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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200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6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至2015年安徽省调查资料，描述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和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状况。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趋势。调查发现，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雇佣农群体既弥补了农村妇女生产技术匮乏的不足，也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农业生产并未因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而受到显著影响。然而，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土地难以支撑被高度商品化的农村生活，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逐渐淡漠，农地与农民的关系正在松绑，农地之于农家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不容乐观，生产态度消极化逐步蔓延。伴随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农业劳动力新老更替问题也日益突出，“谁来种地”将成为问题，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断层和弱质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
关键词：性别结构；农业女性化；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104-09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印发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中强调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农田永续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珍视耕地资源，也要重视人口资源，农业劳动力持续、优质、充足的供应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发生了一些令人深省的变动。家庭中的女性代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改变了千百年来男性主导农业的生产格局，学界生动地称之为“农业女性化”。至于“何谓农业女性化”问题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回答。一般认为，农业女性化是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男性逐渐从传统农业部门中抽离出来转向非农领域，而女性接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主体的社会经济与社会人口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学界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及其后果进行了反思。高小贤的研究表明，1978-1988年我国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女性劳动力大约在3 300万左右，远低于男性，认为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其既限制了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也掣肘了中国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进程[1]。金一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的职业分化，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高龄化与低素质化已经初现端倪[2]；但农村妇女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她们只是承担了日常田间管理的责任，并未从男性手中接过农业生产决策权与主导权的“接力棒”[3]。孟宪范则认为9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占到了60%～70%，是劳动性别分工的递补效应把农村妇女推向了农业生产的主角位置，农业女性化减弱了她们对男性的依附，有助于妇女潜能的发挥与独立人格的发展[4]。
2009年，朱启臻基于对山东、山西、河北、四川、重庆、陕西、黑龙江等10省20个村的调研资料，认为目前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妇女和老人，并明确指出依靠妇女和老人对土地的感情难以维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农业安全构成潜在威胁[5]。2015年，成德宁利用2003-2012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和2006年全国农业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性别比和农业从业人员性别比发现，我国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主产区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6]。张林秀等学者也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农村妇女接管家庭农业生产的现象，认为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 or labor feminization）还是农业生产管理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farm management or managerial feminization）在中国大陆都十分明显，但是农业女性化并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7-12]。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劳动性别分工调整致使大量农村妇女接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妇女发展、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是：第一，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否遭遇了性别障碍？她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第二，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以获得更高经济报酬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是否愿意长期坚守农田呢？第三，伴随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已经凸显，未来谁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力量？本研究利用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87-200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6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结合2014年末至2015年初安徽省调查资料，分析了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整体趋势，探讨了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现状、农业生产意愿和农业生产态度，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动问题给出了一些思考。
二、谁在种地？
（一）妇女农业参与的历史简溯
中国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烙印，务农早已不是男性专利，严格意义上“男耕女织”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20世纪初期就被打破。遗憾的是，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妇女农业劳动和性别分工的记录并不丰富，“中国妇女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对妇女劳动特殊性的研究并不多见”[13]。
