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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于理解当时中国状况和转变毛泽东研究范式的目的，美国学者白鲁恂在其毛泽东研究中引入心理历史分析方法，从情感视角剖析毛泽东的性格心理，着力阐释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对其政治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心理历史分析尽管为从历史微观视角丰富毛泽东思想肖像提供了启示，但也暴露出其方法论缺陷，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其开展严肃批判。
关键词：毛泽东;白鲁恂;心理历史分析;心理历史学派
中图分类号：A75;K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3-0016-08
作者簡介：贺银垠，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20世纪60-70年代，围绕领袖人物毛泽东所进行的研究成为美国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桥梁，承担着解释中国社会事件、判断中国走向的责任。对于美国政界学界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及其发展方向，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正是考虑到理解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需要，美国著名政治学专家白鲁恂（Lucian Pye）开始围绕毛泽东个人、个性及其心理进行研究，他在传统的宏观分析和历史分析之外，大胆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借鉴埃里克森的心理历史分析模型，分析了毛泽东个性心理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由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提供一个政治心理学的解释框架。白鲁恂为毛泽东所作的心理传记是运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代表性作品，构成批判性透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心理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新思路的提出：出于理解现实和范式转型的需要
白鲁恂之所以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知识和心理传记方法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直接源于理解当时中国和推动毛泽东研究范式转型的需要。具体而言，白鲁恂提出这一新思路涵盖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毛泽东的性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领导决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是国外学者通往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桥梁。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鲜明的领导风格，主要体现为重视矛盾的发展、变化和解决;既具有理想主义风格，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专注研究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宏大战略，等等。这些突出的政治技能和领导风格与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白鲁恂的看法反映了多数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普遍认知。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格，与他“造反者”的性格是直接相关的。一贯注重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美国学者斯图亚特·施拉姆曾说，对人格结构感兴趣的学者能够从毛泽东及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白鲁恂将毛泽东研究转化成一个政治心理学问题，除了毛泽东的实际政治影响和个人魅力的缘故外，还考虑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近代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影响。白鲁恂认为，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积淀中形成了一种集体潜意识，不自觉地把天下大治的愿景寄托在“英才”和“奇杰”的诞生上，期盼和呼唤着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出场。同时，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状况和复杂的社会秩序，使伟大的人物能够更加自由地按照他的理想和目标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改变和创造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遭受外来列强侵略，处于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和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加之中国革命缺少直接可用的理论和必要的经验积累，因此，毛泽东在领会和尊重历史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够在革命斗争中采取更加个性化的形式。
第二，将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引入毛泽东研究，是白鲁恂推动国外毛泽东研究范式转型的结果。国外毛泽东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创生以来，经历数次思想交锋，发展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构成主导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涵盖研究内容与方法两方面。研究内容方面表现为注重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发展历程等高度理性化的内涵，尤其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研究方法方面表现为重视搜集和整理毛泽东文本，通过精细化阅读从中直接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这一传统自形成以来长期居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正统。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能有效回答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国外学者深刻认识到了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白鲁恂等学者意识到，长期以来，在文本阅读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毛泽东肖像，容易导致对毛泽东研究话语权的专断，不利于理论创新和深化研究。单从思想观念角度研究毛泽东显然也不足以清晰、完整地勾勒出毛泽东肖像。要想完整地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引导毛泽东研究走向多种可能，就要克服过分关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发展过程的局限，将毛泽东还原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个人来研究，分析他的性格心理及其对政治思想和决策的影响。
