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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方,1921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著名法学家。延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毛泽东的速记员。新中国成立前夕曾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后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政治秘书长达10年,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历程。“文革”中受到迫害,入狱五年多。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等职。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我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经历了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一个甲子过去了,回忆往事,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有哪些备受瞩目的代表】
1949年4月,在北平成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字是为了区别于1946年在重庆由国民党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件大事,是接待从国内和海外赶来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共662人)。筹备会的同事们怀着喜悦心情隆重接待每一位代表。特别重要者如宋庆龄、程潜是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的,张澜、沈钧儒、陈嘉庚等人,是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人到车站迎接的。
大家都想一睹这些景仰已久的名人。我们作为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自然优先得到了这个机会。
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住在中南海,他们来得早。毛泽东第一个在签到簿上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面带笑容,心情愉快,“毛泽东”三个字写得庄重、流畅。
紧接着是宋庆龄,她从住处乘车而来,下车后即由罗叔章、沈粹缜(邹韬奋夫人)陪同来到签到处。宋庆龄当年56岁,步履轻快,庄重和蔼,激动而不外露,使人敬重。也许是很少参加这样隆重的大会,签字时抿着嘴唇有些紧张。先来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挤在门口,一睹这位有“国母”之誉的孙夫人的丰采。
“七君子”中的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也是众人关注的对象。沈钧儒虽然年长,胡子又长,但走路和上台阶都比别人轻快,可见平时练太极拳的效果。毅然脱离蒋介石政权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也来了。邵力子情绪特好,不断含笑与朋友打招呼。
梅兰芳也是最受瞩目者之一,看到他脱去戏装,依然风采照人,不禁惊喜、叹服。名演员周信芳、袁雪芬、白杨、金山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平时爱好文学,特别注意茅盾(沈雁冰)、巴金、丁玲、冰心、曹禺,看到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他的脸型特别是嘴唇上留着的胡须,同他哥哥周树人非常相像。
当年听过讲演的老师梁漱溟以及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12年不见,依然如故。
这次会上,我还见过一位奇异的代表。他60岁左右,身穿深色西服,戴着礼帽和一副深色眼镜。由李克农亲自陪同,既不登记,也不签到,一看即知身份特殊。后来才知道,他是国民党原上海警备司令、赫赫有名的杨虎。在白色恐怖时代,他曾指挥杀害过多名共产党员,怎么会出现在政协会议上呢?我好奇地打听,才知道他是安徽人,与李克农同乡。李克农在上海地下党特科工作时,利用同乡关系争取他,建立了秘密联系,此后杨虎给共产党提供过情报。特别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杨虎提供过有力的支援。当时蒋介石自以为对上海控制很严,万无一失,却不知道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杨虎家中。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动十分猖獗,杨虎也对我们打击匪特提供了协助。对于杨虎成为政协特邀代表,当时我颇为感慨。共产党真是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另还有一位特邀代表杨杰将军,是国民党著名军事教育家、陆军大学校长,不幸于政协开会前夕在香港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
【毛泽东的新疆小帽及宋庆龄的上海话】
1949年9月初,出席政协会议的新疆代表团乘飞机取道苏联前往北平,不幸飞机失事,全体牺牲。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噩耗非常悲痛,重新组织代表团由赛福鼎率领赶来。会议开幕时,赛福鼎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向毛泽东献上维吾尔族的帽子和袍子,毛泽东亲自接受,并在台上当场穿上象征民族团结的美丽长袍,戴上绣花帽子。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宋庆龄习惯讲上海话。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我们尽量把扩音器的声音放到最大。看着主席台正面悬挂着与毛泽东并列的孙中山画像,宋庆龄深情讲起中山先生毕生奋斗的理想。她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正当宋慶龄讲话时,突然停电,把我和会场工作人员急坏了。那时北平解放不久,各种设备陈旧不堪,虽经会前各有关部门同心协力保证开好会议,但还是出了乱子。幸亏很快恢复正常。停电期间,全场肃静,宋庆龄从容讲话。我和全场工作人员深为感动。
【如果老老实实按《共同纲领》办事,那该多好】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制订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民主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共同纲领》的讨论,着重在《序言》和《总纲》。《序言》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第1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共同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民国以来历次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有了这个《共同纲领》,大家对新中国的灿烂前景充满了信心。
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纪年改为公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开始酝酿时,有人提出定名“中华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讨论一致认为名字太长,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很好。我当时在整理讨论意见时曾想过,叫“中华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可能是包含着新中国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括号加上简称“中华民国”,有新中国是旧中国的继承和发展的意思吧。“文革”中,当我被关在监狱里,也曾反思,如果当时明确规定中国是“中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老老实实按《共同纲领》办事,多务实,少折腾,那该多好啊!
