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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袁熙坤，有不少人知道他是擅画老虎、狮子的。而在邮票设计方面，可能大家有些陌生，但你也许记得，电视新闻经常报道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国政要赠送绘有政要本人形象的水墨肖像画，这些肖像画的作者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著名画家袁熙坤先生。他因而也被誉为“肖像外交大使”。今年11月11日将要发行的《古代思想家》邮票，就是由袁先生设计的。
记者去采访时，袁先生刚从古巴回国，他是应古巴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的邀请，在中古建交40周年前夕专程前往哈瓦那，在革命宫当场为卡斯特罗主席绘制水墨肖像画。卡斯特罗主席看了自己的肖像画后，十分高兴，高度赞扬东方文化的高超技艺。
采访就从水墨肖像画聊起。袁熙坤说，人物肖像画是最难画好的，尤其是给政要和名人画肖像。这种艺术实践，在极有限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艺术家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没有绝对把握是不能承担此任的。画人物肖像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人物面部表情的每一丝微妙的变化，同时需要了解甚至理解他们与众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一幅真正完美的肖像画，决不能等同于一张刻板的照片，而是要艺术地再现人物最真实、美好的瞬间，这才是艺术家的天职。
袁熙坤不仅为各国政要、名人画像，也为普通老百姓画像。他的笔下有贫困地区的小学老师、劳作的农民，乃至左邻右舍。当然，也有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先贤。袁先生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他构思设计《古代思想家》的过程。记者感兴趣的是，为当代名人画肖像，这个人毕竟就在你面前，而对于历史人物，不能见面，没有照片，是如何把握他们形象的？
袁先生笑着解释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风格的画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出来的，不能只凭空想象去画。这套邮票的创作过程是研究、继承、采风、写生、提炼、创作的过程。
“我自己对古代先贤一直很尊崇。
为画这套邮票，曾到首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请教专家、收集资料，研究历史文献中对这些思想家形象的描述，同时研究当时的服饰仪制，并临摹许多前人创作的古代先贤画像。以前也有很多精华之作，但我感觉应该更有人民性、更鲜活一些。要用现代绘画风格，提炼出更生动具体的形象。
“我到山东、河南、安徽等地采风，沿安徽淝西长堤考察，画了许多农民中很坚强、智慧、聪明、幽默者的形象，积累了许多素材。这些古代思想家不一定是书香门第出身，他们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伟大的，也是朴素的。他们都个性分明，有棱有角，不是看颜色行事的人。比如庄子，是一个很自然主义的人，外形像村夫，但思想很深邃。我都到过他们的故里和相关地，画了很多群众的写生，以这些思想家的优秀子孙来推理他们的形象。
“这些思想家的性格差异是很大的。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曾说过：‘是五官的位置和形状决定他是谁，再进一步升华这个人的性格’。传统绘画理论也有‘貌随心变，像随心改’之说。这6位思想家中，孔子的形象是出现最多的，后人赋予他“圣人”的光环，各地的孔庙中都有他的画像或雕塑；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也让被丑化了的‘大脑门、暴突牙’的孔子形象家喻户晓。据史书记载，他门牙略突，五官还是端庄的。我在设计邮票时既表现孔子那东方哲人的典型美，又从眼神和气韵上与其他人相区别，突出他兼容并蓄的气度。对这些思想家头上该戴巾还是戴冠，也做了考证：孔子不仅为人师表，且做过官吏，在正规场合出现得比较多，所以绘出的孔子是戴冠的。老子、庄子等人多寄情于山水之间，性情更随意一些，所以他们头上戴的是简单而朴实的巾。对他们服饰的处理，既有时代特征，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中国历史博物馆李之檀研究员评价这套邮票的图稿时认为，“画家袁熙坤先生设计这套邮票，为中国古代思想家造像，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特别是注重人物性格特点的刻划，是非常正确的，较好地体现了人物的个性特点和思想内涵”。
记者参观金台艺术馆内展览的名人水墨肖像画时，发现画幅都比较大，而邮票规格仅为其几百分之一，能保持原作的细节吗？
袁先生坦言，设计时考虑了邮票的特点，如规格小，线条比较细微。他多年前曾经画过动物标本画，画的也是小稿，要求很精确，蛇的鳞片也一个要能分出几个折光面。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画过不少的水墨肖像插图，这些插图与邮票大小相仿，有类似之处。邮票图稿是按邮票放大6倍的比例画的。自己搞过制版，懂得线条过密，制版时就会“糊”。绘制时已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袁先生还说，邮票编辑在约稿时没有过多的“紧箍咒”，只交代了大约位置、比例，和该留文字的地方，因而设计时比较能发挥所长。
