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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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接着说有关高考的话题,——民国时期算是历史上的乱世,但不可否认是一个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那个时期的学者文人有很多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的民国时代,近代教育体制确立,读书人开始依靠“高考”来“考取功名”。
  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颁布,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得到确立,高等教育应运而生。
  在1938年之前,大学都是采用独立自主的招生考试制度。那时,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那时考试比较简单,科目少,题数也少,有很多学校招生考试甚至只是一篇作文。
  比如北京大学1929年本科生入学仅考:国文、英文(或德文、法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也有的大学要考八门,如武汉大学文科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连现在必考的英语都不考;理科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而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就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篇作文就行了。
  不过,1938年起,民国考大学就同现在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了。也有全国统一高考,也是按计划招生,也分文理科,只不过全国统考的时间较短,只有几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时间,自1938年始,到1941年停止。之后因为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全国性统考无法组织。
  全国统考免试保送
  为了全国统考,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录取标准;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成绩;决定及分配录取学生。同时还负责研究招生制度的改进及其它相关事宜。
  不过,全国统考仍然需要像前清一样“赶考”,当时全国仅设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南郑、福州等十二个招生区。像南京、上海、北京都让日寇占领了,无法设点。当然这些地方的大学,由日伪政府组织,各校各招。
  全国统考的效果和社会反响非常好,因为它相对公平,可以减少各校招生时的“走后门现象”。1940年,教育部将这一统考形式固定了下来。但因时局变化,次年就考不成了。1941年到1949年,民国政府都无法组织起全国统一高考。
  民国全国统考时,也采取过灵活的招生办法——“保送免试”,现在保送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民国时学的。那时也有高中会考,会考成绩优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说来,会考生中有15%的人有保送的机会,但保送生的成绩要求不低于80分(满分100)。另外,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的学生中有50%的学生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
  从上面可以看出,民国时考大学比现在要轻松一些。除了保送生比例多外,当时的考试科目虽然不少,但题目不复杂。如,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文科(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科(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暂停统考大学也招生
  在抗战时期没有全国统考的岁月中,怎么上大学?在停止全国统考后,民国教育部根据时势,制订和推广了现在仍受不少教育人士青睐的“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由民国教育部划分出相应考区,指定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设一家召集大学组织牵头,联合招生。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如昆明区,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
  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一般根据民国教育部的规定,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审核,不是想招多少就招多少的。如果招生不足时,可组织第二次考试。这个联合招生制度确实招出了不少人才,如共和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就是1941年在联合招生中,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的。
  联合招生考试和全国统考一样,也有“保送免试”,总比例亦很高。如1942年,这年考试入学人数和免试生比例为85:15,即100个新生中,有15人是免试保送的。保送生的要求比现在宽松多了,首要条件当然是优秀生,但不会太呆板。各大学也招先修班生,这部分学生免试上大学的比例高达50%。进入先修班的条件并不高,所修各科成绩及格,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均应70分以上,就符合条件了。
  “一张纸”的高考
  在1938年之前,民国考大学则没有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一说,都是各个院校自行招生,但会受到教育部的管理。
  1933年之前各校虽然分文理科(理科当时叫“实科”),但文理生的比例没有规定,考生想报什么就什么,对什么有兴趣就学什么。如1928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25198人,文科生占73%;193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为37566人,文科生占75%。这比例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显然是极不对称的。从1933年起,教育部开始“比例招生法”,强行规定,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生。1935年起的更有针对性,直接给各校下达文理两科生招生人数。这也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此法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在1937之前,即1912年到1937年之间,民国高校招生都是各校自己组织进行,命题也是各校自己出,考大学属于“一张纸时代”,或者说“一篇作文时代”。也就是说当年考试极为简单,科目少,题数也少。
  比如,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
  当时,北大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蔡之后的1930年10月起,由蒋梦麟任校长,一直到1945年10月。蔡之后,北大试卷的内容多了,但与现在相比,也不算复杂。如,1932年北大的国文试卷分六部分,内容就比1929年一道作文丰富多了,也像一张试卷了。
  对面如此简单的试卷,恐怕现在80%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北大的。或许有人有疑问,国民时考大学这么简单,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吗?这是不用多说的,看看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考大学“一张纸时代”涌现的人才,甚至比现在“精选时代”考出来的人才还多,还厉害——著名“汉园三诗人”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1929年考入北大;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1929年考入北大(理科预科);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钱学森,1929年考入交大机械工程系;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摘自《民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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