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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的两篇代表作《边城》与《长河》均讲述了纯净和谐的湘西世界中湘西儿女的悲欢离合的生活常态，是相似相近的姊妹篇，但两者又各所侧重点：《边城》以浪漫的笔调为读者展现和谐稳定的湘西生活，《长河》以现实关照的态度表现美好宁静日常中的暗流涌动。而这一转变，也从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风起云涌和作者本人精神历程的演变。
关键词：田园牧歌;暗流涌动;湘西世界;精神历程
沈从文在《边城》中的题记中曾道：“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1]（P130）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河》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作品”，是《边城》的后续，而且与《边城》中的“原始淳朴的文化认知与生活方式”相比，《长河》更强调“平静背后的喧嚣与躁动”。
一、边城牧歌中的浪漫哀婉
《边城》中把湘西世界聚焦在茶峒这一地方，沈从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茶峒的秀丽风光：依山傍水的环境，清澈透明的小溪、白色的山塔，这些构成了一幅如画的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从事生产劳动，同秀丽风光一起成为了精巧的风景。春日里的沽酒桃花，夏日里的紫花布衣袴，秋冬时的黄墙黑瓦，均让人神往倾心。由此可见，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自然温馨般田园牧歌世界的物质
在这种未受或较少受到外界文明冲击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下，人们拥有着亲密自然的人际关系，保持着较为原始色彩的价值观念。正如沈从文所说，他只希望打造一个希腊小庙，而《边城》是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这一文学理想的最高成就。其中湘西世界中那古老淳朴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性依旧流光溢彩——端午、中秋的传统习俗依旧继续，男女整夜互唱情歌的故事仍然上演。为人天真活泼的翠翠，古道热肠的祖父，慷慨热心的顺顺，豪放豁达的天保与傩送，甚至是做事浑厚的妓女身上保留着湘西世界中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种超脱凡俗、自在自为的人性精神。
但当然，边城牧歌式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边城》中沈从文总能在有意无意间表现出湘西世界悄然间的变化。商人落脚的饭店，坐镇不动的理发店，杂货铺，油行，花布庄，这些带有现代商业文明标记的事物装点着城外小小河街。王总团女儿因为经济地位能够在观看划船时占据最好的位置，一些人对以碾坊为嫁妆的惊叹不已，这些也能够体现出城市文化对湘西人们认知观的侵袭。这似有若无的改变也正恰当地解释了《边城》中哀婉的情调。
二、智慧长河中的暗流涌动
在第一章《人与地》里，作者便以浓缩的笔墨介绍了吕家坪这地方三十年间人事的浮沉，让读者在极短的时间里便领悟到《长河》中那条表面风平浪静的长河，实则早已是波涛汹涌。现代都市的文化价值理念似狂风般席卷了吕家坪这一条静静的长河，冲击着人们千百年所认可的传统文化思想。考入省师范学堂的儿子自以为受了新教育，便在家中趾高气扬，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1]（P110）年轻的女学生回家之后，向父母谈判，需要离婚，更有坚持“报独身主义”的人物。女学生“新”的装束、“新”的行为颠覆了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女人的认知，特立独行的人生准则解构了女儿在家中勤劳温柔的定义。
“新生活”一词在书中出现了五十多次，吕家坪中的“变”也因这个词而更加浮出水面。在《长河》的字里行间中处处涌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这力量冲刷着人们多年以来积淀的道德理念。小说中人物数量不多，故事情节也较为松散，但亦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双方对垒的局面。保安队长对夭夭的百般挑逗，人们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保安队长的羡慕，三黑子对仗势凌人小官的憎恨与厌恶，都说明吕家坪这地方在内部也逐渐出现裂痕，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此外，《长河》中不仅仅反映吕家坪的风吹草动都和外界息息相关，同时也保留着作者对人性的赞美。夭夭身上依旧有着翠翠的天真无邪，却更加机灵勇敢;老水手同祖父一般勤劳善良，却洞悉世事;吕家坪依旧是重义轻利的人际关系，却已出现仗势欺人的现象。静中有变是《长河》的跳动的节奏，此时的湘西就像小说中的那条长河，平静中蕴藏力量，奔腾着流向不可知的远方。
三、转变之原因
