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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赫金关于狂欢的阐述强调其双重性意义，关于对话的阐述则强调“对话的泛音”，文章认为，狂欢广场上不绝于耳的喧嚣实际上也就是话语间无所不在的对话的泛音。双重性以对话性的形式显现，对话性表达着双重性。两者都是以话语的交流构建的存在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关键词：对话；狂欢；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1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58－07
对话与狂欢，是巴赫金诗学与哲学的核心范畴。对话的阐述贯穿了他几乎所有的话语论作品，而狂欢的阐述则贯穿了以《拉伯雷研究》为代表的小说论著作。这两个方面都在巴赫金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一以贯之的强调。巴赫金在阐述对话思想的时候，特别强调“对话的泛音”(диaJIогичeckCKиe ooepTOHbI)，即对话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话是宇宙、社会、人的存在方式。而在阐述狂欢时，尤其强调狂欢的双重性(aMoиBaJIeHTHOCTb)意义：狂欢的世界是一个双重存在的世界，狂欢的内涵表现为弃旧与迎新的内在统一，狂欢化艺术形象也是一个正反对立共生的形象体系。双重性，是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基本哲学立场。可以说，狂欢与对话，是巴赫金贡献给人类哲学与诗学宝库的两个重要思想。
对话(диaJIог)，是巴赫金哲学与诗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的所有创作里我们都可以听到“对话的泛音”。在巴赫金看来，凡是能够表现一定含义的事物，只要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相互间就会有对话关系。对话是语言的目的，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现其意义。只有经过对话，才能实现思想的、情感的、意义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人物之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相互关系显现存在的意义。
对话思想首先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并阐述的。此后，对话成为巴赫金思想的基础范畴，在各种著作中得到阐述与发挥。巴赫金认为，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立场。既是作者对主人公的艺术立场，也是人物对宇宙的存在立场。对话性渗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形象、语言乃至整体的艺术结构诸多方面。
对话首先是人物自我的对话和人物与他人的对话，这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对话，它不仅仅是外在的情节性对话，更重要的是潜在的思想的对话。这种对话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从成名作《穷人》一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内心始终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声音，这两个或多个声音的争论造成了其内部纵深的对话世界。主人公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对他人的态度，他人对主人公的态度，都在对话中得以显现。也就是说，对话中昭示着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与思维，全都在对话中得到表达。对话，就是主人公对世界把握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而言，生活就是同自己、同他人、同世界对话。在马卡尔·杰符什金的人格世界，“我眼中之我”(я-дJIЯ-MeHЯ)在“他人眼中之我”(я-дJIЯ-дPYroro)的背景上生成，在其自我与他人对话的基础上生成。《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内心高度对话化的人，这一高度对话化的内心对自己、对一切人与物都取一种活跃的亲自对话的态度，“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对一个东西进行思索，就意味着和它谈话。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而且，在他的内心对话中，在他的灵魂激烈紧张的交锋中，不但有自我分裂的不同声音，更有众多不同形式的他人声音一齐汇聚于主人公意识之中，形成不同意识的对话与交流。
显而易见，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独特尺度，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生存哲学。巴赫金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通过与他交际，采用对话方式，才能够接近他，揭示他。”因为，只有在主人公与他人的交际中，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人身上的人”，亦即迫使主人公自我揭示，既揭示给别人，也揭示给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做了。于是，他笔下的世界成了对话的世界，他的主人公的意识成了独特的充分对话化了的自我意识，这种对话的自我意识总是面向自己、面向他者、面向世界，随时处于同自己、别人、甚至第三者或更多人的对话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整个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性的对话中：他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面容、眼睛、躯体、每一个手势、自己的沉默、甚至是自己的死(自杀)。”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特征。
由艺术世界的对话扩展开去，巴赫金提出了话语(ВЬIСКаэьIваHие)这一概念。“如果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转入一般对话理论，如巴赫金著作中那样，我们于此便发现了‘相邻的’话语的本质和意义。”话语就是人类的一切言语行为及其结果，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话语。所有的言语体裁都是以话语的方式存在着，包括日常生活的对白、日常叙事和书信、各种命令、政论、科学与文学著作等等，所有这些言语行为的产物无不是话语的表达，并且这些所有的表达无不充满对话。对话存在于一切意义交流领域，是话语意义彰显的前提，任何主体自身内部和任何主体之间，只要涉及意思表达的行为都是在构筑对话关系。因此这宇宙之间对话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随时随地都充满着“对话的泛音”，对话是世界的基本存在方式。“表述充满对话的泛音，不考虑这种泛音，便不能彻底理解表述的风格。”
