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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丁玲不可回避的是她的转向问题。学术界至今沿袭20世纪30年代的认识,认为丁玲从《水》开始大跨度地向左转了,所不同的只是对于这个转变的评价发生了变化。其实丁玲从一开始踏上文坛的时候就表达了她对资本主义伦理的批判,她的思想就既不是“右”,也不是“中”,而是“左”,以后丁玲的思想和创作是沿着批判资本主义伦理的“左”而到达了颠覆资产阶级政治的“左”。对这个问题,可以描绘出一个发展变化的脉络。
关键词:丁玲;资本主义伦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6—0217—08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代表性作家,丁玲的文学创作无疑充满了变数。学界最感兴趣的变化当是其政治革命上的“向左转”。如果按照公认的丁玲从《水》开始“向左转”,那么之前她是“右”还是“中”?如果没有“右”和“中”的参照,怎么能够认定“左”?事实上我们在丁玲这里找不到“右”或者“中”。如果说“左”意味着对于现存秩序的质疑、反叛或者革命,那么“左”就会有不止一种表现,在政治上、伦理上、文化上、生活上等都会有,不单单认同群体革命了才是“左”。如是说来,丁玲的创作一开始就是“左”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活环境中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只是此时的“左”不是政治革命的而是伦理文化和生活上的。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培养了丁玲和她的“Modren Girl”,但是有谁看得出她们是快乐的、甘心安于现状的?丁玲一开始创作就确定了思想的方向,作为受到“五四”思想文化影响的新女性作家,她的个人自由观念与资本主义化已经比较明显的城市社会生活是明显地不统一,身为现代女性却不能在现代社会正常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丁玲自然不会去认同这个性别歧视日益彰明的现代社会。如果硬要给丁玲初始的“左”寻找参照的话,那就是她不同于创作初期的冯沅君、凌淑华等“五四”女作家,丁玲确实显得比她们“左”。既然丁玲具有初始性的“左”,那么再去论证后来的“向左转”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不是的,指出了这点,是为了更客观合理地论证丁玲从伦理的反叛到政治的反叛的内在理路。因为我们对于“向左转”的认识,指的是丁玲从《水》开始超越了自己伦理上的“左”而进入政治上的“左”了。
一、她们“在黑暗中”
这是丁玲给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取的名字。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女诗人翟永明、唐亚平的“黑夜意识”,丁玲把女性的黑夜体验至少提前了半个世纪。
丁玲的这种黑夜体验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生活体验,她表达了强烈的反叛思想。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迥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但是,资本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脱胎于传统的农耕社会,不可避免地与农业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说它的伦理精神吧,马克斯•韦伯从发端于农业社会的宗教伦理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渊源,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中盛行的禁欲主义帮助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主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对禁欲主义来说,贵族的穷奢极欲与新贵的大肆挥霍同样令人厌恶。在另一方面,它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却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①这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初期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完成以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就只能要求社会去消费其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以刺激资本主义的运转。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目的就在于以扩张、倾销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这自然是反民族、反人道的。
资本主义的消费多种多样,其中最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消费是性别消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形成虽然依托了新教的禁欲主义,但那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而且其约束力是持续减弱。在两性关系上,资本主义伦理虽然强调人权、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但性别的不平等依然非常严重,这是因为不管是新教伦理还是农业社会的宗法伦理都是建立在两性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伦理其实是暗自继承了这样的两性关系。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把这称作资本主义根据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制造的“女性的秘密”。韦伯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男性气质的体现,对于女性,资本主义则致力于制造依附于男性的女性气质,其方式是使女性无主体化,成为为男性所左右、被男性所消费的物品。女性之成为消费品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把女性打扮成贤妻良母使其安于家庭生活;一是把女性打扮成性感尤物使其服务于男权社会。无论哪一种都是对女性主体性的阉割,致使女性成为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所说的次于男性的“第二性”。
这样的情况在“五四”以后的中国虽不普遍但也确实存在,这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殖民的结果,而这正是丁玲所关注的。日本学者江上幸子论析《梦珂》中的人体模特事件,认为小说表达了丁玲对“中国现代”的既希求又抗拒的复杂思想。②希求上应该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女性冲出家庭、走上社会以实现自己人身价值的条件;而我们感兴趣的则是她对抗拒的分析。引进人体模特作为中国艺术向西方的现代的靠近,“五四”之前即已开始。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雇用人体模特而在“五四”闹得沸沸扬扬,这里面有传统和现代的分庭抗礼,也有现代自身的对人体模特认识的混乱。“女性人体画通过性欲望给与男性一种对西方的亲近感,反过来说,含有现代性的女性形象中存在着歧视女性的性别结构,最底层人体模特的身体与其自身相分离而被置换为具有现代性的形象,但实际上女性却被现代性本身所排斥。”③《梦珂》中的人体模特正是被置于这种欲望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她的性方面的被骚扰说明这样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性的不平等,女性是作为男性的玩品而存在的。
女性被物品化和欲望化的情况还从学校这样的知识空间扩散、渗透到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梦珂寄居的姑母家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里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沙龙式的聚会中涉及的都是音乐、跳舞、戏剧、电影一类的时髦话题,追求中产阶级的高贵品味。然而也只是形式的高贵,仅仅作为手段而非提升人的精神品性的目的,梦珂便被这高雅的品味一度迷惑。表哥是一个从法国回来的、会翻译小说的青年,他充分利用了这种艺术情调来猎获梦珂的芳心,通过鼓励其继续未竟的绘画事业、邀请她看卡尔登演出的纯情电影《茶花女》等含有艺术意味的行为方式一步步逼近梦珂的心灵世界。在这种有品位的玩味过程中,表哥“得意的来称许起自己的智慧,自己审美的方法,并深深的去玩味那被自己所感动的那颗处女的心。这欣赏,这趣味,都是一种高尚的,细腻的享乐。”④而所谓的高尚实则是一种高级的玩弄,梦珂“两情相悦”的新式恋爱的幻梦被随后的“安乐宫”事件一下子击碎了。
离开姑母家的梦珂需要自己维持生活,为此踏进了一个更大的欲望化、色情化的都市空间。在“圆月剧社”——一个能演出新剧、可以拍电影的现代社会机构——里,她明白了女人是要靠容貌和身材而不是靠思想和演技来挣钱的,她领略到了“被看”的屈辱:“她走到大镜子面前时,她看见她被人打扮出来的那样儿,简直没有什么不同于那些在四马路的野鸡。”⑤本来一直追求精神生活的梦珂却让自己跌进“纯肉感的社会”,这也不能够就显示了梦珂向社会的妥协,因为虽然经受着身的沉沦,她的心却没有和身一起坠落。丁玲用“隐忍”的态度给梦珂和她处身的社会划清了界限,在以女性的肉身化作为招牌大肆生产欲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的丰富性被大量减化,只剩下一具不长久的有青春姿色的躯壳。难道女性在如此的社会就只能被动地做男性的没有自我意志的玩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社会对于女性来说就糟糕透了。丁玲对资本主义的体认其实才刚刚开始,在抗拒的过程中她还有一定的希求,毕竟资本主义是在个人、民主、自由思想这些普世价值下发展起来的,她想要争取女性的主体性。