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两性配合生产的图景，男性除了种地以外从事最多的职业是织布，女性则“除室内家事外多半在田间与男子一同工作”“除家事及田间工作的主要工作外，其次工作有多种手工业”[14]。美国学者黄宗智在小农经济的框架下系统地讨论了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家庭在商品化入侵背景下性别分工情况，无论是华北农村还是长三角农村，农村妇女是否参与农业劳作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贫农家的妇女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不投入农业生产或终日纺纱，中农和富农家的妇女则很少干农活[15，16]。加拿大人类学家宝森在观察云南禄村社会变迁中发现，晚清时期由于传统经济遭遇现代工商经济的侵扰，在家庭经济压力下，即使裹了脚的女性也不得不走出家门走向农田，而男性则进行迁移转入非农部门以寻得新的经济来源[17]。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调查华南农村生产及经济状况时感慨：“妇女劳动力在用于土地的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异常之大，即使在妇女从事田间劳动已成惯例的那些地区也是如此”[18]。新中国成立之后，当50年代初期政府号召和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时，三年间就有占农村适龄妇女总数60%的人走向田间；随着人民公社（1958-1978）的普及，农村婦女参加农业劳动的规模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据统计，1964年，每一个生产队有近95%的适龄（16～61岁）农村妇女都投入到生产之中[19]。“文革”期间，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策鼓舞下，两性生理差异被极大缩小，妇女参与社会生产达到了顶峰，高小贤笔下的“银花赛”和金一虹笔下的“铁姑娘”就是很好的范例[20-21]。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此时正值城乡政策的新一轮调整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采取从“鼓励进城”到“严格控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逐渐采取从“允许流动”到“公平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进入新世纪之后，政策开始转向鼓励、引导及宏观调控下的有序管理。，随着城乡流通壁垒被逐渐打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东南沿海城市寻求非农就业，以填补因农业比较效益低下而形成的城乡收入鸿沟，流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致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被滞留在农村，“男工女耕”成为当时农村家庭分工的主流。 （二）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女性化趋势凸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数据清晰地刻画了农村妇女不断沉积在农业领域的事实。表1显示， 从1982、1990、2000、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大陆农业就业人口为了表达统一，在表1中使用了“第一产业”。本文若无特殊说明，农业、农林牧渔业、第一产业三者所涵盖的劳动力范畴一致。同时，不同年份的普查资料对于第一产业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本文统一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关于“第一产业”的界定。中女性比重分别为46.24%、47.48%、48.57%、49.22%，近30年间上升了2.98%，若继续保持这一上升趋势，下一次普查时，农业劳动力中女性的绝对数量将超越男性。从1996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来看，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从业人员为4.34亿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48.39%和51.61%；到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从业人员下降到了3.42亿人，而女性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却上升了1.61个百分点，达到了53.22%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第二部分“农业普查单位基本情况”中“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及从业人员”；《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卷）》第三部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状况”中“各地区按性别分的住户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此外，农业普查与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因此女性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比重统计的结果并不一致，但是不影响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整体变动趋势的判断。。
观察表1发现，在任何一个普查年份和1%抽样调查年份，第一产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始终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总就业比重。第二产业和总就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相较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保持稳定，变动幅度较小，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则持续增加，其中，第三产业女性劳动力比重上升幅度最大。进一步比较第一产业与总就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变动态势看到，两者差值正在逐步扩大，从1982年的2.55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10年的4.56百分点。由此推测，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劳动力整体规模下降的宏观环境下，一方面，女性农业劳动力农转非的滞后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从而抬升了第一产业女性劳动力比重，另一方面，市场上原先已有的一部分女性农业劳动力流入了第三产业，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女性劳动力也倾向于第三产业，导致第三产业女性劳动力比重迅速上升。但是，第一产业仍然是女性的主要就业渠道。
同时，分性别就业人口数据显示（见表2），女性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始终高于男性。其中，男性从1982年的70.32%下降到2010年的44.16%，下降幅度为26.16%，女性从1982年的77.97%下降到2010年的53.05%，下降幅度为24.92%，低于男性1.24个百分点。此外，两性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差值存在扩大趋势，从1990年的7.65%扩大到2010年的8.89%。这意味着，与男性相比，女性非农转移速度更慢，当大部分男性已经转移进入非农部门时，大部分女性依然富集在农业。
可以看到，无论是文献资料的回顾，还是宏观历史数据的整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恰如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提到，“女子是农田劳动的中坚，这并不是偶然”[22]。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并非一蹴而就。在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对于小农经济的侵蚀，农村家庭就开始新一轮的家庭分工，此后，随着政策导向和家庭理性决策，女性参加农业劳动的程度不断加深。对于历史宏观数据的整理我们看到，无论是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趋势，还是三次产业间女性劳动力比重变动的比较，以及分性别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动特征，都表明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趋势已经显现。当大量男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时，女性劳动力并未实现同步转移，由于种种因素沉积在了农村，成为名义上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第二蓄水池”。
三、怎么种地？
宏观历史数据粗略地表明了我国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正在由男性向女性过渡。在此过程中，妇女是如何来适应这一角色的转变，以及在实际生产中如何来扮演好这一角色，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调研地选择
通过比较全国各地区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历史数据，我们发现，1987-2010年间，安徽省农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呈上升趋势，从47.83%上升到了51.82%，在各地区中虽然比重不是最高，但变动态势最为显著（见表3）。为此，本研究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农村妇女“怎么种地”这一问题。
2015年，课题组先后前往安徽省阜阳市迪沟镇，亳州市王市镇、庄周办事处、乐土镇、许疃镇，宿州市符篱镇、灰古镇，芜湖市孙村镇、平铺镇，安庆市义津镇、麒麟镇义津镇与麒麟镇现隶属于铜陵市枞阳县。2016年1月4日，安徽省民政厅在枞阳县城正式传达国务院国函[2015]181号和安徽省关于区划调整的实施意见，枞阳县正式划归铜陵市管辖。，黄山市海阳镇、渭桥乡，宣城市邱村镇、东亭乡等地区进行了调查。调查在农历腊月开展，此时秋收已经结束，冬小麦完成播种并已出苗，距离2016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一年中农村最为闲暇的时光，大部分村民也愿意配合我们的调查。调查过程中所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情况都通过和村民的访谈获得。
