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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庸》是四书之一，是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输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中庸》第一个翻译高峰时期的两个重要译本——陈荣捷和休中诚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译者视野、哲学观点及语言特色等对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总结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中庸思想早期的对外传播路径，以期为中华典籍的进一步海外传播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中庸》 译介 陈荣捷、休中诚英译本
一、 引言
《中庸》是儒家传统中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与《论语》《孟子》《大学》并称为四书，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创造性心灵灵感的源泉，对传统的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论语》同样深广（杜维明，2013：1）。《中庸》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译介史，对西方文化及重要思想家、哲学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早的《中庸》翻译是17世纪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的法文译本，书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學》。《中庸》英译始于17世纪《孔子的道德》一书（The Morals of Confucius，1691），由拉丁文转译，这本书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前半部分的英译，译者不详（罗莹，2012：34）。目前统计的《中庸》英译本有二十余个，全译本有十几种，全译本中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1906年辜鸿铭（Hung-ming Ku）译本、1963年陈荣捷译本和2001年安乐哲（Roger Ames）与郝大维（David Hall）译本等在西方世界影响力较大（江晓梅，2016： 6）。从目前的《中庸》英译研究来看，辜鸿铭译本关注度最高、理雅各及安乐哲与郝大维译本其次，但对于海外较有影响力的《中庸》第一个翻译高峰时期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诚译本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以这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两个译本的特色及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庸》英译及其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华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
二、20世纪《中庸》两个英译本特色及翻译策略
陈荣捷（1901—1994），我国著名哲学史、朱子学专家。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于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几经再版，一直被作为海外哲学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是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哲学论著公认的权威（崔玉军，2010：20）。陈译《中庸》包括前言、背景介绍、核心词语解释、脚注、评述等内容。而另一位译者休中诚（1883—1956）生于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中国福建一带传教20余年。休中诚于1942年在伦敦出版了《大学》与《中庸》译本，主要包括长篇序言、文内注释、脚注和附录等部分，其译本与其他译本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阮元《十三经注疏》为蓝本，并将原文内容按照主题进行编排，为每一部分内容添加了小标题，使原文较为零散的内容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其译本最大特色是长篇序言远远超过译文篇幅。这两个译本产生的年代相近，但风格迥异，对这两个译本的系统比较与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庸》及其英译研究。下面，我们从译者视野、哲学观点和语言特色等几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分析与比较。
（一）译者视野：忠于原作vs 读者取向
陈荣捷是朱熹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他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中国经典的翻译上，尤其是他所编译的《中国哲学资料书》是欧美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资料汇编，第一次为英语国家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崔玉军，2010：113）。陈荣捷认为《中庸》是本哲学著作，而且很可能是儒家文献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本。孔子第三代弟子将第二代的关于仁、君子、伦理、政治、礼教等人间的问题扩大到天地的范围，最完整的发展即是《中庸》（陈荣捷，2006：106），陈译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大忠实于原文，即朱熹注释版的《中庸》，无论是体裁形式还是内容编排都完全忠实于原文，没有任何删减，保留了《中庸》原文的哲学意涵和主旨内容，并且翻译了部分朱熹为《中庸》一书所做的注解，体现了译者在积极传播中国哲学思想、澄清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哲学的误解误读、还原中国哲学本来面目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与巨大贡献。另一位译者休中诚的《中庸》英译本The Mean in Action，略早于陈译本，但译者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撰写了近乎译文一半篇幅的前言，并在文中各章节中添加了大量注释，同时对原文内容进行了一定调整和增删，从而使译文能够为当时对中国文化较为陌生的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体现出译者浓郁的读者情怀。
如在《中庸》第6章中，子思引用孔子对舜的评价，来说明君子的中庸之道：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查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陈译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语气和叙事视角，译为：
Confucius said：“Shun was indeed a man of great wisdom！He loved to question others and to examine their words，however ordinary.He concealed what was bad in them and displayed what was good.He took hold of their two extremes，took the mean between them， and applied it in his dealings with the people.That was how he became Shun （the sage-emperor）.”
译文首先从孔子的角度对舜的“大智”进行了评价，然后叙述舜实践中庸之道的具体做法，最后对此进行总结，说明舜是如何通过实践中庸之道成为一代圣王的。 而休译则对原文的语气和叙事视角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休译为：
The master said： “Consider Shun，the man of great wisdom.He loved to ask advice and to examine plain speech.He never referred to what was evil，and publicly praised what was good.By grasping these two extremes，he put into effect the Mean among his people.In this way he was Shun[i.e.]，was he not ”
译文将原文中表达孔子个人评价的语气转化为邀请读者进行的思考“Consider Shun”，从而加强了与读者的互动，此外，休译中所呈现的舜的形象较陈译更加平易近人，如“ask advice”“publicly praised”。最后一句中，休译将原文孔子个人的感叹和判断转化为疑问语气，“In this way，he was Shun，was he not”？进一步增强了与译文读者的交流和互动，引发读者的思考和阅读兴趣。
（二）哲学观点：主体感悟vs客观叙述
中西方的宇宙观和哲学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力图寻求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包括自然界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依靠直觉或直观思考，把个人、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统一体。同时儒家关心人的主体，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以达到德的境界。而西方的“理性”思维主要表现为主客体二分的主体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外向型思维，属于逻辑化的理智思维，往往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从客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叙述。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观也同样体现在两个译文中，如《中庸》第15章中，子思引用《诗经》和孔子言论来讨论君子之道在家庭中的表现：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而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陈译为：
The Book of Odes says，“Happy union with wife and children is like music of lutes and harps.When brothers live in concord and at peace，the harmony is sweet and delightful.Let your family live in concord，and enjoy your wife and children.” Confucius said：“How happy will parents be！”
陈译的叙述保留了原文家庭成员的视角，如“brothers”“your family”“your wife and children”“parents”，描绘出君子家庭生活中夫妻恩爱、兄弟情深、儿女承欢膝下、父母心满意足的和乐场景。
与陈译不同，休译主要围绕“道”这一叙事主题和客观事物及场景展开，译文为：
The happy union with wife and child
Is like the music of lutes and harps.