与梦珂被动地隐忍着去适应男性的欲望不同,莎菲勇敢地挑战资本主义的女性气质,在由男性控制社会欲望的情况下,女性被索取的性地位是否有改变的可能呢?说到底,性的表达应该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也是现代个人权利所赋予的。莎菲要追求“有我”的性,而不是梦珂“无我”的性,性在莎菲这里因而成为拥有主体性的证明。对性的观念史颇有研究的福柯指出,性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受社会权力的影响。在现代男权社会,性的法则从根本上是男性居于控制地位,女性是从属的。而对于这种法则的挑战就是对社会伦理的僭越。相对于梦珂爱与性的两相分离,莎菲追求灵肉一致的恋爱,但遗憾的是,社会非但没有成全她这种努力,反而给她带来更大的失望。
莎菲挣扎于两个性格迥异的青年男性之间,却一直无法弥合情与性的裂隙。先是和苇弟之间的姐弟情,他们只有感情的牵扯而没有两性的激动,一直突破不了彬彬有礼的交往路线,莎菲为之而苦恼,直到凌吉士的偶然出现。如果说苇弟是一个东方的书生型男性的话,那么,来自于新加坡的凌吉士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中产阶级,莎菲对凌吉士一见钟情的充满了性意味的欲望,主要针对于他“丰仪”的美型。等到她了解了凌吉士的内在时,她才发现在“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的原来是一个“卑劣”的灵魂。凌吉士内在与外在的错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伦理所塑造出来的,他的体面的生活、金钱意识与他对女性的玩偶式态度,与易卜生《娜拉》中的海尔茂相差无几。在这里,丁玲与易卜生一样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伦理的批判。⑥德国学者顾彬就认为:“莎菲不只是对性道德,而且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她最终抛弃凌吉士的真正原因在于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⑦这说明丁玲在延续处女作开启的主题,美国学者白露也曾论述道:“她最早写的一些小说表明了现代社会如何采用完全性递补和使女性沦为娼妓的办法把她们变为商品。沃尔夫根•顾彬几年以前就在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丁玲在《暑假中》更直截了当地考虑过这个问题。”⑧通过把丁玲早期小说以性爱为线索贯穿起来,白露认为:“丁玲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有关。她从一个离群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批判了当时腐败、不公正的社会。”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治是一种性爱伦理的政治,与阶级的政治不同。不过在丁玲这里,从性的政治发展为阶级的政治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揭示了凌吉士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在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困的反差中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伦理;沿着物质化的社会分析,到了《阿毛姑娘》,丁玲开始触及到资本主义物质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孟悦和戴锦华在论述《阿毛姑娘》时说:“一个在乡村长大的纯洁姑娘被资本主义都市文化引发了无限的欲望的梦幻,…她从荣华富贵的美丽都市女人身上看到幸福,她以自己全副的想象在信奉、追求这种幸福,但不久,由于一个偶然契机,使阿毛不仅站在‘死’的高度洞视了都市生活幸福的短暂,而且洞视了这幸福的虚无;城市女人拥有阿毛梦想的一切,但唯独没有幸福。”⑩阿毛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把资本主义的问题从性爱伦理提升到了物质和经济伦理上来,阿毛的遭遇触发了丁玲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这之后,丁玲的叙事增添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诗人鸥外鸥在贫富差别中萌发了革命的思想,他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他的铲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多半是在这许多洋车夫身上建立的”。尽管这种“五四”式的表达有些幼稚,但能出现在丁玲的小说里却也不容易了。到1929年写的《日》,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铺展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小说描绘了一副极端不平等的生活现状,一方面是红灯、酒杯和女人伴着醉生梦死的有产者,一方面是黑烟、噪音和臭水伴着起早贪黑的无产者,这就不仅是受资本主义性商品化异化的“她们”在黑暗中,而是包括了“她们”的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挤压的“他们”在黑暗中了。
在跌入“光赤式的陷阱”之前,丁玲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诊断。而正是在诊断的过程中,丁玲的小说主题变得越来越庞大,性爱、政治、经济交混在了一起。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政治的批判既可以由自由主义者发出,也可以由革命者发出。这个阶段,从丁玲小说对革命的态度看,因为涉及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所以并未有赞同的表达。这影响了丁玲对革命的认识,她还不能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阶级革命对她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二、恋爱与革命
丁玲其实并不容易像创造社、太阳社作家那样一下子就“奥伏赫变”为社会主义者,因为她不是在理论指导下发生突变,而是经由自己感性的体验和观察一步步嬗变的。尽管她有时表现得像一个政治理论上的浪漫派,实则只是政治情感上的浪漫派,这说明何以她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恋爱的成分会多于革命的内容。以至有人这样说:“丁玲《韦护》中秘藏‘玄机’,与其说是写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不如说是写革命为虚,写爱情幸福缠绵、相思苦恼为实。革命成为空洞概念的化身,甜蜜爱情才让人难以释怀。只不过为了完成对观念的控制,才让革命战胜了爱情。这种带有极强理念预设的写作初衷,以期符合左翼文学的时代要求,却在无意识中泄露了丁玲真实的情感走向,和难以湮埋的性别思考。”把革命战胜爱情解释为理念预设是否有些轻松了?贺桂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看起来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是否是‘革命’和‘恋爱’,而是为什么是‘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对立。”贺桂梅既承认革命和恋爱是“五四”之后成型的两套现代性话语,各有其价值,又认为立足于个人主义主体认同的恋爱在此时的丁玲小说里丧失了意义,说的自然没错,但似乎也没解答为什么对立。在丁玲的小说里存在的这种对立,论者认为是恋爱的方式导致了二者的对立,并且还不仅是恋爱丧失意义的问题,而是恋爱被描绘为资产阶级的享乐产生了负价值。这是丁玲一个惊人的认识上的变化。
贺桂梅还说丁玲在《韦护》之前,“几乎没有一次写到成功的爱情”,此话固然不差,但是,写爱情不能用成功与否来衡量吧?《韦护》及其后写的爱情就成功了吗?说丁玲在《韦护》之前没有写过一次完整的恋爱倒是实情,这并非因为丁玲不想完整地叙述恋爱,而是她小说中的女性不能够得到完整的恋爱。梦珂和莎菲身上都带有追求精神生活的品格,尽管莎菲不讳言性爱,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灵与肉之间衡量异性品性的是灵的方面,莎菲要追求的是在灵的契合或交流甚或吸引下的有性的恋爱,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莎菲才感到孤独。到了《韦护》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韦护不仅是一个有信仰的革命者,还具备高雅的精神品质,“他懂得艺术,而且他懂得人生。你能从什么地方看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家?”丽嘉如是说。在第一次谈话中,韦护充分表现了他博学多才、谈笑风生的风雅,当他开始谈论音乐的时候,小说描绘道:“她们(指丽嘉和珊珊,论者注)的眼睛都张开了。”之后便是长时间的艺术交流。韦护从音乐转向文学,又兼谈名人轶事,“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小说这样写,显然是为以后恋爱的发生做感情的铺垫,丽嘉先是被韦护的艺术性品格所吸引,就是说在这方面他们具备了交流、倾诉的基础。不过,只有基础还不能够就会发展为恋爱,还需要别的条件。二人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他们在谈论生活的时候,韦护这样分析自己:“人并不是超然的东西。但是,得有动力。譬如我们就是架机器吧,我们有信仰,而且为着一个固定目的不断的摇去,可是我们还缺少一点燃料呵!人是平凡得很,正因为此,却不能不常常需要一点这助动的热力呀。”丽嘉接下去说:“对了,韦护!我相信你,你懂得只有比我们更多的。我们总缺少一点什么东西。……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弄得使我们好玩点和充实点?”看来两个人的生活中都缺少了点什么东西,韦护缺的是恋爱或者说激情,丽嘉缺的是精神的信仰,也就是说自己缺少的恰正是对方可以提供的,这样看来,他们若是不发生恋爱的话就奇了怪了。
