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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政策性职责，支持企业走出去。”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掌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信保）多年，他亲历了全球经济的的高速成长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已积累了过硬的服务能力和优势。”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国信保2012-2014年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年出口规模约占我国年出口总额的25%，促进和保障的就业岗位达1400多万个。这意味着，中国信保至少对我国1/4的出口规模具备强劲的拉动力。
然而，我国当前的外贸形势严峻复杂，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过程中，对出口信用保险“防风险、促融资”的需求明显上升。
“与实际需求相比，我们的服务惠及面还应进一步扩大。”王毅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构“够不够多”，而在于服务“够不够用”，配套政策是否能跟上。
他建议，国家能够补充资本金，适当调整或放宽中长期项目承保政策，允许在境外增设必要的分支机构，使中国信保提高承保能力和风险平衡能力，更有力、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性作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开放型经济发展。
力保“一带一路”
《财经国家周刊》：“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你如何看待企业“走出去”的新风险？中国信保将如何帮助企业应对？
王毅：企业“走出去”，在政治、经济、运营环境等方面均存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亚非欧地缘政治敏感区和风险集中带，不同文明、宗教及其他力量交汇，一些国家政局不稳，部分区域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突出，一些国家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商贸环境也存在较大不稳定性。
从中国信保承保情况看，这些地区对我国企业存在五方面风险：
其一，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影响，部分资源类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货币贬值明显;
其二，部分国家受地缘政治影响，政局动荡进而影响实体经济，造成海外买方偿付能力下降，破产风险明显上升;
其三，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间短，辨别和防范风险能力不足，风险化解手段还有待提升;
其四，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之下，“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需求下降，海外项目数量萎缩，中资企业之间竞争加剧，资金压力大幅提升;
其五，“走出去”企业面临更加苛刻的商务条件，例如更少的预付款比例、更长的付款期限、更多的当地币支付等，高风险业务明显增加。
我们的职责，就是多策并举地为企业保驾护航。
一是采取针对性、差异化承保政策，满足企业的风险控制及融资需求。二是尽量为出险企业降低损失。三是降低费率水平、下调基础费率，且对于小微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出口业务，给予更大程度的费率优惠。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上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项目总额达到多少？今年有什么具体规划？
王毅：为履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职责，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信保迅速建立了专门工作体系，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7个专项规划的制定，对外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承担了能源国际合作风险研究等课题任务。
这其中，我们参与建设了国家重大项目储备库，报送重点项目588个，总金额2700多亿美元。
今年，我们将推动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参与政府牵头的跨部门工作机制;二是深度参与国家规划编制，发挥专业优势和智库作用;三是创新国家重大项目推动机制，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财经国家周刊》：银保合作“走出去”始终未有大的突破。近来，中国信保与部分银行签订了“一带一路”专项合作协议，与工行的合作已逾大半年，进展如何？
王毅：我们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签署了专项合作协议，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创新银保综合化金融产品与服务。
过去，金融机构“走出去”常单打独斗，在信息共享、沟通效率、产品服务衔接等方面常有不足，需要“升级版”合作。
银保一起开发国别区域市场，从源头获取市场项目信息，做好投资规划、融资条件和担保结构设计，由此来突破各自产品叠加的传统模式，有利于双方融合银保金融产品和服务，根据项目特点和企业需求，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综合化、一体化的服务。
与工行签约以来，合作效果显著，迄今已在10余个大型项目上开展合作，合计保险金额超过60亿美元。双方在总部、国内分支、驻外机构等不同层面均建立了紧密的工作联系，在重点海外市场成功进行了多次联合营销，并探索了PPP项目融资、当地币出口信贷、信保项下债券融资等诸多创新领域。
凭借专业、团队、渠道等优势。中国信保近年来业务发展迅速。
配套待跟上，束缚待解除
《财经国家周刊》：如你所说，中国信保责任重大，那么当前的主要压力何在？资本金规模能否持续支撑“一带一路”等战略重任？
