蒜,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
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先生难以承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先生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
袁先生:“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嘛,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
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先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生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他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
中央工艺美院袁先生的老师刘少国说,小袁是个眼里有活儿的人。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会及时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
袁先生:“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干一辈子小工没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就要圆自己的梦。”
喜欢上雕塑的袁先生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1995年,在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先生坐不住了。
晚上有活儿,别人通常不加班,他却经常加班,因为他要挣钱供自己上学。
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民工轻易拿出的?
袁先生:“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然后向一起从老家过来打工的同乡借,一共借了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
无奈之下,袁先生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
袁先生:“当时从小庄坐382,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买他的一张票。车上的人看咱穿的破破烂烂,是农村的孩子,都用蔑视的眼光看……”
“那一刻,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这让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
只有靠自己。袁先生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快到招生期限了,还有1000多元没凑齐怎么办呢?
离招生期限只有两天了,他很着急,正好学校有献血活动,他就自告奋勇报名。听说能拿1200元,那对于他来说是机会,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仗着年轻力壮,袁先生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先生:“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一次。”
刘少国老师说:“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先生靠自己的能力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就这样,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袁先生:“我感冒的时候,叔叔根本不问候。我本家一个二叔,给我端了一碗面,烫了一碗鸡蛋,我很委屈咽不下去,我上学没错啊……”
刘少国老师说:“他在翻制模型这一块,有很多实践经验。你可以跟他同时合作,哪地方要加,哪地方要减,他掌握的都很准确。他很努力,一边打工,一边上课,他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着。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19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一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先生说:“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儿接不着。他的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妻子胡媛。”
胡媛每天出去上班,而袁先生每天在家看电视,看报纸。
三个月之后,袁先生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重重的打击了袁先生的心高气傲个性。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他就接。终于,19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大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价格也不高,两三万。但袁先生当时很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
袁先生觉得,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心里很不舒服。觉得对妻子很歉疚。
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工作室。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先生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袁先生:“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刘少国老师说:“出来就是石头的效果,但是它是人造的。而且石材的开采,经济上成本比较高,推广起来也就有难度,人造砂岩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
他们在投标的时候,一个设计稿,四五个人,两天不能出门,每餐都是方便面。“回回都是第一个送设计稿过去,全都是最好的效果。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先生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20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
生活就在一种不服输的毅力下得到了改善,袁先生用自己的双手诠释了命运可以改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