然而,一旦恋爱发生,两性的激情和革命的激情就把韦护从最初的不亦乐乎推到了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革命和恋爱都需要当事人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在韦护只把恋爱当燃料、而丽嘉又不能做他革命的伴侣的时候,韦护的激情就不得不大量地消耗着,从而使他很快进入身心的疲劳状态。韦护于是作出这样的思考:“怎么才能将她和工作溶合在一起呢,既然是不能不去做工的。”恋爱与革命发生冲突,这是韦护始料不及的,他所期望的用恋爱做燃料使革命情绪燃烧的情景一直被性爱的欢愉所延宕,迟迟不能到来。“人有一种惰性,而且比较起来,他常常眷恋着丽嘉这边,而潜意识里,还常常起着可怕的念头,便是丢了学校工作,成天留在我的爱面前。”韦护嗅到了新生活中散布的危险气息,并且他们的关系还遭到革命同志的质疑,被同志看成了伪善者、投机者。其实,韦护这种进退失据的状况是有来由的,恋爱就其存在方式说乃是对常规生活的挑战和超越,把当事人引领到一个只有自我而无他人和别样生活干扰的境地,这是恋爱的排他性和排它性所决定的。由于恋爱的发生韦护陷入了革命与情爱的两难境地,构成他生活世界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又只能由韦护自己来解决。他曾想从工作中退出,和丽嘉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享用她们的爱情,他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年以上的恋爱生活,然而他否定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实际上他不能这么做,甚至连想到若是丽嘉能不爱他,能丢弃他,则他就可以被释放了,可以照旧努力工作了”。这样的想法让人感觉很熟悉,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已经先韦护一步作出过这样的思考,而一旦对恋爱产生分离式的分析,接下来当事人就会被自己的思维所左右。“于是在一个长的激烈的争斗之后,那一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享受,均破灭了。而那曾有过一种意志的刻苦和前进,又在他全身汹涌着。他看见前途比血还耀目的灿烂,他走到他办事的地方,他要到广东去。”假如我们认为恋爱有时候并不能天长地久,则分手便无可非议,不过恋爱结束的缘由却是可以讨论的。韦护在还爱着丽嘉的前提下与其分手,说明两人的爱情在韦护看来已经充满了危险,而这危险正来自于两性的激情,它吸引韦护耽于性的迷醉而无法从事神圣的工作,只能用“铁的意志”作了断。我们需要注意,尽管恋爱变成了阻碍,但丁玲并没有因此对丽嘉作出什么伦理上、道义上的指责,这也就等于说丽嘉没有什么过错。而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丁玲却不这么认为了。
这是一个与《韦护》相同的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重写,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女主人公的态度变了。望微也是偶然间与玛丽有一次相遇,然后就无法忘怀,后来发展到同居,进而在同居后面临着革命和性爱的严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丁玲的认识有哪些变化呢?刘剑梅论述道:“丁玲将玛丽刻画成一个现代的性感的女子,她喜欢物质享受,缺乏革命兴趣。当她与革命爱人望微同居时,她带来了许多精美的琐碎的东西。这些女性化的装饰品和小玩意儿象征着堕落的资产阶级趣味。…通过这些装饰品,丁玲描写玛丽的颓废,以此来区分所谓健康与病态,革命者与资产阶级。……通过将玛丽性感的身体政治化——即使对照望微受纪律约束的身体,它仍然在小说中保留了感官享受和女性气质——丁玲努力把玛丽减弱为一个典型的物质的女子形象。”丁玲一直对物质化的生活抱有警惕性,在《阿毛姑娘》中业已形成了对物质的基本认识,之后她的物质分析就具有了阶级的对抗性,可以说物质在丁玲的小说中总是被作为负面的东西来呈现的,用以揭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特征。这样,以物质为视点,丁玲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从伦理批判到政治批判的转化。
沿着这样的思路分析丁玲对《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中美琳的描绘,你会发现何以美琳会成为革命者而离开子彬。美琳的丈夫是一个有一定经济资本、善写内容空虚的作品却能受到一部分少年读者喜爱的有名望的作家,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家庭和不错的安逸的生活,感情上也恩爱有加,应该说这是冰心《两个家庭》中幸福的现代家庭的复现。但是这样的家庭此时在丁玲看来有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子彬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趣味的追逐并不是个人性情的小问题而成了人生意义、人生目标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自从美琳被若泉以革命意识启蒙以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她就感到以前安逸的生活太单调而没有意义了。如果说玛丽分得了丽嘉性感的身体进一步变得颓废,美琳则分得了丽嘉模糊的精神追求从而使其变得清晰和坚定。子彬的温柔的专制与易卜生《玩偶之家》中海尔茂对娜拉的行径并无二致,因此可以把《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看作《玩偶之家》的中国版。美琳接触社会后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有了迥异于以前的认识:“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他哄她,逗她,给她以物质上的满足。但是思想上他只要她爱他,还要她爱他所爱的。”这等于说子彬现在成了一个伪善的资产阶级,与他一起生活的意义已经没有了。美琳于是一步步靠近若泉的新思想,也一步步靠近若泉这个革命者,她因而获得了快乐。
丁玲进入革命文学书写阶段后,一改往日对孤独、失望、颓废情绪的女性主义写作,转而致力于探寻女性精神和身体的快乐,这证明她从“黑夜”向“光明”迈进了。然而她描绘的快乐在个体的体验中也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判断,因而玛丽的快乐就远远没有美琳的快乐更崇高,精神的快乐更高于身体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田家冲》中的三小姐就是美琳精神追求的继续。三小姐否定、反叛了自己的家庭,从事于革自己的家庭和与自己家庭一样的家庭的命的崇高事业,她对幺妹进行革命的启蒙:“你实在算幸福,因为你没有看见罪恶,你不懂呢。你哪里晓得惟有虎狼才住在高大的房子里呢?”最初幺妹不懂,后来她懂了。幸福或者说快乐的意义又往前走了一步,为了精神的快乐,身体遭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不足可惜的。幺妹曾天真地想过:“‘一个仙女似的小姐,她会吃这个吗?’她站在一张凳子上去取那块又黑又脏的肉。‘这一定是蠢事。’”但后来三小姐吃了,而且吃得很快乐。在三小姐的那些快乐体验中,我们同时看到的情况是:快乐具有了宗教般的性质;快乐与自我相分离,要么压制、贬损身体,要么依靠他人才能获得快乐。尽管快乐已经变得很奇怪,但我们不能否定三小姐在乡下获得快乐的事实,只是需要分析的是这种快乐观充满了悖论。在三小姐的观念里,住在高大房子里享受是罪恶的生活,住在乡下破屋里受苦是幸福的生活,而这种幸福格局在三小姐来到后就要被打破,因为三小姐负有打破这种格局的神圣使命。然而一旦打破这种格局,三小姐还能在乡下体验到幸福和快乐吗?再者,生活还算安定,不愁吃穿的乡民,仅仅依靠城里小姐的革命布道就真的会起来革命么?孟悦和戴锦华说:“她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喜爱,最后是她引导他们走向觉醒。今天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还是出于一种妥协而来的粉饰。”显然,去除了丁玲所熟悉的都市资本主义生活内容后,《田家冲》并没有真正找到切实可行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之路。丁玲小说中女性个体对资本主义伦理和政治的反叛至此完成了她的使命,但同时她也把女性个体推向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困境。
三、“新的小说的诞生”
尽管《田家冲》有丁玲1931年4月回湖南老家的生活体验在里面,按说表现得应该让人真实可信,但作为久别的人触动她最深的恐怕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依然如故的田园风光吧。这也是《田家冲》不能得到左翼业内人士赞扬的原因。毫无疑问,此时丁玲在个人生活的变故和创作的继续中陷入到了焦虑的状态,她反复说过类似于跌入困境的心理情状:“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1932年,她说:“去年,我觉得苦闷,我有几个月不提笔,我当时非常讨厌自己的旧技巧。”这说明丁玲面临着自我突破的难题,当年5月,她曾设想以后的创作:“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然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稍后写的《田家冲》却没有延续她的打算,成了一个由学生和农人经过技巧性拼贴而形成的突变体。看来想作超越还是很困难的。
困难当然来自于如何恰当地转换题材,而选取新题材又必需要有新体验才行。虽然丁玲意识里在逐渐放大颠覆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情怀,且她已加入左联,组织上支持她的革命情绪,奈何对如何革命并不熟悉,怎不让她一愁莫展呢?当丁玲在书房一愁莫展的时候,其实窗外已经有大事发生了,只要她把注意力转向窗外,她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年从4月到8月,“湘、鄂、赣、浙、皖、苏、鲁、豫等江淮8省642县,约计60%的县5311万居民被灾,16662万亩农田被淹,42万余人葬身浊流,直接经济损失22.84亿银元。另据估算,长江中下游地区有205个县,5089万亩农田化为泽国,被淹房屋180万间,灾民2855万人,淹死14.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3.45亿银元”。这是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引发了自由主义作家的人道情怀和左翼作家的阶级意识。