（二）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性别障碍并不明显
我们从生产资料获取、种植活动开展和粮食销售三个方面考察了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状况。
在生产资料購买环节，与国外不同，农村妇女并未遭遇性别差异化对待。Duncan对于非洲加纳研究、Deere对于拉丁美洲、Kelkar对于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都表明，由于性别歧视，妇女参与到农业生产之后往往不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生产资料，并且在生产资料获得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23-25]。性别偏见在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但并未体现在农业生产资料获取环节。农村妇女反而因为性别弱势获得了更多的便利。化肥农药经销商为了提高销量往往选择送货上门，从而减轻了农村妇女的购买负担。妇女FD2表示：“现在化肥不需要去店里买，我也不晓得买什么，打个电话就送来了，钱也可以不用给，农村人都没钱，等把粮卖了再结账”。“F”代表所在市的拼音首字母，“D”代表所在镇的拼音首字母，“2”代表所在镇妇女访谈顺序编号。下文类似情况不再说明。继续追问FD2，是否清楚农药、化肥的使用方法， 如何判断粮种的优劣？妇女的回答依然轻松：“舍得花钱就买好一点的粮种，收成也会相对好些，一般的（粮种）国家有补贴，（收成）基本差不多……化肥、农药（各家）用得都一样，老板也会介绍你怎么用，（不用看说明）俺也不识几个大字（大声笑），方便得很”。可见，农村妇女既不需要亲自搬运化肥，也不需要比较各类化肥、农药、粮种的差异，所有问题一个电话“解决”。农村妇女这种被动获得生产资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们农业科技知识不足的短板。
在作物种植环节，农村妇女性别弱势转化为实际生产“优势”的逻辑获得了延续。妇女WP1在孙村镇镇中心开了一家服装店，是调查过程中少见的未出去务工的年轻妇女。当问及家里有多少亩地、平日怎么种地、会遇到哪些困难时，WP1反映：“种地哪需要技术啊，我不会种地啊，年轻人哪有会种地的，都是老头老太在种。地是老公家的，我隔壁村的。（地）就几亩吧，分散得很，我也不清楚具体数量。大活都是男的干，男人出去了，收粮的时候会回来一段时间，有时候也不回来，那时候村里外面打工的基本都会回来。平时看别人打药我也打药，别人收割我也收割，都是机器收。到时候也（农忙时期）有人（帮工）来的，不想搞让别人搞好了，种地能有几个钱啊”。在WP1的话语体系中，传统意义上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经历已经不复存在，农民那份对于土地的热情以及唇齿相依的依赖感也被淡化。当追问“到时候有人来的”这一细节时发现，专门在农忙季节帮人种地的雇佣农在农村业已成风，雇人帮自家播种、打药、收割的妇女不在少数，个别妇女甚至全年“不下地”也完成了自家的粮食生产。可见，土地名义所有者与土地实际耕作者正在分离。从“土地三权分置”的角度来看，农民集体“所有权”没有改变，由于土地并未流转因此“承包权”与“经营权”是统一的，但实际生产中，“经营权”发生了变动，雇佣农成为了生产的最终承担者。雇佣农的兴起一方面有效解决了因人口外流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也弥补了农村妇女生产技术欠缺的短板。
在粮食销售环节，与西方国家高度市场化不同，中国政府有严格的粮食收购政策和收购价格。一般情况下，生产出来的粮食在政策庇护下并未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有效规避了滞销风险，且每年秋粮的收购价格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农村妇女享受了“只管种，不愁卖”的政策实惠。同时，从近些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无论是夏粮还是秋粮都获得了大丰收。粮食连年丰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进是粮食增产的关键，但结合安徽省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态势，至少可以说明，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农村妇女的生产参与尚未对粮食生产结果造成影响。
通过对安徽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现状的刻画看到，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男性的缺席并未给农村妇女带来明显的性别障碍，供应商送货上门以及产品辅导、男性季节性回流、生产机械化普及、农忙季节雇佣农供给、政府的粮食收购政策都有效减轻了农村妇女生产负担，使其具备独自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可能性，农业生产也尚未因为农村妇女的参与而受到影响。
综合考察“谁在种地”以及“怎么种地”，我们发现，农业生产中农村妇女的数量与价值并不统一。统计数据显示大量农村妇女滞留在农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而现实是，她们将一部分生产责任转嫁给了雇佣农。农村妇女既没有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完全投入到生产之中，与其说她们是农业生产者，不如说是田间日常管理者更为准确。季节性雇佣农在协助生产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调查中了解到，请一个雇佣农的大致成本是200元一个工作日，假设播种和收割两个农忙月份各请一天，就将增加400元的生产成本。对于田亩数量较多的家庭，需要召集更多的雇佣农，也就需要更高的人工费。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绝大部分家庭的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远远低于非农收入，雇工成本的增加则进一步压缩了农业生产利润，挤压了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份额。经济收入作为家庭决策的基石，农业生产利润的降低将消减农村妇女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四、谁愿种地？
在我国，家庭分工一直遵循着“男士优先”的性别逻辑。具备发展前景、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工作机会首先被男性占有，女性则更有可能从事本村的、技术性較差的、劳动量较小的、经济报酬较低的、劳动性质非正规的工作。“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既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羁绊，又是农村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下家庭决策的结果。那么，就农村妇女本身而言，其从事农业生产是无奈选择还是主动为之？这一问题需要分年龄结构进行讨论。
（一）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存在代际差异
总体来看，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并不强烈。当问及“是否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时，问卷结果显示，54.5%的农村妇女表示并不愿意。利用SPSS22.0软件将年龄因素与务农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两者关系显著（P=0），年龄越大者务农意愿越强。
调查中发现，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年纪大了，不种地能干嘛？人家（用人单位）也不要了。农民哪有不种地的，种了一辈子地喽。年轻人都出去了。”可见，父辈、祖辈对于土地的情感依然浓厚，特别是祖辈，在他们观念中，农民种地天经地义，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认命”的意味。调查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一部分年龄在55～60岁之间的农村妇女在访谈过程中表现出她们对于年轻人能够出去务工的羡慕，因为务工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报酬。例如，一个59岁的大妈FD3令人印象深刻，当问及“是否有务工经历时”，她笑谈到：“能出去哪有不出去的，俺2005年出去的，去年过年刚回来的，一直在工地给人洗菜做饭，俺能干的很，但是年纪实在太大了没人敢要了，俺老公比我小几岁，还在工地干呢”。在调查中我们希望与30周岁以下年轻农村妇女进行交流，遗憾的是，几乎没有遇到30周岁以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妇女。从父辈和祖辈的口中获知，年轻人对土地没有什么情感，“没人（年轻人）会种地，没下过地怎么会种地”。可以推测，当拥有务工经历之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的鲜明落差会进一步削弱年轻妇女的农村生产意愿。 （二）农业生产意愿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考察务农意愿代际差异的原因发现，经济因素与职业理念是两大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作用于父辈，后者主要作用于子辈。
