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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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施政中表现出对大国经济竞争的高度重视，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但是其对华安全政策却较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具对抗性，典型表现为持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红线。拜登政府明确地将对华竞争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重心，集中体现在调低对中国的预期，对华政策由争取“大交易”转为争取“不交易”。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具有相对的长期优势，并基于对中美战略定位和竞争态势的再认知，发展出由两项策略构成的复合对华政策。一是“渐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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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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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在施政中表现出对大国经济竞争的高度重视，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但是其对华安全政策却较特朗普政府时期更具对抗性，典型表现为持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红线。拜登政府明确地将对华竞争视为其对外政策的重心，集中体现在调低对中国的预期，对华政策由争取“大交易”转为争取“不交易”。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具有相对的长期优势，并基于对中美战略定位和竞争态势的再认知，发展出由两项策略构成的复合对华政策。一是“渐营取逸”主导策略，即在加紧切断中国获取外部科技创新资源的渠道、维护美国长期优势的前提下，努力避免高成本、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双边互动，尽可能以持久而稳妥的方式确保胜势；二是“止戈以誓”支撑策略，即确保中国始终处于对美有利的“稳态竞争”轨道，防止中国因“劣势认知”而采取高风险措施，在关键议题上对美发起军事挑战。“渐营取逸”和“止戈以誓”分别侧重经济和安全政策，两者共同构成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为此，美国以强化关键对外承诺和动员盟友的方式加强对华战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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