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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数次人民起义和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近代历史上由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才有今天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繁荣景象。
当年革命根据地延安窑洞中有一位喜爱哲学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年青人，对哲学有独特见解和认识，能把抽象的哲学问题变为通俗易懂的知识讲解给延安大学的学员们，让他们从抽象中体会哲学知识的精髓-他就是延安大学副校长、毛泽东的哲学顾问艾思奇先生。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我国西南边陲重镇腾冲，腾冲不仅山川秀丽、物产丰富，而且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清末民初就有多少人先后到祖国各地高等学府深造和东渡日本求学。在面积仅56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代就曾出现诸如李珍国、左孝臣、寸海亭、李根源、张文光、张问德、刘楚湘、李曰垓等一大批历史名人。
艾思奇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特定时代造成的，也是和家庭的影响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李曰垓、兄长李生庄、叔父李子固等人，都对他的成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曰垓（1881—1944）字子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李根源一道从腾越到昆明求学，考入云南高等学堂，毕业后热心研究边务，智力开发边疆，提高边民文化，在全省沿边地区共创办私塾128所，并担任中学监督，被任命为全省沿边学堂总办。
李曰垓青年时期，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读书期间正值戊戌变法、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国家衰危。李曰垓也像其他爱国青年一样，激于爱国热情，倾向于革命，他在同学中暗中组织进步同学会，宣传时政，鼓吹摧毁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弄来《馗书》、《革命军》、《新湖南》等进步书刊，秘密传阅，扩散革命思想。面对帝国主义侵占缅甸、越南、蚕食我边疆云南，而对清政府的不敌抗主义，丧权失地，很是激愤。因而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他在滇南与赵又新、朱朝英等积极响应，光复了迤南。
辛亥革命胜利后，李曰垓任讨袁护国军任秘书长。护国胜利后被任命为云贵矿务督办，民国18年被任命为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殖办置设于腾冲，在腾期间召集地方士绅，筹集资金，规划引河水灌溉缅箐数万亩荒地。治理边疆政务中“以威信为本，以德化怀柔，抚缓并用”为原则，因此边疆在李督办的治理下稳定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艾思奇，受到父亲兄长的耳提面命，经常给他讲反帝反封建是救国兴邦的道理；指导他阅读《资治通鉴》和先秦哲学著作。常告诫他：“读书全靠自己勤奋，方有成就”，处今之世，非至少懂一门外语，不足以言致学问。今世变已函，文法之弊，做人须有一技之长，要学一种科学，于国于已都有益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文至理，应读一些哲学为宣。”父亲的言行，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
李生庄（1904 —1945）李曰垓长子，艾思奇兄长，也是对艾思奇影响很大的人。民国12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拜在苏州章太炎处学经史。民国19年，随父亲回腾冲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暑秘书兼和顺图书馆馆长，协助父亲改良滇西弊政，在地方兴办交通、水电、农林、发展边地文化，创办女子中学，为腾冲培养了一批女青年，是一位对边疆文化教育事业有巨大贡献的人。
他知道艾思奇对哲学有特殊的兴趣和喜好，就把一些新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寄给弟弟，并常写信作辅导，并对他说：“要学好新哲学，必须学懂西洋名著，能算有功底。”艾思奇1912年随母亲到昆明与父亲团聚。父亲带他拜竭蔡锷将军，并被将军收为义子，赐名“翼武”。艾思奇从小受到父兄、叔伯的影响，思想开放，勤学好思，主动接触新思想、新哲学、新文化。如《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什么是唯物主义》等等，并在同学间传阅。还把这种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向校外传播。与同学们在学校附近开办工人义务夜校，自任训导主任兼教员，吸收穷苦人家子弟学习文化，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种子。
1926年春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北京城里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他把学生自治会主持的讨论春游变成了声援“三·—八”惨案的讨论会。因同学们意见的不统一使得自治会负责人也无从做出最后决定。李生宣的一席话使同学们的热情高涨，一致通过必须声援“三·一八”。他讲：“在北国主义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封建军阀还骑在人民大众头上，国民就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昆明不是桃花源，英法帝国虎视眈眈，我们声援北京同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是的，云南军阀之残暴，绝不亚于段祺瑞，他们也会开枪射击我们，但是我们的血就和北京执政府门前烈士的鲜血汇聚到一起，燃起熊熊烈火，就能把封建军阀座下的金交椅彻底烧毁。”