从家庭经济层面来看，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其在家庭收入份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农业作为兜底保障效应的作用在逐步减弱。大部分中年妇女表示：“种地赚不了钱，一年到头种了三四亩地，几千块钱，能干吗呢？”课题组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获得，一亩地以一季稻与一季麦来计算，除去粮种、农药、化肥、人工费等生产成本，加上政府补贴，一年纯收入在2 400元人民币左右。可见，若非承包大户，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光靠土地根本难以为继生活，农民“靠地吃饭”的日子渐行渐远。当农业收入在家庭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家庭对待农业生产的态度自然会发生转变。问卷分析表明，有83%的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不超过50%；将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与农业生产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发现（P=0），在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高的家庭中，妇女的农业生产意愿更加强烈，反之则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从职业理念来看，年龄在20至35周岁的农村妇女们 “拼命”希望摆脱农民这一身份烙印，种地在她们的观念中被视为“没出息”，她们的父辈和祖辈也不希望她们继续务农。调查过程中很少遇到这一年龄段的农村妇女，即便遇到，她们也只是回家婚嫁、生小孩等，并且一旦完成这些“人生任务”就会再出去务工。一位正在坐月子的妇女WS1谈到：“我们这一辈哪有会种地的，反正我是没看着过，不会读书的20不到早就出去了……父母那么辛苦把我们供到大也不希望我们再回到农村啊。”当问及“如果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相当，是否会选择务农”这一问题时，她提到：“那也不会回来，城市生活多好啊。说难听点，农村赚了钱都没有地方花……反正我只要在外面饿不死是不想回来了”。
因此，可以把农村妇女种地意愿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祖辈对于土地有较深厚的情感，种地意愿强烈，特别是高于70岁的农村妇女，她们“死心塌地”地扎根于土地；第二，父辈基本属于“兼农兼业”状态，并未完全放弃农业生产，随着农业收入比重逐渐降低，种地对于她们似乎成为了“鸡肋”；第三，子辈则几乎不存在务农意愿，一方面她们缺乏农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是对于农民身份缺乏认同感，在接触城市生活之后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排斥感。如此来看，“谁愿种地”这一问题基本可以获得清晰回答，从务农主体来看，中年和老年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群体，年轻妇女则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队伍，农业女性化与农业老龄化相伴存在；从务农意愿来看，真正愿意种地的只有那些长期被土地束缚的老年妇女。
五、谁来种地？
孟德拉斯以法国为样本，在研究欧洲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看到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逐渐在法国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伴随“农民的终结”，传统农业文明也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褪色[26]。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性别结构的跨时代性变动是否是农村衰落的一个信号呢？事实上，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变动并非仅限于性别领域，若将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纳入研究视野，农业劳动力可持续问题将更加严峻。
（一）农业劳动力潜在断层危机
从劳动力年龄角度来看，第一代农民工本文主要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农民工新老更替过程中，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务工经历并未给他们带来扎根城市的资本。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农业生产的老龄化、农业技术的落后化和农业劳动力的弱质化。与此同时，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并不会因为劳动力回流而有所改善。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家庭而言，光靠种地难以为继生活的窘境仍将继续。此时，为了家庭发展，回流的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兼业”。“礼拜天农民”在现阶段以及未来可能成为“潮流”，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主业，而成为了副业。劳动力的回流只是人口流动的一小部分，农村往城镇输血的过程还在继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会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缺乏、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农业生产情感的淡漠、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城镇接纳壁垒的降低等因素，而想竭力留在城市，从而排斥农村生活、放弃农业生产呢？是否会因为农民这一职业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想極力避免自己是“农民”的身份呢？中国农业劳动力是否会出现断层危机呢？中国农业生产会后继无人吗[27]？
这些思考并非“杞人忧天”。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曾遭遇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从而带来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与老龄化，农业生产活力逐步丧失的困局。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力结构与我国当前十分相似。196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中女性占到60%，到了1976年则上升到了62%[28]；与此同时，农业兼业化在日本十分普遍，1960年兼业户占全部农户的34%，到了197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9%[29]。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动。例如，出台农业基本法，重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推行家庭经营协议，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社会自发成立各类农协组织，实现互帮互助；推行农业技术改良普及工作，增加农业生产者农业科技知识；发展农业教育工作来应对农业女性化、高龄化与兼业化，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等等[30-31]。如今，虽然农业劳动力结构并未出现本质改变，但日本已经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仅是日本，希腊、中国台湾等也从农业劳动力输入角度来激发农业生产活力，主体思路是政府出资鼓励和培训一批青壮年回流到农村，从而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2-33]。农业后继者培养工程为我国农业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
（二）农业劳动力可持续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发展中最为活跃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保证农业发展中有充足的高质量劳动力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农业劳动力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切实增加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她们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此，建议从“节流”与“开源”两个方面来确保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活力。一方面，从“节流”来看，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确保“耕者守其田”。鼓励“耕者守其田”并非逆经济运行规律而行来限制农村劳动力外流，而是通过政策实惠与政策禁令提升农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坚持耕地保护国策，对于闲置、弃种、撂荒等现象予以嚴厉禁止。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提高粮种、田亩补贴，探索化肥、农药补贴，稳定农产品销售市场，稳步提升粮食收购价格，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收益。
另一方面，从“开源”来看，让一部分“想种地”“愿种地”“能种地”的劳动力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队伍，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鼓励“半农半读”的就近职业培训方式，培育职业化、专业化农民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求。政府可以举办农村青年农业技术培训班，对于农村地区小学、初中毕业或者肄业的青年劳动力优先考虑，既解决了他们未来就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农家子弟择优保送至农业类技校、高校，要求毕业后反哺农村，指导生产；对于那些承包大户、季节性雇佣农、回流后致力于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志向于农村服务的高校学生等等，也纳入农业后备军之中。
