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自治;封建;分权
导论
孙宝瑄（1874--1924），字仲玙，浙江钱塘人，其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兄弟为孙宝琦，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顺天府尹，民国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是清末重要的官员;岳父李瀚章为李鸿章兄，任清朝两广总督。孙宝瑄以荫入官，任过工部、邮传部、大理院等职，民国时期任过宁波海关监督。宝瑄仕途不如兄宝琦显赫，然他交际、阅读极为广泛，既同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又利用和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关系搜求、阅读了大量近代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著作，可谓是博通古今中西的士人，有《忘山庐日记》、《忘山庐诗存》传世[①]。叶景葵谓他：
君幼而好学敬兄，家事皆慕韩料理，多楹书供其浏览。同时师友皆绩学卲闻之士，故所得宏富。癸巳以前，好读宋儒书，研义理之学。以后泛览史鉴，于历代兴亡得失，及典章制度之沿革迁变，究其大凡。又喜诵汉魏六朝之文赋。居沪后···遍设诸子百家，旁及释道家言。又习日文，凡新译东邦书，无不读，尤注重政治、哲学[②]
《忘山庐日记》记载了孙宝瑄的读书心得，他的涉猎范围十分广泛，古今中西皆有。由于这种影响，因此孙氏接受近代新思想时可以和中国传统相对照，比较，融汇。其中“封建”观就是一显著的例子，这部分内容多见于1894--1901年的日记中
由于現存的日记缺失了1899年和1900年的部分，其间具体的读书心得很难确证，1901年是日记内容的一个转折，当年及以后的日记中西学阅读记录开始大量出现，涉及的学科包括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其中有关于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洛克、康德等思想家的阅读记录。这并不意味着孙宝瑄在1901年发生了思想的断裂，相反，他对许多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视野中的问题的思考，在他大量的阅读了西书之后有了新的见解，“封建”的概念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近年在论述“封建”的著作中，冯天瑜（2010）的《“封建”考论》是其中的经典著作，冯先生严格考证了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封建”观及其流变，对于晚清时代“封建”的研究则考察了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的“封建”观;聂长顺（2013）在著作中则进一步的考察了从“fedual”到“封建”的翻译过程。大部分从语义学、词源学研究“封建”的文章多是要厘清“封建”的意义。
在对《忘山庐日记》的研究中，研究关注度多集中在孙宝瑄的社会交往，读书体会，但是没有将《忘山庐日记》本身作为一个思想文本进行解读的，更没有研究孙宝瑄的思想演变历程的。
本文试图从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特定的文本出发，考察孙宝瑄1894年--1902年间日记中的“封建”记载，研究其对“封建”的理解从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到现代政治理念的过程。也补充《忘山庐日记》研究中对孙宝瑄思想演变研究的缺失
一.传统“封建”观
“封建”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孙宝瑄的“封建”观受到黄宗羲影响甚大，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之“封建”篇曰：
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所谓力役之争者，不用之于兴筑，即用之于攻守[③]
孙宝瑄在1901年以前的日记中的“封建”观几乎和《明夷待访录》如出一辙：
三代盛时，封建井田，主持世界，君臣上下，不相暌隔，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陶然遂然于至平之世。
孙宝瑄的“封建”概念指的是和后世“大一统”相对的先秦的“封邦建国”，批判相对的“秦政”。孙宝瑄有言：
自封建之法废，国如无木之根，其亡也忽焉
孙宝瑄看来对封建的描述有如下：
古封建虽非久而不弊之法，然在当时则尽美善。何也？数万里之地，一人精力不能周，遂与众人分治之，共传其子孙，而小大相维。即有一国之治不善，然如轮船之夹仓，虽有缺漏，不使令舟覆也，且辅治亦易···天子无道，则天下从而去之，归位有德者，桀、纣不能制也。故封建行，天下为整齐之天下;封建废，天下遂为败裂之天下。