如果从灾荒史的角度看30年的民国社会,可以说是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几乎无年不灾。“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21——1948年的37年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左右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躏之下。”中国自古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农作物的丰欠与自然灾害的有无、大小密切相关,所以历代王朝均对灾荒极为重视,形成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可谓之“荒政”,即救荒之政。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尽管在灾害来临之际进行了相应的救济,但是“由于国家的衰弱,军阀混战,政令不畅,好多荒政名存实亡,对灾害的救济收效甚微。”自然,政府的公信力也就逐渐下降了,进入20世纪30年代,现代作家对灾民流离失所的生活的关注遽然增多,便是一个明显的表征。
水灾发生后,丁玲走出了书斋,到灾区探察灾情,她由此获得了切实的灾民生活体验,之后有了发表在《北斗》上被冯雪峰称作“新的小说”的《水》。《水》是一篇极其重要但又不好评价的小说,一方面在内容和思想及作家的情感上都显示了大跨度的变化,一方面又显示了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上的粗糙和退步。丁玲自己有一个解说:“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八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忙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从中了解的信息有这几条:1.没有充分酝酿;2.没有充足的写作时间;3.没有在艺术上有所照顾。就是这样的“三无”作品竟然博得了左翼业内人士的激赏,甚至一向对左翼颇有微词的夏志清也认为:“她这篇故事实在比大部分更无名的无产阶级或是新写实主义小说好些。”冯雪峰这样说:“在《田家冲》和《水》之间,是一段宝贵的斗争过程,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严厉地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这是否能说明丁玲超越了她的个人奋斗的困境,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从一个有着鲜明的性别意识的自由主义作家而“扬弃”为一个消泯了性别意识的左翼的革命作家?回答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除了一个例外的短暂时期,“性别麻烦”不再成为丁玲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丁玲是怎样发现了水灾对于革命的意义呢?简言之,她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荒政”的背民行为,无论从人道还是公理上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发现在小说中随着大水的逼近与到来一步步地在灾民心中清晰起来,激起了灾民不可遏止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他们最终起来了。夏志清虽然认为丁玲对这个题材处理不当,没能写成“一个动人的悲剧”,但他还是承认,“《水》所暴露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句评判也许比空泛的赞扬更难得。
大水来临之前,民众尚未对政府抱有多大的不满,仅仅表现出贫富间心理上的不平衡,“我晓得,有钱的人不会怕水,这些东西只欺侮我们这些善良的人。……老爷在那年发了更大的财,谷价涨了六七倍,他还不卖,……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这是在天灾意识下发出的牢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包含的“人祸”,所以他们既抱怨上天的不公,又要祈求上天的保佑,“求老天爷保护,保护呀,地藏王菩萨,龙王菩萨……我们这里水来不得呀!水来不得的呀!……”然而祈求上天是没有回应的,很快就决堤了。此时,灾民开始意识到堤坝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及到了国家政治,政府派出的捐款并未用在修理堤坝上。水一旦冲决过来,淹没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就由灾民变成了饥饿的难民。
关于饥饿,有学者曾深刻地指出:“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失去家园的饥饿的难民需要寻找新的生存地,难民的首选地一定是集镇或更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控制着粮食和别的生活物资;同时,难民聚集城镇还有渴望政府施救的心理。但是,城镇这时候却拒斥难民涌入,“我们的人都不准上街,他们比防土匪还怕我们呢!”他们被勒令安分等待,结果等来的不是救济,而是防备他们的军火。由饥饿引发的对政府的希冀很快破灭了,人在关键时刻一旦没有了希望就会产生绝望心理,从而改变对现实处境的认识。难民越聚越多,他们对于政府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处处的老鸦一般黑,哪里种田人有好日子过?”这个认识论上的总结具有炸弹一般的威力,直接摧毁了资产阶级政府施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他们的革命抗争行为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正当性。冯雪峰说的《水》作为“新的小说”的“新”指的就是这种对阶级斗争的本质的认识。
1937年,已经在新的天地进行革命工作的丁玲对海伦•斯诺说:“《水》以后,我的写作完全变了,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变了,我的哲学观发展了。最后我的思想方法变成了辩证的。”也就是说,借助《水》的写作,她不仅实现了她文学上的革命,而且对她自己也实施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
关于丁玲的转向,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启蒙思想的复苏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再次东来,逐渐遭到学者们的质疑,或直率地或潜在地流露出对丁玲放弃女性主义批判立场的惋惜。从中国女性解放的层面看,诚如孟悦和戴锦华所说:“丁玲的创作道路也代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只是在都市异化环境中才有所觉醒,但随着都市生活的文学价值在左翼阵营中遭到冷淡,这一性别意识重新流入盲区。”但是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层面看,丁玲的创作道路同样也能代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大约从庐隐、石评梅开始,她们就在走这样的道路,丁玲只是因为处在变革的当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已。丢弃或掩藏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把女性自我的解放融入到社会群体的解放之中,这是一个历史实存的现象,它至少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联:1.现代西方伦理、文化与女性主义思想传播的不彻底;2.现代中国革命思潮的巨大冲击;3.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遗存等。与其应然地作价值上的评判,倒不如在认定的前提下探讨她们何以会有如此的转变。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28页。②③江上幸子:《对现代的希求与拒绝——从丁玲小说〈梦珂〉中的人体模特事件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④⑤丁玲:《梦珂》,《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二号。⑥关于此处涉及到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伦理问题,笔者另有专文《反资本主义伦理:〈玩偶之家〉的现代性》(未刊稿)分析,兹不赘述。⑦顾彬:《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参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⑧⑨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参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⑩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123、130、139页。《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1、12、43、93、99、105、106页。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50页。丁玲:《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丁玲:《田家冲》,《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丁玲:《我的创作经验》,《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丁玲:《水》,《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6、410页。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8—59页。