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网络政治现象并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因此，如何顺应网络政治发展的要求，积极应对挑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
关 键 词：网络政治；执政能力建设；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５－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２３
作者简介：包美娇（１９７２—），女，浙江临海人，中共台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和政治环境，引起了政治方式和内容的变革，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网络政治现象。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国家的政党，必须深刻认识网络与执政二者之间的关系，科学面对网络政治影响下党的执政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探索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
一、网络政治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劲的势头深入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中，网络信息技术在全球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人们开始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网络政治日渐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引发了政治发展的新变化，网络政治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所谓网络政治，就是与网络有关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活动。美国是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其对网络政治的研究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学界比较公认的、较早对类似概念加以阐释的是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他把网络政治（Ｃｙｂ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与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中指出：“虚拟现实的政治——是指那些有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界限的技术，将给政治带来影响。”随后美国另一位学者纳扎里·乔克在《国际关系间的网络政治导论》一文中认为，网络政治主要是探讨虚拟空间中的政治问题，即“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我国学者沈宝祥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为“互联网政治”或“网络政治”。
中国网络政治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开通，上网人数的迅速增长而不断发展起来的。１９９４年，中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ＴＣＰ／ＩＰ连接，互联网正式登陆中国。１７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网民的数量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的６２万增加到２００８年６月底的２．５３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至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４．２亿。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政治信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网络日渐成为民众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例如：１９９７年印尼暴乱中发生了残害当地华人的政治事件。当时中国网民自发地行动起来，通过网络号召全世界的华人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网上声讨浪潮，把残害华人的真相告之于天下。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之后，有数百万网民同时上网关注事件的发展，发表政治言论，并通过网络号召国民团结起来，共同声讨美国暴行。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日益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网络版开通；１９９９年正式启动政府信息化建设工程，并把该年定为中国政府上网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府上网工程；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党和政府先后确定了新华网、人民网等８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２４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目前全国已有２２００个政府网站；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举办了“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讲座，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要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胡锦涛总书记对此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我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２００８年６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上开通了“网络民意直通车”，中国网民首次在网络上实现了与国家主席的在线交流；２００９年２月“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网民进行视频交流。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主动借助网络征询民意，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官员开设博客，开通省（市）长邮箱等等，“触网”在各地党政系统蔚然成风。这标志着网络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地位和功能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认可和关注，也标志着网络政治发展到今天，在民意表达、舆论监督方面开始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二、网络政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挑战
建立在网络传播技术基础之上的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成为我们党分析和把握民意的“助手”，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的同时，也给我们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不断“倒逼”现实环境下民主执政的实践。
