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的开始，是青少年时代，一首变成铅印的小诗，为立志，也为迷惘和质疑。实际上，我知道，那不是写作。写作，那时对于我，还远远没有开始，分行的句子，只是为了说一种隐喻的心里话。四十岁时，我回到农村老家，沐在泥土里，一住4个月，写下了大量带有泥土气息的诗歌和小说。我以为我的写作开始了。我想说，我自己所谓写作的开始，只是刚刚嗅到一点点儿文学的气味。这世界上，热衷于写作的人太多了，然而太多的写作的人，写作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惟有少数人的写作，有开始，也有结束。
　　写作，从事这门手艺的人，从理论上讲，都有一个开始，也都有一个结束。
　　世上不乏写作开始很早的宠儿，他们布满文学的星空。雪莱、兰波、海子等诗人，他们的写作开始得早。雪莱21岁时，写出著名的叙事长诗《麦布女王》，30岁海难时，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以及其不朽的名作《西风颂》都已完成。兰波从14岁开始写诗，到19岁时已完成了属于他和后世的诗篇《醉舟》。海子，生命短暫的抒情诗人，25岁自杀前，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厚厚的诗集。依凭着天赋的秉性，他们写作开始得早，写作结束得也早，短暂的使命被召唤后文思喷涌，然后生命归于平寂。
　　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等长寿型作家，写作有一个很早的开始，也有一个很晚的结束。倾尽60多年时光，老歌德为世界文学殿堂奉献出了长诗巨著《浮士德》;而直到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不断地为我们奉献着《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巨著;列夫·托尔斯泰临近晚年，写出了思想性艺术性极其强劲有力的长篇小说《复活》。
　　正如肉身生灭的轨迹是一条线段，写作的开始和结束也是一条线段。然而，后者却因文字洞开了永恒的时间和空间。有写作的开始和写作的结束，是作家在写作中达到的一种灵魂修为状态。他们肉身寂灭后，在文字里继续呼吸着，而无数的读者，也于他们文字所筑建的精神世界里行着。
　　我不要求写作的结束，一个有经典的结束，只是幻想能有一个写作的开始。起码，我还有几十年的写作光阴和坚定的毅力。
　　不是吗？人在欲望中活着。欲望是人的一种生存意志。活着和活着中，偶然的写作成了我最必然的一种生存欲望。对我来说，活着不完全是为写作，但写作肯定是为活着。为活着的写作的欲望，正在引导一个动物性的我，引导我接近普遍理性后的非理性，普遍感性后的非感性，普遍善后的非善，普遍恶之后的非恶。
　　写作是残酷的手艺活。写作者都在迷途，都是浮士德。很多时候，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开始？他们的写作，被靡菲斯特诱惑着，可能走过很多岔路，最终却因写作，在坠入黑暗深渊前得到了拯救，我们称之为诗人和作家。但丁用文字打通了地狱、炼狱、天堂的通道，他穿行其间，最终看到了贝特丽采，这位全身发光的女性犹如缪斯，引导了但丁的文字。赫尔曼·梅尔维尔写出了充满象征与寓言气息的《白鲸》，我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写作已有了开始和结束，或许他知道而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不知道。卡夫卡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他工作、恋爱、为战胜对父亲的恐惧而写作，临死前要求朋友焚烧小说手稿。卡夫卡结束时，作家卡夫卡在留下的文稿中复活了，只不过，他在文本中化身为更复杂的灵魂。有人说，这个灵魂早早看透了人类异化的降临。
　　我的写作状态不够勤奋，却一直在这条路上奔波。我很清楚，文学不是一块伊甸园，被逐出的语言手艺人很多，这与写作者的才华有关，与写作者的意志力有关，与写作者的信仰和时代的魅惑有关。在网络文学热闹的表象之下，纯文学已从众多的娱乐和消费景观中退到了边缘。而那些因文学修为、思考、判断、耐力欠缺等诸多原因的写作者，虽然在执着地写，但在盲目性中，仍旧连一个写作的开始都没有，更谈不上写作的结束。至于媚俗的写作，更是没有写作的开始和结束。我这样说，是因为文学生态圈残酷的淘汰事实，它要历经时间的利剑，也要历经无数后来人的审判。娱乐至死和贪欲横流的世风笼罩下，文学在当下还有多少魅力和庄严？况且，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大浪淘沙后，能留下来多少金子？