【选举主席,毛泽东少了一票】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
谁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大家早已认定,只有毛泽东能享此最高荣誉。我们按照代表预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印出选票,分别送到每个代表的面前,代表们认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会议选出几位代表作为监票人,严格监督选举的全过程。
投票后,会议短暂休息,我们工作人员在大会场旁边的小会场开票,数来数去,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此事当时大出工作人员及监票人的意料,于是重新计票,结果仍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某位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了,那么就可以作为废票,毛泽东依然全票当选。但我们不敢擅自这么做,立即找周恩来汇报,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考虑后,也不敢决定,就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听后说,代表们有权利选毛泽东,也有权利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毛泽东这么说,是给我们工作人员解围,但我们心中仍然很不安、很遗憾。主持人当众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欢呼万岁,达数分钟之久。毛泽东满面红光,在欢呼声中上台,向大家挥手致意。
会议还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选高岗做副主席,在中共代表团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资历、贡献说,党内比高岗更适合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李富春就比高岗适合。后来毛泽东出来说:高岗定为副主席人选,是他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生聚和教训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正是向陕北人民表示最大的敬意,这是不能以论资排辈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选举结束,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按规定清理票箱,封存全部选票。
【周恩来问:天安门城楼中央为什么挂越南国旗】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后,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出席庆祝晚宴。晚宴结束,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在专家指导下,正为开国大典精心布置城楼。城楼上一排大红灯笼,城墙上插着几十杆红旗,灯光映着迎风招展的红旗,好不风光气派。我们以为一定会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却不料得到一顿严肃的批评。周恩来先问大家,明天是哪个国家举行开国大典?搞得大家十分惊讶。看到大家没有理会,周恩来才说,我们举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中央为什么挂着越南国旗?大家一看,城楼正面一面大大的红布上,中央是一颗大大的五角金星——可不正是越南国旗吗。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这时已是半夜,大家立刻动手,重新装饰,一直忙到10月1日天亮时分。
从天安门城楼回到中南海,我把印好的开国大典程序单送周恩来审阅。本以为这个单子是经过秘书处仔细研究拟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料周恩来认真地逐项看过,向我指出:明天开国大典,第一次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你们“鸣礼炮”的安排影响了奏国歌的声音,不妥,要改过来。这时已经天亮,我赶紧乘车赶到印刷厂,请工人重新印刷。等到印好,赶到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即将开始,我和工作人员分头把程序单分送到每位代表手上,忙得满头大汗。当听到洪亮的国歌声激荡在天安门广场,前面54响礼炮声也非常协调,心里十分高兴,又十分佩服周恩来的细心和智慧。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举世瞩目、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了。
站在代表们的身后,我近距离目睹了代表们的欢欣鼓舞;看到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军队;又看到一列列参加阅兵的队伍,踏着正步,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开国元勋们致敬。作为“老八路”,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已经习惯了衣衫襤褛,步伐随便。突然看到服装整齐、威武雄壮的队伍,感到十分惊喜。一边拼命鼓掌,一边从心里高喊:同志们,我们终于迎来这一天了!我看到,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高呼口号,载歌载舞,表达他们无比喜悦的心情。忽然看到一位戴草帽的老农民,很像我在太行山农村里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大爷。他走到金水桥头,向天安门城楼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赶快走下城楼,来到金水桥头,想看看他,但他已被潮水般的人流推走了。
【难忘的时光,难忘的友情】
从1949年4月22日到新政协筹备处,至1949年10月1日结束工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怀仁堂,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筹备处秘书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在筹备会开始不久,因摔成骨折住了医院,职务由副秘书长、中共代表团成员齐燕铭代理。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副秘书长的有阎宝航、余心清、宦乡、孙起孟、吴茂荪、罗叔章(女)等人。副秘书长分别联系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秘书处长梁蔼然负责对外联络,我负责秘书处对内的会务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工作协调,十分融洽。
这些著名人士,年纪都比我大(当时我28岁),我向他们学习到许多社会知识。阎宝航是东北人,张学良的挚友,为人豪爽,长期同国民党上层交往,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的得力助手。冯玉祥一生充满了传奇,谈起来引人入胜。余心清当时还担任解放后的北京饭店经理,每天从长安街步行到中南海,总是先在小吃店买一大包烧饼夹焦圈的早点,分给我们吃。
梁蔼然热情和气,十分尊重比他年轻的副处长。我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在山沟里呆了12年,随便惯了。从梁蔼然那里我重新温习了如何讲究礼貌,善与人处,获益匪浅。当时的同事还有警卫处长李广祥、总务处长周子健。每当忆起这段难得的时光及同志间的友情,仍然十分怀念。
