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末期，往往政治腐败，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导致民不聊生，起义不断爆发。也在此时，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看到国家走向衰亡，他们著书立说，指出朝廷的弊病，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受到重用，为挽救时局贡献力量。东汉后期崔寔的《政论》就是这样一本针砭时弊的书。

令人敬仰的崔寔

　　崔定，字子真，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后期著名政论家、农学家。他出身于世家大族，其父崔瑗，是东汉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学者，所作的《座右铭》一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崔寔年少时便博览群书，见识广博。父亲去世后，他变卖田宅，修起冢茔，建立碑颂，隐居在墓旁，逐渐变得穷困。为了家人的生计，他以贩酒为业。从世家子弟变为卖酒商人，当时人多因此嘲笑他，但崔寔不以为然。服丧完后，当时的三公得知崔寔的品行都来征召，他却没有答应。
　　根据史书记载，崔寔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汉桓帝时期。读过诸葛亮《出师表》的人都记得这一句：“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为什么“叹息痛恨”呢？原因在于桓帝、灵帝时，朝政腐朽，吏治腐败，百姓腐心：上则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互相倾轧;中则百官比周营私，贪索无厌;下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不聊生。崔寔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走上政治舞台的。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因病未对策而授予郎职。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担任议郎，又做了大将军梁冀府的司马，后入东观（东汉皇家藏书处）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大约在桓帝永寿二年（156）至延熹元年（158）间，出任五原郡太守，然后被召入朝再任议郎，负责勘定五经。不久，梁冀被汉桓帝诛杀，崔定因曾在梁冀府做官而受到牵连，有一段时期被禁止人仕。延熹四年，崔寔受到司空黄琼的举荐，任辽东郡太守，因其母病逝而居家服喪，实未到任;守丧结束后，又入朝任尚书。
　　现在看来，崔定在朝为官时主要是做议郎，职掌顾问应对，参与议政，指陈得失，算是皇帝的近臣。但是他生不逢时，在桓帝这样无能的皇帝身边，自然无法施展才华，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但他在地方任五原太守时，却一展身手，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体现了他的从政思想和为官品德。
　　五原郡地处北疆，原为秦朝的九原郡。秦被推翻后，包括九原郡在内的阴山以南地区重新被匈奴所占。汉武帝时，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重新设郡，把九原郡改称为五原郡，其管辖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及乌拉特前旗一带。这里土地肥沃，但人口稀少，土地利用率极低。为了开发这一地区，秦汉王朝曾采取强制手段将罪犯及其家属迁徙到这里屯边。但由于移民人数较少，对这一地区开发的力度并不大。
　　此外，五原属于边郡，经常遭受匈奴、鲜卑、乌桓等族的侵扰。史书中常见“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杀略数千人”，“北匈奴六七千骑人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等记载。频繁的战乱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汉代有对贫困地区进行救济的举措，五原就常列其中。
　　东汉末年，崔寔任五原郡太守后，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两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初步改变了这一地区落后的面貌。
　　第一，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善民众生活。五原郡地处黄河岸边，地域广阔平坦，非常适宜农业生产。但由于该地区—方面人口数量偏少，能够用于生产劳动的青壮年劳力严重不足;另—方面也缺少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因此，当地生产落后，民众的生活十分困苦。史书上有这样的描述：“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五原地区土壤利于麻类作物的生长，但当地人却不懂得织布，冬天天寒地冻，人们没有衣服穿，只得躲在草堆里避寒，见到官吏就穿着草衣出来迎接。这种场景，闻之令人心酸。
　　崔寔上任后，积极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激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让当地民众大量种植麻类纤维作物，他将官府多年来储存的财物加以变卖，全部用于购置纺织工具;另—方面，他又派人前往纺织业发达地区，聘请经验丰富的纺织技师前来向广大民众传授纺织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五原地区种麻、纺织蔚然成风，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民得以免寒苦”。由此可见，崔寔从实际出发，没有采用输血式的救济方式，而是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不直接给当地贫民提供棉衣，而是官府拿出一定钱财，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人才，教民生产，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第二，加强军备，巩固边防。边郡郡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拒寇”，保境安民。东汉后期，政治日益腐朽黑暗，国力日趋衰弱，北方的乌桓、鲜卑等趁机不断侵扰。史书记载：“是时胡虏连人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崔寔深知要想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就必须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为此，他对自己管辖境内的兵士进行严格训练，使其在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为百姓的生产、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有助于东汉边疆地区的稳定。
　　教民耕种纺织，安定百姓生活;加强军事训练，抵御乌桓、鲜卑等的侵扰，在崔定的领导下，五原之地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百姓生活日趋安定，在东汉王朝的边郡考核中多次名列前茅。正因其在五原郡政绩卓著，之后又被推荐为辽东太守。恰遇其母病故，而未赴任。
　　崔寔虽然在朝为官时建树不多，但从他治理边郡的策略和效果看，还是颇值得称道的。他从民生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生产、加强军事，使当地社会趋于稳定，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智慧。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末年，腐败成风，当时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郡当官，本是搜刮民财的大好时机，然而崔寔却是越做官越贫穷，乃至死后家中空空荡荡，还是朝中同僚帮忙安葬，尽显了一个官员的为官准则和操守，值得后人敬仰。

