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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门独院,上下三层。我特意把顶楼拾掇出一间,让老谢家族的“农耕记忆”有个“显摆”空间,特制了两排“博今架”。博古架是陈列旧瓷、古画、篆章、玉器的“集锦槅子”,可是“农耕世家”哪有什么“宝贝疙瘩”,收藏家那叫“雅玩”,我们寻常农家就耍个“俗玩”呗!
我家收存的物件大致分为两类。犁铧、碌碡、锄头、钉耙、扬锨、镰刀、扁担、连枷等,归为家用农具类。而“声像电器”类成员主要有:早已过时的有线广播、收音机、黑白电视机,还有“大哥大”以及这“大哥”的“子嗣”们。清一色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时髦过一阵子的“稀罕物”。另有一把“年届耄耋”的手电筒,它是我们家“家用电器”中的“老字号”了。与玩家们有包浆的古董相比,这一摞“嫩”得一掐就冒浆的“今董”,实在不值一提。
但是,这堆不显山露水的“家什”,与我们老谢家的现代“家史”脉络相通,往大了说,跟党史、国史、军史也沾点边。毕竟“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老掉牙”的手电筒,还是见证军民鱼水情的“信物”呢。
二
“记忆室”里,那把手电筒当仁不让地端坐“上首”。溯源起它的来头,可是细伢子没娘——说来话长。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老家“区位”和“时代背景”: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江海之滨的如皋,属于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1943年4月,日伪军把这一带列入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从江南运来五百多万支毛竹,沿着通扬运河岸线,构筑起绵延几百里竹篱笆封锁线,企图一举“端掉”新四军,剿灭抗日力量。
“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自家田地没法种,种好的麦子收不到它。”爷爷和乡亲们恨透了这篱笆墙。伪军22师还不时下乡强征民夫,编织竹篱笆。爷爷是篾匠,被伪保长“惦记”上了,还许诺去当“掌作的”(方言,即带班长),约定第二天一早结伴出工。当天晚上,爷爷横下心,眼睛一闭,用斫刀砍掉右手一截食指,用粗布包裹严实,这才免了劳役之苦。
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943年农历五月二十九(7月1日)亥时,陶勇司令员、姬鹏飞政委率新四军三旅,联合当地数以万计民兵、群众,决计借着风势火烧竹篱笆。爷爷提着桅灯,带领七八个师弟、学徒“不请自到”。陶司令员大手一挥,那叫一个“势如破竹”,火光烧红了半边天,运河水都快要被点燃了。“武运长久”的日寇苦心经营才三个月的竹篱笆,瞬间化为灰烬,成了“短命鬼”。
可惜的是,那一盏桅灯被燃烧着的竹竿倒下时打碎了。爷爷只顾领着几个篾匠,在火海外围“抢”下几百根毛竹,毕竟干这活,他们是老猫上灶台——熟门熟路。然后,捆得结结实实,扛到如皋独立团的营房。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首长非常感激,连声道谢。已过丑时,风高夜黑,“大胡子”便把缴获日寇的一把手电筒送给爷爷。爷爷几番推托,也是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一路上,几个篾匠像孩子似的,轮流晃着“洋玩意”。借着一束光亮,扯开破鑼似的大嗓门,喊着“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门前道。长柄锹加斫刀,砍挖篱笆大火烧”的民谣,高高兴兴地回家。
后来,爷爷去营房里打制了不少竹梯、藤椅。再后来,那把“洋”手电筒没用几回,因为配不上电池,被“打入冷宫”。但是,那段情谊一直铭记至今!
三
父亲年轻时,虽然干着耕田耙地的活计,却对国家大事关心着呢。晚上收工后,他常去生产队长家抱回一堆报纸,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一边“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袋,一边美滋滋地看新闻。自个儿乐着还嫌不过瘾,非得摇头晃脑地读给全家人听不可。碰上生僻字的时候,语速明显有些“打嗝”。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父亲把从河里捞的鱼虾卖得六毛钱,换回来一只小喇叭。沿途一直用双手捂在胸前,如同揣着宝贝一般,皲裂的手背被风吹得血涔涔的。到家后,顾不得涂抹点蚌壳润肤油,就忙着钉匣子,栽地线。
一日三餐,两稀一干,那时,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但阖家老小能团团圆圆听听广播,也算农家一乐。
自从安上那能说会道的玩意儿,喝粥时,父亲不再弄出“呼呼”的声响,嚼咸菜时,啧嘴的声调也同比例大幅度减弱,为的是不弄出声响,以免误了耳朵的“好事”。母亲笑着说:“是这‘话匣子’矫正了伢他爸不雅的吃相。”
生产队里年终分配了劳动成果,父亲咬咬牙,花上十九块二毛,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全家听新闻、学歌曲,再也不受时间限制。夜深人静、黑灯瞎火的当儿,有电台播音员陪伴着,我独自一人在家也不觉得寂寞孤单。指示灯明明灭灭,就像父亲坐在床头燃烧纸媒子抽着烟袋。
收音机里说到安徽有个小岗村,挑头搞起“大包干”。父亲好兴奋,悄悄去告诉生产队长。队长倒好,喝令把收音机关了。父亲“犟嘴”了:“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之前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不就成了吹牛!”这话太“冲”了,队长连忙捂住父亲的嘴巴。
父亲一直琢磨,庄稼人汗珠子摔成八个瓣,常年稻麦间作,一亩田也就千把斤产量,怎么才能有点奔头呢?