然而学生们的正义行为受到云南军阀的极力反对，当身为云南督都的唐继尧翻阅声援“三·一八”惨案。因此李生宣不得不在英国牧师的掩护下逃离昆明。按照父亲工业救国的理想而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的日子里得到同乡寸树声、张天放等的帮助，在学习掌握日语和日文方面获得不少收益，顺利考入福岗工业专门学校，留日学生们正学习明治维新带来的成就，打算利用所学振兴中华、发展工业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深深震撼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心。无情的现实让留学生们猛醒，自己国家不强盛，工业救国能成功吗？工业固然重要，但国家命运更重要。
李生宣决定放弃工业救国理想，改用笔来唤醒沉睡国民。他利用所学到的知识翻译苏联哲学家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发表于上海《中华日报》。得到上海以《申报》做掩护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他开始用“艾思奇”的笔名撰写《哲学讲话》一书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影响，并得到《读书与生活》主编李公仆的好评。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关注意，下令禁止发行《哲学讲话》。艾思奇的哲学著作擦亮了青年人的眼睛，使反动政府无法在蒙蔽下去，鼓舞和唤醒沉睡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再就是它完成了人类思想上最艰苦最伟大的长征，促使青年对新哲学发生兴趣，把艾思奇称为大众哲学家。 艾思奇的哲学理论，有着强大的传播性和唤醒民众沉睡思想的广泛性，使国民党宣传机关甚为害怕，竟下令禁止发行。但代表劳苦大众的新思想是禁止不了的，即使是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马壁，也用一首诗赞扬这部书：
一卷书雄百万兵
攻心为上胜攻城
将军一败如山倒
哲学犹输仰名令
由于国民党的制止和从读者来信中提到的“大众哲学家”中得到的启示，艾思奇与柳提提议把书名改为《大众哲学》，得到李公仆等革命党人的支持，于是在全国范围印刷出版。并且在黄洛峰的支持下把所撰写的哲学单篇文章以《哲学与生活》为书名整理出版。
193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其他领导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决定以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大后方，把延安做为中共中央的心脏，延安就这样成为中国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艾思奇和其它青年一样克服重重关卡到达延安直接聆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洛甫等自己所敬仰的杰出领导人的教诲。
延安生活充实而紧张，共同的学习、相互的了解，在延安艾思奇找到了革命的伴侣、生活的伴侣王丹一。毛泽东评价说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光明，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开辟人生道路的勇士。”艾思奇还利用所掌握的外语，翻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奠定基础。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随马列学校迁入北京，主讲哲学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热情饱满的政治态度和严肃的工作作风投身民主改革和哲学研究。用全部的身心教书育人，他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编入中学生教科书中，成为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
1965年在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座谈会时，到医院例行检查身体的艾思奇发现心脑病变，必须住院治疗。对于病情，他是乐观向上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但是人在住院可思想上却在计划新书的撰写，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同志们说：“建议你们多读读《史记》，它文字极精炼，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名作。”
1966年任中央党校校长，正是为党的理论研究做贡献、为新中国奋斗、为新中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事业做出更大成就的艾思奇，病情却严重起来，不得不再次住院。住院期间仍然不放过宝贵的时间，继续撰写未完成的著作。但病情不随人愿，3月22日9时，这个终身热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教育工作的大众哲学家，便和他没有来得及动手撰写的写作计划永别了。使我们党的在理论战线上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是家人的损失，更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艾思奇虽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永远是后入学习的榜样，和他的著作《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一样永世相传。毛泽东用八个大字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学者、战士、真诚的人！”总结了艾思奇的一生。
1981年，由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和子女把他在和顺的故居无偿的捐给国家，作为纪念艾思奇和他的父兄的纪念馆，让后人学习他的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艾思奇故居自1984年开放以来，接待了众多不同层次的观众，有学生、军人、群众、国家总理、将军等。许多人留有题词，如：吴邦国、田纪云等国家领导人题词：“仁里哲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的：“大众哲学归大众、人民学者为人民”。原云南省省长普朝柱题书：“一本大众哲学启蒙亿万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云南省军区司令王继莹题词：“向思奇同志的科学精神学习”。总参工程兵少将政委刘振堂题词：“哲光四射、哲迪后人”等等众多的墨宝和留言。