《政论》的成书及主要内容

　　《政论》是崔寔的代表作之一。要解读《政论》的内容，首先要弄清“政论”二字的含义。《论语·颜渊》记载，孔子曰：“政者，正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也说：“政。正也。”所以《政论》一书又名《正论》。论，是指议论和分析说明事理。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说：“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意思是议论中的说理应该像劈柴一样，贵在能按照木材中固有的纹理自然破开。由此可知，“政论”是指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客观评论。
　　《政论》的成书时间，学界历来颇有争议。《后汉书·崔寔传》记载：“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明确此书成于桓帝初年，崔寔任郎官期间。然而书中又有“仆前为五原太守”的句子，于是有人认为此书是崔寔晚年所作。综合来看，这部书并非成于一时，其主体部分应该写于桓帝初年，此后随着崔寔为官经历的丰富，又对此书有所增补和修订。比如石汉声认为，“《政论》只是他一生各个时期针对时政的论文集。附言所说‘论当世便事’，‘当世’应不是某一年;‘数十条’也不—定一时写就”。刘文英指出，《政论》是从桓帝初年开始撰写，至晚年才完成。但联系到晚年崔寔的“遁世”心态，本传所引那些言辞激烈的篇章，可能大多是桓帝前期完成的。金春明提出，崔寔“所著《政论》，大约开始于桓帝初年，陆续写作，完成于辽东太守以后”。秦进才也说，“从《政论》内容中体现出来的时间概念来看，如‘仆前为五原太守’‘今辽东耕犁’等，能够证明此书当不是一时之作，而是经过长期积累、反复修订、逐步完善到晚年才定稿的”。
　　可以说，《政论》一书反映了崔寔一生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研究东汉末年的社会情况有重要价值，书中的政治理念对今人不无启发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这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散佚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政论》是后人的辑本。明朝万历年间，梅鼎祚从《后汉书》《太平御览》中辑录出《政论》的部分篇章，编入《历代文纪·东汉文纪》卷十七中。到了清嘉庆年间，严可均从《群书治要》中抄录出七篇，从《后汉书》本传及《通典》中各抄录出一篇，共计九篇。他又收集各种书籍的引用，校补讹脱，最终辑成《政论》一卷，收录到《全后汉文》中，这是如今较为通行的《政论》版本。
　　纵观全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等诸多方面，深刻揭露了东汉王朝末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并提出了革新主张，以此来阐明自己的“道”，言明自己的“志”。史书这样评价：“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思想家仲长统则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这是将此书视为君主的座右铭。