四
刚搞联产承包那会儿,父亲干完农活收工回家,往往顾不上烧晚饭,将就着把剩下的大半碗玉米粥利索地喝下,便急着跑上五六里路,赶到公社大院看电视。那比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屏幕里,不时跳跳蹦蹦出人影来,让没开过眼界的父亲啧啧称奇了好一阵。头一回,他居然溜到电视机的后面,想看看“人物”是如何上场、退场的。有时去得较晚,不一会儿,电视上就打出了“再见”的字幕,父亲自我解嘲那叫“铲电视锅巴”。回家后,对一家子少不得一顿海吹:“嘿,我还看见北京城里的大领导跟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握手拥抱呢。”那神情,就像他是外事接待的干部或外语翻译似的。
一转眼,四五年过去,我家预缴了上缴款,承包下生产队里的鱼池,留足乡亲们的“数儿”,还多下六箩筐鲢鱼、鲫鱼。父亲气喘吁吁地往农贸市场跑了三个来回,扁担都挑弯了。这一回,咬咬牙花费七百五十元,买回17吋三元牌黑白电视机。嘿,不管有钱没钱,弄一台电视机过个“肥年”! 一到家,父亲便指挥我攀上银杏树扯起天线。电视机当日购买,当日“试营业”。乡邻们涌来,挤满一屋子。父亲又是倒水,又是递烟,乐呵呵地笑着,嘴巴一直咧到耳朵根子。凳子不够坐,父亲张罗“观众”们将就着在木盆、木桶上“凑合”。有个头一回看上电视的奶奶把洗脚盆坐得“炸箍”了。父亲连忙扶起,满是歉意地打招呼,弄得老奶奶很是过意不去。电视屏幕上,两条裤脚卷得不一样高的江南农民对着记者的话筒,介绍湖塘育珍珠的致富门道。父亲羡慕得近乎嫉妒,他自言自语道:“嘿,什么时候这戴海绵套的玩意对着我,让我痛痛快快地说一次,那该有多好呀!”
五
随后,我家责任地全栽起苗木,销往外地卖得好价钱。现款把两只“海鸥”洗衣粉袋撑得豁了口子。两口子乐呵着,熄灭电灯,一个打手电筒“照明”,另一个蘸着口水,在被窝里数钱。望着边角锋利得能刮芋艿的一叠叠十元新钞,老两口折腾到公鸡开始打鸣。
正月里,镇政府召开表彰大会,父亲被评上“致富能手”。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领导作报告的麦克风前,父亲拍了拍,开始拿腔作调地谈体会,讲做法。紧张归紧张,能在主席台上一口气说道五六分钟,也算反穿皮袄——装样(羊)子了。父亲认为:值!这一回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奖品是一条鸭绒被呢!
再后來,县里张罗着举办盆景艺术节,电视台的记者光临“寒舍”“采”呀“访”的。父亲作为苗木经纪人,对着话筒正儿八经地侃了一大段“致富经”。随后,毅然决定“鸟枪换炮”,淘汰国产彩电,添一台34吋的“洋货”。跟前两次买电视机不同的是,县城的大商场送货上门,现场调试安装停当。
全家锁定如皋电视台。果然,这回老爷子老练多了,不夹带口头禅,居然前后鼻音也能区分得八九不离十。怪不得,老人家这些年总喜欢跟着电视主持人鹦鹉学舌地“对口型”,这回可派上大用场。哈哈,风水轮流转,“新闻人物”居然出在老谢家了!