在巴赫金看来，任何一个具体的话语都会与先前的话语和后来的话语发生应答关系，构成特定对话链条中的一环。每一话语都与特定领域的其他话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都可以看作是对此前这一领域的其他话语的应答：肯定或者否定，补充或者试图纠正，或者以之为前提，或者以某种方式考虑它，总之要在同一领域发表某种见解，不与其他话语发生关联是不可能的。这种关联，就是应答的反应。“表述的情态总在或多或少地作出应答，即表现说者对他人表述的态度，而不仅是表现他对自己表述对象的态度。”巴赫金认为，任何话语在言语交际的具体条件下都有或多或少的他人话语隐于其中，它除了面对自己当下的话语对象之外，还须以某种方式回答此前的他人话语，就是说，话语不仅指向自己的对象，而且指向他人关于这一对象的话语。同时，话语不仅指向前在的环节，也关联与言语交际中的后续环节。这种关联就是：话语发出之前说者就会考虑自己的思想、情感、世界观等等将得到怎样的应答，听者将会有什么反应。而实际上，话语也是为了这种反应才建构的，听者在这里不是消极地听，而是积极参与思想的对话。“当我说话时，我总要考虑到受话人接受我的言语的统觉背景：他对情景的熟悉程度如何，他是否拥有这一文化交际领域的专门知识，他的观点和信念如何，他有什么成见(从我们的观点上看)，他的好恶如何；因为所有这一切将决定他对我的表述的积极的应答性理解。”也就是 说，话语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会有回答，从这一意义上说，话语就是为他者建构的。一个人的思想只有当他以话语形式向别人表达时才成为真正的思想，相应的意识也才成为对他人来说实际的意识。受话人的应答理解对话语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巴赫金在对话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语言学(MeTaJIиHгвистика)概念。超语言学区别于传统语言学之处就在于将语言置于对话中观照。他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现其意义。离开了对话，没有了交流，人与人的交往、思想与思想的对接、情感与情感的交流都将成为不可能。没有对话的语言是死的、无意义的；有了对话、交流与交锋，死气沉沉的言词才能获得生气勃勃的内涵。对话不仅仅发生于完整的话语之间，也发生于话语中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片段之间。“对话语中任何一部分有意义的片段，甚至任何一个单词，都可以对之采取对话的态度，只要不把它当成是语言里没有主体的单词，而是把它看成表现别人思想立场的符号，看成是代表别人话语的标志；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在其中听出别人的声音来。”即使是我们同自己说出的话，表面看是自言自语，实际上随时也都在与某一自我的声音、某一他人的声音，或者某种观点和立场在交流与交锋。超语言学就是要研究对话中的语言，或者说要在对话中来研究语言。
任何话语都有话语的发出者，任何话语都会表达一定的意图和立场，因而面对任何话语都会引起对话的反应：对这一意图这一立场，是赞成?支持?还是反驳?反对?而这种反应之下，思想与思想之间、立场与立场之间、情感与情感之间便有了交流，便有了对话。不同语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之间，只要它们都代表一定的看法立场，只要它们都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不同世界观，那么它们之间就一定会有对话发生。如果更进一步考察，则各种符号材料之间也充满对话。巴赫金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范围上来考察对话关系，其他凡能表现一定含义的事物，相互间也会有对话关系，只要这些事物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当然，这已经不在超语言学考察的范围。
显然，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里，对话渗透于一切言语领域。只要有语言，只要通过言语实现于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便有对话发生。而这种言语的相互作用，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对话，就是语言意义的凸显，就是语言之为语言存在的意义。还在1929年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巴赫金已经提出了泛对话的思想，他说：“言语的相互作用是言语现实的基础。对话，在这一词的狭隘理解上，当然，仅仅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确实是最重要的形式。然而又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对话，把它看成不只是人们面对面直接大声的言语交际，而是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在这里，巴赫金指明了任何话语的对话性质，即任何话语都是两面性的，任何话语都体现着说话者与听话者的相互关系，都是在说话者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意义的。人的自我是在话语中相对于他人形成的，话语连接着我与他者，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对话中的存在之所。而这里的说话者与听话者并非狭隘的说者与听者，而是广义的对话双方。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书面语体中的言语交锋、更深层次上的以言语实现的意识形态交流，都属于对话的范畴。并且这对话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一说一听一主一客的稳定模式，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说者与听者的身份在不断变换着，在交流中形成完全对等的互动关系。
于是，在巴赫金超语言学视界下，语言的目的就是对话，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对话存在于一切语言领域中。文学作品中有人物内心的对话，人物之间的对话、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论说文体中有作者与他人关于同一论题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日常生活中不同语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之间、人们的言语交流甚至自言之语之中，都普遍存在着对话关系。因为，任一领域的每一话语都是话语链中的一环，与此前的环节和后续的环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在言语中生存，在对话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言：“对话，按照巴赫金的理解并非简单的交往，如某些人解释的那样，而是存在及个体的生存状况的表达。”意义世界是以对话关系来构筑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对话的泛音。
