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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第一批考察中国政治、经济、风土教育、地理的学者之一，1899年，他首次中国之旅后便开始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与往来，正是这些交往使得内藤湖南开始对中国有所认识，从此（亦是其汉学研究的起点），使内藤湖南真正踏上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道路。
【关键词】 内藤湖南;中国学者;往来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9-0068-02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BF085。
从1899年开始，内藤湖南一生十次踏上中国大陆。在这期间，他不仅大量阅读中国古籍，研究中国的史学文化，还广泛地结交中国的文人学士、社会名流，比如：像严复这样的有识之士，像陈锦涛一类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也不乏有罗振玉、文廷式、沈曾植等一批研究文化的挚友，他们之间的交往让内藤湖南真正立下了从事汉学研究的远大目标。通过与这些学者们的学术切磋和时政探讨，内藤湖南了解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情况，牢牢地奠定了他汉学研究的基础。在中日交往频繁的20世纪，许多中国学者也多次踏访日本。内藤湖南交往的中国学者有直接认识的也有通过他人引荐结识的，有同处一时的也有莫逆终生的。综合来看，内藤湖南所交往的人都是敏才博学的知识分子、文人雅士或是有政绩见解的维新官吏，由于内藤湖南人脉甚广故交往者特多，本文主要以议政圈和学术圈为中心来探究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之交。
一、与“议政圈”学者之交往
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维新失败之际，此时政局动荡，面对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流弊和荒废的情景，内藤湖南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就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如何发展等问题，与严复、文廷式等一批中国维新人士及各界学者进行访谈（其探讨内容在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一书中有详细记录）。
严复（1854-1921），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是近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致力于引进新思想、启发民智，提倡教育救国。他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共同创办了《国闻报》。由严复翻译并出版的《天演论》对当时的戊戌变法运动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899年9月15日晚，内藤湖南和严复在天津会面，因为严复到来时间较晚，故笔谈内容较少，主要围绕清政府的财政问题。内藤湖南对严复推崇备至，称他“实为此地方上第一流人物”。不仅如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笔力雄健，极具分量，“真大手笔也”。由此可见，在内藤的心目中严复着实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令人钦佩的中国精英。
陈锦涛（1870-1939），中华民国首任财政总长。内藤与陈锦涛于10月4日晚在天津第一楼有过一次会面并和他了解中国新式学堂里中、西学教育的情况，内藤湖南听闻陈锦涛尤精算学十分敬佩，陈锦涛答之是学自西方著作得之，同时也向他介绍了日本“善邻译书局”注重翻译西书的情况，内藤湖南在和他谈论有关教育、译书等问题上产生了共鸣。据《燕山楚水》所叙，两人交流投机，离别不舍。
张元济（1867-1959），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内藤湖南与张元济在维新改良、学术方面皆有论及，张元济对于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悲愤交加，认为国人仅仅略知西学皮毛而不得其精髓，任何政治改革在愚昧无知的大众之中必然失败，内藤湖南表示十分赞同。后来，张元济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等一大批学术作品，希望能自下而上改良社会风气，提高民众学识思想，取得国家和社会进步。除此之外，他俩在教育、译书等方面多有共识，张元济还在内藤湖南离别时赠诗一首以表友情。
上述交往多为“议政圈”学者，尚有宋伯儒、肃亲王、张百熙等不一一赘述。
二、与“学术圈”学者之交往
谈及内藤湖南在学术领域交往的中国文人学士，皆一时之胜流，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学大家罗振玉（1866-1940）。1899年，内藤湖南经友人藤田剑峰介绍结识了罗振玉，尽管他俩语言不通，但以笔为舌，相谈甚欢，其交往长达40年之久直至内藤湖南去世。据记载，他俩在金文碑拓、书法简牍、敦煌藏经、内阁文库等方面多有研究。罗振玉尤擅研究甲骨文字，著有《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学著并赠予了内藤湖南，内藤又回赠了自己的《近世文学史论》，他们的书缘情谊正可谓将遇良才。内藤湖南病殁后，罗振玉对其褒扬相赞。俩人之间的交往致使当时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极大地开拓了其原本的知识范畴和视野，其中国文艺考察之旅也就由此开始了。
