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伦敦想要欣赏来自中国的古代艺术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大英博物馆。然而，当你闲暇时漫步于海德公园，如果再走上10分钟，便可来到同样闻名遐迩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而这里展示的中国古代玉器一定会让你惊喜不已。
　　成立于1852年的V＆A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品收藏非常全面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自从1852年收藏了第一批中国文物开始，至今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已经超过了1.5万件，囊括了众多品类。其中，这里收藏的以汉代玉马首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古代玉器，一向被研究学者和收藏爱好者所看重。
　　笔者一向对文房类制品兴趣颇深，虽然V＆A所藏玉制文房并不算多，但件件精罕，且论其精致程度，可以说比之中国博物馆藏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笔者择取几件该馆所藏玉制文房略作欣赏。
　　白玉水滴最堪用
　　文房器具由来已久，至少早在汉代就有了石砚，但目前发现的大多数传世玉制文房用品一般不早于南宋。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玉制文房出现在南宋时期史绳祖的墓葬，在陪葬玉器中有笔搁、荷叶砚滴、蛋形印泥盒、印章、镇纸等。为何玉制文房出现在宋代？V＆A中国藏品部刘明倩在《中国古玉藏珍》中曾有过推论：“研究赏玩古玉是宋代文人的嗜好，古代的璧环、等在文人的书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摩挲赏玩之余，把这些古玉器派上实际用场，也是合乎情理之事。”或许，将古代的玉耳杯当做砚滴，把玉剑当做笔搁，类似于此而使得当时的玉工动了以玉做出其他文房器具的想法，应该说得过去。
　　关于玉制文房，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曾有过记述，比如“水滴辨”一段：“铜性猛烈，贮水久则有毒，多脆笔毫，又滴上有孔受尘，水所以不清，故铜器不用。”铜水滴不好用，而玉水滴则不然：“白玉其色既白若水，少有泥淀及尘污，立见而换之，此物正堪水滴。”此外，他还提到：“如无玉器，用古小磁盂贮水亦佳。”可见，玉水滴很被当时讲究高雅生活品质的文人看重，而同时玉制文房也是非常稀有昂贵的，不是一般的人能用得起的，往往只能用瓷来替代。
　　V＆A藏有一件南宋时期的白玉荷叶砚滴。砚滴长10.5厘米，玉质洁白无瑕，温润平滑。主体是一张大荷叶，叶边翻卷自然，如同正被微风吹拂，四周还有几片小荷叶和一个莲蓬。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文人士大夫最喜爱的花卉之一，也是文房器具上常见的题材。从这件砚滴的工艺特征看，与史绳祖墓出土的荷叶砚滴很相似。然而，到了明代晚期，或许这种荷叶水滴似乎已经比较普遍了，以至于文震亨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之论。
　　比文震亨稍早的屠隆在《遵生八笺》中也提到过玉砚滴：“有陆子刚制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上嵌青绿松石者，法古旧形，滑熟可爱。”而V＆A所藏一件明代晚期辟邪砚滴，就非常符合屠隆的描述，只是没有镶嵌绿松石。另一件砚滴长15.5厘米，长得像蟾蜍，但有角有翼，还有一条分叉卷曲的尾巴。当然，从工艺上看此件应不是陆子冈之作，或许是这种形制在明代晚期已经相当受欢迎了，以至出现了很多跟风仿效之作。
　　臂搁不用只为赏
　　臂搁是古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是明代人发明的，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宽大的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时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舒适。此物一经问世便成了文人案头的锦上添花之物。
　　屠隆也对臂搁有过论述品评：“近以玉碾螭文卧蚕梅花等样长六七寸者。”V＆A收藏有两件玉臂搁，纹饰、长度都与屠隆的描述相合。这两件玉臂搁都长约15厘米，顶部及底部起伏，呈竹节形，左右两边则向内卷，整器抛光强烈。其中一件用微带青色的白玉制成，上刻梅花图案，象征着品行高洁，背面刻有篆书铭文：“坚石润兮比圣德，焕其炳兮昭龙文”。