因为意义世界以对话关系构筑，狂欢世界的双重性意义显然也是由对话构筑的。“对话的泛音”与狂欢的双重性之间于此便显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对话性是狂欢的双重性的基础，而双重性中则渗透着“对话的泛音”。这种内在一致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到。
首先，“对话的泛音”与狂欢的双重性都以自由平等为其精神基础。当广场街巷的狂欢的民间文化颠覆上流社会的官方文化的时候，自由平等就是人民大众的集体的生命诉求。相应地，当话语与话语之间产生对话与交流的时候，每一位话语的发出者必然也是自由平等的，否则就不能产生对话；当广场上辱骂与赞美的言辞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时候，正是久被压抑的思想与情感在自由平等地宣泄。相应地，当无所不在的话语之间响起对话的喧声的时候，也正是每一种话语都在自由平等地向他人、向世界宣示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的时候。因此可以说，自由平等，这是狂欢的双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共同的存在方式，也是两者共同的精神基础。毫无疑问，“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狂欢节期间，取消一切等级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巴赫金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在官方生活中，人们为来自官方的等级制度、意识形态所束缚，还有和官方制度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宗教、道德、法律政令的压抑；这样的生活使人与人之间无形地被等级、财产、家庭、职位、年龄差异等等造成的屏障所阻隔，而官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种等级隔阂。“与此相反，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这种脱离常轨的生活使人在狂欢的广场上感觉到自由平等的氛围。并且，“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会隔阂的背景下，人们之间这种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人回归人的自由本质。
显然，狂欢节的广场生活与官方节日以及日常生活相比，其突出特征就是自由的交往与对话。人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宣泄，纵情地欢笑，高谈阔论，畅所欲言；可以将平时生活中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国王、主教变成狂欢广场上的小丑加以击打嘲笑；可以用日常生活中视为禁忌的上帝、神灵赌咒发誓；肆无忌惮地交谈、交往，毫无顾忌地讲出平时不好意思讲的粗言俚语；总之，平时生活中不能说或不好意思说的话，这时都可以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宣泄而出；平时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此时也可以自然而然地付诸行动。在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们感觉着新与旧的交替、上与下的易位，感受着宇宙的双重性精 神，感受着各种思想、各种不同阶层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情感世界的自由交流与交往。
同样地，话语的对话与交流也是充分自由的。自由平等是话语之间对话的前提。任何话语都是在对话中显现其意义，任何话语的对话都是自由平等的对话。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环境里才能有话语之间充分的交流以及话语主体之间的充分交往。在这一意义上，狂欢节的广场正是打破束缚人的各种制度和道德律令、粉碎等级樊篱、消除行业隔阂之后构建起来的充分自由平等的交往环境。这个人与人自由平等交往的环境也就是话语与话语自由交流的环境。按照巴赫金的思想，只有充分自由平等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也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正确交流。因为对话中必然地伴随着理解，而正确的理解、不带偏见的理解是以话语主体之间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前提的。在这里，体现双重性精神的狂欢节的自由平等与对话交流的自由平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其次，狂欢的双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在狂欢化艺术形象中得以统一。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深刻的狂欢化色彩，而狂欢化则意味着塑造一体双生的主人公形象。这种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时表现为同貌人(двойHйк)与主人公的双重共生，有时则表现为主人公与他者的对话与对照。后一种情形中的他者实际上也是主人公身上的自我在他人身上的外化，有时这种外化甚至显现在多个角色身上，这也是特殊状态的双重人格。而所有这些情形各异的人格组合之间的关系，无不由对话来构建。因为，巴赫金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基本艺术手法，他总是不断地让自己的主人公与自身对话，与他人对话。“他迫使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别人身上认出自己，认出自己的思想、自己独特的语言、自己的意图、自己的姿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重要的主人公，几乎每人都能在别人身上，甚至在几个人身上(斯塔夫罗金和伊万·卡拉玛佐夫)，找到自己部分的同貌人。”主人公身上的“我眼中之我”与他人身上的“他人眼中之我”总是处于紧张的对话之中。在最典型的双重人格的高略德金身上，高略德金与他那一体双身的另一个高略德金之间的对话的喧嚣始终不绝于耳。在那里，高略德金的声音和意识分解为三个声音展开对话。第一个声音是“自己眼中之我”，他要依赖别人和别人的承认才能存在。第二个声音是佯装的“他人眼中之我”(即反映在别人身上的我)，也就是高略德金第二个起替代功能的声音。还有第三个声音，就是不承认他的他人声音，也是由“自己眼中之我”分解而来的声音。于是，整部《双重人格》就像是在一个分解开来的意识内三个声音自始至终地进行内心对话，显现着高略德金身上不同的精神力量之间的争吵与较量，以及他的灵魂深处的紧张与焦虑。
