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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否认钱在艺术品拍卖中的作用，我们现在正努力打破外界对艺术品拍卖的这种刻板印象”。“人们对艺术品的兴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当代水墨部经理安蓓说，“而我们则努力顺着学术发展的理路，对其加以引导，使其更趋合理。”
哪里经济繁荣，哪里艺术就繁荣。
现在国内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大拍卖行中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艺术品了。4月9日刚刚结束的香港拍卖周中，一只北宋定窑碗拍出了1.47亿港元，而另一只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则拍出了2.81亿港元的天价。
自2005年至今，安蓓已组织拍出许多当代名家的水墨作品和高端工艺品，累计拍卖金额达数亿元。
暮春时节，北京新保利大厦。从水墨画到紫砂壶，从张大千到顾景舟。从参与海外文物回流的激动，到推动拍卖大众化的喜悦。与安蓓对谈，如品香茶。
“搞拍卖就像做媒人”
父母都是医生，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安蓓说，自己也没有认真地想过怎么就进了拍卖行。
2002年大学毕业，安蓓进入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实习，工作是讲解员。每天的工作虽然枯燥，但馆内丰富的展品着实让她大开眼界。
2005年，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成立，安蓓成了其中最早的加盟者之一。她对那时的工作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整个团队只有5个人，甚至连营业执照都还没有拿下来，就已经开始在一起讨论如何征集拍品，如何带动客户、服务客户……
接下来，她又自主开拓了中国当代高端工艺品项目。首次将老料新做的黃花梨和紫檀家具、紫砂壶、寿山石等项目引进保利拍卖专场中，并取得了不俗的拍卖成绩。
“搞拍卖就像做媒人，要把手头的拍品整理好、推介好，然后风风光光地‘嫁’到最合适的人家去。”安蓓说，“当所有的工作完成，你才能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有意义。”
而有些时候，他们还要向外界推介作品的“娘家人”——年轻的画家或手工艺者。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画家和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因着他们的推荐而蜚声艺坛，身价倍增。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屡遭西方列强入侵，被抢掠的艺术珍品何止千万。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珍贵的艺术品被国外的藏家非法占有。
同时，由于国内艺术品走私活动猖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外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局面：中国各个朝代的艺术珍品不断地出现在西方的各大拍卖行里，在外国收藏者中辗转流传。而它们的母国，却对此无能为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流失在海外的中国艺术珍品也开始出现了回流的迹象。而身处艺术品拍卖一线的安蓓自然是水暖先知。
一次，去法国征集拍品，她竟赫然在一份收藏名录中发现了已经流失多年的张大千精品字画。还有一次在台湾，她从一个加籍华人弃置多年的藏品中发现了顾景舟的紫砂壶。
“这些藏品，其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让人震惊，”时至今日，安蓓仍难掩当时的兴奋。
这些国宝级的艺术珍品，经过她的整理，最终都回流大陆，由国内的买家收藏。
更多的时候，安蓓则是在打捞那些一时尚不被市场认可的艺术珍品。
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由于客户对拍品的来源与传承不甚清楚，有时候，一些名家的作品也可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
有一次，吴冠中先生的一幅画，估价200多万，竟然没有拍出。在雪藏了一段时间后，安蓓觉得市场可以承受了，又把它拿出来，有买家直接就叫到了500万。
另一把魏紫熙与顾景舟合作的紫砂壶，起拍价300多万，市场反应平平。后来，她向买家详细地介绍了拍品的艺术价值与传承历史，最后竟拍到了900万元的高价。
“这些大师的作品，都是必将载入史册的艺术珍宝，”安蓓说，“如果能在它们的流传历史中留下自己的一点点印记，这是多么大的荣幸！”
给拍卖行“接地气儿”
《中华儿女》：一件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拍出2.8亿元，这正常吗？
安蓓：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件斗彩鸡缸杯，本来就是宫廷用品，艺术水平很高，存世数量又极少，因而也就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前些年，它就曾经拍出过亿的价格。现在拍出2.8亿也是正常的，我们都没有感到意外。相反，如果它没有拍出这样的高价，我们才会觉得有些意外。
《中华儿女》：您眼中成熟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
安蓓：成熟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一定要有层级的差别。不能什么样的艺术品都能拍到高价，甚至天价，因为每件艺术品背后都有它的审美价值在里面。这些价值因其类别、作者、时代、数量、品相以及历史传承等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当代画家的水墨作品，不大可能拍出古代书画名家作品的价格。拍卖会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哪些艺术品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并给出大家一些指标性的价格。
《中华儿女》：一直以来，艺术品拍卖给外界的印象好像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安蓓：我并不想否认钱在艺术品拍卖中的作用，但其实我们现在正努力地打破外界对艺术品拍卖的这种刻板印象。比如，一般的拍品展览活动都是在五星级酒店里举办，而我们却有意地把最近的几次活动放在了农业展览馆，并邀请一些普通市民和大学生参加。把原本只面对少数人群的展览办成了一場艺术嘉年华。在我们的会场上，有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拍品，也有价值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的拍品。这些都是在推动艺术品拍卖走向平民化，给拍卖行“接地气儿”。