第三，心理分析在当时的美国历史学界渐成气候，催生了心理历史分析等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心理学理论和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分析，为白鲁恂提供了方法论准备和心理学模型。心理历史分析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最早创立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方法和模型，并将其用于剖析达·芬奇等历史人物。真正将心理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是美国学者艾瑞克·埃里克森，他主张个人的一生是在自我同一性生命周期和危机中渐成的过程。“有活力的人格能经受住任何内外冲突，在每一次危机之后再度出现而且逐次增强统一感，增强正确判断，并增强依照自己的尺度以及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标准而‘善于应付’的能力。”在同一性的人格发展理论支持下，埃里克森剖析了青年路德和中年甘地，为伟大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规范和理论模型，标志着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分析方法的诞生。白鲁恂指出：“我们对知识的需求太大，以致于不允许随意轻视多种分析方式的优点”。他所指的是：即便心理历史分析具有明显的还原论特征并饱受学界诟病，但它提供的解释框架有助于丰富毛泽东研究，对当时的国外学者来说不失为一项值得冒险一试的选择。正是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指导下，白鲁恂决定从微观切口进入毛泽东心理肖像的摹写，他个人挑战毛泽东心理分析的勇气和对新理论的开放姿态获得了美国学界的高度赞扬。 二、理论核心：情感视角下的毛泽东心理肖像
白鲁恂搜集并整理了大量与毛泽东心理相关的历史素材，对毛泽东一生主要的人际交往和情感经历展开了历史性考察，勾画了一个以情感动力机制为核心的毛泽东心理肖像。他考察的逻辑起点是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长信。信中写道：“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封信披露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的心理状态和现实考虑，也是毛泽东对自己性格特征进行的一次难得的剖析。围绕着“虎气为主、猴气为次”，国内学术界形成了多种解释，主要认为它既可以用于揭示毛泽东自信与不自信矛盾并存的性格特征，也可以指共产党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处事风格。白鲁恂则通过援引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从情感视角对“虎气”“猴气”加以阐发，具有鲜明的心理主义色彩。
首先，白鲁恂认为毛泽东个性心理形成的主要根源在其家庭。他总结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后，指出其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毛泽东情感丰沛，对人民大众和共产主义事业饱含热情，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情感诉求，从而能够有效地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另一方面，毛泽东擅长克制和调用情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务实的工作原则和作风，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从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决策措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在此基础上，白鲁恂试图在心理学模型之下对毛泽东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进行一番一致性解释，并考察这些特征在毛泽东一生的情感和交往经历中是如何形成、强化和变化的。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据在于自我心理学强调的人的性格心理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之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那些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一些个性特征，与在此之前的在此之后的某些特征，彼此都有关联。”
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性格特征中的一致性是“自恋感和边际性人格”的矛盾统一。他认为，出生顺序对毛泽东的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是毛氏家庭的长子，在幼年接受来自家庭的全部关爱;随着弟弟相继出生，毛泽东被送往外祖家生活，其间感受到了被母亲“抛弃”的痛苦。由于这段特殊的幼年经历，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既自信又不自信，既相信情感的力量又不信任情感纽带的性格。走出韶山后，毛泽东对待情感的矛盾态度在与师友、妻儿等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强化，构成其稳定的性格结构和情感动力机制。无疑，白鲁恂对毛泽东个性心理的认识是片面的，从家庭关系中寻找毛泽东性格根源的做法也缺乏严谨性。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是先天的、静止的，反而时刻受限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生活经历。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艰苦曲折的中国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湖湘文化中的尚武、主动、经世致用气质以及其他诸多文化传统，多方位地促使毛泽东的个性以矛盾综合体的形式不断涌动着、发展着。因此，强调并夸大家庭因素对毛泽东性格心理的影响有失全面。
其次，白鲁恂认为毛泽东的性格心理深刻地塑造着其政治方略和领导风格。他指出，毛泽东的性格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其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其一，毛泽东坚持用矛盾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调查分析中国革命的力量对比变化，灵活地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条件，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其二，毛泽东注重宏观把控革命事业的方向和规划。白鲁恂认为，这一工作作风萌芽于毛泽东对待和处理兄弟关系的做法。作为长兄的毛泽东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所要求的监督和照顾弟弟的责任，理想化为平等的、纯洁的同志关系;相应地，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倾向于担当“戏剧性”而非“事务性”的角色。其三，毛泽东在强调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也试图推动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承认世界是矛盾运动的客观存在，只有如实地认识和反映矛盾的性质和变化才能推动事物向理想的方向运动;同时，他早年既已意识到人民群众间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认为通过调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实现人的主观意志和现实的物质力量间的转化。总之，白鲁恂认为，毛泽东性格结构和情感态度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和领导气质，相对稳定的性格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面相，构成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差异化的领袖风貌。
