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唐朝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辉煌的顶点。其政治体系、宗教礼仪、诗词歌赋等方方面面都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不仅对中华民族后世影响深远，更是作为亚洲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辐射至周边各国。其中，从同时期的日本奈良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许多唐朝长安文化的影子。本文将重点放于古典文献，从史料撰写与古典文学两方面简述唐朝长安文化对日本奈良文化的影响。
自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至755年，因其稳定的政治局势、手工业技术与商业的发展、开明和睦的民族政策等一系列原因，其文化繁荣程度达到了一个高潮，在当时整个世界上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长安作为唐朝都城，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唐代精神文化的缩影与代表，甚至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此时，唐朝实行开放兼容的对外政策，积极与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一、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
自公元630年以来，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5次，学习中国先进文化，而唐朝也派遣使节团出使日本十余次，对推动日本社会发展与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频繁的交流背景下，日本前后出现了多个深受唐朝文化影响的时期，如白凤文化、天平文化、平安文化等。作为中日交流最为频繁的奈良时期（710-794年），即唐中宗景龙四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年，其受以长安为代表的盛唐文化影响最盛，交互性也最为明显。
同时，就日本本身而言，奈良时代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渡的时期，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上都缺乏切实可行的经验，急需一个优秀的效仿对象。唐朝此时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日本犹如海绵吸水一般，饥渴地吸收着来自大唐的先进文化与丰厚经验，呈现出近乎完全照搬的学习态势。小到文字美术、诗歌音乐，大到法律法规，政治制度等，都是对大唐长安文化的充分吸收引进与利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文化就在日本国土上落地生根，开始了独特的发展。
这种对大唐长安文化的吸收利用在奈良时期古典文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从奈良时期开始，日本的官方撰史与古典文学开始成型，其文明进程与民族意识都迈出了一大步，是日本文化第一次出现了全面昌盛的局面。
二、长安文化对奈良文化修史撰书方面的影响
中国自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来，就有了官方赦令编撰史书的传统与文化。而在唐代，书籍印制技术堪称世界顶尖，无论是高堂庙宇，还是市井集市，书籍都能广泛流传。而在接见外邦来使或出使异域时，出赠官修史撰都是展现国力昌盛、国泰民安的重要手段。对于日本使节来说，得到唐皇赐予的史书并回国呈于天皇，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表达忠心、加官进爵的重要途径。同时，日本国内正处于制度变迁、时代改革的重要时期，急需学习强盛唐朝的先进经验，也会主动索求书籍阅读学习，或邀请唐朝学士文人前往日本进行知识的讲授。
在奈良时代以前，日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修史，而在大唐长安文化传入影响下，这一时期，日本诞生了最早的六部古代官修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这六本史书都是在政府支持下利用官方资料编撰而成的，在后世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正史。
无论是史书体制、编撰格式还是史学思维、语言风格等，在《六国史》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继承唐代撰史的痕迹。其中，《日本书纪》全篇用汉文书写，语言风格高雅精简，又被誉为“日本之《史记》”。此书不仅体例模仿中国“帝纪”之体制，甚至多处引用甚至照搬中国史书中的文字。例如，《日本书纪》中“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稻斛银钱一文，牛羊被野”一句与《后汉书·明帝纪》中的“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一般无二。又如，《日本书纪》中描写天皇高大光辉形象时，也引用了《后汉书》中描写汉明帝的句子“曰晏做朝，幽枉必达”。其中，某些古時的神话传说更改人名、地名后，几乎与中国古代神话相差无几。
这种从体例到文辞的模仿，不仅是因为唐代史书编撰文化本身体制的优越便捷，也是因为当时唐朝国力强盛，世所罕见，日本也想借此向外界传达吹捧自身的强势与开明。
除了官方正史的编写，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也大都很注重国内各地的风土民俗。唐朝包括前代各朝，都会在全国各地下设专门的机构用以纪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编撰成册，递交中央。皇帝通过阅读这类地理图志，可以有效了解社会基层动向，更便捷高效进行管理。奈良时代的日本也效仿这一做法，编撰了《风土记》。此书也通篇运用汉文或变体汉文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了日本各地方地名的由来、产物与耕地情况以及旧闻轶事等。其成为日本统治者了解各地民情，巩固统治权威的重要手段。
