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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来自湖北省的调研数据经过生计资本量化测度与分析后显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余年后，已经显现了其应有的政策效果，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优于非计划生育家庭。而计划生育夫妇的现实代价是，将在子女独立生活后，获得较少的代际支持。在未来的计生政策中，应保持并加强对计生家庭的奖励优惠力度，更加突出地强调对计生夫妇的社会保障性支持。
关键词：计划生育; 生计资本;计生利益导向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119-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13
收稿日期：2014-09-07;修订日期：2014-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11&ZD03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2014B1001）。
作者简介：曹立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mily between Planning and
Nonplanning：The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CAO Lib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quantified and analyzed of livelihood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realized its expected value after its enforcement 30 years because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planning families are better than nonplanning families’. But the price of the planning families is that they will get les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when their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family. So in the prospective policy， on one hand， we should keep on maintaining and reinforc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ize to the planning famil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provide more social security support to them.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livelihood capital; family planning benefitguiding policy
一、引言
自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以来，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已历30余年。正是在这一政策的强力作用之下，我国的人口经历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从而开启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时期。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政策执行从以行政社会约束机制为主转向以经济利益导向机制为主。从微观层面上，30余年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在设计之初所指向的那“一代人”都已经陆续接近或进入老年时期。这些人的整个生育历史都是在计生政策的背景之下完成的，换言之，计划生育政策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婚育行为，进而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无论是从对个体家庭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探讨的角度，还是从对计划生育政策长期执行的客观效果评估的角度，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态的历史与现状都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生计（livelihood）”为核心概念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是由对农村家庭贫困与发展的研究较早开始的。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最初是对经济意义上的贫困的认识，而且主要是指绝对贫困，认为贫困就是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消费大于收入。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消费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财富创造所需的诸多条件的不足。因此，生计概念的引入本身就表征着学者们对于贫困的多维性质的认识，对于以收入和消费为唯一度量标准的经济贫困研究的超越，以及对于新的贫困描述框架的探索。
生计一词的本意是“一种生活的手段”，相对于收入、工作等概念，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宽泛的外延。相关学者们认为，其更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更利于理解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sup>[1]</sup>。而且，在生计概念的引入之初，就包含了既作为其追求目标又作为其实现手段的可持续生计的含义<sup>[2]</sup>。钱伯斯（Chambers）和康韦（Conway）指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品、资源品、声索权及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进而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时，这种生计就是可持续的<sup>[3]</sup>。而正式的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于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它从一开始就是要维系或提高资源的生产力，保证对财产、资源及收入活动的拥有和获得，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的需求<sup>[4]</sup>。 随着生计概念的发展、可持续生计方法的提出及其研究的不断深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关怀国际（CARE）、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等研究机构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可持续生计方法（SLA）与可持续生计框架（SLF）是存在着概念性区别的。前者主要指实施和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延展性;后者则主要指组件和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目前，影响最大、引用也最为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见图1）。这一框架“揭示了一个理解贫困的框架，也指出了根除贫困的潜在机会”<sup>[5]</sup>，其独到之处在于，它为发展和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核对清单，并概括出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它提醒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关键的影响和过程上;强调影响农户生计的不同因素之间多重性的互动作用<sup>[6]</sup>。换言之，在脆弱性背景和生计输出期待的农户资产状况，是其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sup>[7]</sup>。
图1可持续生计框架