沈从文创作《边城》与《长河》的相差时间也只不过是短短几年，但在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却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者充满诗意的理想王国到后者充满变动的社会现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沈从文放弃将湘西世界建构为自己的心灵家园，关注湘西社会现实，并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未来湘西走向的忧虑，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当时的社会环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流亡途中，沈从文在沅陵大哥家住了几个月，直至1938年春天到昆明。在这期间，他的住处恰当水路要冲，耳闻目见处在战争中湘西的种种变迁与社会政治问题，继而明白“‘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自己的理想王国正逐渐崩塌，并業已成为同中国政治军事局面的动荡，同经济紧密联系的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所带来的民族矛盾和本已存在的政治矛盾激起了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民族忧患意识。他开始理性关照湘西，意识到湘西农民的贫困与愚昧，为湘西的未来感到迷惘，故在《长河》题记中写道，“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的内在肌理……”[1]（P5）因此，《长河》相较《边城》便显得浪漫主义色彩已消退，现实主义成分突出，历史感更为厚重，湘西亦变成了一个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
《边城》、《长河》这两篇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它们共同展现了作者对干净明澈、优美自然的湘西世界的歌颂以及对其前途的忧虑。从浪漫书写到理性关照，从心灵家园到写实再现，这不仅仅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更展现出沈从文作为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乡下人对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此消彼长的态度及思考。
参考文献：
[1]沈从文.长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
[2]吴伟.理想与现实的流转——从《边城》到《长河》看沈从文的“蜕变”[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4）
[3]胡晓波.守常中的变异——解读沈从文的《边城》与《长河》守常中的变异[J].新余高专学报，2006（6）
[4]张婷闫士委.从《边城》到《长河》——比较阅读中简析沈从文思想的变化[J].文学评论，2011（6）
[5]孙雪梅.浪漫的消解与理想家园的凋敝——从《边城》到《长河》[J].丽水学院学报2004（6）
关键词：田园牧歌;暗流涌动;湘西世界;精神历程
沈从文在《边城》中的题记中曾道：“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1]（P130）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河》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作品”，是《边城》的后续，而且与《边城》中的“原始淳朴的文化认知与生活方式”相比，《长河》更强调“平静背后的喧嚣与躁动”。
一、边城牧歌中的浪漫哀婉
《边城》中把湘西世界聚焦在茶峒这一地方，沈从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绘茶峒的秀丽风光：依山傍水的环境，清澈透明的小溪、白色的山塔，这些构成了一幅如画的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按照大自然的规律从事生产劳动，同秀丽风光一起成为了精巧的风景。春日里的沽酒桃花，夏日里的紫花布衣袴，秋冬时的黄墙黑瓦，均让人神往倾心。由此可见，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自然温馨般田园牧歌世界的物质
在这种未受或较少受到外界文明冲击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下，人们拥有着亲密自然的人际关系，保持着较为原始色彩的价值观念。正如沈从文所说，他只希望打造一个希腊小庙，而《边城》是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这一文学理想的最高成就。其中湘西世界中那古老淳朴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性依旧流光溢彩——端午、中秋的传统习俗依旧继续，男女整夜互唱情歌的故事仍然上演。为人天真活泼的翠翠，古道热肠的祖父，慷慨热心的顺顺，豪放豁达的天保与傩送，甚至是做事浑厚的妓女身上保留着湘西世界中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种超脱凡俗、自在自为的人性精神。
但当然，边城牧歌式的生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边城》中沈从文总能在有意无意间表现出湘西世界悄然间的变化。商人落脚的饭店，坐镇不动的理发店，杂货铺，油行，花布庄，这些带有现代商业文明标记的事物装点着城外小小河街。王总团女儿因为经济地位能够在观看划船时占据最好的位置，一些人对以碾坊为嫁妆的惊叹不已，这些也能够体现出城市文化对湘西人们认知观的侵袭。这似有若无的改变也正恰当地解释了《边城》中哀婉的情调。
