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文化的恢宏气象映射在书法领域内，不光造就了深沉庄重的楷书风格，同时也激发了淋漓飞动、富于浪漫精神的草书艺术。草书是中国书法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书法从表达语言的工具走向艺术高峰的标志。
　　草书的特征是意多于法，体势尚险，尤重笔力筋节，从中可以概括出文化审美的新思想。因此，中国书法家没有篆圣、隶圣、楷圣之称，而有草圣之称，其原因就在于草书千姿百态、笔走龙蛇、气势横贯，显现出人的想象力和联想能力，流注出人的抒情性和思想性。
　　同楷书的发展一样，盛唐草书也是从魏晋草书的风流儒雅和飘逸敦厚中脱胎出来，转而追求强烈的力量和更加自由的抒发。以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为标志的盛唐草书成就，不论是从其本身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来看，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都丝毫不逊色于唐代楷书的造诣。特别是张旭、怀素的草书，力量充沛，感情奔放，纵横飞舞，迅疾而下。在这里，用笔的法则、点画的规范都退到次要的地位，突出强调的是纯粹线条的运动感和节奏感所造成的音乐般的效果。这种创作已经基本放弃了书写的实用功能，而近乎纯抽象的造型活动了，作者努力将自己从自然和生活中得到的感受，通过线条的运动变化倾泻出来。由笔墨的扭曲变异写出人的命运，因而这些作品成为书家人格和精神的表露和外化。这种充满动荡跳跃，同时又是十分自信和浪漫的律动，与李白式的自由潇洒的盛唐诗歌一起，构成了唐代社会的主要审美特征和总体气象。
　　如果说经过汉魏章草而发展的晋宋今草还似春风杨柳，婀娜多姿，勾锁连环，那么盛唐出现的狂草则像沙场征战，万马奔腾，风起云涌，波涛翻滚。同样，如果说狂草的奠基者是张旭，那么狂草的成熟者则是怀素。在盛唐与中唐的交替接续时期，张旭与怀素一前一后活跃在当时的书坛。
　　张旭，吴郡人，官至金吾长史。怀素，长沙人，出家为僧。本来职业、身份毫不相干的两人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新唐书·文艺传》）。
　　释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嗜酒，凡一日九醉，时人因目其书为“醉僧书”。每酒酣興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尝自叙云：“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书林记事》）
　　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位书法家都是具有“海量”的酒徒。张旭嗜酒必至一醉方休，而怀素则是一日九醉。他们每每在酩酊大醉后进行书法创作，也常常出现戏剧性的效果，如张旭要“呼叫狂走”“以头濡墨”;怀素则是“酒酣兴发”，到处书写，与一般书家沉思默想的创作场面迥然相异。而且两位书家都认为醉后所书是自己平生得意之作，不仅张旭酒醒以后自视以为神异，怀素也是“醒后却书书不得”。或许在腾云驾雾般的醉昏之际，书家的创作冲动和情绪的抒泄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是借酒能使自己找到自然仙境，轻视富贵功名;或许释、道两家的思想混合濡染，使他们不愿俯仰权贵而更愿目空一切，痛饮狂歌！这正是盛唐充满着热情、想象和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是佛道思想渗透在书法艺术中的传神之笔。
　　痛饮狂歌固然足以证明张旭、怀素的豪迈风度，都攻草书也显示出两位书家的才华横溢。但据此还不能表现出他们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书法创造具有自然之美的升华、审美之情的结晶。
　　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檐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新唐书·文艺传》）。
　　怀素“尝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书断》）。这一记述说明经过书法家凝神专注的观察，创造性的能动联想可以转化为笔飞墨舞的艺术，客观物象的形势可以转化为结体章法的风貌。张旭和怀素都不只是汲汲于学习古人之法，而是更注意从人物形象和客观自然中探求领悟的契机。这种书法艺术上的灵感和启示，绝不是停留在自然万物的表面观察上，而是努力挖掘其内在的精髓。
　　一般人看到公主担夫争道，看到夏云波诡变幻，可能也就是浮光掠影，过目即忘，而他们却能体察出自然现象中表现的“意”，并从中获得更为深刻的追求。公孙大娘的西河剑舞使人立即触想这姿态像豪荡的点画，快速的旋转也可以使人激发笔锋的驰骋飞扬，剑器舞姿的音容可以对草书的结构有启发;担夫争道的动态可以悟出笔画节奏的相拒相让……因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自然也就更具有生命力。
　　除了创作方法上无拘无束外，张旭和怀素又都具有勤学苦练的深厚根基，唐张固《幽闲鼓吹》称：张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任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张旭笔迹神妙，博观之广，居然还会如此留心老叟所藏的作品，从中获得笔法要妙，可见其用心之勤。怪不得朱长文《续书断》称赞：“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像张旭的《郎官石柱记》完全是极工的正楷，简远平实，法度严密，颜真卿称其“楷法精详，特为真正”，后世书家也认为其“隐约深严，筋脉结密”，“进退履绳，旋曲中规”，甚至说连欧阳询、虞世南等楷法大师也当退避三舍，可见其造诣之深。后人评论唐代书法，对诸家皆有异论，唯张旭没有被贬责，唐文宗还称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曼的剑舞，并号为“三绝”。