但岁月不饶人,老友逐渐逝世,我也年近九十。往日回忆虽然宝贵,毕竟遗忘比记得的多,谬误之处难免。勉力而作,以留纪念。
2009年于北京小汤山疗养院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我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经历了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一个甲子过去了,回忆往事,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有哪些备受瞩目的代表】
1949年4月,在北平成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字是为了区别于1946年在重庆由国民党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件大事,是接待从国内和海外赶来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共662人)。筹备会的同事们怀着喜悦心情隆重接待每一位代表。特别重要者如宋庆龄、程潜是毛泽东亲自到车站迎接的,张澜、沈钧儒、陈嘉庚等人,是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人到车站迎接的。
大家都想一睹这些景仰已久的名人。我们作为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自然优先得到了这个机会。
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住在中南海,他们来得早。毛泽东第一个在签到簿上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面带笑容,心情愉快,“毛泽东”三个字写得庄重、流畅。
紧接着是宋庆龄,她从住处乘车而来,下车后即由罗叔章、沈粹缜(邹韬奋夫人)陪同来到签到处。宋庆龄当年56岁,步履轻快,庄重和蔼,激动而不外露,使人敬重。也许是很少参加这样隆重的大会,签字时抿着嘴唇有些紧张。先来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挤在门口,一睹这位有“国母”之誉的孙夫人的丰采。
“七君子”中的沈钧儒、史良、章乃器、沙千里等人也是众人关注的对象。沈钧儒虽然年长,胡子又长,但走路和上台阶都比别人轻快,可见平时练太极拳的效果。毅然脱离蒋介石政权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也来了。邵力子情绪特好,不断含笑与朋友打招呼。
梅兰芳也是最受瞩目者之一,看到他脱去戏装,依然风采照人,不禁惊喜、叹服。名演员周信芳、袁雪芬、白杨、金山也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平时爱好文学,特别注意茅盾(沈雁冰)、巴金、丁玲、冰心、曹禺,看到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他的脸型特别是嘴唇上留着的胡须,同他哥哥周树人非常相像。
当年听过讲演的老师梁漱溟以及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12年不见,依然如故。
这次会上,我还见过一位奇异的代表。他60岁左右,身穿深色西服,戴着礼帽和一副深色眼镜。由李克农亲自陪同,既不登记,也不签到,一看即知身份特殊。后来才知道,他是国民党原上海警备司令、赫赫有名的杨虎。在白色恐怖时代,他曾指挥杀害过多名共产党员,怎么会出现在政协会议上呢?我好奇地打听,才知道他是安徽人,与李克农同乡。李克农在上海地下党特科工作时,利用同乡关系争取他,建立了秘密联系,此后杨虎给共产党提供过情报。特别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杨虎提供过有力的支援。当时蒋介石自以为对上海控制很严,万无一失,却不知道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杨虎家中。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潜伏特务行动十分猖獗,杨虎也对我们打击匪特提供了协助。对于杨虎成为政协特邀代表,当时我颇为感慨。共产党真是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另还有一位特邀代表杨杰将军,是国民党著名军事教育家、陆军大学校长,不幸于政协开会前夕在香港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
【毛泽东的新疆小帽及宋庆龄的上海话】
1949年9月初,出席政协会议的新疆代表团乘飞机取道苏联前往北平,不幸飞机失事,全体牺牲。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噩耗非常悲痛,重新组织代表团由赛福鼎率领赶来。会议开幕时,赛福鼎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向毛泽东献上维吾尔族的帽子和袍子,毛泽东亲自接受,并在台上当场穿上象征民族团结的美丽长袍,戴上绣花帽子。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宋庆龄习惯讲上海话。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我们尽量把扩音器的声音放到最大。看着主席台正面悬挂着与毛泽东并列的孙中山画像,宋庆龄深情讲起中山先生毕生奋斗的理想。她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正当宋慶龄讲话时,突然停电,把我和会场工作人员急坏了。那时北平解放不久,各种设备陈旧不堪,虽经会前各有关部门同心协力保证开好会议,但还是出了乱子。幸亏很快恢复正常。停电期间,全场肃静,宋庆龄从容讲话。我和全场工作人员深为感动。
【如果老老实实按《共同纲领》办事,那该多好】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制订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民主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共同纲领》的讨论,着重在《序言》和《总纲》。《序言》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第1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共同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民国以来历次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有了这个《共同纲领》,大家对新中国的灿烂前景充满了信心。
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纪年改为公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开始酝酿时,有人提出定名“中华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讨论一致认为名字太长,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很好。我当时在整理讨论意见时曾想过,叫“中华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可能是包含着新中国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括号加上简称“中华民国”,有新中国是旧中国的继承和发展的意思吧。“文革”中,当我被关在监狱里,也曾反思,如果当时明确规定中国是“中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老老实实按《共同纲领》办事,多务实,少折腾,那该多好啊!