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参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关键词:丁玲;资本主义伦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6—0217—08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代表性作家,丁玲的文学创作无疑充满了变数。学界最感兴趣的变化当是其政治革命上的“向左转”。如果按照公认的丁玲从《水》开始“向左转”,那么之前她是“右”还是“中”?如果没有“右”和“中”的参照,怎么能够认定“左”?事实上我们在丁玲这里找不到“右”或者“中”。如果说“左”意味着对于现存秩序的质疑、反叛或者革命,那么“左”就会有不止一种表现,在政治上、伦理上、文化上、生活上等都会有,不单单认同群体革命了才是“左”。如是说来,丁玲的创作一开始就是“左”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活环境中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只是此时的“左”不是政治革命的而是伦理文化和生活上的。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培养了丁玲和她的“Modren Girl”,但是有谁看得出她们是快乐的、甘心安于现状的?丁玲一开始创作就确定了思想的方向,作为受到“五四”思想文化影响的新女性作家,她的个人自由观念与资本主义化已经比较明显的城市社会生活是明显地不统一,身为现代女性却不能在现代社会正常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丁玲自然不会去认同这个性别歧视日益彰明的现代社会。如果硬要给丁玲初始的“左”寻找参照的话,那就是她不同于创作初期的冯沅君、凌淑华等“五四”女作家,丁玲确实显得比她们“左”。既然丁玲具有初始性的“左”,那么再去论证后来的“向左转”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不是的,指出了这点,是为了更客观合理地论证丁玲从伦理的反叛到政治的反叛的内在理路。因为我们对于“向左转”的认识,指的是丁玲从《水》开始超越了自己伦理上的“左”而进入政治上的“左”了。
一、她们“在黑暗中”
这是丁玲给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取的名字。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女诗人翟永明、唐亚平的“黑夜意识”,丁玲把女性的黑夜体验至少提前了半个世纪。
丁玲的这种黑夜体验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生活体验,她表达了强烈的反叛思想。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迥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但是,资本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脱胎于传统的农耕社会,不可避免地与农业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说它的伦理精神吧,马克斯•韦伯从发端于农业社会的宗教伦理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渊源,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中盛行的禁欲主义帮助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主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对禁欲主义来说,贵族的穷奢极欲与新贵的大肆挥霍同样令人厌恶。在另一方面,它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却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①这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初期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完成以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就只能要求社会去消费其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以刺激资本主义的运转。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目的就在于以扩张、倾销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这自然是反民族、反人道的。
资本主义的消费多种多样,其中最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消费是性别消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形成虽然依托了新教的禁欲主义,但那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而且其约束力是持续减弱。在两性关系上,资本主义伦理虽然强调人权、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但性别的不平等依然非常严重,这是因为不管是新教伦理还是农业社会的宗法伦理都是建立在两性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伦理其实是暗自继承了这样的两性关系。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把这称作资本主义根据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制造的“女性的秘密”。韦伯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是一种男性气质的体现,对于女性,资本主义则致力于制造依附于男性的女性气质,其方式是使女性无主体化,成为为男性所左右、被男性所消费的物品。女性之成为消费品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把女性打扮成贤妻良母使其安于家庭生活;一是把女性打扮成性感尤物使其服务于男权社会。无论哪一种都是对女性主体性的阉割,致使女性成为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所说的次于男性的“第二性”。
这样的情况在“五四”以后的中国虽不普遍但也确实存在,这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殖民的结果,而这正是丁玲所关注的。日本学者江上幸子论析《梦珂》中的人体模特事件,认为小说表达了丁玲对“中国现代”的既希求又抗拒的复杂思想。②希求上应该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女性冲出家庭、走上社会以实现自己人身价值的条件;而我们感兴趣的则是她对抗拒的分析。引进人体模特作为中国艺术向西方的现代的靠近,“五四”之前即已开始。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雇用人体模特而在“五四”闹得沸沸扬扬,这里面有传统和现代的分庭抗礼,也有现代自身的对人体模特认识的混乱。“女性人体画通过性欲望给与男性一种对西方的亲近感,反过来说,含有现代性的女性形象中存在着歧视女性的性别结构,最底层人体模特的身体与其自身相分离而被置换为具有现代性的形象,但实际上女性却被现代性本身所排斥。”③《梦珂》中的人体模特正是被置于这种欲望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她的性方面的被骚扰说明这样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性的不平等,女性是作为男性的玩品而存在的。
女性被物品化和欲望化的情况还从学校这样的知识空间扩散、渗透到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梦珂寄居的姑母家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里提供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沙龙式的聚会中涉及的都是音乐、跳舞、戏剧、电影一类的时髦话题,追求中产阶级的高贵品味。然而也只是形式的高贵,仅仅作为手段而非提升人的精神品性的目的,梦珂便被这高雅的品味一度迷惑。表哥是一个从法国回来的、会翻译小说的青年,他充分利用了这种艺术情调来猎获梦珂的芳心,通过鼓励其继续未竟的绘画事业、邀请她看卡尔登演出的纯情电影《茶花女》等含有艺术意味的行为方式一步步逼近梦珂的心灵世界。在这种有品位的玩味过程中,表哥“得意的来称许起自己的智慧,自己审美的方法,并深深的去玩味那被自己所感动的那颗处女的心。这欣赏,这趣味,都是一种高尚的,细腻的享乐。”④而所谓的高尚实则是一种高级的玩弄,梦珂“两情相悦”的新式恋爱的幻梦被随后的“安乐宫”事件一下子击碎了。
离开姑母家的梦珂需要自己维持生活,为此踏进了一个更大的欲望化、色情化的都市空间。在“圆月剧社”——一个能演出新剧、可以拍电影的现代社会机构——里,她明白了女人是要靠容貌和身材而不是靠思想和演技来挣钱的,她领略到了“被看”的屈辱:“她走到大镜子面前时,她看见她被人打扮出来的那样儿,简直没有什么不同于那些在四马路的野鸡。”⑤本来一直追求精神生活的梦珂却让自己跌进“纯肉感的社会”,这也不能够就显示了梦珂向社会的妥协,因为虽然经受着身的沉沦,她的心却没有和身一起坠落。丁玲用“隐忍”的态度给梦珂和她处身的社会划清了界限,在以女性的肉身化作为招牌大肆生产欲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的丰富性被大量减化,只剩下一具不长久的有青春姿色的躯壳。难道女性在如此的社会就只能被动地做男性的没有自我意志的玩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社会对于女性来说就糟糕透了。丁玲对资本主义的体认其实才刚刚开始,在抗拒的过程中她还有一定的希求,毕竟资本主义是在个人、民主、自由思想这些普世价值下发展起来的,她想要争取女性的主体性。
