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受到指责最多的是教学法的陈旧。在上课的“讲”被斥之为“满堂灌”后，教师们已到了谈“讲”色变的地步了，唯恐落下个“满堂灌”的名声。于是“问”取代了“讲”。“满堂问”取代了“满堂灌”。问从上课伊始直到下课铃响是常有的事。一位语文教研员说有的老师一节课竟提了117个问题，用问题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好像知识、能力都是问出来的。一堂课几乎全是教师问，学生答。问题琳琅满目，问问答答十分热闹，但就是触不到所学知识的实处、深处。教师一按“电钮”问，学生立刻举手成林，不加思索地简单、机械地回答，认为提问就是启发式。
　　有一位教师在教《刘胡兰》一文时，一开始就问：“这篇课文是写谁的?”学生回答道：“是写刘胡兰的。”老师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学生答：“题目就是刘胡兰。”老师接着又问：“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1947年1月4日。”“你怎么知道的?”“课文第一句就这么写的。”“这个云周西村在什么地方?”学生有的说“在陕北。”有的说“在延安。”谁都说不清楚，老师也说不清楚，老师最后说：“云周西村在革命根据地。”课文里，敌人对刘胡兰说：“你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给你一百块钱。”老师又问：“谁知道那时发什么钱?”有的说发银元，有的说发铜板，也有的说那时候的钱中间是有窟窿的。老师最后说：“反正那时候的钱比现在的钱值钱。”这一节课就这么一问一答地问完了。试想，这样的教学对学生有什么益处呢?应该说提问是为了引导并促进学生的阅读，引导并促进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课堂教学的重点应在学生的阅读理解方面。因而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应当与课文具体内容密切相关，能推动学生仔细地阅读课文，并在阅读的基础上有所思考领悟才能回答。
　　其实“讲”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教学教学，其实就是通过你的“教”来引导学生“学”。既然要“教”，就不能不“讲”，教学并不一概排斥“讲”。有些问题就非讲不可，有的课还必须以讲为主，决不能不分具体情况将所有的“讲”都与“满堂灌”混为一谈。张志公先生1995年8月30日在北京顺义县教育局召开的语文教师培训会上说：“我们反对过而且现在继续反对‘满堂灌’，然而，这并不等于反对讲，教师就是要讲，讲得好，讲得不好，这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可见教学并不反对讲，不该讲的时候讲了是多余，但该讲不讲也是教学的失误。硬性规定教师讲多少也是不对的，教师只要讲得得法，就会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思维积极性。教师讲得好，整个过程也就是导的过程，而决非满堂灌。
　　从学生掌握知识的途径来看，听、说、读、写、动手操作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古代，听书的、听戏的基本靠听，你能说他们一无所获吗?即使在现代社会，广播电视、电话会议也基本靠听。“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学生能否获得知识，不在于“听”这种形式，而在于听到了什么。所以，优秀的语文教师都善于“讲”。可以这样说，善讲者未必善教，而善教者一定善讲。看看那些名师巨匠，哪一个不是出口成章，字字珠玑?许多著名的学者，回忆起他们的大学老师，都有过这样一种相同的感觉：有的连上4节课，气如雄辩；有的惯于旁征博引，竖行板书，一个问题连引十多种说法；有的不带书本，开口即讲，讲至下课，黑板上不着一字。这些课，若按现今中学评课标准，这些教授、讲师的课都只能算“差课”。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再回忆大师们的课，他们的风采依然清晰地印刻于脑海，他们的声音依然响亮地萦绕于耳际，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湖北省中语会理事长、著名特级教师史绍典先生曾说：“不要因为批评‘满堂灌’就废了语文教师的‘讲功’。问题是你怎样讲。我认为，一个语文教师，如果没有把一篇课文在学生面前讲得头头是道，分析得有血有肉，让学生听得如痴如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功夫，那是不称职的，哪一个成功的语文教师不是口若悬河?……我主张一个语文教师，在他接任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要给学生扎扎实实的讲几堂让他们永难忘记的好课。这种课在过后不论什么时候说起，都还津津有味，从而奠定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对老师信服的感情。”我想：只要能讲中要害，使人明了，且语言通俗、形象、生动、幽默，不但能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和感召力，这样的语言描绘形象生动、优美新颖，叙述委婉有趣、幽默动听，议论鞭辟入里、深入浅出，说明条理清楚、抑扬顿挫，能让学生得到美的享受，得到有益的启迪，我认为这样的课就是以讲为主也不失一节好课。
　　因此，我要大声疾呼，当我们的语文课需要讲时，老师们不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得出神入化，让学生沉浸其里，陶醉其中，如品香茗，如饮佳酿，如痴如醉，学生的知识、能力、智慧、情操、品格就会在老师春风化雨般的讲述中潜滋暗长。
　　
　　单位：湖北荆门市东宝区南桥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