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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转基因食品安全吗？它们是否会危害地球环境？
这些问题，主宰了当今所有关于基因工程食品的讨论。它们以简单的客观现实问题的面目示人。而实际上，它们全然不是这样，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一直回避，直到现在才直面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这些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围绕着它们，真正让人兴味无穷的还是人们所持的态度，后者挫败了一次次给出完满答案的企图。
拿基因工程安全性的问题为例。如果它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答案就应当是简单明确的。我们也许会创造出存在食用危险的基因工程作物。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市面上现有的基因工程作物对消费者存在比传统食品更大的危险。基因转化并没有产生哪一种已知对人体有毒的物质，也没有增加这些食品中已有的有毒物质含量。乍一看，同北美和欧洲消费者已经在食用的其他许多食物——从大量的脂肪和糖到纯天然和工业渠道的少量有毒物质相比，这些基因转化压根儿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对许多消费者而言，这样的比较并不能充分解决问题。他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食品的安全性。事实上，他们要求获得比为其他许多食品和营养添加物提供的更有力的安全保证。真正有趣的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关于可能的环境危害问题也与之类似。基因工程作物会影响生态系统。食用覆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子会造成一些帝王蝶幼虫的死亡。我们能够想象基因工程作物对环境的其他影响。但是总而言之，市面上现有的基因工程作物对环境恐怕还是利大于弊。我无意宣传这种净利益是巨大的。它不大。事实上，当我们想一下传统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时，基因工程的额外影响，不论好坏，都微不足道。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把基因工程视为乡村里恐怖的幽灵呢？同样，为什么生物技术的狂热分子会声称基因工程代表了一场农业“革命”呢？为什么他们有时候把生物技术说得好似喂饱日益膨胀的地球人口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呢？
因为农业是与众不同的。这些不同之处——不同于药品、化学产品或者其他任何工厂产品——注定要搅乱和挫败基因工程师们最狂妄的雄心。
1981年，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戴维·帕杜瓦去拜访著名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当时正值华尔街第一波生物技术热潮兴起之际。孟山都刚刚把罗杰斯、弗雷利和霍尔施纳入麾下。戴维·帕杜瓦和他的新兴企业农业遗传公司信誓旦旦要通过基因工程改变农业的面貌。他试图说服索罗斯投资公司。当帕杜瓦结束游说时，索罗斯说：“我不会给你钱。有两个原因。我不喜欢一年只能销售一次产品的生意。而且我也不喜欢全部努力可能被坏天气毁于一旦的生意。”
20年后，帕杜瓦老了，但也拥有了与年龄相称的智慧。他告诉我这个故事，轻笑着说：“两个绝妙的理由！”农业遗传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弹尽粮绝。
生鲜产品业肮脏凌乱、技术含量低、桀骜不驯，破灭了加州基因和它的Flavr Savr番茄的梦想。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一幅景象，加州基因的一名管理人员面对公司的一个番茄培育人员，坚称她找到了一个超越生物学的局限、加快植物生长和繁殖的方法。最后，事实表明，同其他番茄相比，加州基因的转基因番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可取之处，或者说更值钱。
