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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孕育了人类的文明。从自然的演化到生命的诞生，从原始人类的进化到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都与水有着不解
之缘，整个自然进化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大约360万年前，人科动物出现了第一个新属——南方古猿。它以不同物种的形式向南非蔓延，大约在250万年前，从这些物种之一中诞生了人属，他们的后代直立人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出了非洲，向冰川期的欧洲、中国以及印度等地蔓延，并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人类文明进化史表明，在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以前的150万年的时间都是以同样的生产方式即采集和狩猎，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中生存。作为生物圈中基本组成因素的水，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考古发掘来看，无论是东非的肯尼亚人、奥杜瓦伊峡谷的坦桑尼亚人，还是中国的元谋人、蓝田猿人、山顶洞人，他们都生活在临近草原的低山河谷地带，因为这里有食物(植物和动物)可吃，有洞穴可居，更有水可饮。因此，早期人类生存和活动大都选择在河流纵横、山峦起伏的地方。四大文明古国的形成就是依赖于河流，缔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称之为“大河文明”。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食物来源的短缺，采集和狩猎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在生活方式上作出了最重要的选择，那就是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知道，原始耕种土地的方式是刀耕火种，这种粗野的生产方式消耗了大量资源，并很快消耗掉土壤的肥力，也使土地日益贫瘠。史前时期，部落或种族经常迁移，以寻求合适的生存环境。农业生产方式既需要充足的水源，还需要肥沃的土地，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了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4000—2000年，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先后出现了最早的农业文明，在这些流域，河水的天然泛滥带来一层层肥沃的新淤泥，改良了土壤，使得农业文明得以生存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二、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动力
旧石器时代，人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是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兽。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有意识地栽培某些可吃的植物，并把野兽驯养成家畜，这就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早期雏形。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生产方式变革是从采集和狩猎向农业的过渡，而农业文明的产生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是依赖于河流，依赖于充足的水源，才成为可能。农业的产生使人类的食物有了更好的保障，它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有可能产生出除满足生产者本身所需要之外的剩余食物，这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形态的改变，所以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农业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搏斗的历史，是人与水抗争的历史。水既能给人类带来福利，也能给人类带来苦难。在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治理水害，开发水利。传说中尧的时候洪水为患，尧用鲧治水，鲧治水九年，用堵塞的方法防治水患，结果洪水冲垮堤坝，舜殛死鲧，又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改用疏导的办法，治理十年，取得成功。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的2155年间的中国，平均每两年就遭受一次洪水的蹂躏。古埃及尼罗河的周期性的泛滥，印度恒河的滚滚洪流，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洪水猛兽给早期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致人们用河神、水神来表达对大江大河所产生的敬畏和神秘，如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中所提及的用美女敬献水神的记裁，印度圣水祭物传统等等均是人类为祈求风调雨顺免受洪水灾害，崇拜水域的佐证。大禹率众治水的胜利，打破了狭隘的宗族势力范围，带来统一和广泛的社会大分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古代王国——夏王朝。从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到康乾盛世，无一不效法大禹，治水安邦，都江堰、安丰塘、郑国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展示了华夏古国灿烂的文明。
正是与洪水的抗争中，激发了人类的智慧。尼罗河每年周期性的泛滥，使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测量土地，观察天象；巴比伦人对洪水的惧怕和崇拜使得他们相信占星术；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成了科学的诞生，形成最早的几何学和天文学，古埃及的几何学后来成为欧氏几何的鼻祖。这些早期科学随着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起而被继承下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璀璨的科学文明。在观念上，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出来的，而且设想大地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圆筒或者圆盘，天上也弥漫着水。巴比伦人和埃及人都曾经把水看成是世界的主要组成元素。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将水放在五行之首，以水与火、木、金、土结合，生成万物。李约瑟博士深刻地指出，“这里不容忽略的一点是这个序列的水开始这一事实的意义。……在全部中国思想史中，……都对水是初始物质有着某种强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276—277页)因此，农业文明的根源就在于水，水是整个古代文明的主线和精髓。
农业文明持续了数千年。工业文明至今只不过三百年，其中经历了两次技术革命。一次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机械动力革命，一次是以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电力革命。透过科学技术历史的长河，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两次技术革命，包括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近代文明的产生，都与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水利色彩”。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同时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开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这是因为纺织业当时是英国最主要的产业部门，也是最需要新技术的行业。从1733年凯伊发明的飞梭到1764年哈格利夫斯发明的珍妮机，再到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的用水力推动的纺织机，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和改进以后，人们发现水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工厂必须建在靠近水力资源丰富的河边，这些地方一般都远离城市和交通大道，而且干旱和洪水经常会导致工厂停产，这种动力不能常年均衡地供应，迫切需要新的动力。有新的要求就有新的探索。瓦特蒸气机的诞生，完成了动力上的革命，把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向高潮。蒸汽机迅速在化工业、采掘业、机械加工业、冶金和交通运输行业得到了应用，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继蒸汽机之后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力的传输实现了动力上的远距离传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了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6页)因此，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大规模出现，既是工业文明的开端，也是水资源开发利用进入工业文明的里程碑。水电的应用，不仅为工业提供了方便价廉的新动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可以说，从蒸汽机的发明到水电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工业文明。