巴赫金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的大量描写，乃是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表现采取了狂欢与对话的艺术立场：狂欢化的体裁本能地蕴涵着讽刺性模拟，讽刺性模拟则意味着塑造一体双生的主人公形象；而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存在方式，他在对话中与他者建立特定的关系，他也在对话在中凸显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建立于深刻的对话性基础之上的存在，使他的身上不仅显现其“自我”，而且显现“他者”。世界就是由“我眼中之我”(я-дJI-меHя)、“他者眼中之我”(я-дJIя-другого)和“我眼中之他者”(другой-дJIя-меHя)构成的，而“他者眼中之我”与“我眼中之他者”又都是通过“我”来显现的，在此也都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人身上的人”(чеJIовек в чеJIовке)。由此，主人公的自我便一分为二，这个“人身上的人”与“我”相反相成、共存共生，相互对应，双重人格由此而生。
从宏观的狂欢世界的双重性到微观的个体的双重人格，双重性，是巴赫金关于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从狂欢文化中怪诞人体的生——死相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量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形象，无不体现着狂欢世界观的深刻双重性。
总之，双重性就表现为事件、事物的正反合一性与新旧交替性，形象与情节的一体双生性，表现为旧与新、过去与未来同台展现，死亡与诞生、否定与肯定一起出场，这种双重性鲜明地体现于主人公的双重人格中。而对话则是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的存在方式，也是其自我显现的方式。“话语的双重性，它的唯一性和多样性趋势，使之能在其中听到‘自己的’和‘他人的’声音：话语在卓越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抗拒也不能消融的完整性本质中确立，同时也在这样的完整性进程中表现为创造的、生成的、复活的和重生的。”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在话语中生存，话语中表现出深刻的双重性。狂欢的双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就这样在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体现出内在的同一性。
再次，双重性的狂欢与话语的对话本质上都是一种话语存在方式。在超语言学视界下，广场上各种思想、各种不同阶层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情感世界的自由交流与交往也就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充满双重性精神的自由平等的广场狂欢也就是不同话语之间的自由交流与对话。交替与更新的双重性体验正是通过正与反、上与下、新与旧不同话语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双重性本质上也就是自由平等的对话性。因为，巴赫金在言及双重性的生与死同在、新与旧共生时，总要特别强调两者的共时性与一体性，生与死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死的同时也就是生；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总之，这正是两副面孔交融为一体的雅努斯形象。而这两种精神的交流，实际上也是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对话与交流。
狂欢节的广场上充满了各种话语的交流与对话，从超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对话也是狂欢广场的一种存在方式，双重性就是广场上不同话语交流中表达出来的宇宙精神，广场狂欢的双重性体验就是通过话语的交流与对话而得到的话语体验。
如前所述，话语的意义在于对话，对话是话语意义的实现，是话语意义的彰显。话语与话语之间以对话的形式存在着。推而广之，人与人之间、观点与观点之间、思想情感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之间、前一代与后一代的文明成果之间，不同文明的话语系统之间，都充满对话，都以对话的形式发生关联并以对话的形式存在。显然，狂欢广场上各种思想、感情和世界观的话语交流也是如此。“对话是任何存在的条件，也是这存在的保证，只有对话的在场才能见证主体的存在。”人在言语中生存，在对话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话语，是人存在的家园。于此可以看到巴赫金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接近。1962年7月2日巴赫金写给柯日诺夫(B.B.KoжиHOB)的信中谈到海德格尔曾说：“对于海德格尔本人，非常遗憾，我了解不多。胡塞尔(我对他评价很高，他对我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弟子中我最接近的是马克斯·舍列尔及其人格论，海德格尔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完全不在我的哲学爱好范围之内，但根据盖杰科的文章我看到，在某些方面我和他也很接近(想必，您在读文章时也会有某些同感)”。对话语、语言的存在意义的张扬，应该看作是两位20世纪重要思想家“很接近”的地方所在。
还在20世纪的20年代，巴赫金便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话语对于对话者的定位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性所决定，即无论它是谁的，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存在的。话语，是连接别人和我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和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
20世纪70年代初他又在一份笔记里阐述了同样的思想：“我生活在他人话语的世界里。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这一世界里定位，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反应(这反应是极其多样而无穷无尽的)，以掌握他人话语始(在最初掌握语言的过程中)，以掌握人类文化财富终(用话语或其他符号材料表现的文化财富)。”
话语对于对话者具有定位意义，人的自我在话语中相对于他者而形成，话语是对话者之间的桥梁，是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也就是对话者共同的家……这样的思想在20年代是超前的。正是遵循这样的思想，巴赫金形成了从话语人手考量人和人的存在的独特视界。这种方法我们在他关于狂欢广场语言辱骂——赞美双重性的分析中，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双重人格的分析中已经看到。显然，狂欢广场上辱骂与赞美不绝于耳的喧嚣实际上也就是话语间无所不在的对话的泛音。双重性以对话性的形式显现，对话性表达着双重性。无论是双重性还是对话性，都是以话语的交流构建的存在方式，两者之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关键词：对话；狂欢；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1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58－07