然后孟山都公司登台亮相了，带来了一些真正与众不同的基因。孟山都也同农业产生了冲突，但是情形有所不同。对于孟山都，要实现它成为农业微软的梦想（留神那些诱人的史诗！），农业必须得改变！具体而言，种子业必须成为一门能够真正控制自己产品的真正的生意。孟山都发动了一场重新定义种子性质的运动，以便使种子成为同一辆汽车或者一桶化学物质一样的产品，而不是上天赐予的免费好东西。孟山都祭起了它的专利和合约法律武器，一切旨在夺取公司的执行官和股东们认为理当属于孟山都的价值。最后，孟山都开始确信，要从种子业中赢取合法的报偿，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完全拥有相当部分的种子企业。
化学企业和快餐连锁店做同样的合并，并不会引起多少公众的争议。但种子不同。种子象征着土地的赐予和生命的神秘。孟山都主张将它们作为产品控制的企图，成为反基因工程运动的导火索、燃料和火焰。
这些故事有一个适用于全体农业生物技术的教益。同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的接受和财务回报时更需要耐心。
当商业活动争分夺秒，根本无视日出日落的自然周期以及作息的人文模式时，谦虚和耐心就显得落伍于时代了。但是农业，古老的、适应性很强的农业，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律。生物学设定了一些限制。文明还有另外一些制约。在电脑软件和因特网设定的渐强节奏中，人类对土地、庄稼、食物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生物技术的资金毕竟多数来自私人投资者和公司执行官们，而且谦虚和忍耐也的确不是他们的特色。孟山都的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面对的要求是：公司最终得从生物技术投资上获得回报，否则相关项目将被停止。加州基因能否作为一家企业持续存在，取决于就潜在市场的规模以及Flavr Savr番茄征服市场的速度向投资者们所做的大吹大擂的许诺。但是夸大其词和急于求成最后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人们——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投资者同这门技术打交道时连忍耐和谦虚都做不到的话，那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接触这门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的传奇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是在不愿意改变自己一贯实践的传统行业出现的新技术。这个故事有双重标准，公众要求基因工程给出严格的保证，但对传统农业却持相对自由放任的态度。事实上，如果将适用于基因工程的标准应用到其余的农业上，那大多数食品生产早就会被禁止了。
忘掉化工厂和有毒废弃物堆场。地球上，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人类活动就是农业。清理土地、犁地以便种植庄稼（即使按照有机耕作法）不啻于一年一度造访地球上大多数地方的一次生态灾难。
传统农业产品也并非总是可以安全食用的。某些植物性食品，比如花生，能够引起几十万人的过敏反应。包括小麦和玉米在内的其他粮食，会因为作物病害导致含有微量的剧毒和致癌成分。但是大多数公众都报之以宽容的微笑。 除开应用二战以后发明的技术（主要是杀虫剂）以外，农业大半是不受管制的。农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东西。他们可以在溪边犁地，造成土壤腐蚀；他们可以在地里滥施肥料或者农药，污染邻近的河流和地下水。他们还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同一种作物，耗尽土壤里的养分，不顾破坏性虫灾和传染性病害的传播风险。农民们其实本不该这样做。这不符合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大多数都不符合。但是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
在植物育种者一方，他们可以将几乎任何可能的渠道得来的基因引入作物中，无需顾虑政府管制者和消费者的反应。多年以前，一名植物育种者在澳洲找到一种大豆的野生亲缘植物，似乎对美国大豆地里肆虐的一种叫做胞囊线虫（cyst nematode）的主要害虫有免疫力。他从这些植物上提取花粉，给传统大豆授粉，设法得到了这种联姻后产生的具有虫害免疫力的后代。该性状于是被培养赋予常见的大豆品种，供美国农民种植。这些品种是实验室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这件事上，甚至没人知道是什么基因使得植物具有胞囊线虫的免疫力以及为什么谁都没有知道的必要。他们无需接受管制审核。
叫做STS大豆的植物也是如此。它可以耐受除草剂Synchrony的喷洒。研究者通过把大豆浸泡在化学物质中，诱发大豆DNA的随机突变。结果突变形式之一可以耐受这种特殊的除草剂。由于突变产生于细胞内部而不是由外源接入，因此它无需接受政府的审核。