因此，水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机制。反过来，可悲的是，水源的枯竭也是某种文明消失的决定性机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过度砍伐森林，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曾经在中美洲雨林带辉煌了1700年的玛雅文明因缺水而衰亡了。许多历史学家把古文明衰亡的原因归咎于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而很少注意到支撑文明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观认为，战争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全部毁灭，真正使一个辉煌的古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自然资源的彻底破坏。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一个个随着人类早期农业对水和土地的不合理利用，而最终消亡了。
三、工业文明的衰落
工业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是如此地重要，用托夫勒的话说：“三百年前爆发了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农业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6页)毫无疑问，工业文明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语)，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但是，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掠夺性使用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这种文明的最直接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以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明奉行的一个哲学信念是：自然乃是一个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存在，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揭示自然界的基本原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符合人类自身需要的对象性世界。因此，这种把自然看作人的异己存在，将自然异化的工业文明，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疏离，以致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不断加强，这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会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资源，导致资源的枯竭；另一方面人类向自然环境(生物圈)无休止地排放污染物，致使生态环境中由自然本身演化所形成的固定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尤其在水环境上表现为水质恶化和水资源紧缺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现在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10亿吨以上；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水源不足，第三世界只有29％的人能饮用清洁水；森林面积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每年有600万公倾土地沦为沙漠，250亿吨表土流失；有1000种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及10％的植物正濒临灭绝。面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这一系列后果，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健全的文明，是一种衰竭的文明。
四、生态文明的崛起
水作为自然界存在的基本要素，不仅在地球演化和生命的进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且水也是维护生物圈循环和发展的血脉。水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进步的物质源泉，从人类出现直至以后的历史，从以水利灌溉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到以水电应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水利活动始终是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却是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诸如资源耗竭、人口爆炸、污染加剧等等，这就迫使人类反省自身的生存环境，关注生态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生态文明，即从人类学、生态学、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人类与水协调相处的问题，其核心思想就是：人与环境的和生共荣、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
水是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基本要素，也是生态环境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因子、变量；它的质与量的变化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质与量的变化，反之亦然。因此人与水之关系的和谐是人与环境之关系和谐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也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主要内涵之一。在这种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思想指导下，要求人类转变环境观念，转换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转换社会生产方式，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模式。生态文明既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并且也是一种向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一种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归，在这里历史与逻辑是高度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0页)自然的演化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生态系统曾经过一个“元文明”时期，这是指人类尚未出现之前那个纯洁自然历史过程，自然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面前，自然界的存在物按其本能与环境发生关系，从而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生生不息的繁衍历史。强调生态系统“元文明”历史的存在，不是对自然主义的崇尚和对失去原始自然的感伤，而是要我们确认生态文明自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类是从何而来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说明人类的来源时为何首先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168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9—90页)因此人的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展开了的历史。历史是一个过程，是一条汇聚着经验与智慧的长河。种植业的出现使古代人类活动从水域走向陆地，开始摆脱对水的盲目崇拜。但是水依然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了水，农业文明将不复存在。用水发电开创了工业文明的先河，工业生产方式又以其强大的动力为先导来改造自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产业革命。这时水作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成为辅助性因素。未来的生态文明，随着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水作为辅助因素将逐渐回归自然，不再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因素。第三次技术革命为此提供了可能。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涉及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并形成新型的产业群。这场革命的意义是生态学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新兴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水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关键因素了。除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外，水与人和谐相处，回归自然，回到历史的起点，这种回归已经具有不同的意义了。从人类源于水，到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其生产方式的每一次进步，都表明了人类对水的超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就是在生产方式方面愈来愈摆脱水的束缚，一句话，文明意味着对水的超越和扬弃。