对话与狂欢，是巴赫金诗学与哲学的核心范畴。对话的阐述贯穿了他几乎所有的话语论作品，而狂欢的阐述则贯穿了以《拉伯雷研究》为代表的小说论著作。这两个方面都在巴赫金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一以贯之的强调。巴赫金在阐述对话思想的时候，特别强调“对话的泛音”(диaJIогичeckCKиe ooepTOHbI)，即对话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话是宇宙、社会、人的存在方式。而在阐述狂欢时，尤其强调狂欢的双重性(aMoиBaJIeHTHOCTb)意义：狂欢的世界是一个双重存在的世界，狂欢的内涵表现为弃旧与迎新的内在统一，狂欢化艺术形象也是一个正反对立共生的形象体系。双重性，是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基本哲学立场。可以说，狂欢与对话，是巴赫金贡献给人类哲学与诗学宝库的两个重要思想。
对话(диaJIог)，是巴赫金哲学与诗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的所有创作里我们都可以听到“对话的泛音”。在巴赫金看来，凡是能够表现一定含义的事物，只要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相互间就会有对话关系。对话是语言的目的，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现其意义。只有经过对话，才能实现思想的、情感的、意义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人物之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相互关系显现存在的意义。
对话思想首先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并阐述的。此后，对话成为巴赫金思想的基础范畴，在各种著作中得到阐述与发挥。巴赫金认为，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立场。既是作者对主人公的艺术立场，也是人物对宇宙的存在立场。对话性渗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形象、语言乃至整体的艺术结构诸多方面。
对话首先是人物自我的对话和人物与他人的对话，这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对话，它不仅仅是外在的情节性对话，更重要的是潜在的思想的对话。这种对话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从成名作《穷人》一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内心始终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声音，这两个或多个声音的争论造成了其内部纵深的对话世界。主人公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对他人的态度，他人对主人公的态度，都在对话中得以显现。也就是说，对话中昭示着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与思维，全都在对话中得到表达。对话，就是主人公对世界把握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而言，生活就是同自己、同他人、同世界对话。在马卡尔·杰符什金的人格世界，“我眼中之我”(я-дJIЯ-MeHЯ)在“他人眼中之我”(я-дJIЯ-дPYroro)的背景上生成，在其自我与他人对话的基础上生成。《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内心高度对话化的人，这一高度对话化的内心对自己、对一切人与物都取一种活跃的亲自对话的态度，“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对一个东西进行思索，就意味着和它谈话。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而且，在他的内心对话中，在他的灵魂激烈紧张的交锋中，不但有自我分裂的不同声音，更有众多不同形式的他人声音一齐汇聚于主人公意识之中，形成不同意识的对话与交流。
显而易见，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独特尺度，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生存哲学。巴赫金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只有通过与他交际，采用对话方式，才能够接近他，揭示他。”因为，只有在主人公与他人的交际中，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人身上的人”，亦即迫使主人公自我揭示，既揭示给别人，也揭示给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做了。于是，他笔下的世界成了对话的世界，他的主人公的意识成了独特的充分对话化了的自我意识，这种对话的自我意识总是面向自己、面向他者、面向世界，随时处于同自己、别人、甚至第三者或更多人的对话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整个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性的对话中：他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面容、眼睛、躯体、每一个手势、自己的沉默、甚至是自己的死(自杀)。”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特征。
由艺术世界的对话扩展开去，巴赫金提出了话语(ВЬIСКаэьIваHие)这一概念。“如果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转入一般对话理论，如巴赫金著作中那样，我们于此便发现了‘相邻的’话语的本质和意义。”话语就是人类的一切言语行为及其结果，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话语。所有的言语体裁都是以话语的方式存在着，包括日常生活的对白、日常叙事和书信、各种命令、政论、科学与文学著作等等，所有这些言语行为的产物无不是话语的表达，并且这些所有的表达无不充满对话。对话存在于一切意义交流领域，是话语意义彰显的前提，任何主体自身内部和任何主体之间，只要涉及意思表达的行为都是在构筑对话关系。因此这宇宙之间对话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随时随地都充满着“对话的泛音”，对话是世界的基本存在方式。“表述充满对话的泛音，不考虑这种泛音，便不能彻底理解表述的风格。”