然后基因工程亮相了。它是新事物、高技术，发端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化工和制药企业。基因工程许诺将战胜一切自然的限制，唤起了人们深切的怀疑和恐惧。生物技术遭遇全然不同的一整套标准和要求，也是在意料之中。
只有少数人认为原有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生物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纳德·里根政府里反对管制的保守派竭力主张应当对植物基因工程施以同植物育种一样的措施——也就是说，几乎无需管制。最后他们虽然落败，但仍然成功地以“自愿磋商”的外衣粉饰了管制之实。单凭他们的力量尚不足以让公众相信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基因工程作物要赢得公众的信赖，得从信誉毫无瑕疵的公众机构那里获得盖章认可。
结果，为了搜寻证据说明它们可能将基因传递给野生亲缘植物或者在化学构成上不同于传统的作物，基因工程植物经受了检验。种植抗虫Bt玉米的农民被要求种植供害虫栖身的玉米“避难区”，以保存新基因的有效性。而种植通过传统的培育方法产生的抗虫害小麦或者玉米品系，则没有这种要求。Roundup Ready大豆的制造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些大豆可以安全食用，STS大豆的研制者则无需如此，尽管这两种耐除草剂形式都是通过改变植物内部自然存在的基因形式诞生的。
关于双重标准，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英国政府的环境顾问表述的观点，即应当禁止或限制Roundup Ready作物，因为它们使农民可以更有效地杀死地里的杂草，因而也就对靠吃草籽维生的野生鸟类造成了潜在的威胁。这种危险并非全是基因工程的错。频频锄草也能够而且也的确除掉了地里的杂草。事实上，乡村传统的耕作方法肯定对英国的鸟类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政府机构又何尝管过农民是否保持了必要的杂草数量呢？
大多数人假装相信其间的逻辑一致性，很少有人肯承认自己赞同双重标准。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多半否认双重标准的存在。他们主张基因工程作物天生危险更大，因此适于接受更审慎的标准。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的支持者始终对施加于基因工程作物身上的高标准大光其火。对全体作物适用同一标准才更符合逻辑。
但是适用哪一种标准呢？想想某些人的言外之意：应当以对待基因工程作物的标准同样审慎对待农业。或许，植物培育人员研制出STS大豆或者能够抗小麦瘿蚊的小麦品种时，不应该立马允准他们销售这种种子。或许应当要求他们确认产生这一性状的基因以及这些品种会否对生态系统或人体健康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如果农民被要求为了生态系统的利益限制自己种植Bt玉米或者Bt棉花的行为（他们的确应该这么做），为什么不深入下去呢？为什么不迫使（或者通过金钱激励诱使）农民采取别的能够产生显著环境效益的措施，比如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退耕还原为草地和林场呢？
这样的提议会触怒植物培育人员和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将指出，这样倡议的重荷多半将沉甸甸地落到规模最小的种子公司以及已经濒临财务绝境的农民身上。其他人还会指出，对较好的（但是效率较低的）农业实践进行补贴可能不符合农产品自由贸易规定（多年以来，美国一直用自由贸易当攻城槌打败欧盟的农业补贴）。
这些都没错。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继续保持谨慎和忍耐，留神我们行为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们可以对传统农业的环境危害视而不见的理由。
事实上，双重标准的存在不是因为基因工程作物对健康或者环境存在什么特殊的风险，而是因为两个凌驾于所有风险预测之上的考虑。
其一是这样一种认识，当人类控制和操纵其他生命体时，会贬低生命本身的价值。其二是因为生物技术的进程伴随着对生命基础材料所有权的主张。这种所有权已经成为企业推进基因工程作物的原动力，但它也激怒了生物技术最虔诚的反对者。
如同散发着陈年气味的旧物一样，这些考虑往往深藏不露。但说到以特别的审慎对待生物技术，这些不失为恰当且充分的理由。
