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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抗战期间,这样的歌曲曾经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然而,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对日作战的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断制造内部摩擦,1939年6月发生在平江县嘉义镇(今加义镇)的“平江惨案”,更是给铿锵有力的抗日战歌平添了一丝悲色。
1938年12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笼络国民党蒋介石以共同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往越南,在河内发表通电,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公然叛国投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十分恐慌。次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作出反共决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
会后,蒋介石令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队从皖南前线调防湖南平江,名为抗日,实则对付共产党。杨森部队驻防平江后,一边派出特务加紧秘密调查和收集平江共产党组织及活动情况,一边在长寿街开办了“民众组训班”,为长寿、嘉义等地训练了多名特工人员。这批人员的公开任务是造户口清册、发放居民牌等,实际任务是调查共产党员情况,查清一个,报告一个,监视一个。
1939年6月初,蒋介石密令杨森:速将驻嘉义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以下简称通讯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杨森立即在长寿街二十七集团军总部召开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不是真正抗日,而是以留守为名搞根据地;平江要肃清“共匪”,应先抓首脑,把驻嘉义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问题解决。
杨森指派亲信具体部署,由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行动,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到嘉义具体执行。根据何学植的提议,这次行动调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率全连、排长刘纪容带领重机枪排、三连抽调20人各配手枪一支,同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一起,计划于6月11日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并派一个连同时赶到平江县城,12日下午3时在嘉义及平江县城一齐动手,以图将通讯处主要负责人全部杀害。
何学植到嘉义后,以就地驻防为幌子,将兵力暗中布置在通讯处周围。二连一排驻嘉义上街,封锁通讯处左边;第二排分散在通讯处的对面;第三排驻嘉义下街,封锁通讯处的右边;20人的手枪队全部着便装,散布在通讯处周围。通讯处驻地后面是汨罗江,墈高、水深,他们怕通讯处人员从这里脱逃,又布置几挺机枪进行封锁。国民党原来留在嘉义的一个连则控制通讯处对面山上两个制高点。小小的通讯处,被内外两层包围圈严密封锁。
6月12日中午,嘉义新四军通讯处同志由于连日参加破路,十分疲劳,大多已午睡。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正接待来访群众。这时,张绍奇急促地来到通讯处,通知涂正坤到乡公所商量有关抗日紧急事宜。涂正坤立刻跟着张绍奇直奔乡公所。他们离开通讯处走了30多步,来到“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干咳一声从后面溜走了。早已埋伏在右巷内的特务孙京慧立即向涂正坤开枪。涂正坤中弹后高呼“不准破坏团结抗战”,壮烈牺牲!
涂正坤遭枪杀后,张绍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埋伏在街上的便衣武装一齐持枪冲上街头,驻军也立即布满岗哨,全镇戒严,店铺关门,禁止老百姓行动。趁镇上一片混乱之际,一伙匪徒冲进通讯处。通讯处通信班班长吴干成向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10多支枪,干脆和敌人拼了!”罗梓铭考虑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张不打,进行说理斗争。匪徒们冲进来,先是抢枪,继而抓人、劫物,逼问谁是负责人。特委秘书长、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而出:“我是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团结抗战?”暴徒们毫不理会,蜂拥而上用绳子将他捆住,带出大门。吴渊边走边高声斥责:“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匪徒们害怕群众了解真相,当即将吴渊枪杀在距通讯处仅20来步的万寿宫门口。
在通讯处工作的同志及家属,除涂正坤妻子朱引梅母子、罗梓铭妻子张美秀、黄耀南妻子陈庭玉由房东邓选臣夫妇保护脱险外,其余全部被匪徒扣押。
当晚,匪徒们施用酷刑,对特委和通讯处的负责同志罗梓铭(八路军中校副团长、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曾金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吴贺泉(通讯处军需)、赵绿吟(中共湘鄂赣特委机要员兼宣传干事)等进行非法审讯,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地下党员名单。但这4位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匪徒们一无所获。深夜,何学植、余启佑执行杨森的指示,将4人押往嘉义镇旁边的虎形岭。同志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为揭穿敌人的阴谋,不停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赵绿吟则高唱着抗战歌曲:“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国民党特务害怕走漏消息,急忙将他们4人推入一口数丈深的废井里,开了数枪后填土掩埋。为掩盖惨案真相,何学植还对外宣布将连长余启佑“扣押”,交总部“严惩”,妄图以此骗过群众。
匪徒们将涂正坤等6位同志杀害后,利用叛徒带路,到嘉义谢江继续追捕黄耀南(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留守处主任)。黄耀南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一面发动群众给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一面调查整理惨案详情,向上级报告,并着手进行特委的恢复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加紧破坏中共湘北党的基层组织,肆意屠杀共产党员,仅平江就有70余名共产党员被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统战对象失去联系,湘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遭受挫折。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给予了强烈回应。1939年7月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通讯处遇害烈士大会。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愤怒声讨反动派残杀抗日军人的暴行,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挽联为:“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会上,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湘北人民强忍巨大悲痛,继续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迈着坚定步伐走向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