资料来源：杨云彦，赵峰.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
随着可持续生计框架的逐渐流行，国内的许多研究者都以“可持续生计”为主旨展开自己的研究。郭圣乾等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进行了定量研究，这一研究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底，研究主旨指向农户的脆弱性，是比较典型的将可持续生计方法指导下的不同框架协同使用的例证<sup>[8]</sup>。张佰林等同样借鉴了可持续生计框架，自行构建了包括环境资产在内的生计分析框架，对退耕政策的影响效果进行了评估<sup>[9]</sup>。在这一研究中，以生计为研究框架，但是主旨已经超出了单纯反贫困的范围，包含了农户生计发展的逻辑含义。与之相类似的是时红艳使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外出务工行为作用效果的比较研究<sup>[10]</sup>。杨云彦等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量化测度农户生计资本的良好范例<sup>[11]</sup>。
由此观之，一方面可持续生计方法本身的中心目标就是任何发展改进的长远持续性，另一方面在诸多应用该框架的研究中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反贫困主题。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一框架时，也可以超越贫困分析，而对农村家庭一般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评估分析，也就是对研究主题做出合理的延伸。正如李小云等所指出的，“该框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深入观察农户的新视角”<sup>[12]</sup>。故此，本文的研究将借助可持续生计框架展开。
二、生计资本状况的测量
1.调查概况
以了解农户基本生计状况为目标，课题组在2013年6月对湖北松滋、汉川、孝昌、阳新四个县（市）所辖的八个镇展开调查，实际调查农户1489户。调查对象为有49-75周岁女性成员的家庭，直接访谈者不限于该女性成员，但至少是与之共同生活，即与之共同占有和调度生计资本，共享收入，共担开支和其他风险的家庭成员。调研主要采取访谈的形式，涉及调研对象农户的人口家庭信息、经济社会信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产和金融状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中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的划分，不是以是否直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判断标准，而是以家庭子女数量与结构为判断标准。也就是说，无论该家庭停止生育行为时，是否已经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要其子女情况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要求的，就均视为计划生育家庭。由于湖北省农村计划生育执行“一胎半”政策，因此，本文中所指称的计划生育家庭包括无子女、只有一女、只有一子、两个女儿和一女一子五种类型，除此之外则均视为非计划生育家庭。在调查所涉及的1489个家庭中，
计生家庭344个，非计生家庭1145个（见表1）。
此次调查所采用的问卷问题基本为客观问题。由于问卷所涉内容较多，所取得的数据有着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为便于比较，我们将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使之都成为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另外，我们在行文中，没有对生计资本和生计资产两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而只是按照其使用习惯来赋予称谓，也就是说，两个概念在本文中将混同使用。
2.生计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
（1）自然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户的自然资本主要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尚未引入以大型农机为代表的现代化农业机械与技术以前，农业生产中是不可控因素多而可控因素少，因此土地本身的数量与质量将成为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因素。我们选取了三个因素来表征农户土地的特征，分别是农户所拥有土地的总面积、可以人工浇灌土地所占的比重和具体的土地类型。第一项用来表示自然资本的数量，后两项用来表示自然资本的质量。其中，土地类型是依据所调查地区的地形地貌来划分的，主要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地三类。在计算自然资本的总值时，三个特征所分配的比重依次为：0.5、0.25和0.25。调查所得数据均为绝对数，需要进行极差标准化。
（2）物质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户的物质资本主要指农户自有的、用于整个家庭生产与生活的设施与设备。在农村，物质资本的主要外延是农户的房屋和各种固定资产，因此，我们就选择这两项内容作为农户物质资本的表征量，在计算物质资本总值时，两个表征量的权重均为0.5。对于房屋，我们又采用两项指标来进行表征，分别为房屋的总面积和地面建筑材料的材质，赋值后，进行标准化计算。对于农户的固定资产，我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生产用资产和非生产用资产。在预调研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问卷中共列举了20种固定资产，其中生产用资产8种，非生产用资产12种，权重分别为0.6和0.4。其具体测量方法是，以具体物质资产数占该类资产种类数比重为其赋值，加权计算固定资产总值。例如，一个家庭只拥有一台拖拉机和一台电视，则其固定资产标准值为0.105，即1/8*0.6+1/12*0.4。需要指出的是，同类物质资本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已经居住了20年的房屋与刚刚修建好的房屋之间是不同的，但是类似的差异是调查与技术处理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因此我们假定，事实存在这些差异的同类物质资本之间在使用效果上是完全相同的。前述标准化处理方法之中已经包含了这种假设。 （3）人力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村的生产活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一种渗透性的因素，即需要通过对其他生计资本的调度来体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相对于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则成为人力资本独立为家庭生计作出贡献的有效途径。从农村的现实生活安排来说，人力资本的作用形态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分，其区分点在于父母与子女是否分别独立生活。
按照农村的一般生活习惯，子女们结婚以后，除一两个主要承担照料父母的职责之外，其余将分别独立生活。虽然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可以保证当某一方的生计遭遇重大风险时，亲人们会分享自有的生计资本加以援助，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各自的生计资本还是分别调度的。具体表现为，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别独立生活，子女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父母提供生活费用或衣物、食用油等生活资料的方式赡养父母。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在设定家庭人力测量指标时，将成年子女首先划分为与父母共同生活和独立生活两类，前者直接计入家庭人力资本，后者则作为一种目标家庭的外在支持计入。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独立生活子女的作用相对于目标家庭而言，具有可期待性和有限性。所谓可期待性，主要体现在生活支持的动机方面，即独立生活子女与非独立生活子女一样，必须尽奉养父母的义务，这使他们对父母家庭的生活支持成为一种可以期待的作用。所谓有限性，主要体现在生活支持的表现形式方面，即在未发生重大疾病、破坏性灾难等严重生计风险时，独立生活子女所拥有的生计资本是独立而不是纳入父母家庭的调度与运作的。在日常生活中，独立生活子女对于父母家庭的生活支持并不是以自身全部生计资产为基础的，而是以其生活结余为基础的。因此，与非独立生活子女相比，独立生活子女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必须体现其有限性。