不幸的是，它们对于生物技术的用途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判断。相对于明确的界限，这里只有许多灰色地带。说到操纵和拥有生命物体，范围可以从小麦的引种驯化直至另一面的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当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道德界限，我们的责任是找到这一界限。
我会把克隆人放在远离这一界限的一侧，但依阿华农田里的大豆的基因操控没法令我焦虑。我已经逐渐接受了某些基因构造专利的合理性——比如Bt基因——它们是人类智慧应用天然成分的产物。但是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孟山都竭力主张基因所有权、尽其所能地从中榨取利润的行径令我反感。同其他一切因素相比，孟山都的商业野心，最令人们强烈反对农业生物技术。
目前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已经成功地削弱了基因工程食品的赢利前景。他们的许多论据其实是蛊惑人心，予人以嘲弄的口实，却并不足以激起道德上的义愤。在相当程度上，公众的福利并不取决于Roundup Ready大豆和玉米的商业成功。对生物技术的抵制也不会剥夺地球上贫困人口利用这些重要工具解决紧迫问题的权利。甚至正相反，反对者已经迫使企业纯粹出于公关需要同发展中国家原本没有购买能力的研究人员分享更多的工具和知识。生物技术企业已经被迫更急切地寻找有益消费者的基因工程植物。一言以蔽之，公众舆论的鼓噪实际上可能产生了既合理又明智的结果。
不仅如此，随着10年的时光流逝，植物基因改良将不再这般新奇而充满危险。人们希望，最终能够以同一尺度衡量基因工程和传统作物的风险，不会有过多的顾虑专门针对基因拼接的影响。人们更多关注的将是全体农业的影响。
在影响农业和生物技术的双重标准中，有一方面内容我希望尽快废止。那就是知识和情感的双重标准。如果基因工程是迷人的，甚至抑或是不祥的，那么我们对犁地、播种、收获和育种也不应当熟视无睹。
因此，让基因工程成为一扇窗户，透过它去认识最终更为重要的事物。让我们开始认识农业神话终止、现实起步的地方。让我们努力理解农民之所以对地球上广袤土地大动干戈的缘由。如果我们在乎地球、特别是和农业有关的那部分地球环境的健康，或许我们将愿意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付出，不论是通过直接购买食品还是通过纳税。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或许我们能够创造出可以造福全人类的农业形式。
摘自《收获之神：生物技术财富和食物的未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这些问题，主宰了当今所有关于基因工程食品的讨论。它们以简单的客观现实问题的面目示人。而实际上，它们全然不是这样，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一直回避，直到现在才直面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这些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围绕着它们，真正让人兴味无穷的还是人们所持的态度，后者挫败了一次次给出完满答案的企图。
拿基因工程安全性的问题为例。如果它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答案就应当是简单明确的。我们也许会创造出存在食用危险的基因工程作物。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市面上现有的基因工程作物对消费者存在比传统食品更大的危险。基因转化并没有产生哪一种已知对人体有毒的物质，也没有增加这些食品中已有的有毒物质含量。乍一看，同北美和欧洲消费者已经在食用的其他许多食物——从大量的脂肪和糖到纯天然和工业渠道的少量有毒物质相比，这些基因转化压根儿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对许多消费者而言，这样的比较并不能充分解决问题。他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食品的安全性。事实上，他们要求获得比为其他许多食品和营养添加物提供的更有力的安全保证。真正有趣的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关于可能的环境危害问题也与之类似。基因工程作物会影响生态系统。食用覆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子会造成一些帝王蝶幼虫的死亡。我们能够想象基因工程作物对环境的其他影响。但是总而言之，市面上现有的基因工程作物对环境恐怕还是利大于弊。我无意宣传这种净利益是巨大的。它不大。事实上，当我们想一下传统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时，基因工程的额外影响，不论好坏，都微不足道。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把基因工程视为乡村里恐怖的幽灵呢？同样，为什么生物技术的狂热分子会声称基因工程代表了一场农业“革命”呢？为什么他们有时候把生物技术说得好似喂饱日益膨胀的地球人口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呢？