　　阅读与写作密不可分。阅读是我生活中的常态，基本上以外国的文学、哲学、艺术书籍为主。我的阅读趣味，与大多数写作人一样，多偏于译介过来的外国书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高中时代的阅读，基本上是中国古典文学，如《西游记》《唐诗三百首》之类，后来读《杨朔散文选》《骆驼祥子》等，因为写分行的诗歌，同时读订阅的《诗林》《星星诗刊》等。这种阅读状态是不自觉的，透露着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也透露着我文学视野的局限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时代，阅读视野逐渐开阔，开始在大学图书馆里借阅外国文学名著和哲学书，如《堂吉诃德》《百年孤独》《悲剧的诞生》，还有一些外国诗歌选等。1993年大学毕业后，随写作自觉性的增强，对外国文学的喜爱和阅读陡然增加。这其间我开始大量地购买外国文学书籍，有闲钱就买，哲学类、艺术类也买。现在，我的阅读视野更加开阔，并且喜爱上了当代艺术和影像批评书籍。
　　书籍，在人类肉身更新换代的延续中，塑造着人类灵魂，它给后来者注入强劲的启蒙光辉。为了写作，我不断地购书，书像冬天的雪越积越厚。我感到寒冷，因为耗时的阅读，让每部书都变成幽暗的迷宫和陷阱。书的冷来自阅读的热，书的深来自阅读的浅，书的重来自阅读的轻，书的活来自阅读的死，书的长来自阅读的短。在书房里，即使做一个不断阅读的人，在书本里又能活多长时间？况且我这空空的头脑引导着沉睡的躯体，又沉沦于碌碌的白日梦里。这种焦虑感持续了一段时间，近五十岁时，它消失了。
　　现在我还在阅读，阅读和写作一样，属于自我的时间。我坐在小书房，静静地翻书，深入到一个纸世界。那些书籍，用文字囊括了一个写作者的肉身和灵魂，也囊括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却逝去的时空。它是一个有写作轨迹的人留下来的，首先是一本物质之书。诡异的是，那物质之书能不断地衍生，更新，有着更复杂的创世力量，全然又是一个十足的复杂灵魂，并且向未来不动声色地延宕。博尔赫斯曾用文字筑建了一部永远读不完且不重复的神奇世界——《沙之书》，或许，那就是它——文学经典。它平素静静地尘封着，但只要你打开，就像擦亮阿拉丁神灯一样，立刻充满了奇迹。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人类的希望和日出后的光芒，它引导着人类走向自由开阔之境。经典给人启迪，让人充满疑问，进而引发更深层的思考与追索。罗素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这印证出，人是很盲目的，更多时被屁股决定而不是受制于脑袋。原因很简单，人离不开自己的肉身。经典，它为人的肉身准备了灵魂。人类是和人类所写作的“经典”一起上升的。
　　文学的经典世界，是文学大师创造的道场，是热爱真善美的人类寻求的世界。是的，现实中我们的生命充满沉重、无奈与平庸、充满黑夜与迷途，但因经典，将会趋于生动、鲜活、明亮。阅读经典，我妄想从那个纸世界脱胎换骨地走出来。我打开那些书，走进大师所创造的世界中去，在那里喜怒哀乐，并且像修行一样沉浸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为青年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找到了自我救赎的精神之路，同时也结束了我阅读中的纠结与黑暗。合上厚厚的大书时，我，还有那个叫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他者”，人性的曙光被文字冉冉点亮。艾略特在《荒原》里展示了种种现实绝境，那是现代社会和疯狂都市的绝境，是现代人精神荒原的绝境，艾略特在人类“向下的路途中”不断地寻找着“向上的道路”。
　　经典性写作，从终端来看，是每一位已经开始写作的人的梦想。但面对自身的现实，做一名诚实的写作者或许比面对经典性写作更好。诚实的写作者，先是要面对自己内心，然后再面对他人和社会。这样，也许算一个写作的开始。我喜欢谢默斯·希尼的一句诗：“我写诗，是为了凝视自己，为了使黑暗发出回声”。写作何为呢？抛弃“高大上”的文字构建雄心，一个开始变得成熟的写作者，肯定会看见自己身体中黑暗的部分，也会看到不完整世界的真实不虚。他以现实主义的眼光介入自我和世界的冲突中。他的悲悯心摧毁了小自恋，却至此关注到半明半昧的众生。我认定，写作是一场自我救赎，自我修行活动。通过写作，我走出无意识的我，走出小我，走出过度自我的写作，进而开始有一个大我，去关照更开敞的世界。
