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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也是可以沸腾、可以飞扬的。张杨把新作《飞越老人院》称为“一部几近疯狂的青春励志片”,在他眼里,人到了生命末尾,也可以“在路上”。
他仍热衷于古老的电影制作方式,这跟他的个性相同:温暖平和,没有猛起猛落,没有迅疾的急转弯,偶有残酷但并不极端。“我不是那种特狠的人,电影也不会呈现出特狠的气质。”
逃出老人院
导演张杨同时也是客栈老板张杨。那家名为“后院”的客栈,位于大理,有10多个房间,每年交了房租后,其实根本赚不到钱。
但张杨并不在乎这个,每年,他都会从北京躲到这里蛰伏几个月,让自己好好放松—点一支烟,喝杯咖啡,躺在露天院子里晒晒太阳,跟朋友懒懒地聊天。《飞越老人院》的剧本,就是这样在“后院”完成的。
在《落叶归根》里,张杨让老赵背着好友老刘的尸体,长途跋涉、哭笑不得地走了一遭回家安葬之旅。五年后,这部同为公路片的《飞越老人院》,讲述了一群高龄老人千方百计逃出老人院,自己开着一辆报废的大巴去天津参加“超级变变变”比赛的故事。
“到了八零后这一代独生子女,一对青年男女面对的是几个老人,精力财力都照顾不过来,此时只能依靠养老院。”张杨意识到了这其中潜在的冲突,“养老院和传统的孝顺观念不太一样,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养老院里的都是些孤寡老人,进了养老院的老人们则有一些被遗弃的感觉。”
在影视作品中,这类关注老人晚年生活与老人院的作品,风格也大多比较沉闷、压抑。张杨刚看过许鞍华的《桃姐》,在喜欢的同时,他觉得《桃姐》更趋近于写实主义,更闷一点,而《飞越老人院》则是更加浪漫主义的作品,可看性更强。
电影的开头,老人们在养老院里有一点点封闭与沉闷,然而“胜利大逃亡”的计划实施成功后,外面世界辽阔美丽的风景,便霸气十足地铺满了银幕:大草原,万马奔腾,璀璨星空……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心理上,风格都是释放和开阔的,老人们也踏上了一段颇具嬉皮色彩的狂欢之旅。
“让你笑的部分真能笑开了,感动的地方可以真的让你哭出来。”张杨的理念中,老人生活不意味着悲凉,《飞越老人院》也绝不去写老人院的苦生活。
饰演老葛的许还山,现实中在67岁的时候才考到驾照,拍片之初,他对张杨拍胸脯称自己“能从西安开车到北京”。于是,在电影里,他怀揣C照开着需要A照的大巴,载着满满一车的老人和道具,在草原上狂奔。
老周是这场狂欢之旅的组织者。已患绝症的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看一次大海。他带领众人参加比赛,幽默大方、乐观开朗的性格深深感动了大家。一开始想要自杀的老葛被老周鼓舞了,甘于暮年的老人们的人生热情再一次被点燃,生命意义也层层逐步揭开。老周,也在海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去世是一种点燃。最后一场戏,老头老太太在他的遗像前看海边日出,海边日出实际上就带给了人们希望。那种感觉是一个生命点燃了另一个生命。”
用浪漫主义手法,拍摄出一部沸腾、飞扬的老年人公路片,张杨把这部老人题材的电影称为“一部几近疯狂的青春励志片”。人生走到老年,可能是生命末尾,但也可以依然“在路上”。
飞不过的代沟
《飞越老人院》的一些感悟,源于张杨自己的生活。他是独生子,十八岁起离开家庭独自谋生,现在他和父母都生活在北京,但并不住在一起。从父母身上,张杨想到的不仅仅是如何面对老去。
由于常与父母发生冲突,几代人之间如何沟通、化解矛盾成为他关注的话题,也是此部片子的重头戏。从《洗澡》到《向日葵》,再到《飞越老人院》,在张杨的电影世界里,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互相伤害最深的人。
“我们理想中都希望白头偕老,家庭和睦,但普遍说来,亲人间的伤害往往最痛苦。”张杨说,“正因为我自己生活中沟通不太顺畅,所以才会执著地去探讨这个话题。”
虽然在《飞越老人院》中,老葛与儿子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做出了和解,可在现实中,和解并不是那么简单,张杨本人就表示父子之间再怎么能理解对方,要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仍然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与父母聊聊别的,比如天气和时事。但每次他都无可奈何地发现,话题总会转移到自己身上,关心全都转变成了压力。“他们老觉得我什么事都应该汇报,但我认为有些事他们没必要知道。应该有一些距离感的,但就是缺少这种距离感。”
