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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汇于民”的外汇政策变奏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契机，已开始吸引境外金融机构探路中国资金出海的商机。
8月底， 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JRC）将进行募资路演，目前审批材料已经递交至发改委，这是国内第一只在基金层面上换汇投资国外企业的私募股权基金。而此前，民企对外股权投资多以项目层面一对一进行，且海外并购成功数量有限。
与以往私募基金倾向投资中国市场不同，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好的投资机会，私募基金也应时反向操作，吸引中国资金走向海外市场。
海外资产现在价格比较低，是绝好的投资机会。多位私募投资界人士都有相同看法。其中有人表示，随着中国市场私募投资机会趋少，对投资海外越来越重视。“JRC只是开了一个头。”
JRC基金规模7.5亿美元，其中罗斯柴尔德资本合伙公司(RIT)和科瑞集团分别提供5000万美元种子基金，其他资金向中国民营企业募集。
7月18日，《货币战争》一书的主角——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勋爵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一行来华，在随后几天行程中奔波于北大演讲、拜访副总理王岐山等多位政要，同时高调宣布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JRC）启动募资。
不过，该基金将吸纳何种账目类型下的企业资金，投资之后又如何保证作为LP的企业真正享受到战略性投资的好处，仍有待观察。
三方共管
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由RIT、科瑞集团和投资顾问Quercus Ventures公司共同管理，三方分别持股47.5％、47.5％和5％。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在基金层面上从国内企业募集资金直接换汇成美元，然后投资国外企业的PE，这种模式在国内尚属首例。”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告诉《财经》记者。
管理该基金的合伙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据《财经》记者了解，RIT公司将负责基金运营管理，并提供社会资源和项目资源；科瑞集团作为合伙人将参加基金项目的决策和管理。
在投资领域上，该基金侧重以少量股权收购的形式投资中国以外（除日本）的股权密集型企业，最初将主要聚焦科技类企业、清洁技术、绿色经济、医疗保健、自然资源以及奢侈品等领域。
“在上述领域，中国已经表现出对西方的专业知识和品牌的需求。中国公司正在努力尝试对境外某些方面比自己更有优势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学习先进的技术。”罗斯柴尔德勋爵说。
根据China 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数据产品CVSource统计显示，2005年－2010年，中国企业出境并购交易的完成数量与总披露规模分别以95％和211％的年均速度迅猛增长，其升温幅度超过并购市场整体水平。其中，能源、矿业等稀缺资产和汽车、制造、IT等技术与资金密集型行业，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的首选目标。
RIT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英国最大的上市信托投资基金，其旗下涉及私募股权、股票、基金、债券等领域投资。目前RIT的资产净值规模超过190亿英镑。
战略投资
“资金的募集已经启动，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投资少数股权是要做战略投资者，而不单单是财务投资。”接近 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的人士表示。
目前，国内民企缺少核心技术，“许多江浙一带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遇见桎梏。这个桎梏在于，一是国内市场开始饱和，需要开拓新的市场；二是需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位长期从事股权研究的人士说。
购买具有战略性意义少数股权的逻辑与“蚂蚁吃大象”类似，由于“大象”体量过大，只能先从一个“指头”开始。即通过收购少数股权形成非股权层面的战略合作，然后再进行业务层面合作，从“大象”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上述人士介绍，通常企业少数股权的收购都会带有业务合作的条款，包括技术引入、人才培训和管理模式的学习。
“不过，要达到上述目的，更有意义的做法应是一对一投资，而不是一对多。”一位大型PE人士提出质疑，“如果你募集多家私企的钱，投一个公司的少数股权，那么占有大股份的是基金本身，作为LP的各家企业，基本都是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股权，单独对所投资的公司，基本没有谈判地位。”
对此，郑跃文表示，JRC在投资中将采用一对一的技术“嫁接”，“我们会寻找最适合的企业来接受直投所购买的技术，他不一定非是我们的LP。而这家企业获得技术带来的收益后，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LP，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希望自己持有有影响力的股权，能在董事会有一席之地，通过董事会保障自己的股东权益。”罗斯柴尔德勋爵表示。相对于跨国并购，少数股权投资确实是目前的一种可行办法，一位海外PE机构中国负责人则表示，对海外企业的投资直接进行收购是很困难的，“这么长时间以来，能数出来的不超过五六个。文化差异，管理差异，有没有本土的团队，要面临很多问题。”