三、长安文化对奈良文化文学发展方面的影响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在日本文学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对此后日本本土诗歌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相当于《诗经》在中国的地位。此书也成于奈良时期，其内容涉及范围极广，包括四季风物、旅行宴会、亲朋交互、离别缅怀等。作者从皇亲国戚到浪人乞丐，囊括了当时日本各个阶层的人士。
后人评价《万叶集》的意义时，重点强调了它脱离了中国诗歌的桎梏，利用日本本土的方式，将繁杂的古歌谣发展为定型的民族化的诗歌。但是，这都是以其大量学习消化中华文化，承袭唐朝诗歌为前提的。其多借用汉诗题材、形式以及分类，利用汉字作为注音标注，甚至收编了部分汉诗。
奈良时期，“唐风文化”在日本各阶层中都十分盛行，贵族们以效仿唐文化作为身份的象征之一。当时的唐朝流行在各个重要的场合或节令进行赋诗吟咏，而多才善表的文人官员往往更容易受到皇帝的青睐，这一风气也随着中日使节团的相互交流传入了日本。《续日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壬寅，文人二百十二人上‘玉来诗赋’，随其等第，赐禄有差。”朝廷将诗歌评选与官员赏赐挂钩，成为官员加官进爵的重要凭据。同时，也将赋诗歌咏活动作为奈良时代各个传统节日的必备活动，使得整个奈良时代都弥漫着重文重诗的文化氛围。
在中国，文学作品历来都会被统治者用作维护政权，宣扬教化。奈良时代的日本也学习这一方式，通过文学手段进行思想统治。比如，成书于公元751年的《怀风藻》，其序文中就有“调风化俗，莫尚於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瀚垂文，贤臣献颂”的描述，体现了统治者以文化治国的政治目的。
四、结语
古典文献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大事与变迁，也从其体例手法上展示了当时的政治形态与思想观念。通过阅读研究奈良时期日本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大量唐朝长安文化的影子，这反映了当时两个频繁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关系。同时，从结果上来看，中华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在当时的影响上是十分有益的，不仅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昌盛的奈良时代，还为后续日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所谓“相柔千里亦同风”，进一步研究古代中日两国的相互交流影响对促进如今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共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哈尔滨金融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7月30日绥化学院“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KYYWF102361901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苏佳（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日语教育、日本文化。
自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至755年，因其稳定的政治局势、手工业技术与商业的发展、开明和睦的民族政策等一系列原因，其文化繁荣程度达到了一个高潮，在当时整个世界上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长安作为唐朝都城，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唐代精神文化的缩影与代表，甚至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此时，唐朝实行开放兼容的对外政策，积极与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一、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
自公元630年以来，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5次，学习中国先进文化，而唐朝也派遣使节团出使日本十余次，对推动日本社会发展与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频繁的交流背景下，日本前后出现了多个深受唐朝文化影响的时期，如白凤文化、天平文化、平安文化等。作为中日交流最为频繁的奈良时期（710-794年），即唐中宗景龙四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年，其受以长安为代表的盛唐文化影响最盛，交互性也最为明显。
同时，就日本本身而言，奈良时代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渡的时期，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上都缺乏切实可行的经验，急需一个优秀的效仿对象。唐朝此时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日本犹如海绵吸水一般，饥渴地吸收着来自大唐的先进文化与丰厚经验，呈现出近乎完全照搬的学习态势。小到文字美术、诗歌音乐，大到法律法规，政治制度等，都是对大唐长安文化的充分吸收引进与利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文化就在日本国土上落地生根，开始了独特的发展。
这种对大唐长安文化的吸收利用在奈良时期古典文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从奈良时期开始，日本的官方撰史与古典文学开始成型，其文明进程与民族意识都迈出了一大步，是日本文化第一次出现了全面昌盛的局面。
二、长安文化对奈良文化修史撰书方面的影响