【选举主席,毛泽东少了一票】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
谁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大家早已认定,只有毛泽东能享此最高荣誉。我们按照代表预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印出选票,分别送到每个代表的面前,代表们认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会议选出几位代表作为监票人,严格监督选举的全过程。
投票后,会议短暂休息,我们工作人员在大会场旁边的小会场开票,数来数去,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此事当时大出工作人员及监票人的意料,于是重新计票,结果仍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某位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了,那么就可以作为废票,毛泽东依然全票当选。但我们不敢擅自这么做,立即找周恩来汇报,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考虑后,也不敢决定,就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听后说,代表们有权利选毛泽东,也有权利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毛泽东这么说,是给我们工作人员解围,但我们心中仍然很不安、很遗憾。主持人当众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欢呼万岁,达数分钟之久。毛泽东满面红光,在欢呼声中上台,向大家挥手致意。
会议还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选高岗做副主席,在中共代表团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资历、贡献说,党内比高岗更适合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李富春就比高岗适合。后来毛泽东出来说:高岗定为副主席人选,是他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生聚和教训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正是向陕北人民表示最大的敬意,这是不能以论资排辈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选举结束,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按规定清理票箱,封存全部选票。
【周恩来问:天安门城楼中央为什么挂越南国旗】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后,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出席庆祝晚宴。晚宴结束,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在专家指导下,正为开国大典精心布置城楼。城楼上一排大红灯笼,城墙上插着几十杆红旗,灯光映着迎风招展的红旗,好不风光气派。我们以为一定会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却不料得到一顿严肃的批评。周恩来先问大家,明天是哪个国家举行开国大典?搞得大家十分惊讶。看到大家没有理会,周恩来才说,我们举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中央为什么挂着越南国旗?大家一看,城楼正面一面大大的红布上,中央是一颗大大的五角金星——可不正是越南国旗吗。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这时已是半夜,大家立刻动手,重新装饰,一直忙到10月1日天亮时分。
从天安门城楼回到中南海,我把印好的开国大典程序单送周恩来审阅。本以为这个单子是经过秘书处仔细研究拟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料周恩来认真地逐项看过,向我指出:明天开国大典,第一次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你们“鸣礼炮”的安排影响了奏国歌的声音,不妥,要改过来。这时已经天亮,我赶紧乘车赶到印刷厂,请工人重新印刷。等到印好,赶到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即将开始,我和工作人员分头把程序单分送到每位代表手上,忙得满头大汗。当听到洪亮的国歌声激荡在天安门广场,前面54响礼炮声也非常协调,心里十分高兴,又十分佩服周恩来的细心和智慧。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举世瞩目、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了。
站在代表们的身后,我近距离目睹了代表们的欢欣鼓舞;看到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军队;又看到一列列参加阅兵的队伍,踏着正步,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开国元勋们致敬。作为“老八路”,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已经习惯了衣衫襤褛,步伐随便。突然看到服装整齐、威武雄壮的队伍,感到十分惊喜。一边拼命鼓掌,一边从心里高喊:同志们,我们终于迎来这一天了!我看到,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高呼口号,载歌载舞,表达他们无比喜悦的心情。忽然看到一位戴草帽的老农民,很像我在太行山农村里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大爷。他走到金水桥头,向天安门城楼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赶快走下城楼,来到金水桥头,想看看他,但他已被潮水般的人流推走了。
【难忘的时光,难忘的友情】
从1949年4月22日到新政协筹备处,至1949年10月1日结束工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怀仁堂,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筹备处秘书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在筹备会开始不久,因摔成骨折住了医院,职务由副秘书长、中共代表团成员齐燕铭代理。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副秘书长的有阎宝航、余心清、宦乡、孙起孟、吴茂荪、罗叔章(女)等人。副秘书长分别联系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秘书处长梁蔼然负责对外联络,我负责秘书处对内的会务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工作协调,十分融洽。
这些著名人士,年纪都比我大(当时我28岁),我向他们学习到许多社会知识。阎宝航是东北人,张学良的挚友,为人豪爽,长期同国民党上层交往,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余心清是冯玉祥将军的得力助手。冯玉祥一生充满了传奇,谈起来引人入胜。余心清当时还担任解放后的北京饭店经理,每天从长安街步行到中南海,总是先在小吃店买一大包烧饼夹焦圈的早点,分给我们吃。
梁蔼然热情和气,十分尊重比他年轻的副处长。我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在山沟里呆了12年,随便惯了。从梁蔼然那里我重新温习了如何讲究礼貌,善与人处,获益匪浅。当时的同事还有警卫处长李广祥、总务处长周子健。每当忆起这段难得的时光及同志间的友情,仍然十分怀念。
但岁月不饶人,老友逐渐逝世,我也年近九十。往日回忆虽然宝贵,毕竟遗忘比记得的多,谬误之处难免。勉力而作,以留纪念。
2009年于北京小汤山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