文廷式（1856-1904），字芸阁，清末词人、学者、思想家，同时亦是维新变法运动关键人物之一，是帝党力量的中流砥柱，戊戌政变后赴日与内藤湖南多有学术交流。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形容文廷式“颇通内典，举止磊落，不拘小节，与人不苟合……盖南方人士中之铮铮有骨者”，可以说对文廷式这样有胆有识的饱学之士非常敬佩。俩人就当前局势进行了探讨，文廷式认为中国改革借重兵力不如重用人才，而内藤湖南对此也持平等支持的态度。内藤湖南与文廷式的交往不止于文人之间对当下时政的看法见解，也多有学术切磋与交流。1900年，中国国内战争纷乱，文廷式亡命赴日，增多了与内藤湖南在汉学、艺术方面的交流，还被内藤湖南引荐给当时日本知名的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三氏。1902年，文廷式回国后抄录了一份《蒙文元朝秘史》赠予内藤湖南，这本书对内藤湖南《蒙古开国之传说》的完成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文廷式因壮志难酬、终日苦闷死于家中，1904年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哭文芸阁》一文，以此悼念文廷式。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光绪六年中进士，学富五车，以“硕学通儒”名震中外，尤精通西北史地等知识，誉称“中国大儒”，曾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察一等、江西广信府知府等职。内藤湖南经文廷式介绍得以结识沈曾植，众所周知，内藤湖南非常欣賞学识渊博之人，因此对于沈曾植这样的硕学大儒评价极高，在内藤湖南的《目睹书谭》中有所记载：“当今清国第一流史家，其精深渊博处，实在洪钧、李文田之上”。后二人在上海、神户等地多次会面，进行史学、地理学等学术探讨，沈曾植还赠予内藤湖南“西夏感通塔碑”和“吐蕃会盟碑”书法拓本。内藤的学生日本汉学名家神田喜一郎回忆，老师内藤湖南曾说过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曾植，因为沈曾植是不仅仅通晓西北地理学问，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国学大家。对于沈曾植的学问研究，内藤湖南一直称赞不已。 刘鹗（1857—1909），清末奇才，尤精考古，在文学、医术、收藏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老残游记》。他早年在江苏淮安结识了罗振玉，与之一样嗜好金文碑拓、善本书籍。刘鹗一生忠于收集甲骨，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集《铁云藏龟》，是后来甲骨文研究的珍贵史料。内藤湖南在1902年第二次中国行的时候与刘鹗结识，内藤成为最早接触甲骨文的日本学者便是得见刘鹗之甲骨收藏，他还听取了刘鹗关于甲骨文片之见解，这也对他后来编著《王亥》《续王亥》奠定了基础。
夏曾佑（1863-1924），我国近代诗人、学者、历史学家。如上文所述，他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国闻报》创办人之一，积极推动戊戌变法运动。夏曾佑尤其精通历史和佛学，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对当时的维新改良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1902年，内藤湖南与夏曾佑有过会面，因为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故而他对夏曾佑的学问、研究以及著作非常敬佩，内藤湖南高度评价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且鼓励神田喜一郎等门生要研读夏氏之书。
还有像王国维、李盛铎、曹廷杰等学术界官僚知识分子皆与内藤湖南有过往来和论学。
三、结语
正如罗振玉形容内藤湖南“交游遍天下，嗜学问如饥渴，爱朋友如性命”，内藤湖南在中国的交友圈远不局限于上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有其他诸如敦煌学研究圈、蒙元史研究圈等等。在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往来的过程中，内藤既仰仗继承了中国本土资料与研究，又与中国文人学士互通有无、互学共进，为他之后自身研究中国、确立“东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从他与严复、陈锦涛等维新人士的交往中可见，内藤湖南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抨击，甚至希望中国能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进行有效的改良探索，而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对日本民族、文化及前途的深切关怀，因此在其与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交流探讨中亦存在着内藤湖南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弊端和困境的一种思索。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30.
[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61.
[3]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101-105.
[4]仰承与垂范的变奏——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5）：116-127.
[5]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67.
[6]内藤湖南.目睹书谭[M].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149.
[7]内藤湖南.目睹书谭[M].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152.
[8]钱婉约.內藤湖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86.