⒈对党的执政安全的影响。网络的自由性突破了国界，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恣意交流、交融和交锋。２００１年美国著名军事预测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下一场世界战争》中曾预言：在未来的战争中，计算机本身就是武器，前线无处不在，夺取作战空间控制权的不是炮弹和子弹，而是计算机网络里流动的比特和字节。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将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如少数西方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向我国大肆散布和传播其政治价值观，散布各种谣言，破坏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公开地将网络视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还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组织或个人也利用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制造各种网络病毒，侵入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要害领域，窃取机密或破坏计算机数据系统，实施计算机恐怖活动，从而威胁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⒉对党的执政思维的冲击。传统的执政方式其信息量是“倒金字塔”型的，级别越高，掌握的信息就越充分；而信息传递方式是“金字塔”型的，依靠文件、会议层层传递。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很容易实现对信息流通渠道的控制。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空间的政治信息是海量的，信息传递是网状的、扁平的，党不再是信息发布的唯一来源。网络的交互性、即时性和匿名性逐步改变着长期存在的执政主体与受体的不对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执政生态中的官本位和官员的精英意识等思维也正被网络所解构，传统的以“控制、说教”为特征的权威型执政思维基本上失去了作用。一是党的信息控制力弱化。在传统的执政过程中，党通过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基本控制了全部信息，公民对信息的接受是被动的、无选择的。但是，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发布渠道的多元和主体的匿名使得执政党完全控制信息和信息技术已不可能。二是执政党的公共话语权威性弱化。普通网民通过网络媒体如博客、微博、论坛和ＱＱ等都可能享有强大的话语权。执政党的任何一个决策、政令、任免都会在网上经受群众的评说。传统的语言体系和风格、官话套话极易被边缘化，使得组织动员的难度空前增大。
⒊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的挑战。信任是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党和政府公信力强，就能引领和支撑社会公信，保障和促进社会发展；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就会产生治理危机，导致社会无序。近年来，通过网络曝光并广泛传播的一些地方官员贪污、渎职等现象，个别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迟钝、无知和蛮横等在网上被迅速放大，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得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一度下降。加之一些网络新闻以讹传讹，地方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有限，使得一些网络流言不能被有效地澄清，以至于个别群众宁可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政府的公开声明。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乐清“钱云会案”，一起“交通肇事案”引发轩然大波，围绕死亡真相的争议，从普通网民到民间“意见领袖”均磅礴而来。舆情汹涌之下，激愤的情绪遮蔽了对真相的理性追寻，而官方对事件处置方式和危机应对的失当，愈加凸显出官民对立和政府公信力不足的尴尬。以至当地一名官员私下抱怨“真没想到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这么严重的怀疑。”
⒋对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提出“社会不稳定原理”，被称为社会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集体意识一旦被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就会迅速卷入骚乱，即刻升级为“社会动乱”。网络时代的来临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这种方式直接向政府质询。但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现实与网络民主理想的差距依然明显。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觉醒，对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日益敏感，对网络上的各种事件的关注都会同自己的权利、利益结合起来，并通过互联网寻求一种集体的力量，以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一旦某个问题得不到满意答复时，人们就会把个别问题的成因归结到整个政治体制上来，在网络舆论中加以放大，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因此，互联网既是民间进行电子动员、开展社会活动的媒介形式和通讯方式，也可以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从技术上起到群体性事件组织策动和宣传动员的作用。互联网之前的群体性行为，信息传递仅局限于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渠道，组织动员被制约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而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从技术上解决了将松散、潜在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在短时间内动员并组织起来、统一行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突发事件的高发期，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酿成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如三鹿毒奶粉事件、杭州飙车事件、三亚招考门事件、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等。对这类事件如果处理不慎、不妥、不及时，便捷、快速、低成本的网络传播不仅会全程监督事件的发展，而且还能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冲击波，进而从虚拟空间的意见表达发展到现实社会的群体聚集，酿成群体性冲突。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网络政治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面对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早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就已明确提出“党的现代化”的科学命题，这是对现代执政理念的全新认识和重大创新。党的现代化是网络政治时代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它包括党的理念的现代化、运作模式的现代化、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面对网络政治给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积极、主动地应对，才能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⒈进一步发展电子党务，深化网络党建。执政党的生命力就在于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网络时代的执政党应该摒弃传统治理思维方式，主动向网络延伸。随着以互联网络迅速发展为显著特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把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引入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运用互联网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成为学术界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提出了“电子党务”这一概念。所谓“电子党务”，就是党的建设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先进的信息平台和信息网络等手段，有效整合党的建设的信息资源，从而增强党的建设的参与性、民主性并实现党务工作信息化的一种新型的党建模式。
面对互联网已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战场，我们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构建网上意识形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限制有害信息对党员群众的负面影响。针对流动党员管理方式面临的难题，应建立“网上党支部”，在网上开设支部留言板、党员论坛，开启支部邮箱，通过网络加强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面对传统的党的宣传方式和发布信息方式单一和滞后的现状，应通过建立网上新闻发布渠道，发挥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时效优势，在第一时间发布即时新闻，使广大网民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信息。要将网络运用于党员干部培训工作，开通“网上党校”，开展网络远程教育，这样，既能降低培训成本又能扩大覆盖面。网络党建还是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渠道，利用网络具有交互功能强大的特点，用户利用电子邮件、留言、在线交流等方式来联系，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能够弥补传统的党群沟通渠道单一和狭窄的缺陷。