还是以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的题词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吧：“哲学因大众而普通，做人因思奇而真诚。”
当年革命根据地延安窑洞中有一位喜爱哲学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年青人，对哲学有独特见解和认识，能把抽象的哲学问题变为通俗易懂的知识讲解给延安大学的学员们，让他们从抽象中体会哲学知识的精髓-他就是延安大学副校长、毛泽东的哲学顾问艾思奇先生。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我国西南边陲重镇腾冲，腾冲不仅山川秀丽、物产丰富，而且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清末民初就有多少人先后到祖国各地高等学府深造和东渡日本求学。在面积仅56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代就曾出现诸如李珍国、左孝臣、寸海亭、李根源、张文光、张问德、刘楚湘、李曰垓等一大批历史名人。
艾思奇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特定时代造成的，也是和家庭的影响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李曰垓、兄长李生庄、叔父李子固等人，都对他的成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曰垓（1881—1944）字子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李根源一道从腾越到昆明求学，考入云南高等学堂，毕业后热心研究边务，智力开发边疆，提高边民文化，在全省沿边地区共创办私塾128所，并担任中学监督，被任命为全省沿边学堂总办。
李曰垓青年时期，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读书期间正值戊戌变法、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国家衰危。李曰垓也像其他爱国青年一样，激于爱国热情，倾向于革命，他在同学中暗中组织进步同学会，宣传时政，鼓吹摧毁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弄来《馗书》、《革命军》、《新湖南》等进步书刊，秘密传阅，扩散革命思想。面对帝国主义侵占缅甸、越南、蚕食我边疆云南，而对清政府的不敌抗主义，丧权失地，很是激愤。因而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他在滇南与赵又新、朱朝英等积极响应，光复了迤南。
辛亥革命胜利后，李曰垓任讨袁护国军任秘书长。护国胜利后被任命为云贵矿务督办，民国18年被任命为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殖办置设于腾冲，在腾期间召集地方士绅，筹集资金，规划引河水灌溉缅箐数万亩荒地。治理边疆政务中“以威信为本，以德化怀柔，抚缓并用”为原则，因此边疆在李督办的治理下稳定发展。
青少年时期的艾思奇，受到父亲兄长的耳提面命，经常给他讲反帝反封建是救国兴邦的道理；指导他阅读《资治通鉴》和先秦哲学著作。常告诫他：“读书全靠自己勤奋，方有成就”，处今之世，非至少懂一门外语，不足以言致学问。今世变已函，文法之弊，做人须有一技之长，要学一种科学，于国于已都有益处。但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欲穷事物文至理，应读一些哲学为宣。”父亲的言行，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
李生庄（1904 —1945）李曰垓长子，艾思奇兄长，也是对艾思奇影响很大的人。民国12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拜在苏州章太炎处学经史。民国19年，随父亲回腾冲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暑秘书兼和顺图书馆馆长，协助父亲改良滇西弊政，在地方兴办交通、水电、农林、发展边地文化，创办女子中学，为腾冲培养了一批女青年，是一位对边疆文化教育事业有巨大贡献的人。
他知道艾思奇对哲学有特殊的兴趣和喜好，就把一些新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寄给弟弟，并常写信作辅导，并对他说：“要学好新哲学，必须学懂西洋名著，能算有功底。”艾思奇1912年随母亲到昆明与父亲团聚。父亲带他拜竭蔡锷将军，并被将军收为义子，赐名“翼武”。艾思奇从小受到父兄、叔伯的影响，思想开放，勤学好思，主动接触新思想、新哲学、新文化。如《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什么是唯物主义》等等，并在同学间传阅。还把这种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向校外传播。与同学们在学校附近开办工人义务夜校，自任训导主任兼教员，吸收穷苦人家子弟学习文化，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种子。
1926年春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北京城里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他把学生自治会主持的讨论春游变成了声援“三·—八”惨案的讨论会。因同学们意见的不统一使得自治会负责人也无从做出最后决定。李生宣的一席话使同学们的热情高涨，一致通过必须声援“三·一八”。他讲：“在北国主义还占领着中国领土，封建军阀还骑在人民大众头上，国民就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昆明不是桃花源，英法帝国虎视眈眈，我们声援北京同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是的，云南军阀之残暴，绝不亚于段祺瑞，他们也会开枪射击我们，但是我们的血就和北京执政府门前烈士的鲜血汇聚到一起，燃起熊熊烈火，就能把封建军阀座下的金交椅彻底烧毁。”
然而学生们的正义行为受到云南军阀的极力反对，当身为云南督都的唐继尧翻阅声援“三·一八”惨案。因此李生宣不得不在英国牧师的掩护下逃离昆明。按照父亲工业救国的理想而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的日子里得到同乡寸树声、张天放等的帮助，在学习掌握日语和日文方面获得不少收益，顺利考入福岗工业专门学校，留日学生们正学习明治维新带来的成就，打算利用所学振兴中华、发展工业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深深震撼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心。无情的现实让留学生们猛醒，自己国家不强盛，工业救国能成功吗？工业固然重要，但国家命运更重要。