因为农业是与众不同的。这些不同之处——不同于药品、化学产品或者其他任何工厂产品——注定要搅乱和挫败基因工程师们最狂妄的雄心。
1981年，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戴维·帕杜瓦去拜访著名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当时正值华尔街第一波生物技术热潮兴起之际。孟山都刚刚把罗杰斯、弗雷利和霍尔施纳入麾下。戴维·帕杜瓦和他的新兴企业农业遗传公司信誓旦旦要通过基因工程改变农业的面貌。他试图说服索罗斯投资公司。当帕杜瓦结束游说时，索罗斯说：“我不会给你钱。有两个原因。我不喜欢一年只能销售一次产品的生意。而且我也不喜欢全部努力可能被坏天气毁于一旦的生意。”
20年后，帕杜瓦老了，但也拥有了与年龄相称的智慧。他告诉我这个故事，轻笑着说：“两个绝妙的理由！”农业遗传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弹尽粮绝。
生鲜产品业肮脏凌乱、技术含量低、桀骜不驯，破灭了加州基因和它的Flavr Savr番茄的梦想。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一幅景象，加州基因的一名管理人员面对公司的一个番茄培育人员，坚称她找到了一个超越生物学的局限、加快植物生长和繁殖的方法。最后，事实表明，同其他番茄相比，加州基因的转基因番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可取之处，或者说更值钱。
然后孟山都公司登台亮相了，带来了一些真正与众不同的基因。孟山都也同农业产生了冲突，但是情形有所不同。对于孟山都，要实现它成为农业微软的梦想（留神那些诱人的史诗！），农业必须得改变！具体而言，种子业必须成为一门能够真正控制自己产品的真正的生意。孟山都发动了一场重新定义种子性质的运动，以便使种子成为同一辆汽车或者一桶化学物质一样的产品，而不是上天赐予的免费好东西。孟山都祭起了它的专利和合约法律武器，一切旨在夺取公司的执行官和股东们认为理当属于孟山都的价值。最后，孟山都开始确信，要从种子业中赢取合法的报偿，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完全拥有相当部分的种子企业。
化学企业和快餐连锁店做同样的合并，并不会引起多少公众的争议。但种子不同。种子象征着土地的赐予和生命的神秘。孟山都主张将它们作为产品控制的企图，成为反基因工程运动的导火索、燃料和火焰。
这些故事有一个适用于全体农业生物技术的教益。同大多数人类活动相比，农业对谦虚、忍耐这样的旧道德的需求更甚。你在展望新技术的潜力时需要谦虚，期待公众的接受和财务回报时更需要耐心。
当商业活动争分夺秒，根本无视日出日落的自然周期以及作息的人文模式时，谦虚和耐心就显得落伍于时代了。但是农业，古老的、适应性很强的农业，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律。生物学设定了一些限制。文明还有另外一些制约。在电脑软件和因特网设定的渐强节奏中，人类对土地、庄稼、食物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生物技术的资金毕竟多数来自私人投资者和公司执行官们，而且谦虚和忍耐也的确不是他们的特色。孟山都的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面对的要求是：公司最终得从生物技术投资上获得回报，否则相关项目将被停止。加州基因能否作为一家企业持续存在，取决于就潜在市场的规模以及Flavr Savr番茄征服市场的速度向投资者们所做的大吹大擂的许诺。但是夸大其词和急于求成最后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人们——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投资者同这门技术打交道时连忍耐和谦虚都做不到的话，那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接触这门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的传奇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是在不愿意改变自己一贯实践的传统行业出现的新技术。这个故事有双重标准，公众要求基因工程给出严格的保证，但对传统农业却持相对自由放任的态度。事实上，如果将适用于基因工程的标准应用到其余的农业上，那大多数食品生产早就会被禁止了。