最后，不可述略的是，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在我国一直受到社会尊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金钱成为衡量一个职业优劣的标准，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地位“一落千丈”。要为农业转型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在新的经济运行环境下，营造重视农业、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也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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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性别结构；农业女性化；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104-09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印发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中强调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农田永续利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珍视耕地资源，也要重视人口资源，农业劳动力持续、优质、充足的供应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发生了一些令人深省的变动。家庭中的女性代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改变了千百年来男性主导农业的生产格局，学界生动地称之为“农业女性化”。至于“何谓农业女性化”问题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回答。一般认为，农业女性化是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男性逐渐从传统农业部门中抽离出来转向非农领域，而女性接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主体的社会经济与社会人口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学界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及其后果进行了反思。高小贤的研究表明，1978-1988年我国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女性劳动力大约在3 300万左右，远低于男性，认为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其既限制了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也掣肘了中国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进程[1]。金一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的职业分化，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高龄化与低素质化已经初现端倪[2]；但农村妇女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她们只是承担了日常田间管理的责任，并未从男性手中接过农业生产决策权与主导权的“接力棒”[3]。孟宪范则认为9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占到了60%～70%，是劳动性别分工的递补效应把农村妇女推向了农业生产的主角位置，农业女性化减弱了她们对男性的依附，有助于妇女潜能的发挥与独立人格的发展[4]。
2009年，朱启臻基于对山东、山西、河北、四川、重庆、陕西、黑龙江等10省20个村的调研资料，认为目前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妇女和老人，并明确指出依靠妇女和老人对土地的感情难以维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农业安全构成潜在威胁[5]。2015年，成德宁利用2003-2012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和2006年全国农业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性别比和农业从业人员性别比发现，我国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主产区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6]。张林秀等学者也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农村妇女接管家庭农业生产的现象，认为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 or labor feminization）还是农业生产管理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farm management or managerial feminization）在中国大陆都十分明显，但是农业女性化并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7-12]。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劳动性别分工调整致使大量农村妇女接替男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妇女发展、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是：第一，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否遭遇了性别障碍？她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第二，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以获得更高经济报酬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是否愿意长期坚守农田呢？第三，伴随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已经凸显，未来谁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力量？本研究利用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87-200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6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结合2014年末至2015年初安徽省调查资料，分析了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整体趋势，探讨了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现状、农业生产意愿和农业生产态度，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动问题给出了一些思考。
二、谁在种地？
（一）妇女农业参与的历史简溯
中国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烙印，务农早已不是男性专利，严格意义上“男耕女织”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20世纪初期就被打破。遗憾的是，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妇女农业劳动和性别分工的记录并不丰富，“中国妇女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对妇女劳动特殊性的研究并不多见”[13]。
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两性配合生产的图景，男性除了种地以外从事最多的职业是织布，女性则“除室内家事外多半在田间与男子一同工作”“除家事及田间工作的主要工作外，其次工作有多种手工业”[14]。美国学者黄宗智在小农经济的框架下系统地讨论了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家庭在商品化入侵背景下性别分工情况，无论是华北农村还是长三角农村，农村妇女是否参与农业劳作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贫农家的妇女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不投入农业生产或终日纺纱，中农和富农家的妇女则很少干农活[15，16]。加拿大人类学家宝森在观察云南禄村社会变迁中发现，晚清时期由于传统经济遭遇现代工商经济的侵扰，在家庭经济压力下，即使裹了脚的女性也不得不走出家门走向农田，而男性则进行迁移转入非农部门以寻得新的经济来源[17]。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调查华南农村生产及经济状况时感慨：“妇女劳动力在用于土地的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异常之大，即使在妇女从事田间劳动已成惯例的那些地区也是如此”[18]。新中国成立之后，当50年代初期政府号召和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时，三年间就有占农村适龄妇女总数60%的人走向田间；随着人民公社（1958-1978）的普及，农村婦女参加农业劳动的规模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据统计，1964年，每一个生产队有近95%的适龄（16～61岁）农村妇女都投入到生产之中[19]。