父亲张华勋早年也是导演,张杨过去常常给父亲做副导演,偶尔也客串一些小角色。大学毕业后,张杨开始独立拍戏,试图脱离父亲的电影思维,远离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不再找父亲聊电影。
“父母给予了许多,但孩子回馈的却是叛逆与对立”,他的父亲甚至觉得他有点“不孝”。而张杨也曾说到自己对家庭感到悲观,不相信婚姻,也无法与父母相处融洽。
此次拍《飞越老人院》,他与父亲的关系终于得到了些许改善。
“我父亲是个相对严肃的人,生活得并不愉快。后来拍这部戏,让他跟老演员们接触,看看别人的状态:八十多的高龄,活得像老小孩。慢慢地,他的心态也有所改观了。”张杨说,“他开始理解我,还觉得我是个有大爱的导演,因为我拍的东西超越了家庭的爱,走向了社会的广阔。”
为了给《飞越老人院》做宣传,张杨时常带着父亲来到现场。互动环节中,两人很难得地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说说话。平时若他俩单独相对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第三人在场时,俩人却聊了许多。
他也鼓励父母出去走走,不要局限在北京。“去年春节我带着他们去大理客栈住了十几天,感觉太好了。他们自己都觉得那种生活气质太不一样了。”
但最终,张杨对代沟问题的回答是残酷的。他仍然坚持认定,家庭与情感沟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和睦相处终究是个理想状态,老一辈和下一辈的矛盾不会这么浪漫。或许在某一瞬间我们能达成和解,那也只存在于某个时间段。”
拒绝做地下电影
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在新生代导演身上是被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张杨不会在两间踌躇,“商业片与我没多大关系,我拍的电影其实都在解决自己思考的问题。”张杨说,“纯商业片考虑类型、观众等因素,它可模仿,可复制,一定有成功的案例。而我现在选择的是非常冷、非常偏、不太被人看好的一种题材。”
为了让这些“冷门”题材达到好的营销效果,他之前的制片方做过许多市场推广和努力。拍《爱情麻辣烫》的时候,制片人和投资方拎着拷贝带一个省一个省地跑,通过地铁广告与情人节档期的选择等手段,最终获得了三千万元的票房,排在当年国产片第二,仅次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他被称为“都市爱情片的炮制高手”。
但到了《无人驾驶》,在票房上却不尽如人意。张杨反思说,当时觉得那么多明星参与,从媒体舆论的回应上来看,似乎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其实不是,没做那么多(营销)工作,可能观众就没有去看,这个跟电影的好坏没多大关系。”
相对于贾樟柯的小人物纪录式电影,王小帅的怀旧式青春物语,娄烨的社会人性批判电影,似乎很难给张杨贴上一个确切的标签。他身上个性化的东西不是很强,题材跳跃性也比较大,除了那种贯彻始终的气质—温暖。
张杨坦承二三十岁的时候,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过很多反叛、阴暗的故事,但很快,他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他明确地告诫自己:片子一定要能面对中国观众,拒绝去做地下电影。
“我不是对灰暗压抑的题材不感兴趣,而是觉得这一类型若不做到极致便无意义。但要做到极致,在中国肯定不能通过。我从拍电影一开始就明确了,要走到地上来,要避免被扼杀。”
他特别喜欢伊朗的《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羡慕片子的举重若轻。“很小的、很平淡的事,传达的东西还挺震撼。”他说,“它更多讲的还是人本身的共性,这些搁在全世界都是能被理解和認同的。”
从伊朗电影体制里,他揣摩出了一套如何在约束的夹缝中展现社会性问题的方法。“我不想去和政治硬碰硬,我认为电影应该更多地回到人本身的这些东西。”
他并不热衷于制作大成本电影,多次拒绝了大制作邀请,而对投资仅仅一千多万元的电影却情有独钟。他对技术并无推崇,《飞越老人院》里唯一一处使用了特技的地方就是天空—他让草原的夜空挂满了繁星。
“我的电影跟技术没太大关系,其实还是最本质朴实的讲故事方式,用最简单最笨的办法就能达到的一个东西。”他仍热衷于古老的电影制作方式,这与他温暖平和、不喜猛起猛落的个性契合;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偶有残酷但又不至于走到极端。