⒉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执网能力，提升执政力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光靠网络技术就可以实现的，更多的要依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去落实和实施有关的精神和决策。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面对网络政治的发展和影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具备必要的“执网能力”。所谓“执网能力”，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在互联网上的具体展现，核心是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能力和引导社会舆情的能力。在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里，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正在成为党政机关以及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躲猫猫”、“跨省抓捕”、“开胸验肺”、 “钓鱼执法”、“喝开水死”、“山西假疫苗”等事件极大地考验了党政机关以及领导干部的网络执政能力。笔者认为，增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网能力”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善学网络，即领导干部要主动融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当中，提高运用网络的能力。近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对互联网的发展和作用已越来越重视，尤其是２００８年６月胡锦涛总书记同网友们的在线交流，２００９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作客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彰显出了我们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信息时代对民意的尊重和欢迎的姿态，更树立了开明、自信和包容的亲民形象。互联网空间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建议的重要场所，网络已成为实现领导层与最基层民众对接的真正的民意直通车和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领导干部是中国４多亿网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因为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执政骨干不但要重视互联网，而且要积极参与到互联网空间中去。领导干部要学习网络、懂得网络，要使上网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形成常态机制，成为领导干部继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后形成的“第五习惯”。这将有力地推进各级党政干部积极利用网络资源，推进执政能力的提升，加速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实现民众与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二是要善用网络，即领导干部要善于引导网络民意，提高引导网络舆情的能力。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也使信息公开的力度大大加强， 稍有不慎，在网络强大的放大效应下就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日记门”、“李刚事件”、福建屏南招聘门事件等。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上网意识，掌握上网技能，提高运用和驾驭网络的能力，把网络运用转化为一种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和增强修养的途径。平时应多关注网络舆情，了解民情民意，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掌控，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同时，要善于利用网络交流工具，如论坛、聊天室、电子信箱、博客等与网民交流，及早发现信息、了解民意、掌握民情、判断民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密切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
三是要善待网络，即领导干部要勇于接受网络监督，真诚善待网民。网络的快速兴起使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置身于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评说之中，网络监督可以迅速把官员的违规违纪行为大白于天下，网络举报更是迅速快捷。从南京“天价烟局长”、武汉“经适房六连号”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都显示了网络监督特有的优势和威力。因此，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和适应网络监督，要习惯于在媒体和公众监督下工作，一言一行要经得起人民群众的监督。此外，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做到高度重视而不忽视，理性对待而不过敏。２００８年以来，媒体曝出的一系列抓记者、抓网民事件反映了当前公权力被任意化、随意化的现象。而这些事件的背后多是曝光当地政府及官员的违法行为。因此，对于网络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善待而不能压制，尽管网络上揭露出的问题可能不够准确，也可能有情绪化因素，但对这些信息要认真分析研究，不能硬性压制。因为网络信息存在一个“逆反放大”效应，即对网络信息越是压制、封堵，这些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速度就越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而且会在网络上无限放大。网络监督其实是一种新的官民对话渠道，因而要尊重和坦诚对待网络民意。要将拦、堵、塞的做法变为“自己说、主动说、及时说、如实说”，以赢得网民的信任与支持。
⒊进一步完善执政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执政的透明度。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前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在网络传媒空前发达的今天，政府网站已经成为发布公共信息的主要窗口和人民群众了解公权力运作、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平台。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及时更新政府网站，完善公共信息公开制度，综合利用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渠道或方式，公开各种信息，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拉近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提高办事的公开、公正性，推进公民普遍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加快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１］石恒利．互联网与执政能力建设［Ｊ］．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０９）．
［２］袁峰，顾铮铮，孙珏．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王彬彬．网络政治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Ｊ］．广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０６）．
［４］张富营．网络对执政党的新挑战及其应对［Ｊ］．山东省农业管理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０５）．
［５］夏丽萍．面对网络民意政府官员执政能力之我见［Ｊ］．当代经济，２０１０，（０２）下．
［６］邹鲁清．互联网时代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创新［Ｊ］．湖湘论坛，２００８，（０６）．