　　经典，让世界的文化在交融中丰厚。中國知识界，从晚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对外国文学和其它类典籍进行着大量的译介，这与中国逐渐放眼世界的格局关联。鲁迅强调过“拿来主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不断对外开放的语境，更给国人提供了开阔的丰厚的各尽所需的阅读资源。如果谈创作，从作家的求知欲和写作成果来说，先锋小说可谓觅得写作的一些真谛。这是中国作家以学习方式、以中国文学方式， 向世界文学主流致敬。人类结晶的智慧，人类创造的艺术，人类积累的文化，在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中，碰撞与交流是文明的正常姿态。阅读外国典籍也是一样，在本土的传统背景中，打量外来典籍中的世界，会塑造健全的认知空间和思考方式。一位作家的广度和深度，除了来源于实践，与阅读密不可分。至于关注点的不同，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创作暗道和写作秘密，它与作家个人的喜好和气质有关。
　　写作的难度是语言的难度。语言是符号，是智慧。文本首先是语言，是语言的技巧，是语言可能性中对语言难度的挑战，然后是语言所指的一切。从语言开始，它走向深度空间，譬如情感、情怀、思索、存在之真相等。
　　语言的秘密是写作者的秘密。在写作中，个性语言区别开了多样的世界，个性语言构成了文本肉身。我相信，作品就是写作者的肉身和灵魂，你是“谁”，你就选用了“谁”的语言来发声。你是什么人，作品就自然是什么人。在写作中过于“灵魂”和“肉身”都很可疑。前者可能会让你的写作沦落到装腔做势，空洞无物;后者可能会让你滞入粗鄙，物欲横流中。惠特曼，金斯伯格等诗人的状态让我看到了他们自己和藏在他们身上的普遍人类（人性），语言让他们的肉身和灵魂自由出入转换，没有丝毫的做作，也没有丝毫的偏离。语言在通过作品检验写作者的肉身和灵魂，也就是说，写作，在通过语言解决灵魂与肉身如何谐调一致的问题。所以，语言一旦“在场”，语言便也有肉身和灵魂。要警惕的是，语言如果过于倾向肉身，或者过于倾向灵魂，都会失去真切的“在场性”。
　　语言是创世纪。语言的深度是一个人思考和创造的深度，它和沉迷于语言游戏、语言趣味不一样。那些臆淫的、自我迷恋的、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的分行文字，永远不是写作;那些口号式的，貌似有力量的、歌功颂德的文字，当然也不是写作。惟对语言的敬重，才能创造出好的和伟大的作品。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一文中写道：“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作家正是用语言的魔法来创作一个奇异的境地。
　　语言的特性就是语言的自由。语言是一种表达和反对的力量，它在永恒地引导人类。语言只承认隐秘灵魂的自为状态，而不是现实世界给它带来的紧箍。当现实世界悖离了语言生发的内在趋动力，语言就呈现出挑战者的姿态。如此，语言便是直击现实幽暗地带和盲区的实证，这种实证是艺术的，也是审判式的，它经写作者本身弥漫开来，扩散成人类整体的存在与启蒙。艾略特评叶芝曾说：“当他以个人的身份开口说话之初，他就一直在为公众发声。”是的，写作的开始是语言，写作的结束是语言但又不是语言。一个人在不断寻找“语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抛弃“语言”，因为他敬重语言。
　　我喜欢用诗歌来向语言致敬。诗歌语言宛如最古老的一种致幻术，它经人的感受和想象力在肉身里发酵，弥漫人的肉身与头脑。一首好的诗，不会让人发疯，而是让人的肉身愉悦，引发冥想，更深地向自在观的澄明（观我和观物）前行。我用诗歌面对语言，用诗歌面对现实，用诗歌面对未来。我写诗，就像吃喝拉撒一样自然。写诗是我写作的惯性 。这其间我也写了些散文、随笔和小说，但诗歌还是主导着我写作的最初和最后。
　　大多数人的写作最开始都采用了诗歌这个文体，我也一样。中国的诗歌传统毕竟影响深远。我喜欢诗歌齐整的句子，它的均匀感，是我的呼吸状态和略倾向平静内敛的个人气质外溢，而片断和跳跃的自由表达，又宜于我不受羁绊的天性。当然，写作作为表达方式，并不存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哪一种文体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写作中，哪种文体适宜表达内容就选哪种，没有固定套路。这一点我想提博尔赫斯，他是位忘掉文体的作家，只是为了表达本身而选用了某种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