“文革”期间，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策鼓舞下，两性生理差异被极大缩小，妇女参与社会生产达到了顶峰，高小贤笔下的“银花赛”和金一虹笔下的“铁姑娘”就是很好的范例[20-21]。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此时正值城乡政策的新一轮调整从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采取从“鼓励进城”到“严格控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逐渐采取从“允许流动”到“公平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进入新世纪之后，政策开始转向鼓励、引导及宏观调控下的有序管理。，随着城乡流通壁垒被逐渐打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东南沿海城市寻求非农就业，以填补因农业比较效益低下而形成的城乡收入鸿沟，流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致使越来越多的妇女被滞留在农村，“男工女耕”成为当时农村家庭分工的主流。 （二）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女性化趋势凸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数据清晰地刻画了农村妇女不断沉积在农业领域的事实。表1显示， 从1982、1990、2000、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大陆农业就业人口为了表达统一，在表1中使用了“第一产业”。本文若无特殊说明，农业、农林牧渔业、第一产业三者所涵盖的劳动力范畴一致。同时，不同年份的普查资料对于第一产业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本文统一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关于“第一产业”的界定。中女性比重分别为46.24%、47.48%、48.57%、49.22%，近30年间上升了2.98%，若继续保持这一上升趋势，下一次普查时，农业劳动力中女性的绝对数量将超越男性。从1996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来看，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从业人员为4.34亿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48.39%和51.61%；到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从业人员下降到了3.42亿人，而女性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却上升了1.61个百分点，达到了53.22%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第二部分“农业普查单位基本情况”中“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及从业人员”；《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卷）》第三部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状况”中“各地区按性别分的住户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此外，农业普查与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因此女性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比重统计的结果并不一致，但是不影响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整体变动趋势的判断。。
观察表1发现，在任何一个普查年份和1%抽样调查年份，第一产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始终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总就业比重。第二产业和总就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相较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保持稳定，变动幅度较小，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则持续增加，其中，第三产业女性劳动力比重上升幅度最大。进一步比较第一产业与总就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变动态势看到，两者差值正在逐步扩大，从1982年的2.55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10年的4.56百分点。由此推测，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劳动力整体规模下降的宏观环境下，一方面，女性农业劳动力农转非的滞后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从而抬升了第一产业女性劳动力比重，另一方面，市场上原先已有的一部分女性农业劳动力流入了第三产业，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女性劳动力也倾向于第三产业，导致第三产业女性劳动力比重迅速上升。但是，第一产业仍然是女性的主要就业渠道。
同时，分性别就业人口数据显示（见表2），女性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始终高于男性。其中，男性从1982年的70.32%下降到2010年的44.16%，下降幅度为26.16%，女性从1982年的77.97%下降到2010年的53.05%，下降幅度为24.92%，低于男性1.24个百分点。此外，两性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差值存在扩大趋势，从1990年的7.65%扩大到2010年的8.89%。这意味着，与男性相比，女性非农转移速度更慢，当大部分男性已经转移进入非农部门时，大部分女性依然富集在农业。
可以看到，无论是文献资料的回顾，还是宏观历史数据的整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恰如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提到，“女子是农田劳动的中坚，这并不是偶然”[22]。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并非一蹴而就。在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对于小农经济的侵蚀，农村家庭就开始新一轮的家庭分工，此后，随着政策导向和家庭理性决策，女性参加农业劳动的程度不断加深。对于历史宏观数据的整理我们看到，无论是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趋势，还是三次产业间女性劳动力比重变动的比较，以及分性别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动特征，都表明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趋势已经显现。当大量男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时，女性劳动力并未实现同步转移，由于种种因素沉积在了农村，成为名义上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第二蓄水池”。
三、怎么种地？
宏观历史数据粗略地表明了我国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正在由男性向女性过渡。在此过程中，妇女是如何来适应这一角色的转变，以及在实际生产中如何来扮演好这一角色，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调研地选择
通过比较全国各地区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历史数据，我们发现，1987-2010年间，安徽省农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呈上升趋势，从47.83%上升到了51.82%，在各地区中虽然比重不是最高，但变动态势最为显著（见表3）。为此，本研究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农村妇女“怎么种地”这一问题。
2015年，课题组先后前往安徽省阜阳市迪沟镇，亳州市王市镇、庄周办事处、乐土镇、许疃镇，宿州市符篱镇、灰古镇，芜湖市孙村镇、平铺镇，安庆市义津镇、麒麟镇义津镇与麒麟镇现隶属于铜陵市枞阳县。2016年1月4日，安徽省民政厅在枞阳县城正式传达国务院国函[2015]181号和安徽省关于区划调整的实施意见，枞阳县正式划归铜陵市管辖。，黄山市海阳镇、渭桥乡，宣城市邱村镇、东亭乡等地区进行了调查。调查在农历腊月开展，此时秋收已经结束，冬小麦完成播种并已出苗，距离2016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一年中农村最为闲暇的时光，大部分村民也愿意配合我们的调查。调查过程中所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情况都通过和村民的访谈获得。
（二）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性别障碍并不明显
我们从生产资料获取、种植活动开展和粮食销售三个方面考察了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状况。
