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天然有男女之分，性别的存在和差异是跨越种族和地区的共同认知。但是随着时间一同发展的，还有横亘在男女两性之间的鸿沟。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我们早已轻车熟路，但是对于私人领域的观照可能才刚刚起步，当性别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这，是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失衡的两性关系
　　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每当有呈现男女关系的电视剧播出，几乎会掀起舆论的巨浪。近者有在《我的前半生》中，以自立自强人设逆转的女主角，因为对男主角的依赖，被戏称为最有心机的“小三”、“绿茶婊”；还有在戏中饰演第三者的演员因为将“小三”形象刻画出众，竟引起现实中的公愤，恶评不断使她不堪其扰，最后不得不选择关闭微博评论。
　　稍远者可以回看《欢乐颂》，应勤质问邱莹莹“处女”身份一幕成为经典场景，网络上几乎一边倒指责他为“渣男”和“直男癌”。
　　三年前，两性作家侯虹斌就曾在网上发文《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点直男癌》，批判生活中那些处处可见的直男癌现象。当时直男癌一词还是比较新鲜的说法，很快就占据了微博热搜榜。“你是直男癌吗？”一度成为经典的拷问。
　　“小三”、“绿茶婊”和“直男癌”真的有这么讨厌，以至于这些形象往往在网上溃不成军，被指责得千疮百孔？
　　要知道，“癌”和“婊”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并不是会被经常提及的话语。前者是我们到现在仍然恐惧的疾病，即使只是听闻便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神情；后者则是极其不体面的说法，被认为是粗俗的称呼语。
　　但现在则是另外一番情形。这两个字已经组合出一系列网络语言，对于无须遵循传统规范的网民而言，使用时付出的心理负担成本几乎为零，它们随时整装待发如上膛的子弹，兵不血刃。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留长头发，刘海长到眼睛那样的长度，但是父亲总是强烈禁止，“不行，男孩子不能这样”，因此短短的板寸头一直是他维持了很久的形象。直到成为志愿者参与了NGO举办的活动，他才意识到以前父亲这些行为都是对男生的刻板印象。
　　中山大学社工系副教授裴谕新遇到过的事情更典型，在一次活动中，她的朋友，一位颇有名气的基金会会长和一群“女博士”同桌，交谈中她们聊得非常愉快，这位会长后来感慨说，“没想到女博士这么能聊，也这么爱生活，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裴了解到她的这位朋友本身是反对自己的女儿继续深造成为博士的，这次接触改变了他的想法，“如果有机会会去鼓励她申请博士。”“女博士”在中国的形象有多刻板可见一斑，而这并非段子。
　　在继续进修学业成为教授前，裴谕新曾经是媒体从业者，她刚开始当记者那一年，碰上的正是女权主义思想大范围在中国传播的那段时间。
　　女权主义兴起于西方国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欧洲社会女子的地位非常低下，在十七世纪前，英国的已婚妇女基本谈不上有何权利—除非丈夫自愿将权利让渡给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带给了女性极大的启发，生育权、堕胎权、受教育权、家庭暴力等等都成为女权主义探讨的议题，从19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
　　裴谕新还记得，在当时对于这些思想的报道上，主编的态度是“你们女人搞的事情，开个专栏写写就算了。”
　　持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是孤例，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后，引起的争议从来没有中断，有支持者，也有漠视和辱骂者。
　　如此多争议的产生，也许并不是哪一方的问题，两性问题说到底，也许是人本身的问题。处于社会背景下的人，当感觉到长期地位稳定地不均等的两方天平突然发生移动，不免會产生“失序感”，不管男女都逃不掉。 　　在以前漫长的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人类的关注点都放在了物质生产上，如何与自然、与机器相处是长期以来社会的关注点，并由此组成了严肃规整的社会规范，性别规范也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但如今的社会场景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靠劳力维生的工种不再是社会的主流；同时人们发现，除了异性恋以外还有新的家庭组成方式；在男性和女性外，还有不同性别者的存在……以前那一套，还能行得通吗？脑海中认知的规范和秩序被打乱，以至于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抗拒，而后焦虑、不安—“我是谁”的答案在哪里？