二、智慧长河中的暗流涌动
在第一章《人与地》里，作者便以浓缩的笔墨介绍了吕家坪这地方三十年间人事的浮沉，让读者在极短的时间里便领悟到《长河》中那条表面风平浪静的长河，实则早已是波涛汹涌。现代都市的文化价值理念似狂风般席卷了吕家坪这一条静静的长河，冲击着人们千百年所认可的传统文化思想。考入省师范学堂的儿子自以为受了新教育，便在家中趾高气扬，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1]（P110）年轻的女学生回家之后，向父母谈判，需要离婚，更有坚持“报独身主义”的人物。女学生“新”的装束、“新”的行为颠覆了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女人的认知，特立独行的人生准则解构了女儿在家中勤劳温柔的定义。
“新生活”一词在书中出现了五十多次，吕家坪中的“变”也因这个词而更加浮出水面。在《长河》的字里行间中处处涌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这力量冲刷着人们多年以来积淀的道德理念。小说中人物数量不多，故事情节也较为松散，但亦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双方对垒的局面。保安队长对夭夭的百般挑逗，人们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保安队长的羡慕，三黑子对仗势凌人小官的憎恨与厌恶，都说明吕家坪这地方在内部也逐渐出现裂痕，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此外，《长河》中不仅仅反映吕家坪的风吹草动都和外界息息相关，同时也保留着作者对人性的赞美。夭夭身上依旧有着翠翠的天真无邪，却更加机灵勇敢;老水手同祖父一般勤劳善良，却洞悉世事;吕家坪依旧是重义轻利的人际关系，却已出现仗势欺人的现象。静中有变是《长河》的跳动的节奏，此时的湘西就像小说中的那条长河，平静中蕴藏力量，奔腾着流向不可知的远方。
三、转变之原因
沈从文创作《边城》与《长河》的相差时间也只不过是短短几年，但在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却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者充满诗意的理想王国到后者充满变动的社会现实，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沈从文放弃将湘西世界建构为自己的心灵家园，关注湘西社会现实，并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未来湘西走向的忧虑，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当时的社会环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流亡途中，沈从文在沅陵大哥家住了几个月，直至1938年春天到昆明。在这期间，他的住处恰当水路要冲，耳闻目见处在战争中湘西的种种变迁与社会政治问题，继而明白“‘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自己的理想王国正逐渐崩塌，并業已成为同中国政治军事局面的动荡，同经济紧密联系的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所带来的民族矛盾和本已存在的政治矛盾激起了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民族忧患意识。他开始理性关照湘西，意识到湘西农民的贫困与愚昧，为湘西的未来感到迷惘，故在《长河》题记中写道，“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的内在肌理……”[1]（P5）因此，《长河》相较《边城》便显得浪漫主义色彩已消退，现实主义成分突出，历史感更为厚重，湘西亦变成了一个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
《边城》、《长河》这两篇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它们共同展现了作者对干净明澈、优美自然的湘西世界的歌颂以及对其前途的忧虑。从浪漫书写到理性关照，从心灵家园到写实再现，这不仅仅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更展现出沈从文作为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乡下人对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此消彼长的态度及思考。
参考文献：
[1]沈从文.长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
[2]吴伟.理想与现实的流转——从《边城》到《长河》看沈从文的“蜕变”[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4）
[3]胡晓波.守常中的变异——解读沈从文的《边城》与《长河》守常中的变异[J].新余高专学报，2006（6）
[4]张婷闫士委.从《边城》到《长河》——比较阅读中简析沈从文思想的变化[J].文学评论，2011（6）
[5]孙雪梅.浪漫的消解与理想家园的凋敝——从《边城》到《长河》[J].丽水学院学报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