《政论》的现实意义

　　《政论》一书成于东汉末年，当时即产生很大影响。只可惜，此书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散佚，多亏唐朝修《群书治要》时保存了其中的部分篇章，而且专取精实，删去腴语美词，对于东汉末年的积弊，胪列无遗。治乱兴亡，古今一轨，可以为后世所借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论》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从《群书治要》中辑录出来的。
　　此外，崔寔当过朝官，又做过地方官，有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而且颇有政绩，可见他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空言议论的书生，其仕宦经历足以让他对当时社会和百姓的问题有深入了解和认识，因此《政论》这部书绝非泛泛而谈之作，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现实针对性是很强的，其中一些观点仍对今天有借鉴意义。
　　首先，书中对官僚贵族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等行为进行了批判，同时强调了贤臣的重要作用。崔寔揭露说：“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苟解面前，不顾先哲。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关告哀，终不见省。”官吏们依仗权势，敲诈勒索盘剥百姓，敢“犯王法以聚敛”，致使官民之间矛盾激化，百姓“咸以官为忌讳”，形成了民怕官、民躲官的局面。中国自古就有“君舟民水”的思想，国家的治理、地方的安定离不开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如今官民矛盾如此，怎能解决社会危机呢？于是，崔寔痛斥这些官吏为“聚敛之臣”“贪人败类”，其行为是“割胫以肥头”，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混乱。
　　君庸臣贪是祸乱之源，这是崔寔对当时社会客观分析后得出的基本认识，也是他提出各种政治主张的出发点。他心目中的君臣形象，应该是明君掌权，贤臣辅佐，君臣和睦，协同一致。有了贤臣，无论是中央的政务还是地方的治理，都会井井有条。所以他说：“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賴贤哲之谋乎？”意在提醒统治者要选贤任能，防止奸臣当权，这样才能使国家得到有效治理。
　　其次，书中提出要整顿吏治。国家的治乱兴衰、社会风气的好坏，与吏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吏廉则治，吏不廉则政治削。因此，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德才兼备的官僚队伍。崔寔的仕宦经历，也让他深知“治国必先治吏”的道理。为此，他提出“官宜久任”。就是说考核官吏是一件长期性的工作，不能以短时间的政绩论成败。有些官员因为短期没有成效就被调离或罢免，不仅没有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而且也影响了官僚队伍的稳定性。崔寔认为，要使君臣和睦、百姓康乐，应该给官吏长期任职的机会。长期在一地任职，则官民之间互相熟悉，加之官员心志专一，安于官位，乐于职事，考虑长远，不会只图眼前，得过且过，这样才能让社会安定。为了使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他还列举了长期任职的典型事例，“近汉世所谓良吏，黄侯、召父之治都，视事皆且十年，然后功业乃著”。应该说，崔寔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频繁更换地方官员，则会导致“吏民疑惑，不知所谓”，而接任之人已知自己不能长久任职，难免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然不利于地方的治理。
　　另外，崔寔提出了“考绩核真”。鉴别一个官吏的好坏，就要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察，考察时应以经过核真的政绩为依据。也就是说，官吏的升降、赏罚，必须以他们实际取得的政绩，而不是以上级官员的好恶为标准。如果以后者为标准，难免会出现行贿受贿之风。崔寔还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考绩很不公平，对待高级官员，往往使其享受各种特权，放宽标准;而对低级官员，则吹毛求疵，要求严苛。这样就破坏了考绩的公正性，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吏治问题。这是必须加以规范和解决的。而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崔寔则主张用重法严加惩治，使他们有所警惧。 　　第三，书中体现了政因时变的改革观。崔寔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统治者要善于应变，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制定出新的方案，以适应新形势。死守着祖宗之法，因循旧的体系，是没有出路的。他把君主的统治比喻为乘一辆车，要使这辆车常新不变、运转如初，就必须不断进行修补保养。他这样说：“守文之君，继陵迟之绪，譬诸乘弊车矣。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折则接之，缓则楔之，补琢换易，可复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车子已经破损，却不思修补更新，乘这种车的后果可想而知的。
　　崔寔认为，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前人留下来的东西未必符合现实，不能简单照搬，而应根据实际，进行革新。他反问道：“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对于当时那些习古不化的观念，崔寔进行了批判，提出用古人的办法来解决后人遇到的问题是愚蠢的，人们的思想应当因时而变，“与世推移”，固守成规是没有出路的。
　　应该说“政因时变”的观念反映了崔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正确认识，他的改革创新精神，以及一切政策措施都要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是积极且值得后人学习的。
　　最后，书中反映了崔寔的法治思想。崔寔深知“治乱世用重典”的道理，面对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以严刑峻法为主，以道德教化为辅的方针，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这个理念是符合实际的。
　　崔寔特别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国家不能无法，法度如果遭到破坏，人欲就会放纵而无节制，从而产生“天下之三患”。所谓三患，一是僭越奢侈现象泛滥。失去了法度，在政治上会“下僭其上，尊卑无别”;在生活上会出现“僭服淫器”，助长奢侈之风。二是害本伤农，残民损国。没有法律的制约，人们就会无所顾忌，唯利是图，导致“躬耕者少，末作者众”，这样农业生产便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影响，于是一些人开始铤而走险，为奸寇，成为国家之“毒忧”。三是败坏风气，激化矛盾。法律遭到破坏，人们就失去了规范，贪污、奢靡之風盛行，官员强取豪夺，百姓生活穷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使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纵观崔寔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又体现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特别是他的人才观、吏治观、改革观、法治观，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政论》选读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寝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阙题一》）
　　自尧、舜二帝，汤、武二王以来，都是依靠明智之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来治国。所以皋陶献出计策而唐、虞由此兴旺，伊尹、箕子作训诫而商、周由此昌盛。到了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的，有谁能不依靠贤智之士的谋划呢？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常因在位的君主享太平日久，风俗渐渐败坏而不醒悟，政事渐渐腐朽而不改革，习惯了混乱和危难，安处其中而不见自己的处境。或者沉溺于欲望，不顾念政务;或者听不进告诫劝谏之言，满足于假话而不在意真相;或者在岔道处徘徊，不知所从;或者受君主信任的大臣，为保禄位而闭口不说话;或者受君主冷落的臣子，因被轻视而言论不被采用。所以上面国家法度削弱，下面有识之士郁闷，这真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