［７］陶建新．网络民意与执政能力建设探析［Ｊ］．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０５）．
（责任编辑：高 静）
关 键 词：网络政治；执政能力建设；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５－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２３
作者简介：包美娇（１９７２—），女，浙江临海人，中共台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和政治环境，引起了政治方式和内容的变革，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网络政治现象。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国家的政党，必须深刻认识网络与执政二者之间的关系，科学面对网络政治影响下党的执政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探索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
一、网络政治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劲的势头深入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中，网络信息技术在全球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人们开始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网络政治日渐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引发了政治发展的新变化，网络政治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所谓网络政治，就是与网络有关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活动。美国是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其对网络政治的研究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学界比较公认的、较早对类似概念加以阐释的是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他把网络政治（Ｃｙｂ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与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中指出：“虚拟现实的政治——是指那些有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界限的技术，将给政治带来影响。”随后美国另一位学者纳扎里·乔克在《国际关系间的网络政治导论》一文中认为，网络政治主要是探讨虚拟空间中的政治问题，即“谁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我国学者沈宝祥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为“互联网政治”或“网络政治”。
中国网络政治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开通，上网人数的迅速增长而不断发展起来的。１９９４年，中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ＴＣＰ／ＩＰ连接，互联网正式登陆中国。１７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网民的数量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的６２万增加到２００８年６月底的２．５３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至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４．２亿。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政治信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网络日渐成为民众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例如：１９９７年印尼暴乱中发生了残害当地华人的政治事件。当时中国网民自发地行动起来，通过网络号召全世界的华人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网上声讨浪潮，把残害华人的真相告之于天下。１９９９年５月８日“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之后，有数百万网民同时上网关注事件的发展，发表政治言论，并通过网络号召国民团结起来，共同声讨美国暴行。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日益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网络版开通；１９９９年正式启动政府信息化建设工程，并把该年定为中国政府上网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府上网工程；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党和政府先后确定了新华网、人民网等８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２４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目前全国已有２２００个政府网站；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举办了“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信息网络健康发展”讲座，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要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胡锦涛总书记对此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我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２００８年６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上开通了“网络民意直通车”，中国网民首次在网络上实现了与国家主席的在线交流；２００９年２月“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网民进行视频交流。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主动借助网络征询民意，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官员开设博客，开通省（市）长邮箱等等，“触网”在各地党政系统蔚然成风。这标志着网络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地位和功能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认可和关注，也标志着网络政治发展到今天，在民意表达、舆论监督方面开始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二、网络政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新挑战
建立在网络传播技术基础之上的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成为我们党分析和把握民意的“助手”，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的同时，也给我们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不断“倒逼”现实环境下民主执政的实践。
⒈对党的执政安全的影响。网络的自由性突破了国界，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恣意交流、交融和交锋。２００１年美国著名军事预测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下一场世界战争》中曾预言：在未来的战争中，计算机本身就是武器，前线无处不在，夺取作战空间控制权的不是炮弹和子弹，而是计算机网络里流动的比特和字节。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将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如少数西方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向我国大肆散布和传播其政治价值观，散布各种谣言，破坏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公开地将网络视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还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组织或个人也利用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制造各种网络病毒，侵入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要害领域，窃取机密或破坏计算机数据系统，实施计算机恐怖活动，从而威胁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⒉对党的执政思维的冲击。