在生产资料購买环节，与国外不同，农村妇女并未遭遇性别差异化对待。Duncan对于非洲加纳研究、Deere对于拉丁美洲、Kelkar对于印度和孟加拉的研究都表明，由于性别歧视，妇女参与到农业生产之后往往不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生产资料，并且在生产资料获得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23-25]。性别偏见在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但并未体现在农业生产资料获取环节。农村妇女反而因为性别弱势获得了更多的便利。化肥农药经销商为了提高销量往往选择送货上门，从而减轻了农村妇女的购买负担。妇女FD2表示：“现在化肥不需要去店里买，我也不晓得买什么，打个电话就送来了，钱也可以不用给，农村人都没钱，等把粮卖了再结账”。“F”代表所在市的拼音首字母，“D”代表所在镇的拼音首字母，“2”代表所在镇妇女访谈顺序编号。下文类似情况不再说明。继续追问FD2，是否清楚农药、化肥的使用方法， 如何判断粮种的优劣？妇女的回答依然轻松：“舍得花钱就买好一点的粮种，收成也会相对好些，一般的（粮种）国家有补贴，（收成）基本差不多……化肥、农药（各家）用得都一样，老板也会介绍你怎么用，（不用看说明）俺也不识几个大字（大声笑），方便得很”。可见，农村妇女既不需要亲自搬运化肥，也不需要比较各类化肥、农药、粮种的差异，所有问题一个电话“解决”。农村妇女这种被动获得生产资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们农业科技知识不足的短板。
在作物种植环节，农村妇女性别弱势转化为实际生产“优势”的逻辑获得了延续。妇女WP1在孙村镇镇中心开了一家服装店，是调查过程中少见的未出去务工的年轻妇女。当问及家里有多少亩地、平日怎么种地、会遇到哪些困难时，WP1反映：“种地哪需要技术啊，我不会种地啊，年轻人哪有会种地的，都是老头老太在种。地是老公家的，我隔壁村的。（地）就几亩吧，分散得很，我也不清楚具体数量。大活都是男的干，男人出去了，收粮的时候会回来一段时间，有时候也不回来，那时候村里外面打工的基本都会回来。平时看别人打药我也打药，别人收割我也收割，都是机器收。到时候也（农忙时期）有人（帮工）来的，不想搞让别人搞好了，种地能有几个钱啊”。在WP1的话语体系中，传统意义上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经历已经不复存在，农民那份对于土地的热情以及唇齿相依的依赖感也被淡化。当追问“到时候有人来的”这一细节时发现，专门在农忙季节帮人种地的雇佣农在农村业已成风，雇人帮自家播种、打药、收割的妇女不在少数，个别妇女甚至全年“不下地”也完成了自家的粮食生产。可见，土地名义所有者与土地实际耕作者正在分离。从“土地三权分置”的角度来看，农民集体“所有权”没有改变，由于土地并未流转因此“承包权”与“经营权”是统一的，但实际生产中，“经营权”发生了变动，雇佣农成为了生产的最终承担者。雇佣农的兴起一方面有效解决了因人口外流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也弥补了农村妇女生产技术欠缺的短板。
在粮食销售环节，与西方国家高度市场化不同，中国政府有严格的粮食收购政策和收购价格。一般情况下，生产出来的粮食在政策庇护下并未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有效规避了滞销风险，且每年秋粮的收购价格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农村妇女享受了“只管种，不愁卖”的政策实惠。同时，从近些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无论是夏粮还是秋粮都获得了大丰收。粮食连年丰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进是粮食增产的关键，但结合安徽省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变动态势，至少可以说明，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农村妇女的生产参与尚未对粮食生产结果造成影响。
通过对安徽省农村妇女农业生产现状的刻画看到，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男性的缺席并未给农村妇女带来明显的性别障碍，供应商送货上门以及产品辅导、男性季节性回流、生产机械化普及、农忙季节雇佣农供给、政府的粮食收购政策都有效减轻了农村妇女生产负担，使其具备独自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可能性，农业生产也尚未因为农村妇女的参与而受到影响。
综合考察“谁在种地”以及“怎么种地”，我们发现，农业生产中农村妇女的数量与价值并不统一。统计数据显示大量农村妇女滞留在农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而现实是，她们将一部分生产责任转嫁给了雇佣农。农村妇女既没有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完全投入到生产之中，与其说她们是农业生产者，不如说是田间日常管理者更为准确。季节性雇佣农在协助生产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调查中了解到，请一个雇佣农的大致成本是200元一个工作日，假设播种和收割两个农忙月份各请一天，就将增加400元的生产成本。对于田亩数量较多的家庭，需要召集更多的雇佣农，也就需要更高的人工费。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绝大部分家庭的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远远低于非农收入，雇工成本的增加则进一步压缩了农业生产利润，挤压了农业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份额。经济收入作为家庭决策的基石，农业生产利润的降低将消减农村妇女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四、谁愿种地？
在我国，家庭分工一直遵循着“男士优先”的性别逻辑。具备发展前景、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工作机会首先被男性占有，女性则更有可能从事本村的、技术性較差的、劳动量较小的、经济报酬较低的、劳动性质非正规的工作。“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既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羁绊，又是农村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下家庭决策的结果。那么，就农村妇女本身而言，其从事农业生产是无奈选择还是主动为之？这一问题需要分年龄结构进行讨论。
（一）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存在代际差异
总体来看，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并不强烈。当问及“是否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时，问卷结果显示，54.5%的农村妇女表示并不愿意。利用SPSS22.0软件将年龄因素与务农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两者关系显著（P=0），年龄越大者务农意愿越强。
调查中发现，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年纪大了，不种地能干嘛？人家（用人单位）也不要了。农民哪有不种地的，种了一辈子地喽。年轻人都出去了。”可见，父辈、祖辈对于土地的情感依然浓厚，特别是祖辈，在他们观念中，农民种地天经地义，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认命”的意味。调查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一部分年龄在55～60岁之间的农村妇女在访谈过程中表现出她们对于年轻人能够出去务工的羡慕，因为务工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报酬。例如，一个59岁的大妈FD3令人印象深刻，当问及“是否有务工经历时”，她笑谈到：“能出去哪有不出去的，俺2005年出去的，去年过年刚回来的，一直在工地给人洗菜做饭，俺能干的很，但是年纪实在太大了没人敢要了，俺老公比我小几岁，还在工地干呢”。在调查中我们希望与30周岁以下年轻农村妇女进行交流，遗憾的是，几乎没有遇到30周岁以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妇女。从父辈和祖辈的口中获知，年轻人对土地没有什么情感，“没人（年轻人）会种地，没下过地怎么会种地”。可以推测，当拥有务工经历之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的鲜明落差会进一步削弱年轻妇女的农村生产意愿。 （二）农业生产意愿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
进一步考察务农意愿代际差异的原因发现，经济因素与职业理念是两大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作用于父辈，后者主要作用于子辈。
从家庭经济层面来看，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其在家庭收入份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农业作为兜底保障效应的作用在逐步减弱。大部分中年妇女表示：“种地赚不了钱，一年到头种了三四亩地，几千块钱，能干吗呢？”课题组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获得，一亩地以一季稻与一季麦来计算，除去粮种、农药、化肥、人工费等生产成本，加上政府补贴，一年纯收入在2 400元人民币左右。可见，若非承包大户，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光靠土地根本难以为继生活，农民“靠地吃饭”的日子渐行渐远。当农业收入在家庭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家庭对待农业生产的态度自然会发生转变。问卷分析表明，有83%的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不超过50%；将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与农业生产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发现（P=0），在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高的家庭中，妇女的农业生产意愿更加强烈，反之则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从职业理念来看，年龄在20至35周岁的农村妇女们 “拼命”希望摆脱农民这一身份烙印，种地在她们的观念中被视为“没出息”，她们的父辈和祖辈也不希望她们继续务农。调查过程中很少遇到这一年龄段的农村妇女，即便遇到，她们也只是回家婚嫁、生小孩等，并且一旦完成这些“人生任务”就会再出去务工。一位正在坐月子的妇女WS1谈到：“我们这一辈哪有会种地的，反正我是没看着过，不会读书的20不到早就出去了……父母那么辛苦把我们供到大也不希望我们再回到农村啊。”当问及“如果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相当，是否会选择务农”这一问题时，她提到：“那也不会回来，城市生活多好啊。说难听点，农村赚了钱都没有地方花……反正我只要在外面饿不死是不想回来了”。