家里装上了程控电话,一根线连起天南海北,生意越做越火。父亲又寻思,光是捣鼓自家的责任田,终究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手脚。乡亲们早就对“一熟稻子一熟麦”的耕作模式“腻歪”了。老爷子“趁火接犁头”,“串联”整个村民组两百多亩地连片种植苗木,大伙儿包括老队长都铁了心,屁颠屁颠地跟在后头。这肩头的责任大是大,但是,领着大伙儿一块干,一块赚,老人家心里踏实安稳多了。
“BP机嘀嘀嘀,‘蜜蜂’一叫来生意!”数字拷机才用了三四个月,父亲又换上中文的。还是觉得不便当,揣着两万块现钞,决定要配置一副“像模像样”的行头。左侧皮带上系着BP机,右侧裤袋里揣着风头十足的“大哥大”。嗨,够“土豪”吧?自从有了这“双枪”,和外界的苗木客商联系多了,市场信息当然更灵通。
六
在华东花木城里,老爸租赁下一排店面。在一千多商户中,又“时髦”一把,率先使用电脑,在互联网上卖起了花卉苗木、蟠扎盆景,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又当上“电商”。本村民组的花木盆景供不应求不说,老爸还帮着其他商户承接业务。不用踏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只需小鼠标一点,大大小小的生意坐在家里就搞定了。真爽!
老爷子玩过的手机真不少。从条砖大小的“大哥大”开始,到揭盖、滑盖、触摸屏、彩屏,国产的、进口的,放在“博今架”上一大摞。不用说,他又率先步入“5G时代”。老人家乐呵呵地说:“前四十年蛮干,后四十年巧干!我这身子骨还硬朗,再折腾三五年,没问题!”
乡村生活如同一首诗:三麦二豆、瓜果林木是轮番“出镜”的名词,候场、上场、亮相的农具们当是跃跃欲试的“动词”。如今,开墒机、插秧机、播种机、收割机,还有喷施农药的无人机,成了庄稼地的“壮劳力”,竹把、木柄的农具们陆续“退役”!而那些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声像电器”也“光荣下岗”了。它们不再有什么“现在进行时”的故事发生,他们曾经的故事日渐“老火”。那些趴在“农耕记忆室”里的“老物件”,留给我们的是农耕文化的背影,是社会进步的缩影!打量它们,就像重温老谢家族的记忆;抚弄它们,如同触摸悠悠岁月的“年轮”……
独门独院,上下三层。我特意把顶楼拾掇出一间,让老谢家族的“农耕记忆”有个“显摆”空间,特制了两排“博今架”。博古架是陈列旧瓷、古画、篆章、玉器的“集锦槅子”,可是“农耕世家”哪有什么“宝贝疙瘩”,收藏家那叫“雅玩”,我们寻常农家就耍个“俗玩”呗!
我家收存的物件大致分为两类。犁铧、碌碡、锄头、钉耙、扬锨、镰刀、扁担、连枷等,归为家用农具类。而“声像电器”类成员主要有:早已过时的有线广播、收音机、黑白电视机,还有“大哥大”以及这“大哥”的“子嗣”们。清一色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时髦过一阵子的“稀罕物”。另有一把“年届耄耋”的手电筒,它是我们家“家用电器”中的“老字号”了。与玩家们有包浆的古董相比,这一摞“嫩”得一掐就冒浆的“今董”,实在不值一提。
但是,这堆不显山露水的“家什”,与我们老谢家的现代“家史”脉络相通,往大了说,跟党史、国史、军史也沾点边。毕竟“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老掉牙”的手电筒,还是见证军民鱼水情的“信物”呢。
二
“记忆室”里,那把手电筒当仁不让地端坐“上首”。溯源起它的来头,可是细伢子没娘——说来话长。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老家“区位”和“时代背景”: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江海之滨的如皋,属于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分区。1943年4月,日伪军把这一带列入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从江南运来五百多万支毛竹,沿着通扬运河岸线,构筑起绵延几百里竹篱笆封锁线,企图一举“端掉”新四军,剿灭抗日力量。
“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自家田地没法种,种好的麦子收不到它。”爷爷和乡亲们恨透了这篱笆墙。伪军22师还不时下乡强征民夫,编织竹篱笆。爷爷是篾匠,被伪保长“惦记”上了,还许诺去当“掌作的”(方言,即带班长),约定第二天一早结伴出工。当天晚上,爷爷横下心,眼睛一闭,用斫刀砍掉右手一截食指,用粗布包裹严实,这才免了劳役之苦。
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943年农历五月二十九(7月1日)亥时,陶勇司令员、姬鹏飞政委率新四军三旅,联合当地数以万计民兵、群众,决计借着风势火烧竹篱笆。爷爷提着桅灯,带领七八个师弟、学徒“不请自到”。陶司令员大手一挥,那叫一个“势如破竹”,火光烧红了半边天,运河水都快要被点燃了。“武运长久”的日寇苦心经营才三个月的竹篱笆,瞬间化为灰烬,成了“短命鬼”。
可惜的是,那一盏桅灯被燃烧着的竹竿倒下时打碎了。爷爷只顾领着几个篾匠,在火海外围“抢”下几百根毛竹,毕竟干这活,他们是老猫上灶台——熟门熟路。然后,捆得结结实实,扛到如皋独立团的营房。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首长非常感激,连声道谢。已过丑时,风高夜黑,“大胡子”便把缴获日寇的一把手电筒送给爷爷。爷爷几番推托,也是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一路上,几个篾匠像孩子似的,轮流晃着“洋玩意”。借着一束光亮,扯开破鑼似的大嗓门,喊着“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门前道。长柄锹加斫刀,砍挖篱笆大火烧”的民谣,高高兴兴地回家。
后来,爷爷去营房里打制了不少竹梯、藤椅。再后来,那把“洋”手电筒没用几回,因为配不上电池,被“打入冷宫”。但是,那段情谊一直铭记至今!