对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力资本依照其年龄和基本生活状态分为六类。16-64岁之间的政府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村干部为第一类，16-64岁之间、其他工作状态的为第二类，16岁以上的学生为第三类，65-75岁之间的为第四类，8-16岁之间的为第五类，0-8岁之间的、75岁以上的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为第六类，分别赋值。此为家庭人力资本的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指向人力资本的质量方面，主要用来模拟不同家庭在经营生活、进取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以受访者夫妇的受教育程度为表征，分别赋值。在数据操作中，以夫妇两人中的较高值为准。对于独立生活的子女，作为一种可期待的支持，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在计入目标家庭的人力资本存量时又必须体现其有限性以及程度差别，所以选择其与家里的联系频率为标准，分别赋值（见表2）。在计算家庭人力资本总值时，三项指标所占权重依次为0.5、0.2和0.3。
（4）金融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金融资本主要指农户可自由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我们用三项指标对其加以表征。第一项是农户的收入总额，其基本构成是农户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入。调查所得数据是截面数据，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农户2012年的收入总额作为指标值，加以标准化。第二项是金融资源的可及性。所谓可及性，指的是在必要时，农户是否能够及时足额地获得金融支持。我们选取农户能够利用的借贷途径来表征这项指标，对主要包含的途径分别赋值。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高利贷也赋值为0。首先，这种借贷途径在调查中极少遇到，其原因既可能是确实没有也可能是受访者并不愿意提供真实信息;其次，高利贷作为一种违法金融途径，对农户的生产生活的影响弊端远大于好处，非不得已，不会被选择使用，所以使用高利贷作为融资途径，本身就说明该农户严重缺乏有效可靠的金融途径。金融可及性指标仅仅以金融途径的量化为基础，而不直接将农户的借贷金额作为基础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借贷金额信息是隐私性比较高的家庭金融信息，采集困难而且已取得的信息的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在调研发生的时间点上没有借贷的家庭不代表其没有借贷能力和较为可靠的金融途径。第三项是农户可得的公私转移支付。凡种植粮食作物的家庭都会领到国家提供的种粮直接补贴，补贴成为家庭收入的稳定现金流，自然会被有意识地纳入家庭生计资本的调度范围。在调研所涉及的不同乡镇之间，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有所不同，有的乡镇的粮食直补严格地按照耕种面积发放，而有的乡镇的粮食直补则按照家庭的人口数进行发放。客观而言，这种区别是会在转移支付金额上造成明显区别的，但是我们此处的关注重点在于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金融资产的稳定性，因此，政策落实方式层面的不同可以不予考虑。
（5）社会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村的社会组织并不发达，人际关系仍主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同时，由于可调度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一个农村家庭拥有具有公共职务的亲朋，虽则其可能提供的发展助力的绝对值不一定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家庭的相对性帮助则是较为明显。因此，我们选取三项指标来表征和测度农户的社会资本。第一项是日常往来的亲朋好友的数量，以户为单位。第二项是人情往来，以2012年的数额为具体值。在特别强调人情的农村社会中，红白喜事时亲朋之间馈赠礼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行为，而且馈赠数额会随着亲朋之间的亲密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人情往来的数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生产生活帮助的亲朋的数量和质量，进而表征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第三项是一个家庭有无具有公共职务的亲属或朋友，赋值比较简单，有即为1，没有即为0。
经过前述分析设定，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被调查家庭生计资本的基本描述、指标设定与测量（见表3）。
三、计生与非计生家庭生计资本状况的比较分析
在完成了家庭生计资本测量的指标系统之后，利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出受访各家庭的生计资本量化指标值，便可以是否为计划生育家庭为分类变量，对于调研所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计生家庭的自然资本标准值、物质资本标准值和社会资本标准值均显著大于非计生家庭，其表征的含义各不相同。以土地为基本内容的自然资本是绝大多数农户的基础生计资本，兼具生产、消费和保障作用。我们在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的过程中注意到，在我们的样本中，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在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自然资本总值在两者之间形成显著差异的主要贡献来自土地的质量方面。物质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的积累，计生家庭在这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可以理解为，由于子女数量较少，在子女成年并独立生活以前，家庭的消费压力相对于非计生家庭而言比较小，有机会形成较多的积累并且有意愿将其转化为生产性或消费性的物质资本。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自然资本方面的优势来自土地质量，而同一地区内土地质量的差异是否大到足以成为家庭之间经济状况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值得讨论的。物质资本存在生产性和消费性的不同，从研究目标的角度，本文将其做整体考虑，并未区分物质资本的形成结构。因此，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成为计划生育家庭已然实现“少生快富”期待的直接证据。而此两点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研究的方向。从生活经验上讲，社会资本在当前尚不应在计划生育家庭和非计划生育家庭之间形成显著差异。理由在于，社会资本所度量的是一个家庭的社会网络性资源，具体到农村的实际之中，则主要体现为家庭的血缘和地缘网络。我们的调查对象是有49-75岁之间女性成员的家庭，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这些家庭的生育决策，但并没有影响其上一辈人的生育决策。所以，49-75岁之间的人们仍然是多兄弟姐妹的，从家庭的角度，这意味着两类家庭在血缘网络方面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地缘网络则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是否计生家庭都不会影响该家庭所拥有的邻居的数量。然而，调查的数据显示，计生家庭的社会资本也显著大于非计生家庭。我们的理解是，非计生家庭由于人口更多，所以有更多的交往都发生在家庭内部，而计生家庭的交往则不得不更多地以家庭外部的亲朋好友为对象。我们也有理由猜测，计生家庭由于感到家庭内部互动不足，而有意识地扩大交往范围并提高既有人际关系的质量，这些举动带有比较明显的投资性质。 非计生家庭在人力资本方面拥有相对于计生家庭的显著优势。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显著优势是如何形成的。数据显示，就家庭成员人力资本而言，计生家庭存在显著优势，恰与标准化测算的家庭人力资本总值的比较结果相反。这一结果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计生家庭的优势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计生家庭在成员人力资本总值上占优势，表征着其有更强烈的意愿和更多可用的资源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其次，非计生家庭在标准测算的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则暗示了，其在人力资本其他内容上的更大优势，具体而言就是独立生活的已婚子女为其父母提供的生产生活支持。所以，从整个人力资本的角度，非计生家庭仍保持着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子女们独立生活之后则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融资本在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比较结果是不难理解的。在农村，所有家庭的授信基础均比较差，金融机构在向农户放款时都相当谨慎。从农户的角度，由于生产生活习惯使然，他们也极少将金融机构纳入考虑范围，更进一步地，除非有特定的刚性需要，如修建房屋、子女上学等，他们极少愿意在负债的背景下生活。所以，金融资本在两类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是有其逻辑合理性的。