传统的执政方式其信息量是“倒金字塔”型的，级别越高，掌握的信息就越充分；而信息传递方式是“金字塔”型的，依靠文件、会议层层传递。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很容易实现对信息流通渠道的控制。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空间的政治信息是海量的，信息传递是网状的、扁平的，党不再是信息发布的唯一来源。网络的交互性、即时性和匿名性逐步改变着长期存在的执政主体与受体的不对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执政生态中的官本位和官员的精英意识等思维也正被网络所解构，传统的以“控制、说教”为特征的权威型执政思维基本上失去了作用。一是党的信息控制力弱化。在传统的执政过程中，党通过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基本控制了全部信息，公民对信息的接受是被动的、无选择的。但是，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发布渠道的多元和主体的匿名使得执政党完全控制信息和信息技术已不可能。二是执政党的公共话语权威性弱化。普通网民通过网络媒体如博客、微博、论坛和ＱＱ等都可能享有强大的话语权。执政党的任何一个决策、政令、任免都会在网上经受群众的评说。传统的语言体系和风格、官话套话极易被边缘化，使得组织动员的难度空前增大。
⒊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的挑战。信任是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党和政府公信力强，就能引领和支撑社会公信，保障和促进社会发展；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就会产生治理危机，导致社会无序。近年来，通过网络曝光并广泛传播的一些地方官员贪污、渎职等现象，个别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迟钝、无知和蛮横等在网上被迅速放大，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得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一度下降。加之一些网络新闻以讹传讹，地方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有限，使得一些网络流言不能被有效地澄清，以至于个别群众宁可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政府的公开声明。如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乐清“钱云会案”，一起“交通肇事案”引发轩然大波，围绕死亡真相的争议，从普通网民到民间“意见领袖”均磅礴而来。舆情汹涌之下，激愤的情绪遮蔽了对真相的理性追寻，而官方对事件处置方式和危机应对的失当，愈加凸显出官民对立和政府公信力不足的尴尬。以至当地一名官员私下抱怨“真没想到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这么严重的怀疑。”
⒋对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提出“社会不稳定原理”，被称为社会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集体意识一旦被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就会迅速卷入骚乱，即刻升级为“社会动乱”。网络时代的来临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这种方式直接向政府质询。但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现实与网络民主理想的差距依然明显。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觉醒，对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日益敏感，对网络上的各种事件的关注都会同自己的权利、利益结合起来，并通过互联网寻求一种集体的力量，以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一旦某个问题得不到满意答复时，人们就会把个别问题的成因归结到整个政治体制上来，在网络舆论中加以放大，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因此，互联网既是民间进行电子动员、开展社会活动的媒介形式和通讯方式，也可以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从技术上起到群体性事件组织策动和宣传动员的作用。互联网之前的群体性行为，信息传递仅局限于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渠道，组织动员被制约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而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从技术上解决了将松散、潜在的集体行动参与者在短时间内动员并组织起来、统一行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突发事件的高发期，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酿成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如三鹿毒奶粉事件、杭州飙车事件、三亚招考门事件、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等。对这类事件如果处理不慎、不妥、不及时，便捷、快速、低成本的网络传播不仅会全程监督事件的发展，而且还能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冲击波，进而从虚拟空间的意见表达发展到现实社会的群体聚集，酿成群体性冲突。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网络政治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面对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早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就已明确提出“党的现代化”的科学命题，这是对现代执政理念的全新认识和重大创新。党的现代化是网络政治时代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它包括党的理念的现代化、运作模式的现代化、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面对网络政治给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积极、主动地应对，才能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⒈进一步发展电子党务，深化网络党建。执政党的生命力就在于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网络时代的执政党应该摒弃传统治理思维方式，主动向网络延伸。随着以互联网络迅速发展为显著特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把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引入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运用互联网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成为学术界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提出了“电子党务”这一概念。所谓“电子党务”，就是党的建设顺应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先进的信息平台和信息网络等手段，有效整合党的建设的信息资源，从而增强党的建设的参与性、民主性并实现党务工作信息化的一种新型的党建模式。
面对互联网已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战场，我们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构建网上意识形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限制有害信息对党员群众的负面影响。针对流动党员管理方式面临的难题，应建立“网上党支部”，在网上开设支部留言板、党员论坛，开启支部邮箱，通过网络加强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面对传统的党的宣传方式和发布信息方式单一和滞后的现状，应通过建立网上新闻发布渠道，发挥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时效优势，在第一时间发布即时新闻，使广大网民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信息。要将网络运用于党员干部培训工作，开通“网上党校”，开展网络远程教育，这样，既能降低培训成本又能扩大覆盖面。网络党建还是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渠道，利用网络具有交互功能强大的特点，用户利用电子邮件、留言、在线交流等方式来联系，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能够弥补传统的党群沟通渠道单一和狭窄的缺陷。