一、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大约360万年前，人科动物出现了第一个新属——南方古猿。它以不同物种的形式向南非蔓延，大约在250万年前，从这些物种之一中诞生了人属，他们的后代直立人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走出了非洲，向冰川期的欧洲、中国以及印度等地蔓延，并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人类文明进化史表明，在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以前的150万年的时间都是以同样的生产方式即采集和狩猎，在森林、草原、河流湖泊中生存。作为生物圈中基本组成因素的水，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考古发掘来看，无论是东非的肯尼亚人、奥杜瓦伊峡谷的坦桑尼亚人，还是中国的元谋人、蓝田猿人、山顶洞人，他们都生活在临近草原的低山河谷地带，因为这里有食物(植物和动物)可吃，有洞穴可居，更有水可饮。因此，早期人类生存和活动大都选择在河流纵横、山峦起伏的地方。四大文明古国的形成就是依赖于河流，缔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称之为“大河文明”。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食物来源的短缺，采集和狩猎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在生活方式上作出了最重要的选择，那就是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知道，原始耕种土地的方式是刀耕火种，这种粗野的生产方式消耗了大量资源，并很快消耗掉土壤的肥力，也使土地日益贫瘠。史前时期，部落或种族经常迁移，以寻求合适的生存环境。农业生产方式既需要充足的水源，还需要肥沃的土地，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了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4000—2000年，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先后出现了最早的农业文明，在这些流域，河水的天然泛滥带来一层层肥沃的新淤泥，改良了土壤，使得农业文明得以生存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二、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动力
旧石器时代，人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是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野兽。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有意识地栽培某些可吃的植物，并把野兽驯养成家畜，这就形成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早期雏形。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生产方式变革是从采集和狩猎向农业的过渡，而农业文明的产生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是依赖于河流，依赖于充足的水源，才成为可能。农业的产生使人类的食物有了更好的保障，它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有可能产生出除满足生产者本身所需要之外的剩余食物，这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形态的改变，所以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农业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搏斗的历史，是人与水抗争的历史。水既能给人类带来福利，也能给人类带来苦难。在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治理水害，开发水利。传说中尧的时候洪水为患，尧用鲧治水，鲧治水九年，用堵塞的方法防治水患，结果洪水冲垮堤坝，舜殛死鲧，又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改用疏导的办法，治理十年，取得成功。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的2155年间的中国，平均每两年就遭受一次洪水的蹂躏。古埃及尼罗河的周期性的泛滥，印度恒河的滚滚洪流，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洪水猛兽给早期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致人们用河神、水神来表达对大江大河所产生的敬畏和神秘，如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中所提及的用美女敬献水神的记裁，印度圣水祭物传统等等均是人类为祈求风调雨顺免受洪水灾害，崇拜水域的佐证。大禹率众治水的胜利，打破了狭隘的宗族势力范围，带来统一和广泛的社会大分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古代王国——夏王朝。从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到康乾盛世，无一不效法大禹，治水安邦，都江堰、安丰塘、郑国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展示了华夏古国灿烂的文明。
正是与洪水的抗争中，激发了人类的智慧。尼罗河每年周期性的泛滥，使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测量土地，观察天象；巴比伦人对洪水的惧怕和崇拜使得他们相信占星术；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促成了科学的诞生，形成最早的几何学和天文学，古埃及的几何学后来成为欧氏几何的鼻祖。这些早期科学随着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起而被继承下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璀璨的科学文明。在观念上，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出来的，而且设想大地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圆筒或者圆盘，天上也弥漫着水。巴比伦人和埃及人都曾经把水看成是世界的主要组成元素。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将水放在五行之首，以水与火、木、金、土结合，生成万物。李约瑟博士深刻地指出，“这里不容忽略的一点是这个序列的水开始这一事实的意义。……在全部中国思想史中，……都对水是初始物质有着某种强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276—277页)因此，农业文明的根源就在于水，水是整个古代文明的主线和精髓。
农业文明持续了数千年。工业文明至今只不过三百年，其中经历了两次技术革命。一次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机械动力革命，一次是以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电力革命。透过科学技术历史的长河，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两次技术革命，包括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近代文明的产生，都与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水利色彩”。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同时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开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这是因为纺织业当时是英国最主要的产业部门，也是最需要新技术的行业。从1733年凯伊发明的飞梭到1764年哈格利夫斯发明的珍妮机，再到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的用水力推动的纺织机，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和改进以后，人们发现水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工厂必须建在靠近水力资源丰富的河边，这些地方一般都远离城市和交通大道，而且干旱和洪水经常会导致工厂停产，这种动力不能常年均衡地供应，迫切需要新的动力。有新的要求就有新的探索。瓦特蒸气机的诞生，完成了动力上的革命，把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向高潮。蒸汽机迅速在化工业、采掘业、机械加工业、冶金和交通运输行业得到了应用，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继蒸汽机之后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力的传输实现了动力上的远距离传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了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6页)因此，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大规模出现，既是工业文明的开端，也是水资源开发利用进入工业文明的里程碑。水电的应用，不仅为工业提供了方便价廉的新动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可以说，从蒸汽机的发明到水电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工业文明。