上面引文中孙氏认为封建的天下有大小封国，因此天下依赖各个封国而治，封国代代相传，久治一地，封君都视土地、子民为自己所有，因此天下有根基，不会因为君王无道倾覆.封国林立的天下会对无道君主造成制约。孙氏认为国家大，不可能依靠一人而治，分而治之的封建制度是达到“天下有治”必要条件，在一个有限的领土内，诸侯、贵族可以更有效的“守土养民”：
守土之责分任于众诸侯，则各保其疆，各精其兵，各卫其民，无往而非关塞险要也
要之，中国生民之困，由于封建之废太早，封建废，则诸养民利民之善法，势不能不与之俱废。
相对的，孙宝瑄认为秦政必然造成君主无法统治“广土众民”，只能假手官员，而官员不久治其任职之地，推行善治的可能性不如封建。君主--官僚式的秦政必然会导致民不堪其扰：
盖疆土愈广，君之精神愈难周，使授受之法犹行，则胥吏之烦扰不知何若
广土众民之君主，无治法也，非上欺下，则下欺其上。
逮土地尽属王朝，天子不能独守，遂倚任官吏，官吏又皆视如传舍，无肯尽力者。虽有关塞险要，亦不能受此。
所以，孙宝瑄的“封建”观有以下几个内容：
- “封建”是和帝制、官僚制度相对立的一种制度。
- “封建”的特点是封主各治其地之事，各自保卫各自的封地。
- “封建”接近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善政。
“封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本身即带有反对绝对君主制的意思，这对孙宝瑄影响深远，传统“封建”思想中反对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因素也是孙氏接受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通道。
二.“封建”观的近代转换
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西学主要来自留日学生和活动家的汉译日文西书，作为和梁启超、严复等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孙宝瑄是这次思想传播浪潮的受益者，他可以获得留日学人主办的《新民丛报》、《清议报》、《译书汇编》等报刊以及《民约论》、《万法精理》等译书，而他自己也致力学习日语。
大量阅读汉译日文西书为他理解封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孙宝瑄的“封建”观发生了变化。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的日记中，孙宝瑄就认为日本正是因为“封建”未废，因此得以保存国祚：
日本之所以能独立于亚东，历数千年不为他种所灭者，以有封建故也。封建之国，列侯分土，各股疆圉，虽强邻劲敌，未易长驱直入，攻之较难。无封建则州郡不能各自为守，敌入而逢州破州，逢县破县矣。
在这里，孙宝瑄明确的将日本历史的特征概括为“封建”，但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封建观。
1901年正月的日记中，孙氏写道：
日本之能革政开新世界，处士之力也。培养士气之功，仍归于德川氏。使德川氏有天下，竟废其主，改封建为郡县专制之国体，以八比取士，日本安能有今日哉？
这时孙宝瑄认为“封建”的优越不仅仅是构造一个“亲其亲，长其长”，“讲信修睦，无所争”的“大同”的社会，而是能够达到蓄民力、养士气、育人杰，相对的是孙氏认为专制制度的弊端不再是无法御盗贼和夷狄，而是摧残士气，损伤人物，二者的价值取向是颇为不同的。后者明显带有强烈的以进取为导向的近代精神。
（一）从“封建”到“分权”
将“封建”和“分权”二者结合的，是在孙宝瑄接受了孟德斯鸠的理论后，1901年3月的日记中孙宝瑄记载道：
《万法精理》云：立君政治一旦褫夺贵族教士之特典，夺府县自治之权利，则其国苟不变为民主政治，必变为专制政治无疑也。斯言也，深为切中。盖国中虽无民权，而有贵族教士及府县自治者以分君之权，较之以一人专制天下者，犹胜也。今并此去之，是直欲专制而已。秦政废天下封建世袭之法，而为一己子孙万世之业，其病正坐此。
上述引文再合适不过的说明了孙宝瑄思想中“封建”含义的古今中西之变，孙氏用来论述“封建”合理性的不是《明夷待访录》，而是《论法的精神》，“封建”的良美也不仅仅是“上合于三代、大同”，而是有利于限制君权，防止专制，孙氏用秦朝废封建的历史事实，将其和孟德斯鸠对专制政治的论述相对应，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分权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封建”观相结合，完成了“封建”意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
同年的日记中，孙宝瑄论述曰：
今日东西文明国政治法度之日进化，无他术也，能分其权于人而已···权分，则人互结其团力，求政之不平等而不得也。
默深謂：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如柳子非封建，世族变贡举，皆三代私而后代公。余谓封建世族诚私也，然许天下人各私其私，则私之中犹有公也。