他仍热衷于古老的电影制作方式,这跟他的个性相同:温暖平和,没有猛起猛落,没有迅疾的急转弯,偶有残酷但并不极端。“我不是那种特狠的人,电影也不会呈现出特狠的气质。”
逃出老人院
导演张杨同时也是客栈老板张杨。那家名为“后院”的客栈,位于大理,有10多个房间,每年交了房租后,其实根本赚不到钱。
但张杨并不在乎这个,每年,他都会从北京躲到这里蛰伏几个月,让自己好好放松—点一支烟,喝杯咖啡,躺在露天院子里晒晒太阳,跟朋友懒懒地聊天。《飞越老人院》的剧本,就是这样在“后院”完成的。
在《落叶归根》里,张杨让老赵背着好友老刘的尸体,长途跋涉、哭笑不得地走了一遭回家安葬之旅。五年后,这部同为公路片的《飞越老人院》,讲述了一群高龄老人千方百计逃出老人院,自己开着一辆报废的大巴去天津参加“超级变变变”比赛的故事。
“到了八零后这一代独生子女,一对青年男女面对的是几个老人,精力财力都照顾不过来,此时只能依靠养老院。”张杨意识到了这其中潜在的冲突,“养老院和传统的孝顺观念不太一样,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养老院里的都是些孤寡老人,进了养老院的老人们则有一些被遗弃的感觉。”
在影视作品中,这类关注老人晚年生活与老人院的作品,风格也大多比较沉闷、压抑。张杨刚看过许鞍华的《桃姐》,在喜欢的同时,他觉得《桃姐》更趋近于写实主义,更闷一点,而《飞越老人院》则是更加浪漫主义的作品,可看性更强。
电影的开头,老人们在养老院里有一点点封闭与沉闷,然而“胜利大逃亡”的计划实施成功后,外面世界辽阔美丽的风景,便霸气十足地铺满了银幕:大草原,万马奔腾,璀璨星空……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心理上,风格都是释放和开阔的,老人们也踏上了一段颇具嬉皮色彩的狂欢之旅。
“让你笑的部分真能笑开了,感动的地方可以真的让你哭出来。”张杨的理念中,老人生活不意味着悲凉,《飞越老人院》也绝不去写老人院的苦生活。
饰演老葛的许还山,现实中在67岁的时候才考到驾照,拍片之初,他对张杨拍胸脯称自己“能从西安开车到北京”。于是,在电影里,他怀揣C照开着需要A照的大巴,载着满满一车的老人和道具,在草原上狂奔。
老周是这场狂欢之旅的组织者。已患绝症的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看一次大海。他带领众人参加比赛,幽默大方、乐观开朗的性格深深感动了大家。一开始想要自杀的老葛被老周鼓舞了,甘于暮年的老人们的人生热情再一次被点燃,生命意义也层层逐步揭开。老周,也在海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去世是一种点燃。最后一场戏,老头老太太在他的遗像前看海边日出,海边日出实际上就带给了人们希望。那种感觉是一个生命点燃了另一个生命。”
用浪漫主义手法,拍摄出一部沸腾、飞扬的老年人公路片,张杨把这部老人题材的电影称为“一部几近疯狂的青春励志片”。人生走到老年,可能是生命末尾,但也可以依然“在路上”。
飞不过的代沟
《飞越老人院》的一些感悟,源于张杨自己的生活。他是独生子,十八岁起离开家庭独自谋生,现在他和父母都生活在北京,但并不住在一起。从父母身上,张杨想到的不仅仅是如何面对老去。
由于常与父母发生冲突,几代人之间如何沟通、化解矛盾成为他关注的话题,也是此部片子的重头戏。从《洗澡》到《向日葵》,再到《飞越老人院》,在张杨的电影世界里,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互相伤害最深的人。
“我们理想中都希望白头偕老,家庭和睦,但普遍说来,亲人间的伤害往往最痛苦。”张杨说,“正因为我自己生活中沟通不太顺畅,所以才会执著地去探讨这个话题。”
虽然在《飞越老人院》中,老葛与儿子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做出了和解,可在现实中,和解并不是那么简单,张杨本人就表示父子之间再怎么能理解对方,要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仍然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与父母聊聊别的,比如天气和时事。但每次他都无可奈何地发现,话题总会转移到自己身上,关心全都转变成了压力。“他们老觉得我什么事都应该汇报,但我认为有些事他们没必要知道。应该有一些距离感的,但就是缺少这种距离感。”
父亲张华勋早年也是导演,张杨过去常常给父亲做副导演,偶尔也客串一些小角色。大学毕业后,张杨开始独立拍戏,试图脱离父亲的电影思维,远离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他不再找父亲聊电影。