　　另一件臂搁是由带黑斑的碧玉制成，上刻大小螭龙三只，盘旋于云雾之中。背面的铭文为“龙章璀璨绕腕腾辉”和“松雪斋藏”，还有“子昂”落款。
　　“松雪斋”是元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赵孟的斋号，“子昂”是他的字。但这两件臂搁却是明末清初之物，为何落了前朝人的名款？对此，刘明倩有这样的解释：“将前代名人的名字刻在较晚的器物上，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它代表了后辈人对这位名人的尊崇。赵孟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书法大家，是历来众多文人争相仿效的对象。”其实，“松雪斋”和“子昂”款在文房用器上时有出现，像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玉砚盒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玉臂搁，都是明末清初之物，也同样落有此款。
　　诚然，臂搁是古代文案上的实用器，但从这些雕工精致的传世实物看，如果真是拿它们天天垫着胳膊还真是有点委屈了。其实，臂搁更重要的作用还不在于使用，更多时候它们只是置于案头的装饰观赏之物，不仅富有书卷气，而且把玩手中，摩挲滋润，才能体现出文人应有的闲情逸致。
　　顽皮笔搁 情趣镇纸
　　笔搁，也就是笔架，书写作画停顿暂息时，将毛笔架于其上可免墨汁污损他物。镇纸，即书写作画时用来压住纸张使之平整的物件，重量要稍微大一些才好用。相较于臂搁，笔搁和镇纸的实用性更强，真正是古人书案上最不可缺少的物件。
　　笔者见过的玉笔搁也不算少了，但最过目难忘的就算V＆A所藏一件明末清初时期的四童子玉笔搁了。这件笔搁长9厘米，玉质洁白莹润，最可爱的就是这四个纠缠交搭在一起的童子了。四童子的头上有一到四个发髻，一个摸着另一个的头，一个摸着另一个的脸，一个还骑坐在另一个身上，相互嬉戏，神态顽皮可爱。整件作品布局对称又不显单调，勾搭在一起的手臂正好就是搁笔之处，设计构思之巧妙令人叫绝。
　　婴戏这一题材在中国各工艺美术门类中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既可以代表人们对多子多孙的祈求愿望，也可代表成年人对欢乐无忧的童年时光的向往。或许有人觉得，孩童的顽皮纵然可爱，但以此为题材制作文房器具，似乎与恬淡、严谨的文人有点不太搭调。但反复想想，或许孩童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不也正是文人雅士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吗？如此一来，两者岂不有异曲同工之妙。
　　铺开的纸张两头都会翻卷，所以镇纸往往成对出现。而一对镇纸如果仅仅是一模一样，那就不如相互对称来得有趣，V＆A所藏一对清代乾隆时期的竹节形孔雀玉镇纸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呼应。这对镇纸长11.5厘米，整体呈竹节形，竹子坚挺向上的身形体态正是代表了文人士大夫刚正不阿的精神抱负，因而长久以来都备受文人喜爱。两件镇纸上都以高浮雕的技法雕琢了竹叶、灵芝和孔雀。一件镇纸上雕着雄孔雀，尾部的羽毛上还有“眼”，表出了特征，另一件则雕着雌孔雀，放于一处正是两两相望，别具情趣。
　　自从明代以后，文人对文房器具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像笔搁和镇纸这类实用之物，也要求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尽可能追求观赏性，这是雅致生活品位的象征，也是文房艺术品的魅力所在。
　　案头山水
　　一件高水平的画意玉器，或许比纸绢上的图画本身更能呈现出远山近水重重叠叠的效果，因为玉器是立体的，就如同今日我们所惊叹的三维电影。乾隆皇帝对画意玉器十分推崇和重视，在他的要求授意下，皇家玉器作坊制作了大量各式各样的画意玉器，从重达万斤的巨大玉山子到小巧精致的各类文房器具都有。画意玉器的精致、细腻、瑰丽，乾隆皇帝多有诗篇赞誉，而我们从收藏于V＆A的乾隆时期的一件玉插屏上也不难领略。
　　山水人物插屏高19.3厘米，从大小来看应是作为砚屏使用的。插屏两面都雕刻有山水人物，高山、松树、亭阁、小桥、流水，再点缀以各色人物，层次错落，远近分明，立体感极强。
　　在古代人的生活中，没有如今充斥耳目的电子视觉享受，对于一个常年陷于书斋案头的文人来说，玉插屏、玉笔筒这样的山水题材文房用具，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松弛与愉悦是无可比拟的。他完全可以借此想像自己正漫步在高山幽径之中，远离了略显沉闷的书斋和纷繁搅扰的俗世。这或许就是画意玉器的意义，更准确地说，是画意文房玉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