白鲁恂的描述部分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却在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之间进行了不切实际的联想。譬如，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在总结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时指出，毛泽东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本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确实，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深入调查和研究实际情况，把握和预判局势变化，迅速调整决策和行动，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认识和理论落后于实际的被动状况，这一特质在克服革命中的各种主观主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回顾建国后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职位和责任规划，可以看出他的工作重心不局限于直接从事政府管理和行政工作，更倾向于研究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然而，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和领导方略与其性格心理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归根到底，人的理性和意识在人的行为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性格心理的影响表现为带来某种特殊的行为倾向。毛泽东灵活的行事风格和宏大眼光，与其说是由性格决定的，不如更加切合实际地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中寻找根源。
最后，白鲁恂认为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实现了个性心理与民族心理的有机结合和同频共振。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情感领域。从毛泽东成长为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来看，私人的情感需求为他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提供了心理支撑。用白鲁恂的话说，1911年毛泽东在结束短暂的军旅生涯后进入了“心理延缓偿付期”，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一个成长危机。此时，毛泽东是迷茫的，“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为此，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开展过多种尝试，包括报名肥皂制造、商科等实用性专门学校、进入师范学校、担任小学教师等，最终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实际锻炼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白鲁恂认为，正是毛泽东在家庭中实际体验到的、在社会上观察到的不公正及其理想化的人格，使其形成了铲除不公、匡济天下的宏大愿景，走上并坚持革命道路。 白鲁恂以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奥秘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的领会和把握。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和毛泽东的“造反者”性格是契合一致的。著名毛泽东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曾说：“毛泽东具有造反者的‘个人性格’，就像一只手很适合地戴上了造反精神的‘社会性格’的手套，而这种手套正在全国范围内织造形成。”近代中国反叛的社会性格，主要源于西方民主思潮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冲击和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爱国主义情感。“五四”运动以来，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对封建思想意识造成猛烈冲击，人民迫切渴望从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平等和自由而不懈奋斗;与此同时，中国遭受的殖民奴役愈加严峻，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保卫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要求，凝聚为高度统一的民族主义情感力量。毛泽东“反叛者”的个人心理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心理相融合，为有效地领导和广泛地动员准备了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重要支撑。白鲁恂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能够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激情的无数种方式。”就理解情感而言，毛泽东不仅深刻地体察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欺辱共有的失落感和对安全感的渴望，而且理解和同情中国最广大和最底层人民群众在两千年封建统治奴役下的苦痛和压迫，将人民群众要求爱国救亡、翻身做主的愿望视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强大力量;就驾驭情感而言，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引导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结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活泼、通俗和鲜明的方式将人民群众的情绪宣泄和迫切需求转变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无疑白鲁恂将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过多地归因于毛泽东个人及其意志的作用是不正确的，但他对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辱、解放自身的民族和民主情感的把握，具有一定洞察力。
三、方法论批判：心理历史分析的前景与旨归
心理历史分析方法固然能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提供许多创新性的见解。由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痼疾，加之白鲁恂并非专业精神分析学者，所以他从情感视角为毛澤东所作的心理传记存在严重缺陷。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长远眼光来看，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白鲁恂的研究进行批判性审视，并从中挖掘出这一方法可能具有的价值。
首先，白鲁恂的研究完全背离了心理与历史相结合的初衷，在资料收集、理论模型和论证过程三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犯了主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更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个人主义，白鲁恂所收集和使用的资料，对于勾画毛泽东的心理肖像还不充足。1936年，埃德加·斯诺为毛泽东“作传”时也遭遇了类似困难：“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尽管白鲁恂以毛泽东的“自述”为基础，搜集了大量毛泽东的同学、老师、中外记者的回忆和记录，从人际交往角度对毛泽东的私人和公共形象进行了侧面摹写，但总的说来，他没有根据心理分析这一主题发掘出新的素材，而是选择将当时已有的素材（甚至许多已有的素材也未用上）依照心理学理论进行了重新组合和诠释，导致对材料的过度解读和误读。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白鲁恂还有一个显著的偏向：只关注毛泽东私人的行为和表现，拒绝考察毛泽东高度理性化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行动，几乎把毛泽东全部政治、军事和哲学著作都排斥在外，直接削弱了这项研究的份量。此外，白鲁恂运用的材料具有显著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萧瑜、张国焘、龚楚等人的回忆作为毛泽东私人肖像的基础，必定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毛泽东形象。