记者采访时，这套邮票已经印刷完毕，但袁先生还没有见到经过了雕刻、制版、印刷后的邮票成品，不过他说：“邮票从选题到印刷完成是个系统工程，我完成的只是其中一个工序。我也曾在显微镜下画过标本，所以很理解雕刻者工作的不易，也很尊重他们的劳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序，就不能再干涉后续工序的创作。”采访结束时，望着豪迈之情不减当年的袁先生，记者问他，画了这么多名人先贤，有没有自己的自画像？他笑着说，净忙着画别人了，还没顾得上画自己呢。
记者去采访时，袁先生刚从古巴回国，他是应古巴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的邀请，在中古建交40周年前夕专程前往哈瓦那，在革命宫当场为卡斯特罗主席绘制水墨肖像画。卡斯特罗主席看了自己的肖像画后，十分高兴，高度赞扬东方文化的高超技艺。
采访就从水墨肖像画聊起。袁熙坤说，人物肖像画是最难画好的，尤其是给政要和名人画肖像。这种艺术实践，在极有限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艺术家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没有绝对把握是不能承担此任的。画人物肖像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人物面部表情的每一丝微妙的变化，同时需要了解甚至理解他们与众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一幅真正完美的肖像画，决不能等同于一张刻板的照片，而是要艺术地再现人物最真实、美好的瞬间，这才是艺术家的天职。
袁熙坤不仅为各国政要、名人画像，也为普通老百姓画像。他的笔下有贫困地区的小学老师、劳作的农民，乃至左邻右舍。当然，也有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先贤。袁先生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他构思设计《古代思想家》的过程。记者感兴趣的是，为当代名人画肖像，这个人毕竟就在你面前，而对于历史人物，不能见面，没有照片，是如何把握他们形象的？
袁先生笑着解释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风格的画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出来的，不能只凭空想象去画。这套邮票的创作过程是研究、继承、采风、写生、提炼、创作的过程。
“我自己对古代先贤一直很尊崇。
为画这套邮票，曾到首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请教专家、收集资料，研究历史文献中对这些思想家形象的描述，同时研究当时的服饰仪制，并临摹许多前人创作的古代先贤画像。以前也有很多精华之作，但我感觉应该更有人民性、更鲜活一些。要用现代绘画风格，提炼出更生动具体的形象。
“我到山东、河南、安徽等地采风，沿安徽淝西长堤考察，画了许多农民中很坚强、智慧、聪明、幽默者的形象，积累了许多素材。这些古代思想家不一定是书香门第出身，他们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伟大的，也是朴素的。他们都个性分明，有棱有角，不是看颜色行事的人。比如庄子，是一个很自然主义的人，外形像村夫，但思想很深邃。我都到过他们的故里和相关地，画了很多群众的写生，以这些思想家的优秀子孙来推理他们的形象。
“这些思想家的性格差异是很大的。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曾说过：‘是五官的位置和形状决定他是谁，再进一步升华这个人的性格’。传统绘画理论也有‘貌随心变，像随心改’之说。这6位思想家中，孔子的形象是出现最多的，后人赋予他“圣人”的光环，各地的孔庙中都有他的画像或雕塑；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也让被丑化了的‘大脑门、暴突牙’的孔子形象家喻户晓。据史书记载，他门牙略突，五官还是端庄的。我在设计邮票时既表现孔子那东方哲人的典型美，又从眼神和气韵上与其他人相区别，突出他兼容并蓄的气度。对这些思想家头上该戴巾还是戴冠，也做了考证：孔子不仅为人师表，且做过官吏，在正规场合出现得比较多，所以绘出的孔子是戴冠的。老子、庄子等人多寄情于山水之间，性情更随意一些，所以他们头上戴的是简单而朴实的巾。对他们服饰的处理，既有时代特征，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中国历史博物馆李之檀研究员评价这套邮票的图稿时认为，“画家袁熙坤先生设计这套邮票，为中国古代思想家造像，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特别是注重人物性格特点的刻划，是非常正确的，较好地体现了人物的个性特点和思想内涵”。
记者参观金台艺术馆内展览的名人水墨肖像画时，发现画幅都比较大，而邮票规格仅为其几百分之一，能保持原作的细节吗？
袁先生坦言，设计时考虑了邮票的特点，如规格小，线条比较细微。他多年前曾经画过动物标本画，画的也是小稿，要求很精确，蛇的鳞片也一个要能分出几个折光面。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画过不少的水墨肖像插图，这些插图与邮票大小相仿，有类似之处。邮票图稿是按邮票放大6倍的比例画的。自己搞过制版，懂得线条过密，制版时就会“糊”。绘制时已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袁先生还说，邮票编辑在约稿时没有过多的“紧箍咒”，只交代了大约位置、比例，和该留文字的地方，因而设计时比较能发挥所长。
记者采访时，这套邮票已经印刷完毕，但袁先生还没有见到经过了雕刻、制版、印刷后的邮票成品，不过他说：“邮票从选题到印刷完成是个系统工程，我完成的只是其中一个工序。我也曾在显微镜下画过标本，所以很理解雕刻者工作的不易，也很尊重他们的劳动。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序，就不能再干涉后续工序的创作。”采访结束时，望着豪迈之情不减当年的袁先生，记者问他，画了这么多名人先贤，有没有自己的自画像？他笑着说，净忙着画别人了，还没顾得上画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