“父母给予了许多,但孩子回馈的却是叛逆与对立”,他的父亲甚至觉得他有点“不孝”。而张杨也曾说到自己对家庭感到悲观,不相信婚姻,也无法与父母相处融洽。
此次拍《飞越老人院》,他与父亲的关系终于得到了些许改善。
“我父亲是个相对严肃的人,生活得并不愉快。后来拍这部戏,让他跟老演员们接触,看看别人的状态:八十多的高龄,活得像老小孩。慢慢地,他的心态也有所改观了。”张杨说,“他开始理解我,还觉得我是个有大爱的导演,因为我拍的东西超越了家庭的爱,走向了社会的广阔。”
为了给《飞越老人院》做宣传,张杨时常带着父亲来到现场。互动环节中,两人很难得地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说说话。平时若他俩单独相对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第三人在场时,俩人却聊了许多。
他也鼓励父母出去走走,不要局限在北京。“去年春节我带着他们去大理客栈住了十几天,感觉太好了。他们自己都觉得那种生活气质太不一样了。”
但最终,张杨对代沟问题的回答是残酷的。他仍然坚持认定,家庭与情感沟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和睦相处终究是个理想状态,老一辈和下一辈的矛盾不会这么浪漫。或许在某一瞬间我们能达成和解,那也只存在于某个时间段。”
拒绝做地下电影
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在新生代导演身上是被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张杨不会在两间踌躇,“商业片与我没多大关系,我拍的电影其实都在解决自己思考的问题。”张杨说,“纯商业片考虑类型、观众等因素,它可模仿,可复制,一定有成功的案例。而我现在选择的是非常冷、非常偏、不太被人看好的一种题材。”
为了让这些“冷门”题材达到好的营销效果,他之前的制片方做过许多市场推广和努力。拍《爱情麻辣烫》的时候,制片人和投资方拎着拷贝带一个省一个省地跑,通过地铁广告与情人节档期的选择等手段,最终获得了三千万元的票房,排在当年国产片第二,仅次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他被称为“都市爱情片的炮制高手”。
但到了《无人驾驶》,在票房上却不尽如人意。张杨反思说,当时觉得那么多明星参与,从媒体舆论的回应上来看,似乎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其实不是,没做那么多(营销)工作,可能观众就没有去看,这个跟电影的好坏没多大关系。”
相对于贾樟柯的小人物纪录式电影,王小帅的怀旧式青春物语,娄烨的社会人性批判电影,似乎很难给张杨贴上一个确切的标签。他身上个性化的东西不是很强,题材跳跃性也比较大,除了那种贯彻始终的气质—温暖。
张杨坦承二三十岁的时候,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过很多反叛、阴暗的故事,但很快,他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他明确地告诫自己:片子一定要能面对中国观众,拒绝去做地下电影。
“我不是对灰暗压抑的题材不感兴趣,而是觉得这一类型若不做到极致便无意义。但要做到极致,在中国肯定不能通过。我从拍电影一开始就明确了,要走到地上来,要避免被扼杀。”
他特别喜欢伊朗的《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羡慕片子的举重若轻。“很小的、很平淡的事,传达的东西还挺震撼。”他说,“它更多讲的还是人本身的共性,这些搁在全世界都是能被理解和認同的。”
从伊朗电影体制里,他揣摩出了一套如何在约束的夹缝中展现社会性问题的方法。“我不想去和政治硬碰硬,我认为电影应该更多地回到人本身的这些东西。”
他并不热衷于制作大成本电影,多次拒绝了大制作邀请,而对投资仅仅一千多万元的电影却情有独钟。他对技术并无推崇,《飞越老人院》里唯一一处使用了特技的地方就是天空—他让草原的夜空挂满了繁星。
“我的电影跟技术没太大关系,其实还是最本质朴实的讲故事方式,用最简单最笨的办法就能达到的一个东西。”他仍热衷于古老的电影制作方式,这与他温暖平和、不喜猛起猛落的个性契合;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偶有残酷但又不至于走到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