与梦珂被动地隐忍着去适应男性的欲望不同,莎菲勇敢地挑战资本主义的女性气质,在由男性控制社会欲望的情况下,女性被索取的性地位是否有改变的可能呢?说到底,性的表达应该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也是现代个人权利所赋予的。莎菲要追求“有我”的性,而不是梦珂“无我”的性,性在莎菲这里因而成为拥有主体性的证明。对性的观念史颇有研究的福柯指出,性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受社会权力的影响。在现代男权社会,性的法则从根本上是男性居于控制地位,女性是从属的。而对于这种法则的挑战就是对社会伦理的僭越。相对于梦珂爱与性的两相分离,莎菲追求灵肉一致的恋爱,但遗憾的是,社会非但没有成全她这种努力,反而给她带来更大的失望。
莎菲挣扎于两个性格迥异的青年男性之间,却一直无法弥合情与性的裂隙。先是和苇弟之间的姐弟情,他们只有感情的牵扯而没有两性的激动,一直突破不了彬彬有礼的交往路线,莎菲为之而苦恼,直到凌吉士的偶然出现。如果说苇弟是一个东方的书生型男性的话,那么,来自于新加坡的凌吉士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中产阶级,莎菲对凌吉士一见钟情的充满了性意味的欲望,主要针对于他“丰仪”的美型。等到她了解了凌吉士的内在时,她才发现在“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的原来是一个“卑劣”的灵魂。凌吉士内在与外在的错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伦理所塑造出来的,他的体面的生活、金钱意识与他对女性的玩偶式态度,与易卜生《娜拉》中的海尔茂相差无几。在这里,丁玲与易卜生一样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伦理的批判。⑥德国学者顾彬就认为:“莎菲不只是对性道德,而且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她最终抛弃凌吉士的真正原因在于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⑦这说明丁玲在延续处女作开启的主题,美国学者白露也曾论述道:“她最早写的一些小说表明了现代社会如何采用完全性递补和使女性沦为娼妓的办法把她们变为商品。沃尔夫根•顾彬几年以前就在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丁玲在《暑假中》更直截了当地考虑过这个问题。”⑧通过把丁玲早期小说以性爱为线索贯穿起来,白露认为:“丁玲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有关。她从一个离群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批判了当时腐败、不公正的社会。”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治是一种性爱伦理的政治,与阶级的政治不同。不过在丁玲这里,从性的政治发展为阶级的政治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揭示了凌吉士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在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困的反差中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伦理;沿着物质化的社会分析,到了《阿毛姑娘》,丁玲开始触及到资本主义物质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孟悦和戴锦华在论述《阿毛姑娘》时说:“一个在乡村长大的纯洁姑娘被资本主义都市文化引发了无限的欲望的梦幻,…她从荣华富贵的美丽都市女人身上看到幸福,她以自己全副的想象在信奉、追求这种幸福,但不久,由于一个偶然契机,使阿毛不仅站在‘死’的高度洞视了都市生活幸福的短暂,而且洞视了这幸福的虚无;城市女人拥有阿毛梦想的一切,但唯独没有幸福。”⑩阿毛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把资本主义的问题从性爱伦理提升到了物质和经济伦理上来,阿毛的遭遇触发了丁玲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这之后,丁玲的叙事增添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诗人鸥外鸥在贫富差别中萌发了革命的思想,他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他的铲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多半是在这许多洋车夫身上建立的”。尽管这种“五四”式的表达有些幼稚,但能出现在丁玲的小说里却也不容易了。到1929年写的《日》,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铺展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小说描绘了一副极端不平等的生活现状,一方面是红灯、酒杯和女人伴着醉生梦死的有产者,一方面是黑烟、噪音和臭水伴着起早贪黑的无产者,这就不仅是受资本主义性商品化异化的“她们”在黑暗中,而是包括了“她们”的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挤压的“他们”在黑暗中了。
在跌入“光赤式的陷阱”之前,丁玲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诊断。而正是在诊断的过程中,丁玲的小说主题变得越来越庞大,性爱、政治、经济交混在了一起。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政治的批判既可以由自由主义者发出,也可以由革命者发出。这个阶段,从丁玲小说对革命的态度看,因为涉及的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所以并未有赞同的表达。这影响了丁玲对革命的认识,她还不能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阶级革命对她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二、恋爱与革命
丁玲其实并不容易像创造社、太阳社作家那样一下子就“奥伏赫变”为社会主义者,因为她不是在理论指导下发生突变,而是经由自己感性的体验和观察一步步嬗变的。尽管她有时表现得像一个政治理论上的浪漫派,实则只是政治情感上的浪漫派,这说明何以她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恋爱的成分会多于革命的内容。以至有人这样说:“丁玲《韦护》中秘藏‘玄机’,与其说是写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不如说是写革命为虚,写爱情幸福缠绵、相思苦恼为实。革命成为空洞概念的化身,甜蜜爱情才让人难以释怀。只不过为了完成对观念的控制,才让革命战胜了爱情。这种带有极强理念预设的写作初衷,以期符合左翼文学的时代要求,却在无意识中泄露了丁玲真实的情感走向,和难以湮埋的性别思考。”把革命战胜爱情解释为理念预设是否有些轻松了?贺桂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看起来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是否是‘革命’和‘恋爱’,而是为什么是‘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对立。”贺桂梅既承认革命和恋爱是“五四”之后成型的两套现代性话语,各有其价值,又认为立足于个人主义主体认同的恋爱在此时的丁玲小说里丧失了意义,说的自然没错,但似乎也没解答为什么对立。在丁玲的小说里存在的这种对立,论者认为是恋爱的方式导致了二者的对立,并且还不仅是恋爱丧失意义的问题,而是恋爱被描绘为资产阶级的享乐产生了负价值。这是丁玲一个惊人的认识上的变化。
贺桂梅还说丁玲在《韦护》之前,“几乎没有一次写到成功的爱情”,此话固然不差,但是,写爱情不能用成功与否来衡量吧?《韦护》及其后写的爱情就成功了吗?说丁玲在《韦护》之前没有写过一次完整的恋爱倒是实情,这并非因为丁玲不想完整地叙述恋爱,而是她小说中的女性不能够得到完整的恋爱。梦珂和莎菲身上都带有追求精神生活的品格,尽管莎菲不讳言性爱,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灵与肉之间衡量异性品性的是灵的方面,莎菲要追求的是在灵的契合或交流甚或吸引下的有性的恋爱,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莎菲才感到孤独。到了《韦护》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韦护不仅是一个有信仰的革命者,还具备高雅的精神品质,“他懂得艺术,而且他懂得人生。你能从什么地方看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家?”丽嘉如是说。在第一次谈话中,韦护充分表现了他博学多才、谈笑风生的风雅,当他开始谈论音乐的时候,小说描绘道:“她们(指丽嘉和珊珊,论者注)的眼睛都张开了。”之后便是长时间的艺术交流。韦护从音乐转向文学,又兼谈名人轶事,“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小说这样写,显然是为以后恋爱的发生做感情的铺垫,丽嘉先是被韦护的艺术性品格所吸引,就是说在这方面他们具备了交流、倾诉的基础。不过,只有基础还不能够就会发展为恋爱,还需要别的条件。二人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他们在谈论生活的时候,韦护这样分析自己:“人并不是超然的东西。但是,得有动力。譬如我们就是架机器吧,我们有信仰,而且为着一个固定目的不断的摇去,可是我们还缺少一点燃料呵!人是平凡得很,正因为此,却不能不常常需要一点这助动的热力呀。”丽嘉接下去说:“对了,韦护!我相信你,你懂得只有比我们更多的。我们总缺少一点什么东西。……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弄得使我们好玩点和充实点?”看来两个人的生活中都缺少了点什么东西,韦护缺的是恋爱或者说激情,丽嘉缺的是精神的信仰,也就是说自己缺少的恰正是对方可以提供的,这样看来,他们若是不发生恋爱的话就奇了怪了。