白鲁恂不恰当地使用心理学理论模型，也招致了来自政治学和心理学两方面学者的抨击。由于白鲁恂不是专业精神分析学家，也未受过系统的心理分析训练，因此他的主要身份是运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政治学家。尽管他声称深受埃里克森和其他心理学家的影响，结果却是埃里克森在整个分析中只出现过一次，全文364条参考文献中只有9处是心理学理论。确切来说，白鲁恂援引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一个单一的心理模型——俄狄浦斯情结（亦译“恋母情结”），并过分夸大毛泽东出生顺序对其性格和领导风格的影响。他对心理分析理论的简化应用，大大降低了理论本身的说服力。与此同时，白鲁恂的实际论证过程存在很多想象和臆测成分。如他自己所言，心理分析不可能将每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客观的依据之上，它的论证过程就是利用材料的拼凑达成自洽的解释。这种方法继承了经典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理论，将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还原到个性心理因素和婴幼儿时期遭受的情感挫折，因此它的结论不依赖于“经验分析以及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全面的理论把握。”材料、理论和论证三方面缺陷都指明，白鲁恂关于毛泽东的心理历史分析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其次，在批判白鲁恂心理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正视和掘取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心理历史分析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的作用，注重从主体的人出发探索历史运动变化中的主客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分析和经济社会分析的粗糙和不足，对完善毛泽东肖像的细节有所启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结构性矛盾运动，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运动规律的总的说明，也是毛泽东研究必须坚持的唯一科学原则和立场。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意味着所有历史问题自动地得到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唯物史观所指示的“经济决定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图式，历史问题不可能从经济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答案。唯物史观提供的是历史研究的科学视角、方向和路标，它与具体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这段距离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发生的事实和逻辑才可能缩短。
而心理历史分析是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它要求在经济社会必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个人和群体的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尤其重视伟大历史人物和领袖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由于心理分析所关注人的心理不能脱离客观实在而独立存在，这就决定了心理分析必定以历史实在作为基础，否则心理分析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心理历史分析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必定依附于一定的历史观。倘若心理历史分析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就可能在历史解释中起到补充宏观分析框架和理性研究范式的作用。相应地，唯物史观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它作为一种总的历史观必须要把心理要素纳入研究范围，以更新其研究对象从而弥补它在历史细微处的不足，使历史成为骨骼分明、血肉丰满的人的历史。作为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他留给历史的面相是立体的、多元的。因此，毛泽东研究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毛泽东高度理性化的宝贵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也要思考如何描绘更加全面、立体、翔实的毛泽东肖像。“这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崭新的问题框架，这种问题框架的转换决定了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全新领域的出现。”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从心理研究角度成为毛泽东研究的新视角。 最后，《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是白鲁恂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所进行的尝试，研究结果表明：勾画毛泽东的心理肖像、完善毛泽东的整体形象，必须把心理分析方法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毛泽东复杂的个性心理筑基在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合理的逻辑推论之上。心理分析理论在其发展變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内核是人具有本能和潜意识。弗洛伊德将人的生存和性本能等生物属性当作人的本质，主张从本能的满足和压抑来解释人的行为，其实质是抽象的人性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属性和基本规定性，因此，人不具有先天的、抽象的、孤立的、静止的本质。而白鲁恂正是从抽象的人性和凝固的本质出发理解毛泽东，忽视了毛泽东所处的历史阶段对性格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实际上，“在任何对历史和社会心理相互影响进行的研究中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提供恰当的科学基础。”要想使心理分析方法成为毛泽东研究的有益工具，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性重铸人性论和潜意识理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的人性观，明确认识人的性格和心理在特定历史时代、文化传统、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中，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塑造中不断生成，才能科学理解稳定的性格结构背后的社会存在基础，从毛泽东所处历史阶段和实践活动中把握其性格心理。
此外，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要将有效的逻辑推理建构在丰富的感性材料之上，避免心理学理论模型对客观事实的干涉。材料和理论是开展毛泽东研究的两个支柱，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理论和材料的有机结合。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容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搜集大量毛泽东的行为特征，却不对其背后的性格结构和逻辑关联进行理论分析，即只描述不分析;二是将心理学中时髦的理论假设移植到毛泽东身上，漠视毛泽东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造成理论“水土不服”。这两种做法背后有着一致的思维方式，即采取“贴标签”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性格和心理冠以各种“主义”，进行简单化、抽象化的粗暴处理。须知，“毛泽东的性格是多元的、多色调的，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具体特征或精当的语言来抽象地概括。”只有全面搜集资料，恰当吸收心理学理论，加以严格的推理论证，才能够更加接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