四、政策含义
第一，应继续保持并不断增加面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的力度。从前述分析可以知道，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既往执行中，面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已经明显地发挥了作用。在许多农村地区的奖励优惠政策中，除包含有对计划生育家庭进行直接奖励的规定之外，还包含有在分田时向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更多地向计划生育家庭分配质量更好的土地、优先安排致富项目等措施。前述分析已经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在自然资本方面所形成的显著优势主要来源于其耕种土地的质量;相对于非计生家庭，计划生育家庭更易于形成物质资本。这些现象都表明，既往的政策措施发挥了自身的预期作用，因此，不应有所松懈，而应当继续保持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与连续性。同时，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政策的奖励优惠水平应主动与之相适应，从而保持政策的现实效果。
第二，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其中尤其需要强调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倾斜，并应将养老问题纳入同一框架。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与社会意义不是本文的讨论主题，不再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进一步对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进行完善时，应该体现出对于计划生育家庭的倾斜。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在数量—质量替代效应的作用之下，计划生育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得分更高，但在整个人力资本的测算中，计生家庭却“败下阵来”，这个变化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是否能够获得独立生活子女的支持。从长远来看，计划生育家庭在孩子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之后，能够获得的支持始终是有限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家庭缺少此类支持的来源——孩子。因此，类似的支持就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来提供，具体而言，就是在社会保障机制中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从而填补子女较少所形成的支持空挡。这种由于子女较少而形成的支持空挡，其内涵不只是经济性的，还包括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内容。因此，对于这种空挡的填补不应仅仅是经济性的，还应该包括养老的其他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并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从而有利于低生育水平的保持。
第三，应更积极地推进农村金融系统的建设，重点在于提高农户对于正规融资渠道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按照历来的生产生活习惯，大多数农户在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朋好友借贷。这一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向亲朋借贷不成时，农户很可能只好暂缓重大事项的进行，不能推延时，则可能去寻找危险的高利贷。提高正规金融渠道的认知度，就是要在广泛有效的宣传中，使农户愿意将其纳入自身生计资本的调度范围中去，成为其生计安排的一个备选项。提高接受度，则是说，应针对农户的需求设计金融服务项目，简化办理手续，从而避免农户想得到金融服务却因理解和操作过于复杂不得不知难而退的情况发生。
从总体而言，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计资本显著优于非计生家庭。这是前述种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未来政策的执行当中，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有效政策，保持政策的力度与连贯性，另一方面，要在理论探讨与政策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更加注意政策的具体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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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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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13
收稿日期：2014-09-07;修订日期：201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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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立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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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lanning：The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CAO Lib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quantified and analyzed of livelihood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realized its expected value after its enforcement 30 years because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planning families are better than nonplanning families’. But the price of the planning families is that they will get les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when their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family. So in the prospective policy， on one hand， we should keep on maintaining and reinforc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ize to the planning famil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provide more social security support to them.