忘掉化工厂和有毒废弃物堆场。地球上，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人类活动就是农业。清理土地、犁地以便种植庄稼（即使按照有机耕作法）不啻于一年一度造访地球上大多数地方的一次生态灾难。
传统农业产品也并非总是可以安全食用的。某些植物性食品，比如花生，能够引起几十万人的过敏反应。包括小麦和玉米在内的其他粮食，会因为作物病害导致含有微量的剧毒和致癌成分。但是大多数公众都报之以宽容的微笑。 除开应用二战以后发明的技术（主要是杀虫剂）以外，农业大半是不受管制的。农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东西。他们可以在溪边犁地，造成土壤腐蚀；他们可以在地里滥施肥料或者农药，污染邻近的河流和地下水。他们还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同一种作物，耗尽土壤里的养分，不顾破坏性虫灾和传染性病害的传播风险。农民们其实本不该这样做。这不符合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大多数都不符合。但是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
在植物育种者一方，他们可以将几乎任何可能的渠道得来的基因引入作物中，无需顾虑政府管制者和消费者的反应。多年以前，一名植物育种者在澳洲找到一种大豆的野生亲缘植物，似乎对美国大豆地里肆虐的一种叫做胞囊线虫（cyst nematode）的主要害虫有免疫力。他从这些植物上提取花粉，给传统大豆授粉，设法得到了这种联姻后产生的具有虫害免疫力的后代。该性状于是被培养赋予常见的大豆品种，供美国农民种植。这些品种是实验室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这件事上，甚至没人知道是什么基因使得植物具有胞囊线虫的免疫力以及为什么谁都没有知道的必要。他们无需接受管制审核。
叫做STS大豆的植物也是如此。它可以耐受除草剂Synchrony的喷洒。研究者通过把大豆浸泡在化学物质中，诱发大豆DNA的随机突变。结果突变形式之一可以耐受这种特殊的除草剂。由于突变产生于细胞内部而不是由外源接入，因此它无需接受政府的审核。
然后基因工程亮相了。它是新事物、高技术，发端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化工和制药企业。基因工程许诺将战胜一切自然的限制，唤起了人们深切的怀疑和恐惧。生物技术遭遇全然不同的一整套标准和要求，也是在意料之中。
只有少数人认为原有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生物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纳德·里根政府里反对管制的保守派竭力主张应当对植物基因工程施以同植物育种一样的措施——也就是说，几乎无需管制。最后他们虽然落败，但仍然成功地以“自愿磋商”的外衣粉饰了管制之实。单凭他们的力量尚不足以让公众相信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基因工程作物要赢得公众的信赖，得从信誉毫无瑕疵的公众机构那里获得盖章认可。
结果，为了搜寻证据说明它们可能将基因传递给野生亲缘植物或者在化学构成上不同于传统的作物，基因工程植物经受了检验。种植抗虫Bt玉米的农民被要求种植供害虫栖身的玉米“避难区”，以保存新基因的有效性。而种植通过传统的培育方法产生的抗虫害小麦或者玉米品系，则没有这种要求。Roundup Ready大豆的制造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些大豆可以安全食用，STS大豆的研制者则无需如此，尽管这两种耐除草剂形式都是通过改变植物内部自然存在的基因形式诞生的。
关于双重标准，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英国政府的环境顾问表述的观点，即应当禁止或限制Roundup Ready作物，因为它们使农民可以更有效地杀死地里的杂草，因而也就对靠吃草籽维生的野生鸟类造成了潜在的威胁。这种危险并非全是基因工程的错。频频锄草也能够而且也的确除掉了地里的杂草。事实上，乡村传统的耕作方法肯定对英国的鸟类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政府机构又何尝管过农民是否保持了必要的杂草数量呢？
大多数人假装相信其间的逻辑一致性，很少有人肯承认自己赞同双重标准。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多半否认双重标准的存在。他们主张基因工程作物天生危险更大，因此适于接受更审慎的标准。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的支持者始终对施加于基因工程作物身上的高标准大光其火。对全体作物适用同一标准才更符合逻辑。