（责任编辑：李海中）
关键词：毛泽东;白鲁恂;心理历史分析;心理历史学派
中图分类号：A75;K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3-0016-08
作者簡介：贺银垠，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20世纪60-70年代，围绕领袖人物毛泽东所进行的研究成为美国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桥梁，承担着解释中国社会事件、判断中国走向的责任。对于美国政界学界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及其发展方向，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正是考虑到理解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需要，美国著名政治学专家白鲁恂（Lucian Pye）开始围绕毛泽东个人、个性及其心理进行研究，他在传统的宏观分析和历史分析之外，大胆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借鉴埃里克森的心理历史分析模型，分析了毛泽东个性心理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由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提供一个政治心理学的解释框架。白鲁恂为毛泽东所作的心理传记是运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代表性作品，构成批判性透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心理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新思路的提出：出于理解现实和范式转型的需要
白鲁恂之所以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知识和心理传记方法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直接源于理解当时中国和推动毛泽东研究范式转型的需要。具体而言，白鲁恂提出这一新思路涵盖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毛泽东的性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领导决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是国外学者通往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桥梁。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鲜明的领导风格，主要体现为重视矛盾的发展、变化和解决;既具有理想主义风格，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专注研究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宏大战略，等等。这些突出的政治技能和领导风格与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白鲁恂的看法反映了多数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普遍认知。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风格，与他“造反者”的性格是直接相关的。一贯注重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美国学者斯图亚特·施拉姆曾说，对人格结构感兴趣的学者能够从毛泽东及其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白鲁恂将毛泽东研究转化成一个政治心理学问题，除了毛泽东的实际政治影响和个人魅力的缘故外，还考虑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近代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影响。白鲁恂认为，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积淀中形成了一种集体潜意识，不自觉地把天下大治的愿景寄托在“英才”和“奇杰”的诞生上，期盼和呼唤着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出场。同时，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状况和复杂的社会秩序，使伟大的人物能够更加自由地按照他的理想和目标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改变和创造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遭受外来列强侵略，处于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和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加之中国革命缺少直接可用的理论和必要的经验积累，因此，毛泽东在领会和尊重历史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够在革命斗争中采取更加个性化的形式。
第二，将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引入毛泽东研究，是白鲁恂推动国外毛泽东研究范式转型的结果。国外毛泽东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创生以来，经历数次思想交锋，发展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构成主导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涵盖研究内容与方法两方面。研究内容方面表现为注重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发展历程等高度理性化的内涵，尤其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研究方法方面表现为重视搜集和整理毛泽东文本，通过精细化阅读从中直接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这一传统自形成以来长期居于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正统。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能有效回答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问题，国外学者深刻认识到了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白鲁恂等学者意识到，长期以来，在文本阅读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毛泽东肖像，容易导致对毛泽东研究话语权的专断，不利于理论创新和深化研究。单从思想观念角度研究毛泽东显然也不足以清晰、完整地勾勒出毛泽东肖像。要想完整地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引导毛泽东研究走向多种可能，就要克服过分关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发展过程的局限，将毛泽东还原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个人来研究，分析他的性格心理及其对政治思想和决策的影响。