然而,一旦恋爱发生,两性的激情和革命的激情就把韦护从最初的不亦乐乎推到了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革命和恋爱都需要当事人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在韦护只把恋爱当燃料、而丽嘉又不能做他革命的伴侣的时候,韦护的激情就不得不大量地消耗着,从而使他很快进入身心的疲劳状态。韦护于是作出这样的思考:“怎么才能将她和工作溶合在一起呢,既然是不能不去做工的。”恋爱与革命发生冲突,这是韦护始料不及的,他所期望的用恋爱做燃料使革命情绪燃烧的情景一直被性爱的欢愉所延宕,迟迟不能到来。“人有一种惰性,而且比较起来,他常常眷恋着丽嘉这边,而潜意识里,还常常起着可怕的念头,便是丢了学校工作,成天留在我的爱面前。”韦护嗅到了新生活中散布的危险气息,并且他们的关系还遭到革命同志的质疑,被同志看成了伪善者、投机者。其实,韦护这种进退失据的状况是有来由的,恋爱就其存在方式说乃是对常规生活的挑战和超越,把当事人引领到一个只有自我而无他人和别样生活干扰的境地,这是恋爱的排他性和排它性所决定的。由于恋爱的发生韦护陷入了革命与情爱的两难境地,构成他生活世界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又只能由韦护自己来解决。他曾想从工作中退出,和丽嘉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享用她们的爱情,他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年以上的恋爱生活,然而他否定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实际上他不能这么做,甚至连想到若是丽嘉能不爱他,能丢弃他,则他就可以被释放了,可以照旧努力工作了”。这样的想法让人感觉很熟悉,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已经先韦护一步作出过这样的思考,而一旦对恋爱产生分离式的分析,接下来当事人就会被自己的思维所左右。“于是在一个长的激烈的争斗之后,那一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与希望、享受,均破灭了。而那曾有过一种意志的刻苦和前进,又在他全身汹涌着。他看见前途比血还耀目的灿烂,他走到他办事的地方,他要到广东去。”假如我们认为恋爱有时候并不能天长地久,则分手便无可非议,不过恋爱结束的缘由却是可以讨论的。韦护在还爱着丽嘉的前提下与其分手,说明两人的爱情在韦护看来已经充满了危险,而这危险正来自于两性的激情,它吸引韦护耽于性的迷醉而无法从事神圣的工作,只能用“铁的意志”作了断。我们需要注意,尽管恋爱变成了阻碍,但丁玲并没有因此对丽嘉作出什么伦理上、道义上的指责,这也就等于说丽嘉没有什么过错。而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丁玲却不这么认为了。
这是一个与《韦护》相同的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重写,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女主人公的态度变了。望微也是偶然间与玛丽有一次相遇,然后就无法忘怀,后来发展到同居,进而在同居后面临着革命和性爱的严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丁玲的认识有哪些变化呢?刘剑梅论述道:“丁玲将玛丽刻画成一个现代的性感的女子,她喜欢物质享受,缺乏革命兴趣。当她与革命爱人望微同居时,她带来了许多精美的琐碎的东西。这些女性化的装饰品和小玩意儿象征着堕落的资产阶级趣味。…通过这些装饰品,丁玲描写玛丽的颓废,以此来区分所谓健康与病态,革命者与资产阶级。……通过将玛丽性感的身体政治化——即使对照望微受纪律约束的身体,它仍然在小说中保留了感官享受和女性气质——丁玲努力把玛丽减弱为一个典型的物质的女子形象。”丁玲一直对物质化的生活抱有警惕性,在《阿毛姑娘》中业已形成了对物质的基本认识,之后她的物质分析就具有了阶级的对抗性,可以说物质在丁玲的小说中总是被作为负面的东西来呈现的,用以揭示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特征。这样,以物质为视点,丁玲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从伦理批判到政治批判的转化。
沿着这样的思路分析丁玲对《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中美琳的描绘,你会发现何以美琳会成为革命者而离开子彬。美琳的丈夫是一个有一定经济资本、善写内容空虚的作品却能受到一部分少年读者喜爱的有名望的作家,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家庭和不错的安逸的生活,感情上也恩爱有加,应该说这是冰心《两个家庭》中幸福的现代家庭的复现。但是这样的家庭此时在丁玲看来有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子彬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趣味的追逐并不是个人性情的小问题而成了人生意义、人生目标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自从美琳被若泉以革命意识启蒙以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她就感到以前安逸的生活太单调而没有意义了。如果说玛丽分得了丽嘉性感的身体进一步变得颓废,美琳则分得了丽嘉模糊的精神追求从而使其变得清晰和坚定。子彬的温柔的专制与易卜生《玩偶之家》中海尔茂对娜拉的行径并无二致,因此可以把《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看作《玩偶之家》的中国版。美琳接触社会后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有了迥异于以前的认识:“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他哄她,逗她,给她以物质上的满足。但是思想上他只要她爱他,还要她爱他所爱的。”这等于说子彬现在成了一个伪善的资产阶级,与他一起生活的意义已经没有了。美琳于是一步步靠近若泉的新思想,也一步步靠近若泉这个革命者,她因而获得了快乐。
丁玲进入革命文学书写阶段后,一改往日对孤独、失望、颓废情绪的女性主义写作,转而致力于探寻女性精神和身体的快乐,这证明她从“黑夜”向“光明”迈进了。然而她描绘的快乐在个体的体验中也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判断,因而玛丽的快乐就远远没有美琳的快乐更崇高,精神的快乐更高于身体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田家冲》中的三小姐就是美琳精神追求的继续。三小姐否定、反叛了自己的家庭,从事于革自己的家庭和与自己家庭一样的家庭的命的崇高事业,她对幺妹进行革命的启蒙:“你实在算幸福,因为你没有看见罪恶,你不懂呢。你哪里晓得惟有虎狼才住在高大的房子里呢?”最初幺妹不懂,后来她懂了。幸福或者说快乐的意义又往前走了一步,为了精神的快乐,身体遭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不足可惜的。幺妹曾天真地想过:“‘一个仙女似的小姐,她会吃这个吗?’她站在一张凳子上去取那块又黑又脏的肉。‘这一定是蠢事。’”但后来三小姐吃了,而且吃得很快乐。在三小姐的那些快乐体验中,我们同时看到的情况是:快乐具有了宗教般的性质;快乐与自我相分离,要么压制、贬损身体,要么依靠他人才能获得快乐。尽管快乐已经变得很奇怪,但我们不能否定三小姐在乡下获得快乐的事实,只是需要分析的是这种快乐观充满了悖论。在三小姐的观念里,住在高大房子里享受是罪恶的生活,住在乡下破屋里受苦是幸福的生活,而这种幸福格局在三小姐来到后就要被打破,因为三小姐负有打破这种格局的神圣使命。然而一旦打破这种格局,三小姐还能在乡下体验到幸福和快乐吗?再者,生活还算安定,不愁吃穿的乡民,仅仅依靠城里小姐的革命布道就真的会起来革命么?孟悦和戴锦华说:“她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喜爱,最后是她引导他们走向觉醒。今天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还是出于一种妥协而来的粉饰。”显然,去除了丁玲所熟悉的都市资本主义生活内容后,《田家冲》并没有真正找到切实可行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之路。丁玲小说中女性个体对资本主义伦理和政治的反叛至此完成了她的使命,但同时她也把女性个体推向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困境。
三、“新的小说的诞生”
尽管《田家冲》有丁玲1931年4月回湖南老家的生活体验在里面,按说表现得应该让人真实可信,但作为久别的人触动她最深的恐怕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依然如故的田园风光吧。这也是《田家冲》不能得到左翼业内人士赞扬的原因。毫无疑问,此时丁玲在个人生活的变故和创作的继续中陷入到了焦虑的状态,她反复说过类似于跌入困境的心理情状:“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1932年,她说:“去年,我觉得苦闷,我有几个月不提笔,我当时非常讨厌自己的旧技巧。”这说明丁玲面临着自我突破的难题,当年5月,她曾设想以后的创作:“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然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稍后写的《田家冲》却没有延续她的打算,成了一个由学生和农人经过技巧性拼贴而形成的突变体。看来想作超越还是很困难的。
困难当然来自于如何恰当地转换题材,而选取新题材又必需要有新体验才行。虽然丁玲意识里在逐渐放大颠覆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情怀,且她已加入左联,组织上支持她的革命情绪,奈何对如何革命并不熟悉,怎不让她一愁莫展呢?当丁玲在书房一愁莫展的时候,其实窗外已经有大事发生了,只要她把注意力转向窗外,她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年从4月到8月,“湘、鄂、赣、浙、皖、苏、鲁、豫等江淮8省642县,约计60%的县5311万居民被灾,16662万亩农田被淹,42万余人葬身浊流,直接经济损失22.84亿银元。另据估算,长江中下游地区有205个县,5089万亩农田化为泽国,被淹房屋180万间,灾民2855万人,淹死14.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3.45亿银元”。这是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引发了自由主义作家的人道情怀和左翼作家的阶级意识。
