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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以鬯的《酒徒》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香港商业文化急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个外来的编辑兼作家，他比常人更敏锐地察觉到香港商业文化对文艺的冲击。《酒徒》中的叙事者——“我”，正是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写稿人和编辑。“我”的故事和刘以鬯本人的人生经历大体相似，因此，通过分析小说中“我”的人物故事与形象，我们可以窥见刘以鬯对当时香港社会现实的认知与思考。外来者身份，一方面使他在不同文化的比较认知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差异之处;另一方面，作家可以跳脱出原先的文化环境，凭借其丰富人生经历下所产生的独特的文化感知去拓展小说的表现范围。
关键词：《酒徒》;刘以鬯;社会批判
初读刘以鬯的《酒徒》时，我强烈感觉到该小说的语言、叙事逻辑跟自己以往所读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酒徒，小说的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徒在醉梦中的絮叨，由各种记忆随意拼凑而成。在醉酒状态中，作者将现实与幻想、历史与神话、时间与空间的现实关系瓦解，肆无忌惮的抒发内心郁结，放纵自我的情绪。因此读者就难以用理性的思维去把握作者的叙事逻辑。其次，小说内容的跳动性、非连贯性使得该小说具有明显的诗的意味。加之独特的标点符号使用、诗歌化的文体编排，共同给读者带来了新颖、陌生的阅读体验。
小说中，刘以鬯借酒徒之言，表达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和评判。他对爱情、文艺以及现实社会的观察和认识是香港社会经验的反映。自由、繁荣的香港社会为各种思想的流动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空间，但同时，商业化浪潮下人的生存境况也越来越趋向两极化，人际关系和人性受到重利观念的刺激开始发生某种扭曲，连刘以鬯最在意的文学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痛苦、失望、无奈、迷惘、恐惧，整部小说都沉溺在一股颓靡之风中。
关于爱情，《酒徒》中与 “我”接触的几位女性身份各不相同，但都是在香港大都市中成长起来的，默默接受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她们的塑造。小说中的十七岁少女司马莉，正是长久被各种“先进”意识渗透而早熟的少女，她討厌十七岁的男孩子，讨厌不打领带的人，崇拜法国女作家莎冈，她将爱情看作是一场游戏，痴迷地崇拜着“我”。与其说司马莉是一个早熟的人，不如说她是一个病态且富于幻想的人，在她的幻想中，严酷的现实与未来被弃之不顾，唯有享受现时的快乐与幸福才是正确的选择。司马莉的爱是虚无缥缈的，一旦她回过神来望一眼现实，便可随时取消爱的念头。张丽丽和杨露的爱是可靠的，不是对酒徒的爱，而是对可以用来维持生存的金钱的爱，张丽丽最终决定和她之前一直想要敲诈的男人在一起，杨露也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归宿，尽管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有“我”的房东王夫人，她是一个在全球走私货的王先生的香港太太，每个月按时送来的生活费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在《酒徒》这部小说里，很难找到有关爱情的美好画面，只有性欲、金钱支配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短暂连结。爱情在现实社会的逼仄下，难以找到生存的空间。
关于文艺，小说中的导演莫雨直呼“艺术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商业文化冲击下，人们更加认真钻研如何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而不耻接受思想上的麻木和真空。文艺创作者为了在残酷的市场规则中生存，只能放下高傲的身段，生产符合大众趣味的作品。对刘以鬯来说，文学真正变成了一桩“苦役”。现实中的他为了温饱，不得不通过写自己所厌恶的武侠小说和黄色小说来求得一点点稿费，以及在酒瘾发作时把家中的书按斤卖给旧书摊。而在精神上的他，依然对真正的文学保持着清醒而痛苦的认知。
关于社会批判，酒徒发出了“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的怒吼，众所周知，鲁迅是这一呼号的先声，不过，两人指向有所不同，鲁迅主要抨击摧残人心的封建礼教和愚昧思想，酒徒则是为了控诉社会只会打压忠于良知的人而扶持卑鄙无耻的人，让好人永远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遭人践踏。但酒徒的控诉显然是无力的，正如在书中所说的，酒徒是一个“逃避主义者”，他选择用酒来调和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协调的矛盾，使人看不到存在的希望。
总之，《酒徒》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意识流小说，作者化身酒徒，借助酒徒醉酒时的疯癫状态，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严肃审视香港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揭示一个过度商业性社会的黑暗和污浊。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一方面通过酒徒的实际经历道出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用意识流的写法抒写酒徒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使小说呈现出虚实相融的奇异状态，意蕴悠长。在小说中，作者对香港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是批判性的，文本所折射出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纸醉金迷、金钱至上的香港社会。“没有钱，就得挨饿。没有钱，就没有酒喝。”酒徒爱情的破灭、志气的消亡标志着这一人物彻底陷于现实困境中无法自拔，暗含嘲讽意味。当然刘以鬯的观点并不是全都可信的。比如，其对武侠小说的鄙夷就值得商榷。《酒徒》中的观点过于极端化，容易以片面之词遮盖现实，这只能反映香港社会给一个外来者带来的直观感受，不能单纯依靠小说去评判当时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何慧.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论刘以鬯的实验小说[J].冀东学刊，1997（03）：40-45.