在巴赫金看来，任何一个具体的话语都会与先前的话语和后来的话语发生应答关系，构成特定对话链条中的一环。每一话语都与特定领域的其他话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都可以看作是对此前这一领域的其他话语的应答：肯定或者否定，补充或者试图纠正，或者以之为前提，或者以某种方式考虑它，总之要在同一领域发表某种见解，不与其他话语发生关联是不可能的。这种关联，就是应答的反应。“表述的情态总在或多或少地作出应答，即表现说者对他人表述的态度，而不仅是表现他对自己表述对象的态度。”巴赫金认为，任何话语在言语交际的具体条件下都有或多或少的他人话语隐于其中，它除了面对自己当下的话语对象之外，还须以某种方式回答此前的他人话语，就是说，话语不仅指向自己的对象，而且指向他人关于这一对象的话语。同时，话语不仅指向前在的环节，也关联与言语交际中的后续环节。这种关联就是：话语发出之前说者就会考虑自己的思想、情感、世界观等等将得到怎样的应答，听者将会有什么反应。而实际上，话语也是为了这种反应才建构的，听者在这里不是消极地听，而是积极参与思想的对话。“当我说话时，我总要考虑到受话人接受我的言语的统觉背景：他对情景的熟悉程度如何，他是否拥有这一文化交际领域的专门知识，他的观点和信念如何，他有什么成见(从我们的观点上看)，他的好恶如何；因为所有这一切将决定他对我的表述的积极的应答性理解。”也就是 说，话语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会有回答，从这一意义上说，话语就是为他者建构的。一个人的思想只有当他以话语形式向别人表达时才成为真正的思想，相应的意识也才成为对他人来说实际的意识。受话人的应答理解对话语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巴赫金在对话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语言学(MeTaJIиHгвистика)概念。超语言学区别于传统语言学之处就在于将语言置于对话中观照。他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现其意义。离开了对话，没有了交流，人与人的交往、思想与思想的对接、情感与情感的交流都将成为不可能。没有对话的语言是死的、无意义的；有了对话、交流与交锋，死气沉沉的言词才能获得生气勃勃的内涵。对话不仅仅发生于完整的话语之间，也发生于话语中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片段之间。“对话语中任何一部分有意义的片段，甚至任何一个单词，都可以对之采取对话的态度，只要不把它当成是语言里没有主体的单词，而是把它看成表现别人思想立场的符号，看成是代表别人话语的标志；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在其中听出别人的声音来。”即使是我们同自己说出的话，表面看是自言自语，实际上随时也都在与某一自我的声音、某一他人的声音，或者某种观点和立场在交流与交锋。超语言学就是要研究对话中的语言，或者说要在对话中来研究语言。
任何话语都有话语的发出者，任何话语都会表达一定的意图和立场，因而面对任何话语都会引起对话的反应：对这一意图这一立场，是赞成?支持?还是反驳?反对?而这种反应之下，思想与思想之间、立场与立场之间、情感与情感之间便有了交流，便有了对话。不同语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之间，只要它们都代表一定的看法立场，只要它们都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不同世界观，那么它们之间就一定会有对话发生。如果更进一步考察，则各种符号材料之间也充满对话。巴赫金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范围上来考察对话关系，其他凡能表现一定含义的事物，相互间也会有对话关系，只要这些事物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当然，这已经不在超语言学考察的范围。
显然，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里，对话渗透于一切言语领域。只要有语言，只要通过言语实现于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便有对话发生。而这种言语的相互作用，言语与言语之间的对话，就是语言意义的凸显，就是语言之为语言存在的意义。还在1929年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巴赫金已经提出了泛对话的思想，他说：“言语的相互作用是言语现实的基础。对话，在这一词的狭隘理解上，当然，仅仅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确实是最重要的形式。然而又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对话，把它看成不只是人们面对面直接大声的言语交际，而是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在这里，巴赫金指明了任何话语的对话性质，即任何话语都是两面性的，任何话语都体现着说话者与听话者的相互关系，都是在说话者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意义的。人的自我是在话语中相对于他人形成的，话语连接着我与他者，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对话中的存在之所。而这里的说话者与听话者并非狭隘的说者与听者，而是广义的对话双方。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书面语体中的言语交锋、更深层次上的以言语实现的意识形态交流，都属于对话的范畴。并且这对话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一说一听一主一客的稳定模式，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说者与听者的身份在不断变换着，在交流中形成完全对等的互动关系。
于是，在巴赫金超语言学视界下，语言的目的就是对话，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对话存在于一切语言领域中。文学作品中有人物内心的对话，人物之间的对话、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论说文体中有作者与他人关于同一论题的对话、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日常生活中不同语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之间、人们的言语交流甚至自言之语之中，都普遍存在着对话关系。因为，任一领域的每一话语都是话语链中的一环，与此前的环节和后续的环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在言语中生存，在对话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言：“对话，按照巴赫金的理解并非简单的交往，如某些人解释的那样，而是存在及个体的生存状况的表达。”意义世界是以对话关系来构筑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对话的泛音。