如果从灾荒史的角度看30年的民国社会,可以说是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几乎无年不灾。“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21——1948年的37年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左右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躏之下。”中国自古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农作物的丰欠与自然灾害的有无、大小密切相关,所以历代王朝均对灾荒极为重视,形成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可谓之“荒政”,即救荒之政。到了民国时期,政府尽管在灾害来临之际进行了相应的救济,但是“由于国家的衰弱,军阀混战,政令不畅,好多荒政名存实亡,对灾害的救济收效甚微。”自然,政府的公信力也就逐渐下降了,进入20世纪30年代,现代作家对灾民流离失所的生活的关注遽然增多,便是一个明显的表征。
水灾发生后,丁玲走出了书斋,到灾区探察灾情,她由此获得了切实的灾民生活体验,之后有了发表在《北斗》上被冯雪峰称作“新的小说”的《水》。《水》是一篇极其重要但又不好评价的小说,一方面在内容和思想及作家的情感上都显示了大跨度的变化,一方面又显示了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上的粗糙和退步。丁玲自己有一个解说:“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水》的第一段。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赶起,这篇《水》的完结,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原来预备写八万字的,后来因为看《北斗》稿子太忙,构思的时间没有,又觉得《北斗》上发表太长不适宜,就匆忙把它完结了。几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为时间所限。没有达到这个心愿。”从中了解的信息有这几条:1.没有充分酝酿;2.没有充足的写作时间;3.没有在艺术上有所照顾。就是这样的“三无”作品竟然博得了左翼业内人士的激赏,甚至一向对左翼颇有微词的夏志清也认为:“她这篇故事实在比大部分更无名的无产阶级或是新写实主义小说好些。”冯雪峰这样说:“在《田家冲》和《水》之间,是一段宝贵的斗争过程,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严厉地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这是否能说明丁玲超越了她的个人奋斗的困境,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从一个有着鲜明的性别意识的自由主义作家而“扬弃”为一个消泯了性别意识的左翼的革命作家?回答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除了一个例外的短暂时期,“性别麻烦”不再成为丁玲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丁玲是怎样发现了水灾对于革命的意义呢?简言之,她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荒政”的背民行为,无论从人道还是公理上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发现在小说中随着大水的逼近与到来一步步地在灾民心中清晰起来,激起了灾民不可遏止的愤怒和反抗情绪,他们最终起来了。夏志清虽然认为丁玲对这个题材处理不当,没能写成“一个动人的悲剧”,但他还是承认,“《水》所暴露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句评判也许比空泛的赞扬更难得。
大水来临之前,民众尚未对政府抱有多大的不满,仅仅表现出贫富间心理上的不平衡,“我晓得,有钱的人不会怕水,这些东西只欺侮我们这些善良的人。……老爷在那年发了更大的财,谷价涨了六七倍,他还不卖,……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这是在天灾意识下发出的牢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包含的“人祸”,所以他们既抱怨上天的不公,又要祈求上天的保佑,“求老天爷保护,保护呀,地藏王菩萨,龙王菩萨……我们这里水来不得呀!水来不得的呀!……”然而祈求上天是没有回应的,很快就决堤了。此时,灾民开始意识到堤坝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及到了国家政治,政府派出的捐款并未用在修理堤坝上。水一旦冲决过来,淹没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就由灾民变成了饥饿的难民。
关于饥饿,有学者曾深刻地指出:“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失去家园的饥饿的难民需要寻找新的生存地,难民的首选地一定是集镇或更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控制着粮食和别的生活物资;同时,难民聚集城镇还有渴望政府施救的心理。但是,城镇这时候却拒斥难民涌入,“我们的人都不准上街,他们比防土匪还怕我们呢!”他们被勒令安分等待,结果等来的不是救济,而是防备他们的军火。由饥饿引发的对政府的希冀很快破灭了,人在关键时刻一旦没有了希望就会产生绝望心理,从而改变对现实处境的认识。难民越聚越多,他们对于政府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处处的老鸦一般黑,哪里种田人有好日子过?”这个认识论上的总结具有炸弹一般的威力,直接摧毁了资产阶级政府施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他们的革命抗争行为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正当性。冯雪峰说的《水》作为“新的小说”的“新”指的就是这种对阶级斗争的本质的认识。
1937年,已经在新的天地进行革命工作的丁玲对海伦•斯诺说:“《水》以后,我的写作完全变了,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变了,我的哲学观发展了。最后我的思想方法变成了辩证的。”也就是说,借助《水》的写作,她不仅实现了她文学上的革命,而且对她自己也实施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
关于丁玲的转向,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启蒙思想的复苏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再次东来,逐渐遭到学者们的质疑,或直率地或潜在地流露出对丁玲放弃女性主义批判立场的惋惜。从中国女性解放的层面看,诚如孟悦和戴锦华所说:“丁玲的创作道路也代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只是在都市异化环境中才有所觉醒,但随着都市生活的文学价值在左翼阵营中遭到冷淡,这一性别意识重新流入盲区。”但是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层面看,丁玲的创作道路同样也能代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大约从庐隐、石评梅开始,她们就在走这样的道路,丁玲只是因为处在变革的当口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已。丢弃或掩藏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把女性自我的解放融入到社会群体的解放之中,这是一个历史实存的现象,它至少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联:1.现代西方伦理、文化与女性主义思想传播的不彻底;2.现代中国革命思潮的巨大冲击;3.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遗存等。与其应然地作价值上的评判,倒不如在认定的前提下探讨她们何以会有如此的转变。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28页。②③江上幸子:《对现代的希求与拒绝——从丁玲小说〈梦珂〉中的人体模特事件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④⑤丁玲:《梦珂》,《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二号。⑥关于此处涉及到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伦理问题,笔者另有专文《反资本主义伦理:〈玩偶之家〉的现代性》(未刊稿)分析,兹不赘述。⑦顾彬:《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参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⑧⑨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参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⑩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123、130、139页。《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常彬:《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1、12、43、93、99、105、106页。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50页。丁玲:《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丁玲:《田家冲》,《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丁玲:《我的创作经验》,《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丁玲:《水》,《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6、410页。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8—59页。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一九二七——一九四二)》,参见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