三
父亲年轻时,虽然干着耕田耙地的活计,却对国家大事关心着呢。晚上收工后,他常去生产队长家抱回一堆报纸,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一边“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袋,一边美滋滋地看新闻。自个儿乐着还嫌不过瘾,非得摇头晃脑地读给全家人听不可。碰上生僻字的时候,语速明显有些“打嗝”。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父亲把从河里捞的鱼虾卖得六毛钱,换回来一只小喇叭。沿途一直用双手捂在胸前,如同揣着宝贝一般,皲裂的手背被风吹得血涔涔的。到家后,顾不得涂抹点蚌壳润肤油,就忙着钉匣子,栽地线。
一日三餐,两稀一干,那时,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但阖家老小能团团圆圆听听广播,也算农家一乐。
自从安上那能说会道的玩意儿,喝粥时,父亲不再弄出“呼呼”的声响,嚼咸菜时,啧嘴的声调也同比例大幅度减弱,为的是不弄出声响,以免误了耳朵的“好事”。母亲笑着说:“是这‘话匣子’矫正了伢他爸不雅的吃相。”
生产队里年终分配了劳动成果,父亲咬咬牙,花上十九块二毛,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全家听新闻、学歌曲,再也不受时间限制。夜深人静、黑灯瞎火的当儿,有电台播音员陪伴着,我独自一人在家也不觉得寂寞孤单。指示灯明明灭灭,就像父亲坐在床头燃烧纸媒子抽着烟袋。
收音机里说到安徽有个小岗村,挑头搞起“大包干”。父亲好兴奋,悄悄去告诉生产队长。队长倒好,喝令把收音机关了。父亲“犟嘴”了:“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之前宣传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不就成了吹牛!”这话太“冲”了,队长连忙捂住父亲的嘴巴。
父亲一直琢磨,庄稼人汗珠子摔成八个瓣,常年稻麦间作,一亩田也就千把斤产量,怎么才能有点奔头呢?
四
刚搞联产承包那会儿,父亲干完农活收工回家,往往顾不上烧晚饭,将就着把剩下的大半碗玉米粥利索地喝下,便急着跑上五六里路,赶到公社大院看电视。那比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屏幕里,不时跳跳蹦蹦出人影来,让没开过眼界的父亲啧啧称奇了好一阵。头一回,他居然溜到电视机的后面,想看看“人物”是如何上场、退场的。有时去得较晚,不一会儿,电视上就打出了“再见”的字幕,父亲自我解嘲那叫“铲电视锅巴”。回家后,对一家子少不得一顿海吹:“嘿,我还看见北京城里的大领导跟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握手拥抱呢。”那神情,就像他是外事接待的干部或外语翻译似的。
一转眼,四五年过去,我家预缴了上缴款,承包下生产队里的鱼池,留足乡亲们的“数儿”,还多下六箩筐鲢鱼、鲫鱼。父亲气喘吁吁地往农贸市场跑了三个来回,扁担都挑弯了。这一回,咬咬牙花费七百五十元,买回17吋三元牌黑白电视机。嘿,不管有钱没钱,弄一台电视机过个“肥年”! 一到家,父亲便指挥我攀上银杏树扯起天线。电视机当日购买,当日“试营业”。乡邻们涌来,挤满一屋子。父亲又是倒水,又是递烟,乐呵呵地笑着,嘴巴一直咧到耳朵根子。凳子不够坐,父亲张罗“观众”们将就着在木盆、木桶上“凑合”。有个头一回看上电视的奶奶把洗脚盆坐得“炸箍”了。父亲连忙扶起,满是歉意地打招呼,弄得老奶奶很是过意不去。电视屏幕上,两条裤脚卷得不一样高的江南农民对着记者的话筒,介绍湖塘育珍珠的致富门道。父亲羡慕得近乎嫉妒,他自言自语道:“嘿,什么时候这戴海绵套的玩意对着我,让我痛痛快快地说一次,那该有多好呀!”