王毅：中国信保自2009年以来，数次响应国务院号召，努力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帮助企业解决“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难题。这几年，每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对出口信用保险提出要求，让我既受鼓舞，又倍感压力。
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信保在全球的官方信用机构中总体业务规模排名第一。我们的出口信用保险保险渗透率（对每100美元货物出口的承保金额）达到16.9%，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7倍左右。 虽然中国信保在近几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各领域业务均合理合规地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新兴市场和高风险业务的占比相对较高，因此中国信保在控制风险方面承担了很大压力。
按照中国信保的公司章程，资本金放大倍数最高为20倍，即1元资本金最多能够放大20倍，但眼下已达到34倍，资本金亟待充实。与此同时，国家和企业都希望我们不断降低费率水平、扩大承保范围，对一些领域做到应保尽保，但相关配套政策还较为滞后，要继续完成好国家交给的任务，挑战不小。
《财经国家周刊》：你反复提到“应保尽保”。目前做到“应保尽保”是否存在难处？需如何解决？
王毅：国家要求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确实存在难题。多年以来，我们承保了大量中长期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项目，近两年接近200个项目。此外，我们还长期支持电力、铁路、电信、船舶等企业，并根据国家“去产能”要求，支持钢铁、水泥等企业“走出去”，以及支持能源、矿产等企业的海外投资。
但问题在于，国内外的配套体系并不完善，一些政策在执行层面的细节规定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政策大方向的要求。
我们建议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现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应保尽保”的要求，完善中长期险管理政策。一是在实际业务中，在政策层面对国别风险的判断标准、对非主权项目的担保要求等有关政策尚不明确，最终会造成一批项目的流失。二是研究降低中长期险本国成分的承保要求，扩大可承保的业务范围。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对目前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中国信保是否有能力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
王毅：2014年末，我国海外资产总量已达6.4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8826.4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约3万家，这些企业在当地的销售、对外出口和投资，与国内企业一样面临着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需要出口信用保险提供保障。但这些企业很多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非洲、拉美等欠发达地区，当地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不健全，难以获得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中国信保主要支持中国出口、中国制造，受制于政策限制和缺乏境外机构，对境外中资企业的销售、出口和投资无法直接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对此，我们希望国家支持政策性保险公司在中国利益集中的“一带一路”沿线以及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地区设立境外机构，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提供服务，允许我们在境外增设必要的分支机构，延伸服务网络和触角，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性作用。
“不怕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短期险市场开放之后，中国信保迎来了新的竞争，目前市场情况如何？
王毅：短期险的经营风险较一般财产保险特殊，承担的是遍布全球的买方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风险高且难控制，在风险识别、评估、管理以及理赔追偿等方面要求较高，专业性非常强。因此，在全球短期险市场中，专业信用保险机构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财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很小。
我国短期险市场于2013年年底获准开放，先后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财险公司试点经营短期险业务。其目的，在于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网络和人员优势，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市场的开放，应以促进更多的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的有效出口为目的，在这一方面，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三年来的实际经营看，无论是承保金额，还是服务支持中小微出口企业的数量，中国信保在我国短期险市场都处于主渠道地位，市场份额占约94%，这也符合国际信用保险行业的发展规律。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的核心竞争力何在？究竟能否支撑行业、市场的发展，且符合我国国情？
王毅：我们早已积累了过硬的服务能力和优势：