《中华儿女》：做几万元级别的拍品，几乎就是在做公益了。
安蓓：对，因为几乎拿不到佣金嘛！而我们要出场地费、人工费等等，基本上都是在赔钱做。但如果这样能够让大众更好地了解我们，也是值得的。
艺术与商业可以相得益彰
《中华儿女》：一把紫砂壶，在您的眼中它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商品？
安蓓：对我来说，它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跟房地产不一样，有它自己的审美价值在里面。当然，商品房也要美，但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你要欣赏它艺术上的美，而这时候，它的商业价值也就产生了。
《中华儿女》：现在有不少人把收藏当成投资的手段。
安蓓：人们对艺术品的兴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提高，这是很正常的，是国家经济发展了以后的自然现象。而我们做艺术品拍卖则是努力地顺着学术发展的理路，对其加以引导，使其更趋合理。把收藏作为投资的手段，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知道，很多投资艺术品的商人最后都喜欢上了艺术，从投资收藏变成了收藏投资。
《中华儿女》 ：在对外推介年轻的艺术家时，是什么让你们决定推介这一个而不推介另一个，你们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安蓓 ：我们在向外推介时，不会针对某个人进行推介，而是会针对某个学派。比如，不同的画派，在美术史上都会有它不同的理路与走向。我们在一线做拍卖，接触市场的机会比较多，也会知道当前的市场会有哪些审美偏好，甚至对未来几年的情况做出预测。这样，我们就顺着这条学术上的理路来决定推介某一个画派的画家。总之，市场要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顺着这条线索来做，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中华儿女》 ：说到艺术家，现在他们好像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些耻于谈利，而另一些则汲汲于名利。
安蓓 ：这是正常的，并不意外。无论是淡泊名利，还是追求名利，都无可厚非。比如职业的画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画画和卖钱，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画家需要钱来维持以后的创作，同时，市场的认可对他们也是一种激励和刺激。我所知道的一些画家，在其作品被市场认可以后风格大变，这里面当然有金钱的因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就是坏事儿。
《中华儿女》 ：过多的金钱因素，会让艺术品变味儿吗？
安蓓 ：一味地迎合市场，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但事实上，金钱与艺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在拍卖市场上，最终能够高价拍出的艺术品，一定是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着真正的艺术价值的作品。
哪里经济繁荣，哪里艺术就繁荣。
现在国内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大拍卖行中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艺术品了。4月9日刚刚结束的香港拍卖周中，一只北宋定窑碗拍出了1.47亿港元，而另一只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则拍出了2.81亿港元的天价。
自2005年至今，安蓓已组织拍出许多当代名家的水墨作品和高端工艺品，累计拍卖金额达数亿元。
暮春时节，北京新保利大厦。从水墨画到紫砂壶，从张大千到顾景舟。从参与海外文物回流的激动，到推动拍卖大众化的喜悦。与安蓓对谈，如品香茶。
“搞拍卖就像做媒人”
父母都是医生，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安蓓说，自己也没有认真地想过怎么就进了拍卖行。
2002年大学毕业，安蓓进入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实习，工作是讲解员。每天的工作虽然枯燥，但馆内丰富的展品着实让她大开眼界。
2005年，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成立，安蓓成了其中最早的加盟者之一。她对那时的工作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整个团队只有5个人，甚至连营业执照都还没有拿下来，就已经开始在一起讨论如何征集拍品，如何带动客户、服务客户……
接下来，她又自主开拓了中国当代高端工艺品项目。首次将老料新做的黃花梨和紫檀家具、紫砂壶、寿山石等项目引进保利拍卖专场中，并取得了不俗的拍卖成绩。
“搞拍卖就像做媒人，要把手头的拍品整理好、推介好，然后风风光光地‘嫁’到最合适的人家去。”安蓓说，“当所有的工作完成，你才能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有意义。”
而有些时候，他们还要向外界推介作品的“娘家人”——年轻的画家或手工艺者。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画家和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因着他们的推荐而蜚声艺坛，身价倍增。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屡遭西方列强入侵，被抢掠的艺术珍品何止千万。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珍贵的艺术品被国外的藏家非法占有。
同时，由于国内艺术品走私活动猖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外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局面：中国各个朝代的艺术珍品不断地出现在西方的各大拍卖行里，在外国收藏者中辗转流传。而它们的母国，却对此无能为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流失在海外的中国艺术珍品也开始出现了回流的迹象。而身处艺术品拍卖一线的安蓓自然是水暖先知。