Keywords：family planning; livelihood capital; family planning benefitguiding policy
一、引言
自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以来，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已历30余年。正是在这一政策的强力作用之下，我国的人口经历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从而开启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时期。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政策执行从以行政社会约束机制为主转向以经济利益导向机制为主。从微观层面上，30余年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在设计之初所指向的那“一代人”都已经陆续接近或进入老年时期。这些人的整个生育历史都是在计生政策的背景之下完成的，换言之，计划生育政策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婚育行为，进而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无论是从对个体家庭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科学探讨的角度，还是从对计划生育政策长期执行的客观效果评估的角度，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态的历史与现状都是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生计（livelihood）”为核心概念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是由对农村家庭贫困与发展的研究较早开始的。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最初是对经济意义上的贫困的认识，而且主要是指绝对贫困，认为贫困就是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消费大于收入。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消费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财富创造所需的诸多条件的不足。因此，生计概念的引入本身就表征着学者们对于贫困的多维性质的认识，对于以收入和消费为唯一度量标准的经济贫困研究的超越，以及对于新的贫困描述框架的探索。
生计一词的本意是“一种生活的手段”，相对于收入、工作等概念，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宽泛的外延。相关学者们认为，其更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更利于理解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sup>[1]</sup>。而且，在生计概念的引入之初，就包含了既作为其追求目标又作为其实现手段的可持续生计的含义<sup>[2]</sup>。钱伯斯（Chambers）和康韦（Conway）指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品、资源品、声索权及享有权）和活动的基础之上。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进而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时，这种生计就是可持续的<sup>[3]</sup>。而正式的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见于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它从一开始就是要维系或提高资源的生产力，保证对财产、资源及收入活动的拥有和获得，而且要储备并消耗足够的食品和现金，以满足基本的需求<sup>[4]</sup>。 随着生计概念的发展、可持续生计方法的提出及其研究的不断深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关怀国际（CARE）、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等研究机构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可持续生计方法（SLA）与可持续生计框架（SLF）是存在着概念性区别的。前者主要指实施和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延展性;后者则主要指组件和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目前，影响最大、引用也最为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见图1）。这一框架“揭示了一个理解贫困的框架，也指出了根除贫困的潜在机会”<sup>[5]</sup>，其独到之处在于，它为发展和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核对清单，并概括出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它提醒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关键的影响和过程上;强调影响农户生计的不同因素之间多重性的互动作用<sup>[6]</sup>。换言之，在脆弱性背景和生计输出期待的农户资产状况，是其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策略和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sup>[7]</sup>。
图1可持续生计框架
资料来源：杨云彦，赵峰.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
随着可持续生计框架的逐渐流行，国内的许多研究者都以“可持续生计”为主旨展开自己的研究。郭圣乾等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进行了定量研究，这一研究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底，研究主旨指向农户的脆弱性，是比较典型的将可持续生计方法指导下的不同框架协同使用的例证<sup>[8]</sup>。张佰林等同样借鉴了可持续生计框架，自行构建了包括环境资产在内的生计分析框架，对退耕政策的影响效果进行了评估<sup>[9]</sup>。在这一研究中，以生计为研究框架，但是主旨已经超出了单纯反贫困的范围，包含了农户生计发展的逻辑含义。与之相类似的是时红艳使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外出务工行为作用效果的比较研究<sup>[10]</sup>。杨云彦等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量化测度农户生计资本的良好范例<sup>[11]</sup>。
由此观之，一方面可持续生计方法本身的中心目标就是任何发展改进的长远持续性，另一方面在诸多应用该框架的研究中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反贫困主题。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一框架时，也可以超越贫困分析，而对农村家庭一般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评估分析，也就是对研究主题做出合理的延伸。正如李小云等所指出的，“该框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深入观察农户的新视角”<sup>[12]</sup>。故此，本文的研究将借助可持续生计框架展开。