上述引文同样是“封建”概念古今中西汇通的例子，孙宝瑄运用了在“封建”观念史中更著名的柳宗元《封建论》，他批判柳宗元“封建即私”的观点，认为“人人各私其私”的封建时代更接近于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理想--三代盛世。同时他将“封建”明确和“分权”相联系，从近代的进化观论证了“封建”--“分权”具有促进“政治法度日益进化”的作用，而“民权之国，人人皆君”意味着孙氏认为“封建”比“大一统”更加具有进化意义上的合理性。
（二）从“封建”到“自治”
“自治”意味着一个地区，一个团体等具有一定界限的人群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独立于政府的管治，和“自治”相对的自然就是依赖于官府的治理。“自治”概念的兴起完全是西方的和近代的，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原本处于自治状态的封国、自由市、采邑等政治实体不断被消灭，国家权力不断强大，但是国家权力的强大却开始不断的侵犯个人权利，于是作为自我管理、约束的“自治”作为一个和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大相对抗的概念被提了出来。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分权”的色彩，而且由于民族国家是从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因此“自治”概念和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有渊源关系。而在晚清的中国，伴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渐瓦解以及地方权力的不断上升，清廷推行新政、立宪，“自治”思潮成为清末重要的一种思潮。孙宝瑄自然不会自外于这种思潮。
孙宝瑄提倡“自治”是其“封建”观的继续，他的“自治”观有两个面向：其一是反对专制集权，提倡分权;另一个是反对激进民权、民主，提倡温和渐进的自治和立宪道路。
1901年日记中，孙宝瑄引用英国学者斯迈尔斯的《互助论》，论述了地方因为自我组织：
日本中村正直尝译英国斯迈尔斯氏所著书，名曰《自助论》。其序云：凡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先有自主之志行也。故谓二三十家相团，则曰村。数村相连，则曰县。数县相会，则曰郡。数郡相会，则曰国。如曰某村风俗纯实，则某村人民之言行纯实者为之也。曰某县多出货物，则某县人民之力农勤工者为之也。曰某郡艺文蔚兴，则某郡人民之嗜学讲艺者为之也。曰某国福祚昌盛，则某国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为之也。盖总称曰国，分言曰民。
孙宝瑄认为，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发达兴盛，其关键在于一地之民，一群之民既有独立自主的行动意志，也要有联合互助的能力，地方的兴起有赖于每一个地方的民众的“专攻术业”。既然每一个地方的发达靠的是当地民众，那么依靠地方民众的“自治”就是意料之中的。
1903年的日记中，孙宝瑄引用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导论》（严译《群学肆言》），论证了政府侵夺地方自治权会带来什么后果，曰：
斯宾塞尔著《群学》，皆发明一社会之内，其人情风俗习惯所组织而成之原因结果，层累委屈甚多，非深研精察，未易瞭然。欲以一二人之力，于旦夕间发令施政，求适合于民之性质程度，必不得也。忘山曰：是说也，益足证专制之必不可行矣。盖专制政体者，收一切地方之政权于政府，无论其幅员疆域若何广大，断不许有地方自治之权，皆以政府代治之，是其术未有不穷者也。何也？譬如宜家，其子弟仆婢虽受制于家长，然个人饮食衣服纤细切身之事，必个人自理，非家长所能代之理也。今欲一切禁之，曰：尔个人不许自理，皆当禀命于我，我一一代尔料量之。于是家长不胜其劳矣，然而一家之人非特不感也，且怨生也。何也？众人之心意，家长岂能尽知之。不知其意而强干涉其事，其不合决矣。今以政府一二人，而尽览诸州郡地方之政权，是何异家长强代子弟仆婢个人之私事也。吾故曰：群学不难，以一人治之则难，听各地方自治则易。
孙宝瑄认为人都有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对于自己的欲求也最为熟悉，不同的人居于一起而形成了不同的人情世故，这些都是“民自为之”的，政府不可能完全的了解这些。而政府一旦取消地方的自治权而任用政府权力干涉，必然会导致政府不谙地方、团体的情况，强行干涉，压制地方、团体的自有传统和自由传统。地方和团体因此会越来越“不治”。所以孙宝瑄会认为“听各地方自治则易”的感慨。从引文则不难看出，在孙氏的思想中“自治”和“分权”有着天然的关联。
同年时孙宝瑄再论日本“封建”时认为;
日本各藩国中，有所谓藩士，带贵族之资格，与共和国所谓市公民相类。明治初年，讨幕尊皇，开维新之业，其主动力皆发于藩士。夫藩士与市府皆民也，以民之权力，破坏封建，较诸专以君权破坏封建者，盖有别矣。此我国与东西各国之所由升降也。