李生宣决定放弃工业救国理想，改用笔来唤醒沉睡国民。他利用所学到的知识翻译苏联哲学家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发表于上海《中华日报》。得到上海以《申报》做掩护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他开始用“艾思奇”的笔名撰写《哲学讲话》一书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影响，并得到《读书与生活》主编李公仆的好评。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关注意，下令禁止发行《哲学讲话》。艾思奇的哲学著作擦亮了青年人的眼睛，使反动政府无法在蒙蔽下去，鼓舞和唤醒沉睡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再就是它完成了人类思想上最艰苦最伟大的长征，促使青年对新哲学发生兴趣，把艾思奇称为大众哲学家。 艾思奇的哲学理论，有着强大的传播性和唤醒民众沉睡思想的广泛性，使国民党宣传机关甚为害怕，竟下令禁止发行。但代表劳苦大众的新思想是禁止不了的，即使是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马壁，也用一首诗赞扬这部书：
一卷书雄百万兵
攻心为上胜攻城
将军一败如山倒
哲学犹输仰名令
由于国民党的制止和从读者来信中提到的“大众哲学家”中得到的启示，艾思奇与柳提提议把书名改为《大众哲学》，得到李公仆等革命党人的支持，于是在全国范围印刷出版。并且在黄洛峰的支持下把所撰写的哲学单篇文章以《哲学与生活》为书名整理出版。
193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其他领导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决定以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大后方，把延安做为中共中央的心脏，延安就这样成为中国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艾思奇和其它青年一样克服重重关卡到达延安直接聆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洛甫等自己所敬仰的杰出领导人的教诲。
延安生活充实而紧张，共同的学习、相互的了解，在延安艾思奇找到了革命的伴侣、生活的伴侣王丹一。毛泽东评价说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光明，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开辟人生道路的勇士。”艾思奇还利用所掌握的外语，翻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奠定基础。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随马列学校迁入北京，主讲哲学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热情饱满的政治态度和严肃的工作作风投身民主改革和哲学研究。用全部的身心教书育人，他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编入中学生教科书中，成为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
1965年在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座谈会时，到医院例行检查身体的艾思奇发现心脑病变，必须住院治疗。对于病情，他是乐观向上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但是人在住院可思想上却在计划新书的撰写，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同志们说：“建议你们多读读《史记》，它文字极精炼，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名作。”
1966年任中央党校校长，正是为党的理论研究做贡献、为新中国奋斗、为新中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事业做出更大成就的艾思奇，病情却严重起来，不得不再次住院。住院期间仍然不放过宝贵的时间，继续撰写未完成的著作。但病情不随人愿，3月22日9时，这个终身热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教育工作的大众哲学家，便和他没有来得及动手撰写的写作计划永别了。使我们党的在理论战线上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是家人的损失，更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艾思奇虽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永远是后入学习的榜样，和他的著作《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一样永世相传。毛泽东用八个大字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学者、战士、真诚的人！”总结了艾思奇的一生。
1981年，由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和子女把他在和顺的故居无偿的捐给国家，作为纪念艾思奇和他的父兄的纪念馆，让后人学习他的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艾思奇故居自1984年开放以来，接待了众多不同层次的观众，有学生、军人、群众、国家总理、将军等。许多人留有题词，如：吴邦国、田纪云等国家领导人题词：“仁里哲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的：“大众哲学归大众、人民学者为人民”。原云南省省长普朝柱题书：“一本大众哲学启蒙亿万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云南省军区司令王继莹题词：“向思奇同志的科学精神学习”。总参工程兵少将政委刘振堂题词：“哲光四射、哲迪后人”等等众多的墨宝和留言。
还是以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的题词来作为本文的结束吧：“哲学因大众而普通，做人因思奇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