因此，可以把农村妇女种地意愿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祖辈对于土地有较深厚的情感，种地意愿强烈，特别是高于70岁的农村妇女，她们“死心塌地”地扎根于土地；第二，父辈基本属于“兼农兼业”状态，并未完全放弃农业生产，随着农业收入比重逐渐降低，种地对于她们似乎成为了“鸡肋”；第三，子辈则几乎不存在务农意愿，一方面她们缺乏农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是对于农民身份缺乏认同感，在接触城市生活之后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排斥感。如此来看，“谁愿种地”这一问题基本可以获得清晰回答，从务农主体来看，中年和老年妇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群体，年轻妇女则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队伍，农业女性化与农业老龄化相伴存在；从务农意愿来看，真正愿意种地的只有那些长期被土地束缚的老年妇女。
五、谁来种地？
孟德拉斯以法国为样本，在研究欧洲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看到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逐渐在法国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伴随“农民的终结”，传统农业文明也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褪色[26]。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性别结构的跨时代性变动是否是农村衰落的一个信号呢？事实上，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变动并非仅限于性别领域，若将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纳入研究视野，农业劳动力可持续问题将更加严峻。
（一）农业劳动力潜在断层危机
从劳动力年龄角度来看，第一代农民工本文主要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农民工新老更替过程中，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务工经历并未给他们带来扎根城市的资本。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农业生产的老龄化、农业技术的落后化和农业劳动力的弱质化。与此同时，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并不会因为劳动力回流而有所改善。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家庭而言，光靠种地难以为继生活的窘境仍将继续。此时，为了家庭发展，回流的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兼业”。“礼拜天农民”在现阶段以及未来可能成为“潮流”，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主业，而成为了副业。劳动力的回流只是人口流动的一小部分，农村往城镇输血的过程还在继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会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缺乏、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农业生产情感的淡漠、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城镇接纳壁垒的降低等因素，而想竭力留在城市，从而排斥农村生活、放弃农业生产呢？是否会因为农民这一职业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想極力避免自己是“农民”的身份呢？中国农业劳动力是否会出现断层危机呢？中国农业生产会后继无人吗[27]？
这些思考并非“杞人忧天”。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曾遭遇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从而带来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与老龄化，农业生产活力逐步丧失的困局。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劳动力结构与我国当前十分相似。1965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中女性占到60%，到了1976年则上升到了62%[28]；与此同时，农业兼业化在日本十分普遍，1960年兼业户占全部农户的34%，到了197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9%[29]。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动。例如，出台农业基本法，重视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推行家庭经营协议，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社会自发成立各类农协组织，实现互帮互助；推行农业技术改良普及工作，增加农业生产者农业科技知识；发展农业教育工作来应对农业女性化、高龄化与兼业化，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等等[30-31]。如今，虽然农业劳动力结构并未出现本质改变，但日本已经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仅是日本，希腊、中国台湾等也从农业劳动力输入角度来激发农业生产活力，主体思路是政府出资鼓励和培训一批青壮年回流到农村，从而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2-33]。农业后继者培养工程为我国农业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
（二）农业劳动力可持续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发展中最为活跃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保证农业发展中有充足的高质量劳动力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农业劳动力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切实增加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她们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此，建议从“节流”与“开源”两个方面来确保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活力。一方面，从“节流”来看，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确保“耕者守其田”。鼓励“耕者守其田”并非逆经济运行规律而行来限制农村劳动力外流，而是通过政策实惠与政策禁令提升农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坚持耕地保护国策，对于闲置、弃种、撂荒等现象予以嚴厉禁止。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提高粮种、田亩补贴，探索化肥、农药补贴，稳定农产品销售市场，稳步提升粮食收购价格，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收益。
另一方面，从“开源”来看，让一部分“想种地”“愿种地”“能种地”的劳动力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队伍，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鼓励“半农半读”的就近职业培训方式，培育职业化、专业化农民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求。政府可以举办农村青年农业技术培训班，对于农村地区小学、初中毕业或者肄业的青年劳动力优先考虑，既解决了他们未来就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农家子弟择优保送至农业类技校、高校，要求毕业后反哺农村，指导生产；对于那些承包大户、季节性雇佣农、回流后致力于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志向于农村服务的高校学生等等，也纳入农业后备军之中。
最后，不可述略的是，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在我国一直受到社会尊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金钱成为衡量一个职业优劣的标准，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导致农民地位“一落千丈”。要为农业转型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在新的经济运行环境下，营造重视农业、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也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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