“动力皆发于藩士”和“培养士气之功”是同义词，两处引文虽然时隔一年，表达的意思确是同样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正是依赖封建制度下各个籓的相对分立和自治，才使得日本的维新得以发生。
从传統的“封建”观到现代分权、自治，孙宝瑄“封建”观接续了传统和现代，但是在这其中的内核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传统视角下，孙宝瑄运用的是传统政治理想的大同观，而在系统接受了西学后，孙宝瑄“封建”观的核心参入了进化观。
结论
清末“封建”观的复活有着两种重要的面向：一种是历史主义的面向，梁启超和严复是其代表，这种“封建”观论述的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存在过的社会形态，英文“fedual”和中文“封建”的互译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历史主义的“封建”观同时伴随的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提出以及中国人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和日本--历史阶段的认识。
孙宝瑄“封建”观的过渡的要义之一对“封建”认识的扩展，引文中孙宝瑄不止一次将欧洲中世纪以及日本战国时代、幕府时代称为“封建”时代，并将其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进行对比。由于孙氏可以接触到梁启超、严复等人关于“封建”的翻译和见解。所以在日记中，1901年及其之后的“封建”就具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
另一种“封建”观是和清末反对君主专制的时代特征有关，其中“地方自治”思潮是典型的体现。这种“封建”观上承中国古典的“封建”观，又和西方近代的分权、自治等观点密切相关。这种“封建”观视“封建”为大一统专制主义的对应物，乃是规范性而非历史性。显然这是孙宝瑄“封建”观的主体，历史主义的“封建”观为他提供了论证“封建”相对于集权优越性的素材。在思想革新时期，孙宝瑄的日记中很少论述历史分期、社会形态意义下的“封建”，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才是他的探究重点。
因此《忘山庐日记》的“封建”观体现了“封建”在晚清的另一个不同于历史分期、社会形态视角下“封建”词义厘定的意涵：这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封建”观中反对大一统君主专制的成分和近代政治学中的分权、自治等思想进行汇通，在传统思想中发掘和现代政治思想相通的成分。在清末，“封建”的重新发现是和“分权”、“自治”观念的传播和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改革相伴随的，然而对于“封建”的这种演变多数学者都将其作为现代政治理念的陪衬，没有赋予其独立的意义，本文通过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的研究望可贡献拙见。
参考文献
[1]孙宝瑄.《忘山庐日记》[M].第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
[2]冯天瑜《“封建”考论》[M]
[3]聂长顺，王淑贞.《近代中国译名“封建”新探》[J].《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第36卷第2期，第61--66页
[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未刊文·封建》，《黄宗羲全集（第一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418页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
[6]王栻编《严复集》[M].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1版
作者简介：吴一川，（1990.1.17），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历：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文化史。
注释：
[①]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3年4月第1版。
[②]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
[③] 《明夷待访录·未刊文·封建》，《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