二、生计资本状况的测量
1.调查概况
以了解农户基本生计状况为目标，课题组在2013年6月对湖北松滋、汉川、孝昌、阳新四个县（市）所辖的八个镇展开调查，实际调查农户1489户。调查对象为有49-75周岁女性成员的家庭，直接访谈者不限于该女性成员，但至少是与之共同生活，即与之共同占有和调度生计资本，共享收入，共担开支和其他风险的家庭成员。调研主要采取访谈的形式，涉及调研对象农户的人口家庭信息、经济社会信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产和金融状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中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的划分，不是以是否直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判断标准，而是以家庭子女数量与结构为判断标准。也就是说，无论该家庭停止生育行为时，是否已经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只要其子女情况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要求的，就均视为计划生育家庭。由于湖北省农村计划生育执行“一胎半”政策，因此，本文中所指称的计划生育家庭包括无子女、只有一女、只有一子、两个女儿和一女一子五种类型，除此之外则均视为非计划生育家庭。在调查所涉及的1489个家庭中，
计生家庭344个，非计生家庭1145个（见表1）。
此次调查所采用的问卷问题基本为客观问题。由于问卷所涉内容较多，所取得的数据有着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为便于比较，我们将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使之都成为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另外，我们在行文中，没有对生计资本和生计资产两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而只是按照其使用习惯来赋予称谓，也就是说，两个概念在本文中将混同使用。
2.生计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
（1）自然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户的自然资本主要是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尚未引入以大型农机为代表的现代化农业机械与技术以前，农业生产中是不可控因素多而可控因素少，因此土地本身的数量与质量将成为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因素。我们选取了三个因素来表征农户土地的特征，分别是农户所拥有土地的总面积、可以人工浇灌土地所占的比重和具体的土地类型。第一项用来表示自然资本的数量，后两项用来表示自然资本的质量。其中，土地类型是依据所调查地区的地形地貌来划分的，主要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地三类。在计算自然资本的总值时，三个特征所分配的比重依次为：0.5、0.25和0.25。调查所得数据均为绝对数，需要进行极差标准化。
（2）物质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户的物质资本主要指农户自有的、用于整个家庭生产与生活的设施与设备。在农村，物质资本的主要外延是农户的房屋和各种固定资产，因此，我们就选择这两项内容作为农户物质资本的表征量，在计算物质资本总值时，两个表征量的权重均为0.5。对于房屋，我们又采用两项指标来进行表征，分别为房屋的总面积和地面建筑材料的材质，赋值后，进行标准化计算。对于农户的固定资产，我们进一步将其区分为生产用资产和非生产用资产。在预调研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问卷中共列举了20种固定资产，其中生产用资产8种，非生产用资产12种，权重分别为0.6和0.4。其具体测量方法是，以具体物质资产数占该类资产种类数比重为其赋值，加权计算固定资产总值。例如，一个家庭只拥有一台拖拉机和一台电视，则其固定资产标准值为0.105，即1/8*0.6+1/12*0.4。需要指出的是，同类物质资本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已经居住了20年的房屋与刚刚修建好的房屋之间是不同的，但是类似的差异是调查与技术处理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因此我们假定，事实存在这些差异的同类物质资本之间在使用效果上是完全相同的。前述标准化处理方法之中已经包含了这种假设。 （3）人力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村的生产活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一种渗透性的因素，即需要通过对其他生计资本的调度来体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相对于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则成为人力资本独立为家庭生计作出贡献的有效途径。从农村的现实生活安排来说，人力资本的作用形态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分，其区分点在于父母与子女是否分别独立生活。
按照农村的一般生活习惯，子女们结婚以后，除一两个主要承担照料父母的职责之外，其余将分别独立生活。虽然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以血缘为纽带，可以保证当某一方的生计遭遇重大风险时，亲人们会分享自有的生计资本加以援助，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各自的生计资本还是分别调度的。具体表现为，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别独立生活，子女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父母提供生活费用或衣物、食用油等生活资料的方式赡养父母。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在设定家庭人力测量指标时，将成年子女首先划分为与父母共同生活和独立生活两类，前者直接计入家庭人力资本，后者则作为一种目标家庭的外在支持计入。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独立生活子女的作用相对于目标家庭而言，具有可期待性和有限性。所谓可期待性，主要体现在生活支持的动机方面，即独立生活子女与非独立生活子女一样，必须尽奉养父母的义务，这使他们对父母家庭的生活支持成为一种可以期待的作用。所谓有限性，主要体现在生活支持的表现形式方面，即在未发生重大疾病、破坏性灾难等严重生计风险时，独立生活子女所拥有的生计资本是独立而不是纳入父母家庭的调度与运作的。在日常生活中，独立生活子女对于父母家庭的生活支持并不是以自身全部生计资产为基础的，而是以其生活结余为基础的。因此，与非独立生活子女相比，独立生活子女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必须体现其有限性。