　　怀素比张旭用功更甚。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三记他“用功甚勤，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壕。……居零陵时，贫无纸可书，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板皆穿”。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书法根底，使得他的作品笔势奇状，连绵回绕，当他带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去京城长安请人指教时，许多文人学士都大为称许，归来即写了著名的草书杰作《自叙帖》，其中记载的那些诗句，如“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形象地描述了自己草书飞动的气势和遒劲的笔力。李白在《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对他非常推崇。 　　如果没有对自己从事事业的热爱，没有那种刻苦奋发的精神，张旭和怀素就不会成就其一代英名。如果仅仅看到他们的颠和狂，艳羡于他们那种浪漫风度，却不去注意他们的探索和劳动，是难以了解其真正价值的。如果只陶醉于狂草的“兴到之作”“神来之笔”，故意把许多字变得面目全非，潦草勾连，而忽视楷书、行书的深厚功底，不仅结体难工，用笔也难臻善。
　　在古代书法实践观中，这种对基本技巧的熟练掌握与自由运用称为“功力”，它既包含着点画的书写、结构的安排、布局的经营，又包含着接受、融合传统书法的厚度、广度和深度，这两个层次体现了人的某种模仿和再创造的力量，所以功力深浅具有评价人的努力和认识书法本质的意义。
　　功夫实际上已不单单是技法的问题，它本身就渗透着书法实践者的学识修养，表达着实践者对人、对自身、对自然的某种情感和理性认识。这样，功力便具备了体现人的审美本质的更高层意义。特别是随着积累的日益丰厚，强大的功力意识便走向异化，导致人的精神情感从功力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相互辉映和交叉影响的两条线索，即自我精神的“天然”与功力的“忘我”交融，其实质便是通过“忘我”而抛弃束缚。这一观念的根源在于老庄“顺其自然”的思想。老庄哲学中的最高范畴“道”，就是万物排除一切“外役”因素而体现其自身之“自然”，对人而言，这自然就是我之本性。书法之“道”就是表现“物我一体”的自然之“道”。因而，古代书法实践观要求人与自然的叠合同构，心手两忘、和谐化境便是书法创作的最高宗旨。
　　奔放不羁的热情，灵活的创作方法，执着偏爱于草书，以及嗜酒的痛快淋漓，共同构成了张旭、怀素两位书家浪漫欹侧的内容——書法形象和历史形象。人们常常喜欢把他们称为“颠张醉素”，和他们同时代的颜真卿也认为：“昔张长史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仆实谓之狂僧。和以狂继颠，孰为不可耶？”（《续书断·妙品》）所谓“颠”“狂”自然是指张旭、怀素在书法中所表现出的艺术个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狂草与传统的章草、今草大不相同，这种变革更为豪放流畅。
　　在唐代的书法革新中，张旭实得风气之先，继而颜真卿便在楷书行书的创作中把革新推向高潮，成为革新派的主帅。怀素则在草书领域继承发展了张旭新开辟的领域。以颜真卿为中心，前张后素，通过笔法传授和揄扬奖掖，三者之间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先后在书法革新中起着骨干的作用。其情况正如诗之有李杜，文之有韩柳，在各自的创作领域中体现了时代的风貌和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要求。如果说张旭的草书一出，使书法艺术摆脱单纯书契的作用，一跃而为纯表现情性的艺术品类，与绘画并列于艺术之林，那么，怀素在张旭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浪漫主义，把草书艺术推向热情奔放、狂逸宏博的境界，成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书法艺术的典型。
　　张旭与怀素作为草书革新的领袖，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们从书体方面打破了唐代楷法君临一切的一统局面。从草书角度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不仅为丰富唐代书法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体现了盛唐社会的时代风貌，从而在文化思想上有着独特的、积极的意义。两人对草书的偏爱与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既可能是宗教的精神产品，也可能是艺术的精神产品，他们的审美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次，他们创新的狂草，在结字和章法上都耳目一新，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那种跌宕欹斜、变化莫测的结构形态，转折翻侧、方圆兼备的用笔，粗细干湿互为交替的线条效果，乃至一泻千里、不可遏止的气势和神韵，其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出来的丰富程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且他们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均以扎实严谨的技法为基础，从而使遒劲凝练而富有弹性的线条法度具备、一气呵成。
　　再次，狂草的创举影响了后世大批书家，其书学宗旨还对后代书风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像《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充分说明了颜真卿能成为彪炳日月、万代推扬的大师，是与他们的指点分不开的。他们在狂草中所追求的意趣和感情，他们落拓不羁的个性与书法风貌，对于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可以说是黄庭坚、祝允明等汲取艺术营养的先导。
　　至于古人对张旭、怀素的评价也很多。苏轼称赞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书唐氏六家书后》）。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称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米芾也说“怀素书字法清远，字字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