五
随后,我家责任地全栽起苗木,销往外地卖得好价钱。现款把两只“海鸥”洗衣粉袋撑得豁了口子。两口子乐呵着,熄灭电灯,一个打手电筒“照明”,另一个蘸着口水,在被窝里数钱。望着边角锋利得能刮芋艿的一叠叠十元新钞,老两口折腾到公鸡开始打鸣。
正月里,镇政府召开表彰大会,父亲被评上“致富能手”。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领导作报告的麦克风前,父亲拍了拍,开始拿腔作调地谈体会,讲做法。紧张归紧张,能在主席台上一口气说道五六分钟,也算反穿皮袄——装样(羊)子了。父亲认为:值!这一回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奖品是一条鸭绒被呢!
再后來,县里张罗着举办盆景艺术节,电视台的记者光临“寒舍”“采”呀“访”的。父亲作为苗木经纪人,对着话筒正儿八经地侃了一大段“致富经”。随后,毅然决定“鸟枪换炮”,淘汰国产彩电,添一台34吋的“洋货”。跟前两次买电视机不同的是,县城的大商场送货上门,现场调试安装停当。
全家锁定如皋电视台。果然,这回老爷子老练多了,不夹带口头禅,居然前后鼻音也能区分得八九不离十。怪不得,老人家这些年总喜欢跟着电视主持人鹦鹉学舌地“对口型”,这回可派上大用场。哈哈,风水轮流转,“新闻人物”居然出在老谢家了!
家里装上了程控电话,一根线连起天南海北,生意越做越火。父亲又寻思,光是捣鼓自家的责任田,终究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手脚。乡亲们早就对“一熟稻子一熟麦”的耕作模式“腻歪”了。老爷子“趁火接犁头”,“串联”整个村民组两百多亩地连片种植苗木,大伙儿包括老队长都铁了心,屁颠屁颠地跟在后头。这肩头的责任大是大,但是,领着大伙儿一块干,一块赚,老人家心里踏实安稳多了。
“BP机嘀嘀嘀,‘蜜蜂’一叫来生意!”数字拷机才用了三四个月,父亲又换上中文的。还是觉得不便当,揣着两万块现钞,决定要配置一副“像模像样”的行头。左侧皮带上系着BP机,右侧裤袋里揣着风头十足的“大哥大”。嗨,够“土豪”吧?自从有了这“双枪”,和外界的苗木客商联系多了,市场信息当然更灵通。
六
在华东花木城里,老爸租赁下一排店面。在一千多商户中,又“时髦”一把,率先使用电脑,在互联网上卖起了花卉苗木、蟠扎盆景,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又当上“电商”。本村民组的花木盆景供不应求不说,老爸还帮着其他商户承接业务。不用踏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只需小鼠标一点,大大小小的生意坐在家里就搞定了。真爽!
老爷子玩过的手机真不少。从条砖大小的“大哥大”开始,到揭盖、滑盖、触摸屏、彩屏,国产的、进口的,放在“博今架”上一大摞。不用说,他又率先步入“5G时代”。老人家乐呵呵地说:“前四十年蛮干,后四十年巧干!我这身子骨还硬朗,再折腾三五年,没问题!”
乡村生活如同一首诗:三麦二豆、瓜果林木是轮番“出镜”的名词,候场、上场、亮相的农具们当是跃跃欲试的“动词”。如今,开墒机、插秧机、播种机、收割机,还有喷施农药的无人机,成了庄稼地的“壮劳力”,竹把、木柄的农具们陆续“退役”!而那些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声像电器”也“光荣下岗”了。它们不再有什么“现在进行时”的故事发生,他们曾经的故事日渐“老火”。那些趴在“农耕记忆室”里的“老物件”,留给我们的是农耕文化的背影,是社会进步的缩影!打量它们,就像重温老谢家族的记忆;抚弄它们,如同触摸悠悠岁月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