对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力资本依照其年龄和基本生活状态分为六类。16-64岁之间的政府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村干部为第一类，16-64岁之间、其他工作状态的为第二类，16岁以上的学生为第三类，65-75岁之间的为第四类，8-16岁之间的为第五类，0-8岁之间的、75岁以上的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为第六类，分别赋值。此为家庭人力资本的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指向人力资本的质量方面，主要用来模拟不同家庭在经营生活、进取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以受访者夫妇的受教育程度为表征，分别赋值。在数据操作中，以夫妇两人中的较高值为准。对于独立生活的子女，作为一种可期待的支持，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在计入目标家庭的人力资本存量时又必须体现其有限性以及程度差别，所以选择其与家里的联系频率为标准，分别赋值（见表2）。在计算家庭人力资本总值时，三项指标所占权重依次为0.5、0.2和0.3。
（4）金融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金融资本主要指农户可自由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我们用三项指标对其加以表征。第一项是农户的收入总额，其基本构成是农户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入。调查所得数据是截面数据，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农户2012年的收入总额作为指标值，加以标准化。第二项是金融资源的可及性。所谓可及性，指的是在必要时，农户是否能够及时足额地获得金融支持。我们选取农户能够利用的借贷途径来表征这项指标，对主要包含的途径分别赋值。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高利贷也赋值为0。首先，这种借贷途径在调查中极少遇到，其原因既可能是确实没有也可能是受访者并不愿意提供真实信息;其次，高利贷作为一种违法金融途径，对农户的生产生活的影响弊端远大于好处，非不得已，不会被选择使用，所以使用高利贷作为融资途径，本身就说明该农户严重缺乏有效可靠的金融途径。金融可及性指标仅仅以金融途径的量化为基础，而不直接将农户的借贷金额作为基础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借贷金额信息是隐私性比较高的家庭金融信息，采集困难而且已取得的信息的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在调研发生的时间点上没有借贷的家庭不代表其没有借贷能力和较为可靠的金融途径。第三项是农户可得的公私转移支付。凡种植粮食作物的家庭都会领到国家提供的种粮直接补贴，补贴成为家庭收入的稳定现金流，自然会被有意识地纳入家庭生计资本的调度范围。在调研所涉及的不同乡镇之间，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有所不同，有的乡镇的粮食直补严格地按照耕种面积发放，而有的乡镇的粮食直补则按照家庭的人口数进行发放。客观而言，这种区别是会在转移支付金额上造成明显区别的，但是我们此处的关注重点在于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金融资产的稳定性，因此，政策落实方式层面的不同可以不予考虑。
（5）社会资本的指标设定与测量。农村的社会组织并不发达，人际关系仍主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同时，由于可调度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一个农村家庭拥有具有公共职务的亲朋，虽则其可能提供的发展助力的绝对值不一定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家庭的相对性帮助则是较为明显。因此，我们选取三项指标来表征和测度农户的社会资本。第一项是日常往来的亲朋好友的数量，以户为单位。第二项是人情往来，以2012年的数额为具体值。在特别强调人情的农村社会中，红白喜事时亲朋之间馈赠礼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行为，而且馈赠数额会随着亲朋之间的亲密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人情往来的数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生产生活帮助的亲朋的数量和质量，进而表征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第三项是一个家庭有无具有公共职务的亲属或朋友，赋值比较简单，有即为1，没有即为0。
经过前述分析设定，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被调查家庭生计资本的基本描述、指标设定与测量（见表3）。
三、计生与非计生家庭生计资本状况的比较分析
在完成了家庭生计资本测量的指标系统之后，利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出受访各家庭的生计资本量化指标值，便可以是否为计划生育家庭为分类变量，对于调研所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计生家庭的自然资本标准值、物质资本标准值和社会资本标准值均显著大于非计生家庭，其表征的含义各不相同。以土地为基本内容的自然资本是绝大多数农户的基础生计资本，兼具生产、消费和保障作用。我们在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的过程中注意到，在我们的样本中，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在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自然资本总值在两者之间形成显著差异的主要贡献来自土地的质量方面。物质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的积累，计生家庭在这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可以理解为，由于子女数量较少，在子女成年并独立生活以前，家庭的消费压力相对于非计生家庭而言比较小，有机会形成较多的积累并且有意愿将其转化为生产性或消费性的物质资本。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自然资本方面的优势来自土地质量，而同一地区内土地质量的差异是否大到足以成为家庭之间经济状况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值得讨论的。物质资本存在生产性和消费性的不同，从研究目标的角度，本文将其做整体考虑，并未区分物质资本的形成结构。因此，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成为计划生育家庭已然实现“少生快富”期待的直接证据。而此两点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研究的方向。从生活经验上讲，社会资本在当前尚不应在计划生育家庭和非计划生育家庭之间形成显著差异。理由在于，社会资本所度量的是一个家庭的社会网络性资源，具体到农村的实际之中，则主要体现为家庭的血缘和地缘网络。我们的调查对象是有49-75岁之间女性成员的家庭，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这些家庭的生育决策，但并没有影响其上一辈人的生育决策。