　　孙绎卓在澳洲生活了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使他观察问题时有独特的视角。当我跟他聊到相关话题，问起“你身边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怎样”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茫然，不知道该从何谈起。
　　原因是，他所处的社会中，男女平等的观念业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说，很少有人需要通过树立一种身份来标榜自己的主张。
　　从他的视野看国内的两性纷争，他觉得“像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互相喊话，结果谁也不能理解谁”，在他看来，也许最需要争取平等的是三四线城市或者偏远农村地区的女性，但是她们的发声渠道极其匮乏，掌握话语权的一二线城市女性则是以自己的诉求为主，以至于自说自话，“没有谁在真正控诉如今社会的问题。”
　　性别的重新认知
　　毫无疑问，在压抑的性别观念下，无论男女，其受到的束缚都是巨大的。即使被宣扬在职场上享有优势的男性也背负着众多的压力，社会给予的不合理期望往往也让他们喘不过气，而且无处发泄。
　　当急剧变化的社会氛围在紧紧簇拥着人群时，一方面主观上使人焦虑不已，另一方面客观上迫使人们去改变，重新认识自身。
　　在生活中，像陈胜宇这样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男性并不多见，也因此他的一些行为很容易就成为标杆，动辄会受到“你们直男怎么这样”以及“你们女权主义者原来这样”的质疑，但他每次都会利落地澄清，“要错就是我的错，不是这个群体的错”。
　　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去游泳，有人提议进行竞赛，目标是一口气游到对岸，陈胜宇知道自己水性并不好，拒绝了。朋友用激将法，“不够胆游过去，你就不是男人”，他不想硬着头皮游过去，有点赌气地回应：“我就不是”。
　　后来的场合大家再平心静气聊起来这件事情，他跟朋友解释说，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不是性别的问题，他希望消解这些刻板的印象。其他朋友，在他看来是接受了，但是那个“挑衅”他的朋友，到现在“还不是很能接受”。
　　推倒从小习得的认知，并重新架构起认知系统本身就是困难的。陈胜宇坦诚，自己也很难做好。
　　他和女朋友早就商量好，要改变传统的家庭分工，一起承担家里琐事。但他直言，在计划之初，仍然有点抵触。“去菜市场买菜？第一反应仍然是很厌恶，真心不喜欢去街市（粤语，菜市场的意思）”从小不需要去菜市场的习惯，总让他隐隐觉得，这里是对男性来说不体面的存在。即使和女朋友约定共同打扫客厅，但看到地上有垃圾时，他仍然不习惯像女朋友一样马上反应，把垃圾捡起来。
　　即使于立场相近的人而言，对于同一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会有差异。
　　2014年侯虹斌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在网上热传，一阵轰轰烈烈的口水仗吵得不可开交，其中正正经经回应她的人不多，她的前同事雷剑峤是其中一个。
　　在文章中，他回应的理由是，如果将社会上对于女性的外貌期待压力转移到男性上，本质上也是一种以貌取人的“欺凌”。但是他坦诚，对于当下女权主义者的做法，他非常能够理解；唯一存疑的是，目前实际地位相对低的女性想要上升到平等的位置，如果采取的方式能更温和、更有技巧，那么效果会更好。正如他之所以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在于，“女性主义者更多是从人文角度出发”。
　　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中，雷剑峤也会向儿子灌输“尊重每一个人”的概念，他认为“不尊重对方”是现在的纷争产生的原因。但是生活中，在面对儿子的一些行为时，他下意识的第一反应还会是，“男孩子不应这样”。
　　他也反省，自己难以在这方面做到完美，但是他不得不认同“性别本身是有差异的”，“是不是一定要划一条红线，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呢？”
　　如何去定义性别差异的边界，本身也是重新认识性别的一部分，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边界也许能逐渐地从模糊变得可感知。但盲目的站队和吵闹却不能。
　　兩个月前，侯虹斌通过统计软件惊讶地发现自己微博的男粉丝比女粉丝还多，她打趣说“啊，我不是经常骂直男癌嘛，居然还有真爱”。
　　相似的数据还有，一年前，她和李银河一起直播，页面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观众的比例是7比3。这个数据不是十分准确，因为后来有网友跟她说，微博上女性经常被推送各种化妆品广告，所以不少女性用户干脆把性别设置成男性，而原始设置中也会默认用户为男性。
　　但这个数据仍然能在某个程度上说明问题，她认为，“我的生活和工作中，男性朋友和同行是很多的，很多知识男性是认可我的绝大部分观念的。可以推测，理性思考者中认同我的人并不少，不分男女。”
　　可以预见在当下中国，这样的讨论和探索还将会持续下去，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需要用理性去看待社会秩序和文化场景变更下对性别的重新定义，这会是一个呼唤用理性去思考、定义和讨论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