⒉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执网能力，提升执政力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光靠网络技术就可以实现的，更多的要依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去落实和实施有关的精神和决策。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面对网络政治的发展和影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具备必要的“执网能力”。所谓“执网能力”，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在互联网上的具体展现，核心是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能力和引导社会舆情的能力。在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里，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正在成为党政机关以及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躲猫猫”、“跨省抓捕”、“开胸验肺”、 “钓鱼执法”、“喝开水死”、“山西假疫苗”等事件极大地考验了党政机关以及领导干部的网络执政能力。笔者认为，增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执网能力”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善学网络，即领导干部要主动融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当中，提高运用网络的能力。近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对互联网的发展和作用已越来越重视，尤其是２００８年６月胡锦涛总书记同网友们的在线交流，２００９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作客中国政府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彰显出了我们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信息时代对民意的尊重和欢迎的姿态，更树立了开明、自信和包容的亲民形象。互联网空间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建议的重要场所，网络已成为实现领导层与最基层民众对接的真正的民意直通车和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领导干部是中国４多亿网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因为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执政骨干不但要重视互联网，而且要积极参与到互联网空间中去。领导干部要学习网络、懂得网络，要使上网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形成常态机制，成为领导干部继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后形成的“第五习惯”。这将有力地推进各级党政干部积极利用网络资源，推进执政能力的提升，加速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实现民众与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二是要善用网络，即领导干部要善于引导网络民意，提高引导网络舆情的能力。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也使信息公开的力度大大加强， 稍有不慎，在网络强大的放大效应下就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日记门”、“李刚事件”、福建屏南招聘门事件等。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上网意识，掌握上网技能，提高运用和驾驭网络的能力，把网络运用转化为一种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和增强修养的途径。平时应多关注网络舆情，了解民情民意，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掌控，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同时，要善于利用网络交流工具，如论坛、聊天室、电子信箱、博客等与网民交流，及早发现信息、了解民意、掌握民情、判断民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密切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
三是要善待网络，即领导干部要勇于接受网络监督，真诚善待网民。网络的快速兴起使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置身于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评说之中，网络监督可以迅速把官员的违规违纪行为大白于天下，网络举报更是迅速快捷。从南京“天价烟局长”、武汉“经适房六连号”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都显示了网络监督特有的优势和威力。因此，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和适应网络监督，要习惯于在媒体和公众监督下工作，一言一行要经得起人民群众的监督。此外，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做到高度重视而不忽视，理性对待而不过敏。２００８年以来，媒体曝出的一系列抓记者、抓网民事件反映了当前公权力被任意化、随意化的现象。而这些事件的背后多是曝光当地政府及官员的违法行为。因此，对于网络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善待而不能压制，尽管网络上揭露出的问题可能不够准确，也可能有情绪化因素，但对这些信息要认真分析研究，不能硬性压制。因为网络信息存在一个“逆反放大”效应，即对网络信息越是压制、封堵，这些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速度就越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而且会在网络上无限放大。网络监督其实是一种新的官民对话渠道，因而要尊重和坦诚对待网络民意。要将拦、堵、塞的做法变为“自己说、主动说、及时说、如实说”，以赢得网民的信任与支持。
⒊进一步完善执政信息公开制度，增强执政的透明度。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前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在网络传媒空前发达的今天，政府网站已经成为发布公共信息的主要窗口和人民群众了解公权力运作、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平台。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及时更新政府网站，完善公共信息公开制度，综合利用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渠道或方式，公开各种信息，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拉近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提高办事的公开、公正性，推进公民普遍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加快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１］石恒利．互联网与执政能力建设［Ｊ］．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０９）．
［２］袁峰，顾铮铮，孙珏．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王彬彬．网络政治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Ｊ］．广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０６）．
［４］张富营．网络对执政党的新挑战及其应对［Ｊ］．山东省农业管理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０５）．
［５］夏丽萍．面对网络民意政府官员执政能力之我见［Ｊ］．当代经济，２０１０，（０２）下．
［６］邹鲁清．互联网时代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创新［Ｊ］．湖湘论坛，２００８，（０６）．
［７］陶建新．网络民意与执政能力建设探析［Ｊ］．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０５）．
（责任编辑：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