一是专业优势，建立了管理高效、运作规范的管理和组织架构，组织的运转、资源的投入全部围绕信用保险业务展开，在买家资信调查、承保方案定制、理赔追偿、增值服务等各项业务流程环节，为企业的风险管理提供一揽子产品和服务，专业技术上优势独特。
二是团队优势，拥有强大的后台支持服务团队，包括经验丰富的专业承保人队伍、专业理赔追偿人员队伍以及资信评估和风险研究团队，在风险评估和判断能力、承保技术水平、理赔追偿经验方面，水准毋庸置疑。
三是信息渠道优势，成立了专门的国别研究中心和资信中心，每年发布全球国别风险报告和行业风险研究报告，建立了强大的全球买方信息和风险数据库。
四是产品优势，专业定位在信用保险领域，是唯一能够提供中长期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的公司，还拥有进口保险、内贸险、资信业务、担保业务等多种专业产品，并能为客户提供国别分析、行业分析、风险管理培训、电子商务、贸易融资、商账追收等服务。
作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十多年的发展尤其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让我们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承保能力大幅提升。未来几年，我们还将坚持走专业化道路，持续提高资信、承保、理赔、信息等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国家外贸的能力和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有评价称，中国信保拥有国内最强大的海外风险资信网络。在你看来，“强大”表现在何处？
王毅：中国信保共拥有海内外资信信息渠道109个，资信调查业务囊括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覆盖企业、行业、银行、国别等维度风险主体的资信信息与风险评估体系。
2015年，我们累计为中国企业提供海内外企业资信报告33.76万份;提供涉及30个行业的分析报告184份，推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行业、非洲“三网一化”建设等专题系列研究报告，发布了新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同时，共对16万家海外买方与近3000家全球主要银行总行开展了信用评级，并利用信息技术对各类商业风险主体开展风险跟踪。去年10月，我们还首次对外发布了2015版《全球投资风险分析报告》。
截至目前，中国信保已累计对60多万家海外买方、1.9万个买方集团及近2万家全球银行的风险信息实现了动态监控。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的国别风险研究有何特别之处？
王毅：我们日渐提高自己的智库功能，期待未来能更深地参与国家规划编制，发挥专业优势和智库作用。
具体到国家风险研究，这是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高度重视。
接下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家风险领域的基础研究，力争实现对中国外经贸领域目标国的全覆盖;另一方面，要开发多层次的信息产品，满足政府机构和企业客户的风险信息需求。
国别风险的研究成果，最早只是在内部使用，作为承保人评判风险的依据，是我们开展信用保险业务的重要技术支持。后来，发现有些渠道的国别风险信息不能体现中国利益，无法满足中国企业的需要，因此就推出我们特有的国别风险研究成果。由于我们是政策性保险机构，因此我们的国别风险研究也是围绕国家的外经贸发展战略展开的，目的就是支持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国信保2012-2014年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年出口规模约占我国年出口总额的25%，促进和保障的就业岗位达1400多万个。这意味着，中国信保至少对我国1/4的出口规模具备强劲的拉动力。
然而，我国当前的外贸形势严峻复杂，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过程中，对出口信用保险“防风险、促融资”的需求明显上升。
“与实际需求相比，我们的服务惠及面还应进一步扩大。”王毅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构“够不够多”，而在于服务“够不够用”，配套政策是否能跟上。
他建议，国家能够补充资本金，适当调整或放宽中长期项目承保政策，允许在境外增设必要的分支机构，使中国信保提高承保能力和风险平衡能力，更有力、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性作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开放型经济发展。
力保“一带一路”
《财经国家周刊》：“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你如何看待企业“走出去”的新风险？中国信保将如何帮助企业应对？
王毅：企业“走出去”，在政治、经济、运营环境等方面均存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亚非欧地缘政治敏感区和风险集中带，不同文明、宗教及其他力量交汇，一些国家政局不稳，部分区域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突出，一些国家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商贸环境也存在较大不稳定性。
从中国信保承保情况看，这些地区对我国企业存在五方面风险：
其一，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影响，部分资源类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货币贬值明显;
其二，部分国家受地缘政治影响，政局动荡进而影响实体经济，造成海外买方偿付能力下降，破产风险明显上升;
其三，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间短，辨别和防范风险能力不足，风险化解手段还有待提升;
其四，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之下，“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需求下降，海外项目数量萎缩，中资企业之间竞争加剧，资金压力大幅提升;
其五，“走出去”企业面临更加苛刻的商务条件，例如更少的预付款比例、更长的付款期限、更多的当地币支付等，高风险业务明显增加。