作者简介：
于越，女，江苏盐城，扬州大学本科。
王莲，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日本之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影响。
【关键词】 内藤湖南;中国学者;往来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9-0068-02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BF085。
从1899年开始，内藤湖南一生十次踏上中国大陆。在这期间，他不仅大量阅读中国古籍，研究中国的史学文化，还广泛地结交中国的文人学士、社会名流，比如：像严复这样的有识之士，像陈锦涛一类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也不乏有罗振玉、文廷式、沈曾植等一批研究文化的挚友，他们之间的交往让内藤湖南真正立下了从事汉学研究的远大目标。通过与这些学者们的学术切磋和时政探讨，内藤湖南了解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情况，牢牢地奠定了他汉学研究的基础。在中日交往频繁的20世纪，许多中国学者也多次踏访日本。内藤湖南交往的中国学者有直接认识的也有通过他人引荐结识的，有同处一时的也有莫逆终生的。综合来看，内藤湖南所交往的人都是敏才博学的知识分子、文人雅士或是有政绩见解的维新官吏，由于内藤湖南人脉甚广故交往者特多，本文主要以议政圈和学术圈为中心来探究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之交。
一、与“议政圈”学者之交往
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维新失败之际，此时政局动荡，面对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流弊和荒废的情景，内藤湖南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就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如何发展等问题，与严复、文廷式等一批中国维新人士及各界学者进行访谈（其探讨内容在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一书中有详细记录）。
严复（1854-1921），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是近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致力于引进新思想、启发民智，提倡教育救国。他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共同创办了《国闻报》。由严复翻译并出版的《天演论》对当时的戊戌变法运动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1899年9月15日晚，内藤湖南和严复在天津会面，因为严复到来时间较晚，故笔谈内容较少，主要围绕清政府的财政问题。内藤湖南对严复推崇备至，称他“实为此地方上第一流人物”。不仅如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笔力雄健，极具分量，“真大手笔也”。由此可见，在内藤的心目中严复着实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令人钦佩的中国精英。
陈锦涛（1870-1939），中华民国首任财政总长。内藤与陈锦涛于10月4日晚在天津第一楼有过一次会面并和他了解中国新式学堂里中、西学教育的情况，内藤湖南听闻陈锦涛尤精算学十分敬佩，陈锦涛答之是学自西方著作得之，同时也向他介绍了日本“善邻译书局”注重翻译西书的情况，内藤湖南在和他谈论有关教育、译书等问题上产生了共鸣。据《燕山楚水》所叙，两人交流投机，离别不舍。
张元济（1867-1959），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内藤湖南与张元济在维新改良、学术方面皆有论及，张元济对于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悲愤交加，认为国人仅仅略知西学皮毛而不得其精髓，任何政治改革在愚昧无知的大众之中必然失败，内藤湖南表示十分赞同。后来，张元济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等一大批学术作品，希望能自下而上改良社会风气，提高民众学识思想，取得国家和社会进步。除此之外，他俩在教育、译书等方面多有共识，张元济还在内藤湖南离别时赠诗一首以表友情。
上述交往多为“议政圈”学者，尚有宋伯儒、肃亲王、张百熙等不一一赘述。
二、与“学术圈”学者之交往
谈及内藤湖南在学术领域交往的中国文人学士，皆一时之胜流，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学大家罗振玉（1866-1940）。1899年，内藤湖南经友人藤田剑峰介绍结识了罗振玉，尽管他俩语言不通，但以笔为舌，相谈甚欢，其交往长达40年之久直至内藤湖南去世。据记载，他俩在金文碑拓、书法简牍、敦煌藏经、内阁文库等方面多有研究。罗振玉尤擅研究甲骨文字，著有《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编》《读碑小笺》等学著并赠予了内藤湖南，内藤又回赠了自己的《近世文学史论》，他们的书缘情谊正可谓将遇良才。内藤湖南病殁后，罗振玉对其褒扬相赞。俩人之间的交往致使当时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内藤湖南，极大地开拓了其原本的知识范畴和视野，其中国文艺考察之旅也就由此开始了。