所以，49-75岁之间的人们仍然是多兄弟姐妹的，从家庭的角度，这意味着两类家庭在血缘网络方面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地缘网络则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是否计生家庭都不会影响该家庭所拥有的邻居的数量。然而，调查的数据显示，计生家庭的社会资本也显著大于非计生家庭。我们的理解是，非计生家庭由于人口更多，所以有更多的交往都发生在家庭内部，而计生家庭的交往则不得不更多地以家庭外部的亲朋好友为对象。我们也有理由猜测，计生家庭由于感到家庭内部互动不足，而有意识地扩大交往范围并提高既有人际关系的质量，这些举动带有比较明显的投资性质。 非计生家庭在人力资本方面拥有相对于计生家庭的显著优势。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显著优势是如何形成的。数据显示，就家庭成员人力资本而言，计生家庭存在显著优势，恰与标准化测算的家庭人力资本总值的比较结果相反。这一结果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计生家庭的优势客观上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计生家庭在成员人力资本总值上占优势，表征着其有更强烈的意愿和更多可用的资源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其次，非计生家庭在标准测算的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则暗示了，其在人力资本其他内容上的更大优势，具体而言就是独立生活的已婚子女为其父母提供的生产生活支持。所以，从整个人力资本的角度，非计生家庭仍保持着显著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子女们独立生活之后则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融资本在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一比较结果是不难理解的。在农村，所有家庭的授信基础均比较差，金融机构在向农户放款时都相当谨慎。从农户的角度，由于生产生活习惯使然，他们也极少将金融机构纳入考虑范围，更进一步地，除非有特定的刚性需要，如修建房屋、子女上学等，他们极少愿意在负债的背景下生活。所以，金融资本在两类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是有其逻辑合理性的。
四、政策含义
第一，应继续保持并不断增加面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的力度。从前述分析可以知道，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既往执行中，面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已经明显地发挥了作用。在许多农村地区的奖励优惠政策中，除包含有对计划生育家庭进行直接奖励的规定之外，还包含有在分田时向独生子女家庭多分一人份、更多地向计划生育家庭分配质量更好的土地、优先安排致富项目等措施。前述分析已经表明，计划生育家庭在自然资本方面所形成的显著优势主要来源于其耕种土地的质量;相对于非计生家庭，计划生育家庭更易于形成物质资本。这些现象都表明，既往的政策措施发挥了自身的预期作用，因此，不应有所松懈，而应当继续保持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与连续性。同时，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政策的奖励优惠水平应主动与之相适应，从而保持政策的现实效果。
第二，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其中尤其需要强调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倾斜，并应将养老问题纳入同一框架。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与社会意义不是本文的讨论主题，不再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进一步对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进行完善时，应该体现出对于计划生育家庭的倾斜。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在数量—质量替代效应的作用之下，计划生育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得分更高，但在整个人力资本的测算中，计生家庭却“败下阵来”，这个变化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是否能够获得独立生活子女的支持。从长远来看，计划生育家庭在孩子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之后，能够获得的支持始终是有限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家庭缺少此类支持的来源——孩子。因此，类似的支持就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来提供，具体而言，就是在社会保障机制中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从而填补子女较少所形成的支持空挡。这种由于子女较少而形成的支持空挡，其内涵不只是经济性的，还包括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内容。因此，对于这种空挡的填补不应仅仅是经济性的，还应该包括养老的其他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并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从而有利于低生育水平的保持。
第三，应更积极地推进农村金融系统的建设，重点在于提高农户对于正规融资渠道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按照历来的生产生活习惯，大多数农户在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朋好友借贷。这一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向亲朋借贷不成时，农户很可能只好暂缓重大事项的进行，不能推延时，则可能去寻找危险的高利贷。提高正规金融渠道的认知度，就是要在广泛有效的宣传中，使农户愿意将其纳入自身生计资本的调度范围中去，成为其生计安排的一个备选项。提高接受度，则是说，应针对农户的需求设计金融服务项目，简化办理手续，从而避免农户想得到金融服务却因理解和操作过于复杂不得不知难而退的情况发生。
从总体而言，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计资本显著优于非计生家庭。这是前述种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在未来政策的执行当中，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有效政策，保持政策的力度与连贯性，另一方面，要在理论探讨与政策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更加注意政策的具体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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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