1938年12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笼络国民党蒋介石以共同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往越南,在河内发表通电,响应日本近卫声明,公然叛国投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十分恐慌。次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作出反共决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
会后,蒋介石令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队从皖南前线调防湖南平江,名为抗日,实则对付共产党。杨森部队驻防平江后,一边派出特务加紧秘密调查和收集平江共产党组织及活动情况,一边在长寿街开办了“民众组训班”,为长寿、嘉义等地训练了多名特工人员。这批人员的公开任务是造户口清册、发放居民牌等,实际任务是调查共产党员情况,查清一个,报告一个,监视一个。
1939年6月初,蒋介石密令杨森:速将驻嘉义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以下简称通讯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杨森立即在长寿街二十七集团军总部召开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不是真正抗日,而是以留守为名搞根据地;平江要肃清“共匪”,应先抓首脑,把驻嘉义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问题解决。
杨森指派亲信具体部署,由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行动,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到嘉义具体执行。根据何学植的提议,这次行动调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率全连、排长刘纪容带领重机枪排、三连抽调20人各配手枪一支,同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一起,计划于6月11日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并派一个连同时赶到平江县城,12日下午3时在嘉义及平江县城一齐动手,以图将通讯处主要负责人全部杀害。
何学植到嘉义后,以就地驻防为幌子,将兵力暗中布置在通讯处周围。二连一排驻嘉义上街,封锁通讯处左边;第二排分散在通讯处的对面;第三排驻嘉义下街,封锁通讯处的右边;20人的手枪队全部着便装,散布在通讯处周围。通讯处驻地后面是汨罗江,墈高、水深,他们怕通讯处人员从这里脱逃,又布置几挺机枪进行封锁。国民党原来留在嘉义的一个连则控制通讯处对面山上两个制高点。小小的通讯处,被内外两层包围圈严密封锁。
6月12日中午,嘉义新四军通讯处同志由于连日参加破路,十分疲劳,大多已午睡。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正接待来访群众。这时,张绍奇急促地来到通讯处,通知涂正坤到乡公所商量有关抗日紧急事宜。涂正坤立刻跟着张绍奇直奔乡公所。他们离开通讯处走了30多步,来到“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干咳一声从后面溜走了。早已埋伏在右巷内的特务孙京慧立即向涂正坤开枪。涂正坤中弹后高呼“不准破坏团结抗战”,壮烈牺牲!
涂正坤遭枪杀后,张绍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埋伏在街上的便衣武装一齐持枪冲上街头,驻军也立即布满岗哨,全镇戒严,店铺关门,禁止老百姓行动。趁镇上一片混乱之际,一伙匪徒冲进通讯处。通讯处通信班班长吴干成向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10多支枪,干脆和敌人拼了!”罗梓铭考虑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张不打,进行说理斗争。匪徒们冲进来,先是抢枪,继而抓人、劫物,逼问谁是负责人。特委秘书长、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而出:“我是负责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团结抗战?”暴徒们毫不理会,蜂拥而上用绳子将他捆住,带出大门。吴渊边走边高声斥责:“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匪徒们害怕群众了解真相,当即将吴渊枪杀在距通讯处仅20来步的万寿宫门口。
在通讯处工作的同志及家属,除涂正坤妻子朱引梅母子、罗梓铭妻子张美秀、黄耀南妻子陈庭玉由房东邓选臣夫妇保护脱险外,其余全部被匪徒扣押。
当晚,匪徒们施用酷刑,对特委和通讯处的负责同志罗梓铭(八路军中校副团长、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曾金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吴贺泉(通讯处军需)、赵绿吟(中共湘鄂赣特委机要员兼宣传干事)等进行非法审讯,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地下党员名单。但这4位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匪徒们一无所获。深夜,何学植、余启佑执行杨森的指示,将4人押往嘉义镇旁边的虎形岭。同志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为揭穿敌人的阴谋,不停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赵绿吟则高唱着抗战歌曲:“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国民党特务害怕走漏消息,急忙将他们4人推入一口数丈深的废井里,开了数枪后填土掩埋。为掩盖惨案真相,何学植还对外宣布将连长余启佑“扣押”,交总部“严惩”,妄图以此骗过群众。
匪徒们将涂正坤等6位同志杀害后,利用叛徒带路,到嘉义谢江继续追捕黄耀南(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留守处主任)。黄耀南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一面发动群众给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一面调查整理惨案详情,向上级报告,并着手进行特委的恢复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加紧破坏中共湘北党的基层组织,肆意屠杀共产党员,仅平江就有70余名共产党员被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统战对象失去联系,湘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遭受挫折。
平江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给予了强烈回应。1939年7月7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通讯处遇害烈士大会。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愤怒声讨反动派残杀抗日军人的暴行,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挽联为:“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会上,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湘北人民强忍巨大悲痛,继续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迈着坚定步伐走向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