文廷式（1856-1904），字芸阁，清末词人、学者、思想家，同时亦是维新变法运动关键人物之一，是帝党力量的中流砥柱，戊戌政变后赴日与内藤湖南多有学术交流。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形容文廷式“颇通内典，举止磊落，不拘小节，与人不苟合……盖南方人士中之铮铮有骨者”，可以说对文廷式这样有胆有识的饱学之士非常敬佩。俩人就当前局势进行了探讨，文廷式认为中国改革借重兵力不如重用人才，而内藤湖南对此也持平等支持的态度。内藤湖南与文廷式的交往不止于文人之间对当下时政的看法见解，也多有学术切磋与交流。1900年，中国国内战争纷乱，文廷式亡命赴日，增多了与内藤湖南在汉学、艺术方面的交流，还被内藤湖南引荐给当时日本知名的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三氏。1902年，文廷式回国后抄录了一份《蒙文元朝秘史》赠予内藤湖南，这本书对内藤湖南《蒙古开国之传说》的完成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文廷式因壮志难酬、终日苦闷死于家中，1904年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哭文芸阁》一文，以此悼念文廷式。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光绪六年中进士，学富五车，以“硕学通儒”名震中外，尤精通西北史地等知识，誉称“中国大儒”，曾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察一等、江西广信府知府等职。内藤湖南经文廷式介绍得以结识沈曾植，众所周知，内藤湖南非常欣賞学识渊博之人，因此对于沈曾植这样的硕学大儒评价极高，在内藤湖南的《目睹书谭》中有所记载：“当今清国第一流史家，其精深渊博处，实在洪钧、李文田之上”。后二人在上海、神户等地多次会面，进行史学、地理学等学术探讨，沈曾植还赠予内藤湖南“西夏感通塔碑”和“吐蕃会盟碑”书法拓本。内藤的学生日本汉学名家神田喜一郎回忆，老师内藤湖南曾说过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曾植，因为沈曾植是不仅仅通晓西北地理学问，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国学大家。对于沈曾植的学问研究，内藤湖南一直称赞不已。 刘鹗（1857—1909），清末奇才，尤精考古，在文学、医术、收藏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老残游记》。他早年在江苏淮安结识了罗振玉，与之一样嗜好金文碑拓、善本书籍。刘鹗一生忠于收集甲骨，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集《铁云藏龟》，是后来甲骨文研究的珍贵史料。内藤湖南在1902年第二次中国行的时候与刘鹗结识，内藤成为最早接触甲骨文的日本学者便是得见刘鹗之甲骨收藏，他还听取了刘鹗关于甲骨文片之见解，这也对他后来编著《王亥》《续王亥》奠定了基础。
夏曾佑（1863-1924），我国近代诗人、学者、历史学家。如上文所述，他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国闻报》创办人之一，积极推动戊戌变法运动。夏曾佑尤其精通历史和佛学，著有《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对当时的维新改良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1902年，内藤湖南与夏曾佑有过会面，因为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故而他对夏曾佑的学问、研究以及著作非常敬佩，内藤湖南高度评价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且鼓励神田喜一郎等门生要研读夏氏之书。
还有像王国维、李盛铎、曹廷杰等学术界官僚知识分子皆与内藤湖南有过往来和论学。
三、结语
正如罗振玉形容内藤湖南“交游遍天下，嗜学问如饥渴，爱朋友如性命”，内藤湖南在中国的交友圈远不局限于上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有其他诸如敦煌学研究圈、蒙元史研究圈等等。在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往来的过程中，内藤既仰仗继承了中国本土资料与研究，又与中国文人学士互通有无、互学共进，为他之后自身研究中国、确立“东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从他与严复、陈锦涛等维新人士的交往中可见，内藤湖南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立场和态度并没有抨击，甚至希望中国能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进行有效的改良探索，而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对日本民族、文化及前途的深切关怀，因此在其与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交流探讨中亦存在着内藤湖南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弊端和困境的一种思索。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30.
[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61.
[3]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101-105.
[4]仰承与垂范的变奏——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5）：116-127.
[5]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67.
[6]内藤湖南.目睹书谭[M].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149.
[7]内藤湖南.目睹书谭[M].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152.
[8]钱婉约.內藤湖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86.
作者简介：
于越，女，江苏盐城，扬州大学本科。
王莲，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近代日本之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