但是适用哪一种标准呢？想想某些人的言外之意：应当以对待基因工程作物的标准同样审慎对待农业。或许，植物培育人员研制出STS大豆或者能够抗小麦瘿蚊的小麦品种时，不应该立马允准他们销售这种种子。或许应当要求他们确认产生这一性状的基因以及这些品种会否对生态系统或人体健康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如果农民被要求为了生态系统的利益限制自己种植Bt玉米或者Bt棉花的行为（他们的确应该这么做），为什么不深入下去呢？为什么不迫使（或者通过金钱激励诱使）农民采取别的能够产生显著环境效益的措施，比如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退耕还原为草地和林场呢？
这样的提议会触怒植物培育人员和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将指出，这样倡议的重荷多半将沉甸甸地落到规模最小的种子公司以及已经濒临财务绝境的农民身上。其他人还会指出，对较好的（但是效率较低的）农业实践进行补贴可能不符合农产品自由贸易规定（多年以来，美国一直用自由贸易当攻城槌打败欧盟的农业补贴）。
这些都没错。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可以让我们继续保持谨慎和忍耐，留神我们行为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们可以对传统农业的环境危害视而不见的理由。
事实上，双重标准的存在不是因为基因工程作物对健康或者环境存在什么特殊的风险，而是因为两个凌驾于所有风险预测之上的考虑。
其一是这样一种认识，当人类控制和操纵其他生命体时，会贬低生命本身的价值。其二是因为生物技术的进程伴随着对生命基础材料所有权的主张。这种所有权已经成为企业推进基因工程作物的原动力，但它也激怒了生物技术最虔诚的反对者。
如同散发着陈年气味的旧物一样，这些考虑往往深藏不露。但说到以特别的审慎对待生物技术，这些不失为恰当且充分的理由。
不幸的是，它们对于生物技术的用途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判断。相对于明确的界限，这里只有许多灰色地带。说到操纵和拥有生命物体，范围可以从小麦的引种驯化直至另一面的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当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道德界限，我们的责任是找到这一界限。
我会把克隆人放在远离这一界限的一侧，但依阿华农田里的大豆的基因操控没法令我焦虑。我已经逐渐接受了某些基因构造专利的合理性——比如Bt基因——它们是人类智慧应用天然成分的产物。但是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孟山都竭力主张基因所有权、尽其所能地从中榨取利润的行径令我反感。同其他一切因素相比，孟山都的商业野心，最令人们强烈反对农业生物技术。
目前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已经成功地削弱了基因工程食品的赢利前景。他们的许多论据其实是蛊惑人心，予人以嘲弄的口实，却并不足以激起道德上的义愤。在相当程度上，公众的福利并不取决于Roundup Ready大豆和玉米的商业成功。对生物技术的抵制也不会剥夺地球上贫困人口利用这些重要工具解决紧迫问题的权利。甚至正相反，反对者已经迫使企业纯粹出于公关需要同发展中国家原本没有购买能力的研究人员分享更多的工具和知识。生物技术企业已经被迫更急切地寻找有益消费者的基因工程植物。一言以蔽之，公众舆论的鼓噪实际上可能产生了既合理又明智的结果。
不仅如此，随着10年的时光流逝，植物基因改良将不再这般新奇而充满危险。人们希望，最终能够以同一尺度衡量基因工程和传统作物的风险，不会有过多的顾虑专门针对基因拼接的影响。人们更多关注的将是全体农业的影响。
在影响农业和生物技术的双重标准中，有一方面内容我希望尽快废止。那就是知识和情感的双重标准。如果基因工程是迷人的，甚至抑或是不祥的，那么我们对犁地、播种、收获和育种也不应当熟视无睹。
因此，让基因工程成为一扇窗户，透过它去认识最终更为重要的事物。让我们开始认识农业神话终止、现实起步的地方。让我们努力理解农民之所以对地球上广袤土地大动干戈的缘由。如果我们在乎地球、特别是和农业有关的那部分地球环境的健康，或许我们将愿意为我们所珍视的东西付出，不论是通过直接购买食品还是通过纳税。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或许我们能够创造出可以造福全人类的农业形式。
摘自《收获之神：生物技术财富和食物的未来》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