第三，心理分析在当时的美国历史学界渐成气候，催生了心理历史分析等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心理学理论和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分析，为白鲁恂提供了方法论准备和心理学模型。心理历史分析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最早创立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方法和模型，并将其用于剖析达·芬奇等历史人物。真正将心理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是美国学者艾瑞克·埃里克森，他主张个人的一生是在自我同一性生命周期和危机中渐成的过程。“有活力的人格能经受住任何内外冲突，在每一次危机之后再度出现而且逐次增强统一感，增强正确判断，并增强依照自己的尺度以及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标准而‘善于应付’的能力。”在同一性的人格发展理论支持下，埃里克森剖析了青年路德和中年甘地，为伟大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规范和理论模型，标志着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分析方法的诞生。白鲁恂指出：“我们对知识的需求太大，以致于不允许随意轻视多种分析方式的优点”。他所指的是：即便心理历史分析具有明显的还原论特征并饱受学界诟病，但它提供的解释框架有助于丰富毛泽东研究，对当时的国外学者来说不失为一项值得冒险一试的选择。正是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指导下，白鲁恂决定从微观切口进入毛泽东心理肖像的摹写，他个人挑战毛泽东心理分析的勇气和对新理论的开放姿态获得了美国学界的高度赞扬。 二、理论核心：情感视角下的毛泽东心理肖像
白鲁恂搜集并整理了大量与毛泽东心理相关的历史素材，对毛泽东一生主要的人际交往和情感经历展开了历史性考察，勾画了一个以情感动力机制为核心的毛泽东心理肖像。他考察的逻辑起点是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长信。信中写道：“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封信披露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的心理状态和现实考虑，也是毛泽东对自己性格特征进行的一次难得的剖析。围绕着“虎气为主、猴气为次”，国内学术界形成了多种解释，主要认为它既可以用于揭示毛泽东自信与不自信矛盾并存的性格特征，也可以指共产党人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处事风格。白鲁恂则通过援引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从情感视角对“虎气”“猴气”加以阐发，具有鲜明的心理主义色彩。
首先，白鲁恂认为毛泽东个性心理形成的主要根源在其家庭。他总结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后，指出其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毛泽东情感丰沛，对人民大众和共产主义事业饱含热情，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情感诉求，从而能够有效地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另一方面，毛泽东擅长克制和调用情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务实的工作原则和作风，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从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决策措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在此基础上，白鲁恂试图在心理学模型之下对毛泽东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进行一番一致性解释，并考察这些特征在毛泽东一生的情感和交往经历中是如何形成、强化和变化的。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据在于自我心理学强调的人的性格心理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在所有的生活事件之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那些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一些个性特征，与在此之前的在此之后的某些特征，彼此都有关联。”
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性格特征中的一致性是“自恋感和边际性人格”的矛盾统一。他认为，出生顺序对毛泽东的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是毛氏家庭的长子，在幼年接受来自家庭的全部关爱;随着弟弟相继出生，毛泽东被送往外祖家生活，其间感受到了被母亲“抛弃”的痛苦。由于这段特殊的幼年经历，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既自信又不自信，既相信情感的力量又不信任情感纽带的性格。走出韶山后，毛泽东对待情感的矛盾态度在与师友、妻儿等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强化，构成其稳定的性格结构和情感动力机制。无疑，白鲁恂对毛泽东个性心理的认识是片面的，从家庭关系中寻找毛泽东性格根源的做法也缺乏严谨性。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是先天的、静止的，反而时刻受限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生活经历。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艰苦曲折的中国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湖湘文化中的尚武、主动、经世致用气质以及其他诸多文化传统，多方位地促使毛泽东的个性以矛盾综合体的形式不断涌动着、发展着。因此，强调并夸大家庭因素对毛泽东性格心理的影响有失全面。
其次，白鲁恂认为毛泽东的性格心理深刻地塑造着其政治方略和领导风格。他指出，毛泽东的性格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其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其一，毛泽东坚持用矛盾辩证的眼光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地调查分析中国革命的力量对比变化，灵活地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条件，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其二，毛泽东注重宏观把控革命事业的方向和规划。白鲁恂认为，这一工作作风萌芽于毛泽东对待和处理兄弟关系的做法。作为长兄的毛泽东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所要求的监督和照顾弟弟的责任，理想化为平等的、纯洁的同志关系;相应地，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倾向于担当“戏剧性”而非“事务性”的角色。其三，毛泽东在强调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也试图推动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承认世界是矛盾运动的客观存在，只有如实地认识和反映矛盾的性质和变化才能推动事物向理想的方向运动;同时，他早年既已意识到人民群众间的联合力量是强大的，认为通过调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实现人的主观意志和现实的物质力量间的转化。总之，白鲁恂认为，毛泽东性格结构和情感态度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和领导气质，相对稳定的性格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面相，构成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差异化的领袖风貌。
