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白光》《祝福》以及散文《范爱农》都涉及了人物的死亡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鲁迅在展示人物生命终结时，都在某些层面上做了隐性的处理，似乎在努力暗示着什么。这样处理尽管给我们理解文本带来一定难度，但却体现了鲁迅高超的创作技法。
　　我们先来看孔乙己的死。孔乙己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到了要讨饭的地步，但他却养成了好喝懒做的毛病，抄书不成，只好偷窃，最后竟偷到丁举人那儿去了，被打折了腿。这暗示了他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好饮成性的孔乙己在中秋后的某一天，又一次来到酒店，而且这一次竟是坐在蒲包上，用手支着来到酒店的。这形象地说明了孔乙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来酒店喝酒。“我”后来好久没有见到孔乙己，到了年关，到了第二年的端午、中秋、年关，一直没有看见他，就断定嗜酒如命的孔乙己已经死了。但鲁迅却在“孔乙己的确死了”前面加了“大约”，这就使孔乙己的死显得扑朔迷离了。
　　无独有偶，小说《白光》对陈士成的死的处理也别有意味。小说写陈士成第十六次科举落第，受了强烈的刺激，眼前出现了一团白光，产生了幻觉，在家中掘地寻宝不成，又在黑夜走向山里。第二天中午，人们在万流湖里发现了一具浮尸，其指甲里嵌着河泥，显然是落水而死。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陈士成，认为死尸就是陈士成。可是鲁迅又给这推测打上了问号：死尸“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在水里长时间浸泡，给辨认尸体带来了很大难度，而且“并无尸亲认领”。鲁迅说：“或者说这就是陈士成。”
　　范爱农确实是死了，但他的死因却是一个悬念：“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围绕范爱农的死，鲁迅先反复做了这样的渲染铺垫：“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然而还喝酒”，“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显而易见，范爱农和孔乙己有着相同的嗜好，而且他又是醉酒后落水，可能是“失足”而死。但鲁迅又对此表示怀疑：“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鲁迅还反复强调他怪异孤僻的性格以及生活上的窘况；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精神颓废，情绪低落。这些都是他可能自杀的佐证。这样，范爱农的死也给人们留下了难解之谜。
　　同样，祥林嫂也确实是死了，而且是死在旧历除夕之夜，但她究竟是怎样死的，鲁迅没有做正面叙述，这又是一个谜。鲁迅对祥林嫂的死因做了两种暗示：自杀或冻饿而死。祥林嫂死在大年夜，而这刚好又是发生在白天遇到“我”的当晚。针对祥林嫂的问话，“我”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回到四叔家中内心还在忐忑不安，怕我的回答“于她有些危险”，而她又恰好死在家家户户欢天喜地祝福的当夜，她是不是“感到自身的寂寞了”呢？这些都暗示了她自杀的可能。另外，祥林嫂死在一年当中冬季里最冷的时候，而且她当时的状况是“眼珠间或一轮”，“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强调碗是空的，说明她食不果腹；竹竿下端开裂，说明她沦为乞丐已经好久了。这又暗示了祥林嫂有可能是冻饿而死的。
　　鲁迅先生是一位思想启蒙者，肩负着改变国民精神的历史重任。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是其文学创作的第一要著。正像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指出的那样：“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作家在创作文本时往往通过主人公与周围人物的关系，来展示旧社会世态人情的凉薄，达到揭露罪恶的旧社会的目的。因而，鲁迅先生对于孔乙己、陈士成、范爱农、祥林嫂的死不做定性处理，是有意为之的。无论是孔乙己、陈士成、祥林嫂还是范爱农，他们都是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多余人”，人们并不在意他们的客观存在和人格尊严。孔乙己一到酒店，人们就取笑他，哪怕是最后被打折腿，人们仍然不放过他，还往他那本来就受伤的心灵里再撒一把盐。陈士成“死”后，让邻居们辨认尸体，“但邻居懒得去看”。范爱农到最后也很少有人和他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祥林嫂最终竟成了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这些人生前不被人关心，死后又有谁会去追问他们的死因呢？况且祥林嫂还是死在人家的祝福声中，人们连“死”这样的字眼都不愿提，就更不会去探究她的死因了。
　　我们不能揭开孔乙己、陈士成、范爱农、祥林嫂的死亡之谜，或许他们的死本来就没有什么谜底；因为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湮没在乡间的众生，本来就是默默地出生，寂静地死去。这些不都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吗？鲁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使得作品的社会批判功能大大加强。相反，如果鲁迅指出了他们具体的死因，还可能会削弱作品的现实性以及特有的社会批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