因为意义世界以对话关系构筑，狂欢世界的双重性意义显然也是由对话构筑的。“对话的泛音”与狂欢的双重性之间于此便显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对话性是狂欢的双重性的基础，而双重性中则渗透着“对话的泛音”。这种内在一致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到。
首先，“对话的泛音”与狂欢的双重性都以自由平等为其精神基础。当广场街巷的狂欢的民间文化颠覆上流社会的官方文化的时候，自由平等就是人民大众的集体的生命诉求。相应地，当话语与话语之间产生对话与交流的时候，每一位话语的发出者必然也是自由平等的，否则就不能产生对话；当广场上辱骂与赞美的言辞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时候，正是久被压抑的思想与情感在自由平等地宣泄。相应地，当无所不在的话语之间响起对话的喧声的时候，也正是每一种话语都在自由平等地向他人、向世界宣示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的时候。因此可以说，自由平等，这是狂欢的双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共同的存在方式，也是两者共同的精神基础。毫无疑问，“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狂欢节期间，取消一切等级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巴赫金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在官方生活中，人们为来自官方的等级制度、意识形态所束缚，还有和官方制度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宗教、道德、法律政令的压抑；这样的生活使人与人之间无形地被等级、财产、家庭、职位、年龄差异等等造成的屏障所阻隔，而官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种等级隔阂。“与此相反，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这种脱离常轨的生活使人在狂欢的广场上感觉到自由平等的氛围。并且，“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阶层、行会隔阂的背景下，人们之间这种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给人以格外强烈的感觉，它成为狂欢节世界感受的本质部分。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在这种情形下，人回归人的自由本质。
显然，狂欢节的广场生活与官方节日以及日常生活相比，其突出特征就是自由的交往与对话。人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宣泄，纵情地欢笑，高谈阔论，畅所欲言；可以将平时生活中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国王、主教变成狂欢广场上的小丑加以击打嘲笑；可以用日常生活中视为禁忌的上帝、神灵赌咒发誓；肆无忌惮地交谈、交往，毫无顾忌地讲出平时不好意思讲的粗言俚语；总之，平时生活中不能说或不好意思说的话，这时都可以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宣泄而出；平时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此时也可以自然而然地付诸行动。在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们感觉着新与旧的交替、上与下的易位，感受着宇宙的双重性精 神，感受着各种思想、各种不同阶层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情感世界的自由交流与交往。
同样地，话语的对话与交流也是充分自由的。自由平等是话语之间对话的前提。任何话语都是在对话中显现其意义，任何话语的对话都是自由平等的对话。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环境里才能有话语之间充分的交流以及话语主体之间的充分交往。在这一意义上，狂欢节的广场正是打破束缚人的各种制度和道德律令、粉碎等级樊篱、消除行业隔阂之后构建起来的充分自由平等的交往环境。这个人与人自由平等交往的环境也就是话语与话语自由交流的环境。按照巴赫金的思想，只有充分自由平等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也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正确交流。因为对话中必然地伴随着理解，而正确的理解、不带偏见的理解是以话语主体之间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前提的。在这里，体现双重性精神的狂欢节的自由平等与对话交流的自由平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其次，狂欢的双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在狂欢化艺术形象中得以统一。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深刻的狂欢化色彩，而狂欢化则意味着塑造一体双生的主人公形象。这种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时表现为同貌人(двойHйк)与主人公的双重共生，有时则表现为主人公与他者的对话与对照。后一种情形中的他者实际上也是主人公身上的自我在他人身上的外化，有时这种外化甚至显现在多个角色身上，这也是特殊状态的双重人格。而所有这些情形各异的人格组合之间的关系，无不由对话来构建。因为，巴赫金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基本艺术手法，他总是不断地让自己的主人公与自身对话，与他人对话。“他迫使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别人身上认出自己，认出自己的思想、自己独特的语言、自己的意图、自己的姿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重要的主人公，几乎每人都能在别人身上，甚至在几个人身上(斯塔夫罗金和伊万·卡拉玛佐夫)，找到自己部分的同貌人。”主人公身上的“我眼中之我”与他人身上的“他人眼中之我”总是处于紧张的对话之中。在最典型的双重人格的高略德金身上，高略德金与他那一体双身的另一个高略德金之间的对话的喧嚣始终不绝于耳。在那里，高略德金的声音和意识分解为三个声音展开对话。第一个声音是“自己眼中之我”，他要依赖别人和别人的承认才能存在。第二个声音是佯装的“他人眼中之我”(即反映在别人身上的我)，也就是高略德金第二个起替代功能的声音。还有第三个声音，就是不承认他的他人声音，也是由“自己眼中之我”分解而来的声音。于是，整部《双重人格》就像是在一个分解开来的意识内三个声音自始至终地进行内心对话，显现着高略德金身上不同的精神力量之间的争吵与较量，以及他的灵魂深处的紧张与焦虑。