[2]刘以鬯.酒徒[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关键词：《酒徒》;刘以鬯;社会批判
初读刘以鬯的《酒徒》时，我强烈感觉到该小说的语言、叙事逻辑跟自己以往所读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酒徒，小说的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徒在醉梦中的絮叨，由各种记忆随意拼凑而成。在醉酒状态中，作者将现实与幻想、历史与神话、时间与空间的现实关系瓦解，肆无忌惮的抒发内心郁结，放纵自我的情绪。因此读者就难以用理性的思维去把握作者的叙事逻辑。其次，小说内容的跳动性、非连贯性使得该小说具有明显的诗的意味。加之独特的标点符号使用、诗歌化的文体编排，共同给读者带来了新颖、陌生的阅读体验。
小说中，刘以鬯借酒徒之言，表达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和评判。他对爱情、文艺以及现实社会的观察和认识是香港社会经验的反映。自由、繁荣的香港社会为各种思想的流动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空间，但同时，商业化浪潮下人的生存境况也越来越趋向两极化，人际关系和人性受到重利观念的刺激开始发生某种扭曲，连刘以鬯最在意的文学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痛苦、失望、无奈、迷惘、恐惧，整部小说都沉溺在一股颓靡之风中。
关于爱情，《酒徒》中与 “我”接触的几位女性身份各不相同，但都是在香港大都市中成长起来的，默默接受社会的消费文化对她们的塑造。小说中的十七岁少女司马莉，正是长久被各种“先进”意识渗透而早熟的少女，她討厌十七岁的男孩子，讨厌不打领带的人，崇拜法国女作家莎冈，她将爱情看作是一场游戏，痴迷地崇拜着“我”。与其说司马莉是一个早熟的人，不如说她是一个病态且富于幻想的人，在她的幻想中，严酷的现实与未来被弃之不顾，唯有享受现时的快乐与幸福才是正确的选择。司马莉的爱是虚无缥缈的，一旦她回过神来望一眼现实，便可随时取消爱的念头。张丽丽和杨露的爱是可靠的，不是对酒徒的爱，而是对可以用来维持生存的金钱的爱，张丽丽最终决定和她之前一直想要敲诈的男人在一起，杨露也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归宿，尽管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有“我”的房东王夫人，她是一个在全球走私货的王先生的香港太太，每个月按时送来的生活费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在《酒徒》这部小说里，很难找到有关爱情的美好画面，只有性欲、金钱支配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短暂连结。爱情在现实社会的逼仄下，难以找到生存的空间。
关于文艺，小说中的导演莫雨直呼“艺术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商业文化冲击下，人们更加认真钻研如何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而不耻接受思想上的麻木和真空。文艺创作者为了在残酷的市场规则中生存，只能放下高傲的身段，生产符合大众趣味的作品。对刘以鬯来说，文学真正变成了一桩“苦役”。现实中的他为了温饱，不得不通过写自己所厌恶的武侠小说和黄色小说来求得一点点稿费，以及在酒瘾发作时把家中的书按斤卖给旧书摊。而在精神上的他，依然对真正的文学保持着清醒而痛苦的认知。
关于社会批判，酒徒发出了“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的怒吼，众所周知，鲁迅是这一呼号的先声，不过，两人指向有所不同，鲁迅主要抨击摧残人心的封建礼教和愚昧思想，酒徒则是为了控诉社会只会打压忠于良知的人而扶持卑鄙无耻的人，让好人永远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遭人践踏。但酒徒的控诉显然是无力的，正如在书中所说的，酒徒是一个“逃避主义者”，他选择用酒来调和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协调的矛盾，使人看不到存在的希望。
总之，《酒徒》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意识流小说，作者化身酒徒，借助酒徒醉酒时的疯癫状态，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严肃审视香港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揭示一个过度商业性社会的黑暗和污浊。在具体的文本叙述中，一方面通过酒徒的实际经历道出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用意识流的写法抒写酒徒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使小说呈现出虚实相融的奇异状态，意蕴悠长。在小说中，作者对香港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是批判性的，文本所折射出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纸醉金迷、金钱至上的香港社会。“没有钱，就得挨饿。没有钱，就没有酒喝。”酒徒爱情的破灭、志气的消亡标志着这一人物彻底陷于现实困境中无法自拔，暗含嘲讽意味。当然刘以鬯的观点并不是全都可信的。比如，其对武侠小说的鄙夷就值得商榷。《酒徒》中的观点过于极端化，容易以片面之词遮盖现实，这只能反映香港社会给一个外来者带来的直观感受，不能单纯依靠小说去评判当时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何慧.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论刘以鬯的实验小说[J].冀东学刊，1997（03）：40-45.
[2]刘以鬯.酒徒[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