白鲁恂的描述部分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却在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和性格特征之间进行了不切实际的联想。譬如，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在总结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时指出，毛泽东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本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确实，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深入调查和研究实际情况，把握和预判局势变化，迅速调整决策和行动，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认识和理论落后于实际的被动状况，这一特质在克服革命中的各种主观主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回顾建国后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职位和责任规划，可以看出他的工作重心不局限于直接从事政府管理和行政工作，更倾向于研究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然而，毛泽东的政治风格和领导方略与其性格心理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归根到底，人的理性和意识在人的行为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性格心理的影响表现为带来某种特殊的行为倾向。毛泽东灵活的行事风格和宏大眼光，与其说是由性格决定的，不如更加切合实际地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中寻找根源。
最后，白鲁恂认为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实现了个性心理与民族心理的有机结合和同频共振。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情感领域。从毛泽东成长为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来看，私人的情感需求为他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提供了心理支撑。用白鲁恂的话说，1911年毛泽东在结束短暂的军旅生涯后进入了“心理延缓偿付期”，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一个成长危机。此时，毛泽东是迷茫的，“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为此，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开展过多种尝试，包括报名肥皂制造、商科等实用性专门学校、进入师范学校、担任小学教师等，最终在领导工农运动的实际锻炼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白鲁恂认为，正是毛泽东在家庭中实际体验到的、在社会上观察到的不公正及其理想化的人格，使其形成了铲除不公、匡济天下的宏大愿景，走上并坚持革命道路。 白鲁恂以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奥秘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的领会和把握。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和毛泽东的“造反者”性格是契合一致的。著名毛泽东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曾说：“毛泽东具有造反者的‘个人性格’，就像一只手很适合地戴上了造反精神的‘社会性格’的手套，而这种手套正在全国范围内织造形成。”近代中国反叛的社会性格，主要源于西方民主思潮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冲击和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爱国主义情感。“五四”运动以来，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对封建思想意识造成猛烈冲击，人民迫切渴望从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平等和自由而不懈奋斗;与此同时，中国遭受的殖民奴役愈加严峻，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保卫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要求，凝聚为高度统一的民族主义情感力量。毛泽东“反叛者”的个人心理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心理相融合，为有效地领导和广泛地动员准备了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重要支撑。白鲁恂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能够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激情的无数种方式。”就理解情感而言，毛泽东不仅深刻地体察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欺辱共有的失落感和对安全感的渴望，而且理解和同情中国最广大和最底层人民群众在两千年封建统治奴役下的苦痛和压迫，将人民群众要求爱国救亡、翻身做主的愿望视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强大力量;就驾驭情感而言，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引导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结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活泼、通俗和鲜明的方式将人民群众的情绪宣泄和迫切需求转变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无疑白鲁恂将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过多地归因于毛泽东个人及其意志的作用是不正确的，但他对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辱、解放自身的民族和民主情感的把握，具有一定洞察力。
三、方法论批判：心理历史分析的前景与旨归
心理历史分析方法固然能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提供许多创新性的见解。由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痼疾，加之白鲁恂并非专业精神分析学者，所以他从情感视角为毛澤东所作的心理传记存在严重缺陷。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长远眼光来看，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白鲁恂的研究进行批判性审视，并从中挖掘出这一方法可能具有的价值。
首先，白鲁恂的研究完全背离了心理与历史相结合的初衷，在资料收集、理论模型和论证过程三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犯了主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更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反对个人主义，白鲁恂所收集和使用的资料，对于勾画毛泽东的心理肖像还不充足。1936年，埃德加·斯诺为毛泽东“作传”时也遭遇了类似困难：“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尽管白鲁恂以毛泽东的“自述”为基础，搜集了大量毛泽东的同学、老师、中外记者的回忆和记录，从人际交往角度对毛泽东的私人和公共形象进行了侧面摹写，但总的说来，他没有根据心理分析这一主题发掘出新的素材，而是选择将当时已有的素材（甚至许多已有的素材也未用上）依照心理学理论进行了重新组合和诠释，导致对材料的过度解读和误读。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白鲁恂还有一个显著的偏向：只关注毛泽东私人的行为和表现，拒绝考察毛泽东高度理性化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行动，几乎把毛泽东全部政治、军事和哲学著作都排斥在外，直接削弱了这项研究的份量。此外，白鲁恂运用的材料具有显著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萧瑜、张国焘、龚楚等人的回忆作为毛泽东私人肖像的基础，必定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毛泽东形象。