巴赫金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的大量描写，乃是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表现采取了狂欢与对话的艺术立场：狂欢化的体裁本能地蕴涵着讽刺性模拟，讽刺性模拟则意味着塑造一体双生的主人公形象；而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存在方式，他在对话中与他者建立特定的关系，他也在对话在中凸显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建立于深刻的对话性基础之上的存在，使他的身上不仅显现其“自我”，而且显现“他者”。世界就是由“我眼中之我”(я-дJI-меHя)、“他者眼中之我”(я-дJIя-другого)和“我眼中之他者”(другой-дJIя-меHя)构成的，而“他者眼中之我”与“我眼中之他者”又都是通过“我”来显现的，在此也都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人身上的人”(чеJIовек в чеJIовке)。由此，主人公的自我便一分为二，这个“人身上的人”与“我”相反相成、共存共生，相互对应，双重人格由此而生。
从宏观的狂欢世界的双重性到微观的个体的双重人格，双重性，是巴赫金关于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从狂欢文化中怪诞人体的生——死相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量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形象，无不体现着狂欢世界观的深刻双重性。
总之，双重性就表现为事件、事物的正反合一性与新旧交替性，形象与情节的一体双生性，表现为旧与新、过去与未来同台展现，死亡与诞生、否定与肯定一起出场，这种双重性鲜明地体现于主人公的双重人格中。而对话则是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的存在方式，也是其自我显现的方式。“话语的双重性，它的唯一性和多样性趋势，使之能在其中听到‘自己的’和‘他人的’声音：话语在卓越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抗拒也不能消融的完整性本质中确立，同时也在这样的完整性进程中表现为创造的、生成的、复活的和重生的。”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在话语中生存，话语中表现出深刻的双重性。狂欢的双重性与“对话的泛音”就这样在双重人格的主人公身上体现出内在的同一性。
再次，双重性的狂欢与话语的对话本质上都是一种话语存在方式。在超语言学视界下，广场上各种思想、各种不同阶层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情感世界的自由交流与交往也就是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充满双重性精神的自由平等的广场狂欢也就是不同话语之间的自由交流与对话。交替与更新的双重性体验正是通过正与反、上与下、新与旧不同话语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而得以实现的。因此，双重性本质上也就是自由平等的对话性。因为，巴赫金在言及双重性的生与死同在、新与旧共生时，总要特别强调两者的共时性与一体性，生与死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死的同时也就是生；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总之，这正是两副面孔交融为一体的雅努斯形象。而这两种精神的交流，实际上也是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对话与交流。
狂欢节的广场上充满了各种话语的交流与对话，从超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对话也是狂欢广场的一种存在方式，双重性就是广场上不同话语交流中表达出来的宇宙精神，广场狂欢的双重性体验就是通过话语的交流与对话而得到的话语体验。
如前所述，话语的意义在于对话，对话是话语意义的实现，是话语意义的彰显。话语与话语之间以对话的形式存在着。推而广之，人与人之间、观点与观点之间、思想情感之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之间、前一代与后一代的文明成果之间，不同文明的话语系统之间，都充满对话，都以对话的形式发生关联并以对话的形式存在。显然，狂欢广场上各种思想、感情和世界观的话语交流也是如此。“对话是任何存在的条件，也是这存在的保证，只有对话的在场才能见证主体的存在。”人在言语中生存，在对话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对话，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话语，是人存在的家园。于此可以看到巴赫金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接近。1962年7月2日巴赫金写给柯日诺夫(B.B.KoжиHOB)的信中谈到海德格尔曾说：“对于海德格尔本人，非常遗憾，我了解不多。胡塞尔(我对他评价很高，他对我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弟子中我最接近的是马克斯·舍列尔及其人格论，海德格尔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完全不在我的哲学爱好范围之内，但根据盖杰科的文章我看到，在某些方面我和他也很接近(想必，您在读文章时也会有某些同感)”。对话语、语言的存在意义的张扬，应该看作是两位20世纪重要思想家“很接近”的地方所在。
还在20世纪的20年代，巴赫金便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话语对于对话者的定位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性所决定，即无论它是谁的，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存在的。话语，是连接别人和我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和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
20世纪70年代初他又在一份笔记里阐述了同样的思想：“我生活在他人话语的世界里。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这一世界里定位，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反应(这反应是极其多样而无穷无尽的)，以掌握他人话语始(在最初掌握语言的过程中)，以掌握人类文化财富终(用话语或其他符号材料表现的文化财富)。”
话语对于对话者具有定位意义，人的自我在话语中相对于他者而形成，话语是对话者之间的桥梁，是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也就是对话者共同的家……这样的思想在20年代是超前的。正是遵循这样的思想，巴赫金形成了从话语人手考量人和人的存在的独特视界。这种方法我们在他关于狂欢广场语言辱骂——赞美双重性的分析中，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双重人格的分析中已经看到。显然，狂欢广场上辱骂与赞美不绝于耳的喧嚣实际上也就是话语间无所不在的对话的泛音。双重性以对话性的形式显现，对话性表达着双重性。无论是双重性还是对话性，都是以话语的交流构建的存在方式，两者之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