但所谓有少数“有影响力”的股权，就是介于单纯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之间。即使是这样的投资仍然有相当的难度，上述大型外资PE投资人告诉《财经》记者，“如果想要买一些有意义的比例，比如10％，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买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在一级市场上买，这种比例一般会影响董事会，而此时，董事会和股东会要作决定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行为，双方在谈的过程中，价格也会有所波动，很可能错过时机，所以难度也并不小。”
换汇直投
“在中国鼓励海外投资和放松强制境外投资收益返回国内的整体环境下，目前在海外拥有资产的中国私企日益增多。”汉坤律师事务所基金组建与管理部主管律师王勇表示，“而他们对海外金融和理财市场所知甚少，会逐渐形成求助于西方机构投资者的观念，这个财富管理市场的需求将会很大。”
其实，RIT并不是第一个计划在中国筹集资金并投资海外的基金。今年3月中旬，北京市政府与欧洲私人股本公司A Capital Asia签订备忘录，计划设立一只3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以帮助国内企业投资海外，但换汇方式仍是按照项目逐个审批。JRC则是第一次在基金层面上一次性解决换汇问题。
在目前政府鼓励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换汇投资的障碍已比以往减弱。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就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2011]235号），其中明确表示，将大幅放宽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而央企境外投资直接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
另外，由于美债危机，鼓励民间用汇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目前国内外汇过多，同时美债危机给了中国颇多压力，这已触动决策层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过多的外汇流动性。” 一位长期从事股权市场研究的人士表示，国内的外汇对应着人民币的负债，持续增加的外汇有可能加重通货膨胀压力。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应鼓励民间用汇，分散外储压力，而借助投资PE对外投资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利用美元投资必然要面对一定的汇率风险，这是操作层面必须面对的。对此科瑞集团CEO任晓剑分析，“投资机构可以在境外找对冲基金，做一个汇率的对冲；其次，目前人民币只是对美元升值，对澳币和加币并没有，而海外投资的领域并不一定是美元区域。”
除此之外，资金是在境外滚动的，该基金设想可能在国外得到收益之后再次直接在境外投资，视汇率波动情况而决定是否换汇。
而上述大型PE人士则认为，从企业寻求投资增值机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增值点并不在西方。相比于深处债务危机之中的美国和欧洲，中国显然更具投资价值。
8月底， 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JRC）将进行募资路演，目前审批材料已经递交至发改委，这是国内第一只在基金层面上换汇投资国外企业的私募股权基金。而此前，民企对外股权投资多以项目层面一对一进行，且海外并购成功数量有限。
与以往私募基金倾向投资中国市场不同，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好的投资机会，私募基金也应时反向操作，吸引中国资金走向海外市场。
海外资产现在价格比较低，是绝好的投资机会。多位私募投资界人士都有相同看法。其中有人表示，随着中国市场私募投资机会趋少，对投资海外越来越重视。“JRC只是开了一个头。”
JRC基金规模7.5亿美元，其中罗斯柴尔德资本合伙公司(RIT)和科瑞集团分别提供5000万美元种子基金，其他资金向中国民营企业募集。
7月18日，《货币战争》一书的主角——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勋爵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一行来华，在随后几天行程中奔波于北大演讲、拜访副总理王岐山等多位政要，同时高调宣布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JRC）启动募资。
不过，该基金将吸纳何种账目类型下的企业资金，投资之后又如何保证作为LP的企业真正享受到战略性投资的好处，仍有待观察。
三方共管
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由RIT、科瑞集团和投资顾问Quercus Ventures公司共同管理，三方分别持股47.5％、47.5％和5％。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在基金层面上从国内企业募集资金直接换汇成美元，然后投资国外企业的PE，这种模式在国内尚属首例。”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告诉《财经》记者。
管理该基金的合伙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据《财经》记者了解，RIT公司将负责基金运营管理，并提供社会资源和项目资源；科瑞集团作为合伙人将参加基金项目的决策和管理。
在投资领域上，该基金侧重以少量股权收购的形式投资中国以外（除日本）的股权密集型企业，最初将主要聚焦科技类企业、清洁技术、绿色经济、医疗保健、自然资源以及奢侈品等领域。
“在上述领域，中国已经表现出对西方的专业知识和品牌的需求。中国公司正在努力尝试对境外某些方面比自己更有优势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学习先进的技术。”罗斯柴尔德勋爵说。