白鲁恂不恰当地使用心理学理论模型，也招致了来自政治学和心理学两方面学者的抨击。由于白鲁恂不是专业精神分析学家，也未受过系统的心理分析训练，因此他的主要身份是运用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政治学家。尽管他声称深受埃里克森和其他心理学家的影响，结果却是埃里克森在整个分析中只出现过一次，全文364条参考文献中只有9处是心理学理论。确切来说，白鲁恂援引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一个单一的心理模型——俄狄浦斯情结（亦译“恋母情结”），并过分夸大毛泽东出生顺序对其性格和领导风格的影响。他对心理分析理论的简化应用，大大降低了理论本身的说服力。与此同时，白鲁恂的实际论证过程存在很多想象和臆测成分。如他自己所言，心理分析不可能将每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客观的依据之上，它的论证过程就是利用材料的拼凑达成自洽的解释。这种方法继承了经典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理论，将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还原到个性心理因素和婴幼儿时期遭受的情感挫折，因此它的结论不依赖于“经验分析以及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全面的理论把握。”材料、理论和论证三方面缺陷都指明，白鲁恂关于毛泽东的心理历史分析距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其次，在批判白鲁恂心理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正视和掘取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心理历史分析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的作用，注重从主体的人出发探索历史运动变化中的主客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分析和经济社会分析的粗糙和不足，对完善毛泽东肖像的细节有所启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结构性矛盾运动，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和运动规律的总的说明，也是毛泽东研究必须坚持的唯一科学原则和立场。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意味着所有历史问题自动地得到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唯物史观所指示的“经济决定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图式，历史问题不可能从经济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答案。唯物史观提供的是历史研究的科学视角、方向和路标，它与具体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这段距离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发生的事实和逻辑才可能缩短。
而心理历史分析是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它要求在经济社会必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个人和群体的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尤其重视伟大历史人物和领袖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由于心理分析所关注人的心理不能脱离客观实在而独立存在，这就决定了心理分析必定以历史实在作为基础，否则心理分析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心理历史分析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必定依附于一定的历史观。倘若心理历史分析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就可能在历史解释中起到补充宏观分析框架和理性研究范式的作用。相应地，唯物史观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它作为一种总的历史观必须要把心理要素纳入研究范围，以更新其研究对象从而弥补它在历史细微处的不足，使历史成为骨骼分明、血肉丰满的人的历史。作为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他留给历史的面相是立体的、多元的。因此，毛泽东研究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毛泽东高度理性化的宝贵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也要思考如何描绘更加全面、立体、翔实的毛泽东肖像。“这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崭新的问题框架，这种问题框架的转换决定了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全新领域的出现。”心理历史分析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从心理研究角度成为毛泽东研究的新视角。 最后，《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是白鲁恂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所进行的尝试，研究结果表明：勾画毛泽东的心理肖像、完善毛泽东的整体形象，必须把心理分析方法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毛泽东复杂的个性心理筑基在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合理的逻辑推论之上。心理分析理论在其发展變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内核是人具有本能和潜意识。弗洛伊德将人的生存和性本能等生物属性当作人的本质，主张从本能的满足和压抑来解释人的行为，其实质是抽象的人性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属性和基本规定性，因此，人不具有先天的、抽象的、孤立的、静止的本质。而白鲁恂正是从抽象的人性和凝固的本质出发理解毛泽东，忽视了毛泽东所处的历史阶段对性格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实际上，“在任何对历史和社会心理相互影响进行的研究中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提供恰当的科学基础。”要想使心理分析方法成为毛泽东研究的有益工具，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性重铸人性论和潜意识理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的人性观，明确认识人的性格和心理在特定历史时代、文化传统、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中，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塑造中不断生成，才能科学理解稳定的性格结构背后的社会存在基础，从毛泽东所处历史阶段和实践活动中把握其性格心理。
此外，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要将有效的逻辑推理建构在丰富的感性材料之上，避免心理学理论模型对客观事实的干涉。材料和理论是开展毛泽东研究的两个支柱，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理论和材料的有机结合。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容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搜集大量毛泽东的行为特征，却不对其背后的性格结构和逻辑关联进行理论分析，即只描述不分析;二是将心理学中时髦的理论假设移植到毛泽东身上，漠视毛泽东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造成理论“水土不服”。这两种做法背后有着一致的思维方式，即采取“贴标签”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性格和心理冠以各种“主义”，进行简单化、抽象化的粗暴处理。须知，“毛泽东的性格是多元的、多色调的，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具体特征或精当的语言来抽象地概括。”只有全面搜集资料，恰当吸收心理学理论，加以严格的推理论证，才能够更加接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
（责任编辑：李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