因此，水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机制。反过来，可悲的是，水源的枯竭也是某种文明消失的决定性机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过度砍伐森林，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曾经在中美洲雨林带辉煌了1700年的玛雅文明因缺水而衰亡了。许多历史学家把古文明衰亡的原因归咎于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而很少注意到支撑文明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观认为，战争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全部毁灭，真正使一个辉煌的古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自然资源的彻底破坏。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一个个随着人类早期农业对水和土地的不合理利用，而最终消亡了。
三、工业文明的衰落
工业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是如此地重要，用托夫勒的话说：“三百年前爆发了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农业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6页)毫无疑问，工业文明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语)，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但是，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掠夺性使用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这种文明的最直接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以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明奉行的一个哲学信念是：自然乃是一个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存在，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揭示自然界的基本原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符合人类自身需要的对象性世界。因此，这种把自然看作人的异己存在，将自然异化的工业文明，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疏离，以致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不断加强，这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会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资源，导致资源的枯竭；另一方面人类向自然环境(生物圈)无休止地排放污染物，致使生态环境中由自然本身演化所形成的固定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尤其在水环境上表现为水质恶化和水资源紧缺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现在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10亿吨以上；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水源不足，第三世界只有29％的人能饮用清洁水；森林面积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每年有600万公倾土地沦为沙漠，250亿吨表土流失；有1000种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及10％的植物正濒临灭绝。面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这一系列后果，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健全的文明，是一种衰竭的文明。
四、生态文明的崛起
水作为自然界存在的基本要素，不仅在地球演化和生命的进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且水也是维护生物圈循环和发展的血脉。水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进步的物质源泉，从人类出现直至以后的历史，从以水利灌溉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到以水电应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水利活动始终是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却是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诸如资源耗竭、人口爆炸、污染加剧等等，这就迫使人类反省自身的生存环境，关注生态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生态文明，即从人类学、生态学、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人类与水协调相处的问题，其核心思想就是：人与环境的和生共荣、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
水是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基本要素，也是生态环境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因子、变量；它的质与量的变化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质与量的变化，反之亦然。因此人与水之关系的和谐是人与环境之关系和谐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也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主要内涵之一。在这种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思想指导下，要求人类转变环境观念，转换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转换社会生产方式，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模式。生态文明既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并且也是一种向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一种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归，在这里历史与逻辑是高度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0页)自然的演化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生态系统曾经过一个“元文明”时期，这是指人类尚未出现之前那个纯洁自然历史过程，自然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面前，自然界的存在物按其本能与环境发生关系，从而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生生不息的繁衍历史。强调生态系统“元文明”历史的存在，不是对自然主义的崇尚和对失去原始自然的感伤，而是要我们确认生态文明自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类是从何而来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说明人类的来源时为何首先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168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9—90页)因此人的历史不过是自然界展开了的历史。历史是一个过程，是一条汇聚着经验与智慧的长河。种植业的出现使古代人类活动从水域走向陆地，开始摆脱对水的盲目崇拜。但是水依然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了水，农业文明将不复存在。用水发电开创了工业文明的先河，工业生产方式又以其强大的动力为先导来改造自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产业革命。这时水作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成为辅助性因素。未来的生态文明，随着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水作为辅助因素将逐渐回归自然，不再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因素。第三次技术革命为此提供了可能。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涉及到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并形成新型的产业群。这场革命的意义是生态学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新兴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水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关键因素了。除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外，水与人和谐相处，回归自然，回到历史的起点，这种回归已经具有不同的意义了。从人类源于水，到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其生产方式的每一次进步，都表明了人类对水的超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就是在生产方式方面愈来愈摆脱水的束缚，一句话，文明意味着对水的超越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