中国自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来，就有了官方赦令编撰史书的传统与文化。而在唐代，书籍印制技术堪称世界顶尖，无论是高堂庙宇，还是市井集市，书籍都能广泛流传。而在接见外邦来使或出使异域时，出赠官修史撰都是展现国力昌盛、国泰民安的重要手段。对于日本使节来说，得到唐皇赐予的史书并回国呈于天皇，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表达忠心、加官进爵的重要途径。同时，日本国内正处于制度变迁、时代改革的重要时期，急需学习强盛唐朝的先进经验，也会主动索求书籍阅读学习，或邀请唐朝学士文人前往日本进行知识的讲授。
在奈良时代以前，日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修史，而在大唐长安文化传入影响下，这一时期，日本诞生了最早的六部古代官修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这六本史书都是在政府支持下利用官方资料编撰而成的，在后世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正史。
无论是史书体制、编撰格式还是史学思维、语言风格等，在《六国史》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继承唐代撰史的痕迹。其中，《日本书纪》全篇用汉文书写，语言风格高雅精简，又被誉为“日本之《史记》”。此书不仅体例模仿中国“帝纪”之体制，甚至多处引用甚至照搬中国史书中的文字。例如，《日本书纪》中“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稻斛银钱一文，牛羊被野”一句与《后汉书·明帝纪》中的“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一般无二。又如，《日本书纪》中描写天皇高大光辉形象时，也引用了《后汉书》中描写汉明帝的句子“曰晏做朝，幽枉必达”。其中，某些古時的神话传说更改人名、地名后，几乎与中国古代神话相差无几。
这种从体例到文辞的模仿，不仅是因为唐代史书编撰文化本身体制的优越便捷，也是因为当时唐朝国力强盛，世所罕见，日本也想借此向外界传达吹捧自身的强势与开明。
除了官方正史的编写，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也大都很注重国内各地的风土民俗。唐朝包括前代各朝，都会在全国各地下设专门的机构用以纪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编撰成册，递交中央。皇帝通过阅读这类地理图志，可以有效了解社会基层动向，更便捷高效进行管理。奈良时代的日本也效仿这一做法，编撰了《风土记》。此书也通篇运用汉文或变体汉文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了日本各地方地名的由来、产物与耕地情况以及旧闻轶事等。其成为日本统治者了解各地民情，巩固统治权威的重要手段。
三、长安文化对奈良文化文学发展方面的影响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在日本文学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对此后日本本土诗歌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相当于《诗经》在中国的地位。此书也成于奈良时期，其内容涉及范围极广，包括四季风物、旅行宴会、亲朋交互、离别缅怀等。作者从皇亲国戚到浪人乞丐，囊括了当时日本各个阶层的人士。
后人评价《万叶集》的意义时，重点强调了它脱离了中国诗歌的桎梏，利用日本本土的方式，将繁杂的古歌谣发展为定型的民族化的诗歌。但是，这都是以其大量学习消化中华文化，承袭唐朝诗歌为前提的。其多借用汉诗题材、形式以及分类，利用汉字作为注音标注，甚至收编了部分汉诗。
奈良时期，“唐风文化”在日本各阶层中都十分盛行，贵族们以效仿唐文化作为身份的象征之一。当时的唐朝流行在各个重要的场合或节令进行赋诗吟咏，而多才善表的文人官员往往更容易受到皇帝的青睐，这一风气也随着中日使节团的相互交流传入了日本。《续日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壬寅，文人二百十二人上‘玉来诗赋’，随其等第，赐禄有差。”朝廷将诗歌评选与官员赏赐挂钩，成为官员加官进爵的重要凭据。同时，也将赋诗歌咏活动作为奈良时代各个传统节日的必备活动，使得整个奈良时代都弥漫着重文重诗的文化氛围。
在中国，文学作品历来都会被统治者用作维护政权，宣扬教化。奈良时代的日本也学习这一方式，通过文学手段进行思想统治。比如，成书于公元751年的《怀风藻》，其序文中就有“调风化俗，莫尚於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瀚垂文，贤臣献颂”的描述，体现了统治者以文化治国的政治目的。
四、结语
古典文献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大事与变迁，也从其体例手法上展示了当时的政治形态与思想观念。通过阅读研究奈良时期日本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大量唐朝长安文化的影子，这反映了当时两个频繁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关系。同时，从结果上来看，中华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在当时的影响上是十分有益的，不仅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昌盛的奈良时代，还为后续日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所谓“相柔千里亦同风”，进一步研究古代中日两国的相互交流影响对促进如今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共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哈尔滨金融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7月30日绥化学院“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KYYWF102361901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苏佳（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日语教育、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