根据China 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数据产品CVSource统计显示，2005年－2010年，中国企业出境并购交易的完成数量与总披露规模分别以95％和211％的年均速度迅猛增长，其升温幅度超过并购市场整体水平。其中，能源、矿业等稀缺资产和汽车、制造、IT等技术与资金密集型行业，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的首选目标。
RIT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英国最大的上市信托投资基金，其旗下涉及私募股权、股票、基金、债券等领域投资。目前RIT的资产净值规模超过190亿英镑。
战略投资
“资金的募集已经启动，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投资少数股权是要做战略投资者，而不单单是财务投资。”接近 J·罗斯柴尔德-科瑞基金的人士表示。
目前，国内民企缺少核心技术，“许多江浙一带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遇见桎梏。这个桎梏在于，一是国内市场开始饱和，需要开拓新的市场；二是需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位长期从事股权研究的人士说。
购买具有战略性意义少数股权的逻辑与“蚂蚁吃大象”类似，由于“大象”体量过大，只能先从一个“指头”开始。即通过收购少数股权形成非股权层面的战略合作，然后再进行业务层面合作，从“大象”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上述人士介绍，通常企业少数股权的收购都会带有业务合作的条款，包括技术引入、人才培训和管理模式的学习。
“不过，要达到上述目的，更有意义的做法应是一对一投资，而不是一对多。”一位大型PE人士提出质疑，“如果你募集多家私企的钱，投一个公司的少数股权，那么占有大股份的是基金本身，作为LP的各家企业，基本都是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股权，单独对所投资的公司，基本没有谈判地位。”
对此，郑跃文表示，JRC在投资中将采用一对一的技术“嫁接”，“我们会寻找最适合的企业来接受直投所购买的技术，他不一定非是我们的LP。而这家企业获得技术带来的收益后，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LP，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我们希望自己持有有影响力的股权，能在董事会有一席之地，通过董事会保障自己的股东权益。”罗斯柴尔德勋爵表示。相对于跨国并购，少数股权投资确实是目前的一种可行办法，一位海外PE机构中国负责人则表示，对海外企业的投资直接进行收购是很困难的，“这么长时间以来，能数出来的不超过五六个。文化差异，管理差异，有没有本土的团队，要面临很多问题。”
但所谓有少数“有影响力”的股权，就是介于单纯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之间。即使是这样的投资仍然有相当的难度，上述大型外资PE投资人告诉《财经》记者，“如果想要买一些有意义的比例，比如10％，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买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在一级市场上买，这种比例一般会影响董事会，而此时，董事会和股东会要作决定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行为，双方在谈的过程中，价格也会有所波动，很可能错过时机，所以难度也并不小。”
换汇直投
“在中国鼓励海外投资和放松强制境外投资收益返回国内的整体环境下，目前在海外拥有资产的中国私企日益增多。”汉坤律师事务所基金组建与管理部主管律师王勇表示，“而他们对海外金融和理财市场所知甚少，会逐渐形成求助于西方机构投资者的观念，这个财富管理市场的需求将会很大。”
其实，RIT并不是第一个计划在中国筹集资金并投资海外的基金。今年3月中旬，北京市政府与欧洲私人股本公司A Capital Asia签订备忘录，计划设立一只3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以帮助国内企业投资海外，但换汇方式仍是按照项目逐个审批。JRC则是第一次在基金层面上一次性解决换汇问题。
在目前政府鼓励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换汇投资的障碍已比以往减弱。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就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2011]235号），其中明确表示，将大幅放宽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而央企境外投资直接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
另外，由于美债危机，鼓励民间用汇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目前国内外汇过多，同时美债危机给了中国颇多压力，这已触动决策层开始考虑如何解决过多的外汇流动性。” 一位长期从事股权市场研究的人士表示，国内的外汇对应着人民币的负债，持续增加的外汇有可能加重通货膨胀压力。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应鼓励民间用汇，分散外储压力，而借助投资PE对外投资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利用美元投资必然要面对一定的汇率风险，这是操作层面必须面对的。对此科瑞集团CEO任晓剑分析，“投资机构可以在境外找对冲基金，做一个汇率的对冲；其次，目前人民币只是对美元升值，对澳币和加币并没有，而海外投资的领域并不一定是美元区域。”
除此之外，资金是在境外滚动的，该基金设想可能在国外得到收益之后再次直接在境外投资，视汇率波动情况而决定是否换汇。
而上述大型PE人士则认为，从企业寻求投资增值机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增值点并不在西方。相比于深处债务危机之中的美国和欧洲，中国显然更具投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