我们的职责，就是多策并举地为企业保驾护航。
一是采取针对性、差异化承保政策，满足企业的风险控制及融资需求。二是尽量为出险企业降低损失。三是降低费率水平、下调基础费率，且对于小微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出口业务，给予更大程度的费率优惠。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上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项目总额达到多少？今年有什么具体规划？
王毅：为履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的职责，自“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信保迅速建立了专门工作体系，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7个专项规划的制定，对外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承担了能源国际合作风险研究等课题任务。
这其中，我们参与建设了国家重大项目储备库，报送重点项目588个，总金额2700多亿美元。
今年，我们将推动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参与政府牵头的跨部门工作机制;二是深度参与国家规划编制，发挥专业优势和智库作用;三是创新国家重大项目推动机制，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财经国家周刊》：银保合作“走出去”始终未有大的突破。近来，中国信保与部分银行签订了“一带一路”专项合作协议，与工行的合作已逾大半年，进展如何？
王毅：我们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签署了专项合作协议，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创新银保综合化金融产品与服务。
过去，金融机构“走出去”常单打独斗，在信息共享、沟通效率、产品服务衔接等方面常有不足，需要“升级版”合作。
银保一起开发国别区域市场，从源头获取市场项目信息，做好投资规划、融资条件和担保结构设计，由此来突破各自产品叠加的传统模式，有利于双方融合银保金融产品和服务，根据项目特点和企业需求，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综合化、一体化的服务。
与工行签约以来，合作效果显著，迄今已在10余个大型项目上开展合作，合计保险金额超过60亿美元。双方在总部、国内分支、驻外机构等不同层面均建立了紧密的工作联系，在重点海外市场成功进行了多次联合营销，并探索了PPP项目融资、当地币出口信贷、信保项下债券融资等诸多创新领域。
配套待跟上，束缚待解除
《财经国家周刊》：如你所说，中国信保责任重大，那么当前的主要压力何在？资本金规模能否持续支撑“一带一路”等战略重任？
王毅：中国信保自2009年以来，数次响应国务院号召，努力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帮助企业解决“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难题。这几年，每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对出口信用保险提出要求，让我既受鼓舞，又倍感压力。
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信保在全球的官方信用机构中总体业务规模排名第一。我们的出口信用保险保险渗透率（对每100美元货物出口的承保金额）达到16.9%，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7倍左右。 虽然中国信保在近几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各领域业务均合理合规地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新兴市场和高风险业务的占比相对较高，因此中国信保在控制风险方面承担了很大压力。
按照中国信保的公司章程，资本金放大倍数最高为20倍，即1元资本金最多能够放大20倍，但眼下已达到34倍，资本金亟待充实。与此同时，国家和企业都希望我们不断降低费率水平、扩大承保范围，对一些领域做到应保尽保，但相关配套政策还较为滞后，要继续完成好国家交给的任务，挑战不小。
《财经国家周刊》：你反复提到“应保尽保”。目前做到“应保尽保”是否存在难处？需如何解决？
王毅：国家要求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确实存在难题。多年以来，我们承保了大量中长期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项目，近两年接近200个项目。此外，我们还长期支持电力、铁路、电信、船舶等企业，并根据国家“去产能”要求，支持钢铁、水泥等企业“走出去”，以及支持能源、矿产等企业的海外投资。
但问题在于，国内外的配套体系并不完善，一些政策在执行层面的细节规定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政策大方向的要求。
我们建议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现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应保尽保”的要求，完善中长期险管理政策。一是在实际业务中，在政策层面对国别风险的判断标准、对非主权项目的担保要求等有关政策尚不明确，最终会造成一批项目的流失。二是研究降低中长期险本国成分的承保要求，扩大可承保的业务范围。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海外利益迅速扩大。对目前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中国信保是否有能力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