一次，去法国征集拍品，她竟赫然在一份收藏名录中发现了已经流失多年的张大千精品字画。还有一次在台湾，她从一个加籍华人弃置多年的藏品中发现了顾景舟的紫砂壶。
“这些藏品，其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让人震惊，”时至今日，安蓓仍难掩当时的兴奋。
这些国宝级的艺术珍品，经过她的整理，最终都回流大陆，由国内的买家收藏。
更多的时候，安蓓则是在打捞那些一时尚不被市场认可的艺术珍品。
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由于客户对拍品的来源与传承不甚清楚，有时候，一些名家的作品也可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
有一次，吴冠中先生的一幅画，估价200多万，竟然没有拍出。在雪藏了一段时间后，安蓓觉得市场可以承受了，又把它拿出来，有买家直接就叫到了500万。
另一把魏紫熙与顾景舟合作的紫砂壶，起拍价300多万，市场反应平平。后来，她向买家详细地介绍了拍品的艺术价值与传承历史，最后竟拍到了900万元的高价。
“这些大师的作品，都是必将载入史册的艺术珍宝，”安蓓说，“如果能在它们的流传历史中留下自己的一点点印记，这是多么大的荣幸！”
给拍卖行“接地气儿”
《中华儿女》：一件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拍出2.8亿元，这正常吗？
安蓓：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件斗彩鸡缸杯，本来就是宫廷用品，艺术水平很高，存世数量又极少，因而也就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前些年，它就曾经拍出过亿的价格。现在拍出2.8亿也是正常的，我们都没有感到意外。相反，如果它没有拍出这样的高价，我们才会觉得有些意外。
《中华儿女》：您眼中成熟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
安蓓：成熟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一定要有层级的差别。不能什么样的艺术品都能拍到高价，甚至天价，因为每件艺术品背后都有它的审美价值在里面。这些价值因其类别、作者、时代、数量、品相以及历史传承等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当代画家的水墨作品，不大可能拍出古代书画名家作品的价格。拍卖会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哪些艺术品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并给出大家一些指标性的价格。
《中华儿女》：一直以来，艺术品拍卖给外界的印象好像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安蓓：我并不想否认钱在艺术品拍卖中的作用，但其实我们现在正努力地打破外界对艺术品拍卖的这种刻板印象。比如，一般的拍品展览活动都是在五星级酒店里举办，而我们却有意地把最近的几次活动放在了农业展览馆，并邀请一些普通市民和大学生参加。把原本只面对少数人群的展览办成了一場艺术嘉年华。在我们的会场上，有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拍品，也有价值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的拍品。这些都是在推动艺术品拍卖走向平民化，给拍卖行“接地气儿”。
《中华儿女》：做几万元级别的拍品，几乎就是在做公益了。
安蓓：对，因为几乎拿不到佣金嘛！而我们要出场地费、人工费等等，基本上都是在赔钱做。但如果这样能够让大众更好地了解我们，也是值得的。
艺术与商业可以相得益彰
《中华儿女》：一把紫砂壶，在您的眼中它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商品？
安蓓：对我来说，它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跟房地产不一样，有它自己的审美价值在里面。当然，商品房也要美，但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你要欣赏它艺术上的美，而这时候，它的商业价值也就产生了。
《中华儿女》：现在有不少人把收藏当成投资的手段。
安蓓：人们对艺术品的兴趣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提高，这是很正常的，是国家经济发展了以后的自然现象。而我们做艺术品拍卖则是努力地顺着学术发展的理路，对其加以引导，使其更趋合理。把收藏作为投资的手段，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知道，很多投资艺术品的商人最后都喜欢上了艺术，从投资收藏变成了收藏投资。
《中华儿女》 ：在对外推介年轻的艺术家时，是什么让你们决定推介这一个而不推介另一个，你们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安蓓 ：我们在向外推介时，不会针对某个人进行推介，而是会针对某个学派。比如，不同的画派，在美术史上都会有它不同的理路与走向。我们在一线做拍卖，接触市场的机会比较多，也会知道当前的市场会有哪些审美偏好，甚至对未来几年的情况做出预测。这样，我们就顺着这条学术上的理路来决定推介某一个画派的画家。总之，市场要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顺着这条线索来做，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中华儿女》 ：说到艺术家，现在他们好像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些耻于谈利，而另一些则汲汲于名利。
安蓓 ：这是正常的，并不意外。无论是淡泊名利，还是追求名利，都无可厚非。比如职业的画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画画和卖钱，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画家需要钱来维持以后的创作，同时，市场的认可对他们也是一种激励和刺激。我所知道的一些画家，在其作品被市场认可以后风格大变，这里面当然有金钱的因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就是坏事儿。
《中华儿女》 ：过多的金钱因素，会让艺术品变味儿吗？
安蓓 ：一味地迎合市场，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但事实上，金钱与艺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在拍卖市场上，最终能够高价拍出的艺术品，一定是那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着真正的艺术价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