王毅：2014年末，我国海外资产总量已达6.4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8826.4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约3万家，这些企业在当地的销售、对外出口和投资，与国内企业一样面临着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需要出口信用保险提供保障。但这些企业很多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非洲、拉美等欠发达地区，当地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不健全，难以获得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中国信保主要支持中国出口、中国制造，受制于政策限制和缺乏境外机构，对境外中资企业的销售、出口和投资无法直接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对此，我们希望国家支持政策性保险公司在中国利益集中的“一带一路”沿线以及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地区设立境外机构，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提供服务，允许我们在境外增设必要的分支机构，延伸服务网络和触角，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性作用。
“不怕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短期险市场开放之后，中国信保迎来了新的竞争，目前市场情况如何？
王毅：短期险的经营风险较一般财产保险特殊，承担的是遍布全球的买方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风险高且难控制，在风险识别、评估、管理以及理赔追偿等方面要求较高，专业性非常强。因此，在全球短期险市场中，专业信用保险机构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财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很小。
我国短期险市场于2013年年底获准开放，先后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财险公司试点经营短期险业务。其目的，在于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网络和人员优势，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市场的开放，应以促进更多的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的有效出口为目的，在这一方面，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三年来的实际经营看，无论是承保金额，还是服务支持中小微出口企业的数量，中国信保在我国短期险市场都处于主渠道地位，市场份额占约94%，这也符合国际信用保险行业的发展规律。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的核心竞争力何在？究竟能否支撑行业、市场的发展，且符合我国国情？
王毅：我们早已积累了过硬的服务能力和优势：
一是专业优势，建立了管理高效、运作规范的管理和组织架构，组织的运转、资源的投入全部围绕信用保险业务展开，在买家资信调查、承保方案定制、理赔追偿、增值服务等各项业务流程环节，为企业的风险管理提供一揽子产品和服务，专业技术上优势独特。
二是团队优势，拥有强大的后台支持服务团队，包括经验丰富的专业承保人队伍、专业理赔追偿人员队伍以及资信评估和风险研究团队，在风险评估和判断能力、承保技术水平、理赔追偿经验方面，水准毋庸置疑。
三是信息渠道优势，成立了专门的国别研究中心和资信中心，每年发布全球国别风险报告和行业风险研究报告，建立了强大的全球买方信息和风险数据库。
四是产品优势，专业定位在信用保险领域，是唯一能够提供中长期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产品的公司，还拥有进口保险、内贸险、资信业务、担保业务等多种专业产品，并能为客户提供国别分析、行业分析、风险管理培训、电子商务、贸易融资、商账追收等服务。
作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十多年的发展尤其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让我们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承保能力大幅提升。未来几年，我们还将坚持走专业化道路，持续提高资信、承保、理赔、信息等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服务国家外贸的能力和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有评价称，中国信保拥有国内最强大的海外风险资信网络。在你看来，“强大”表现在何处？
王毅：中国信保共拥有海内外资信信息渠道109个，资信调查业务囊括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覆盖企业、行业、银行、国别等维度风险主体的资信信息与风险评估体系。
2015年，我们累计为中国企业提供海内外企业资信报告33.76万份;提供涉及30个行业的分析报告184份，推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行业、非洲“三网一化”建设等专题系列研究报告，发布了新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同时，共对16万家海外买方与近3000家全球主要银行总行开展了信用评级，并利用信息技术对各类商业风险主体开展风险跟踪。去年10月，我们还首次对外发布了2015版《全球投资风险分析报告》。
截至目前，中国信保已累计对60多万家海外买方、1.9万个买方集团及近2万家全球银行的风险信息实现了动态监控。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信保的国别风险研究有何特别之处？
王毅：我们日渐提高自己的智库功能，期待未来能更深地参与国家规划编制，发挥专业优势和智库作用。
具体到国家风险研究，这是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高度重视。
接下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家风险领域的基础研究，力争实现对中国外经贸领域目标国的全覆盖;另一方面，要开发多层次的信息产品，满足政府机构和企业客户的风险信息需求。
国别风险的研究成果，最早只是在内部使用，作为承保人评判风险的依据，是我们开展信用保险业务的重要技术支持。后来，发现有些渠道的国别风险信息不能体现中国利益，无法满足中国企业的需要，因此就推出我们特有的国别风险研究成果。由于我们是政策性保险机构，因此我们的国别风险研究也是围绕国家的外经贸发展战略展开的，目的就是支持中国的企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