When concord grows between brother and brother，
The harmony is sweet and intimate.
The ordering of your household，
Your joy in wife and child！
The master said：“How greatly parents are served in this！”
从译文看，休译将原文的诗歌体裁呈现在译文中，重点描述家庭成员和睦的状态及条件，如“the happy union”“concord”“harmony”“how greatly”等，在修译呈现的情景中，鲜有主体人物出现，整体以客观描述为主，叙述者并没有参与到场景活动中，同时侧重于人物的行为如“the ordering”“How greatly parents are served”，即君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三）语言特色：简洁凝练vs丰富注释
《中庸》原文语言简洁凝练，多数是警句格言式的陈述，其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反思的鲜明规定性特征。陈译本充分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特征，除因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所必需添加的衔接手段外，很少在译文和文外注释中添加阐释及評价性的内容。而休译本除在文内增加衔接阐释性信息外，还通过添加小标题、文中注释及大篇幅的前言详细说明原文的主题内容、创作背景、作品的时代意义及其对中西方社会的影响，阐释性内容远远超过了原文的篇幅。
如《中庸》第21章：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诚”是《中庸》的核心术语之一，这一章也是《中庸》的重点章节，主要在于阐述“诚明”之间的辩证和相互转化关系，即“天道”与“人道”、“性”与“教”之间的转化关系。原文结构对称，言简意赅。陈译为：
It is due to our nature that enlightenment results from sincerity.It is due to education that sincerity results from enlightenment.Given sincerity，there will be enlightenment，and given enlightenment， there will be sincerity.
关键词：《中庸》 译介 陈荣捷、休中诚英译本
一、 引言
《中庸》是儒家传统中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与《论语》《孟子》《大学》并称为四书，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创造性心灵灵感的源泉，对传统的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论语》同样深广（杜维明，2013：1）。《中庸》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译介史，对西方文化及重要思想家、哲学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早的《中庸》翻译是17世纪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的法文译本，书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學》。《中庸》英译始于17世纪《孔子的道德》一书（The Morals of Confucius，1691），由拉丁文转译，这本书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前半部分的英译，译者不详（罗莹，2012：34）。目前统计的《中庸》英译本有二十余个，全译本有十几种，全译本中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1906年辜鸿铭（Hung-ming Ku）译本、1963年陈荣捷译本和2001年安乐哲（Roger Ames）与郝大维（David Hall）译本等在西方世界影响力较大（江晓梅，2016： 6）。从目前的《中庸》英译研究来看，辜鸿铭译本关注度最高、理雅各及安乐哲与郝大维译本其次，但对于海外较有影响力的《中庸》第一个翻译高峰时期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诚译本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以这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两个译本的特色及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庸》英译及其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华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
二、20世纪《中庸》两个英译本特色及翻译策略
陈荣捷（1901—1994），我国著名哲学史、朱子学专家。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于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几经再版，一直被作为海外哲学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是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哲学论著公认的权威（崔玉军，2010：20）。陈译《中庸》包括前言、背景介绍、核心词语解释、脚注、评述等内容。而另一位译者休中诚（1883—1956）生于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中国福建一带传教20余年。休中诚于1942年在伦敦出版了《大学》与《中庸》译本，主要包括长篇序言、文内注释、脚注和附录等部分，其译本与其他译本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阮元《十三经注疏》为蓝本，并将原文内容按照主题进行编排，为每一部分内容添加了小标题，使原文较为零散的内容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其译本最大特色是长篇序言远远超过译文篇幅。这两个译本产生的年代相近，但风格迥异，对这两个译本的系统比较与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庸》及其英译研究。下面，我们从译者视野、哲学观点和语言特色等几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分析与比较。
（一）译者视野：忠于原作vs 读者取向
陈荣捷是朱熹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他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中国经典的翻译上，尤其是他所编译的《中国哲学资料书》是欧美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资料汇编，第一次为英语国家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崔玉军，2010：113）。陈荣捷认为《中庸》是本哲学著作，而且很可能是儒家文献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本。孔子第三代弟子将第二代的关于仁、君子、伦理、政治、礼教等人间的问题扩大到天地的范围，最完整的发展即是《中庸》（陈荣捷，2006：106），陈译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大忠实于原文，即朱熹注释版的《中庸》，无论是体裁形式还是内容编排都完全忠实于原文，没有任何删减，保留了《中庸》原文的哲学意涵和主旨内容，并且翻译了部分朱熹为《中庸》一书所做的注解，体现了译者在积极传播中国哲学思想、澄清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哲学的误解误读、还原中国哲学本来面目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与巨大贡献。另一位译者休中诚的《中庸》英译本The Mean in Action，略早于陈译本，但译者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撰写了近乎译文一半篇幅的前言，并在文中各章节中添加了大量注释，同时对原文内容进行了一定调整和增删，从而使译文能够为当时对中国文化较为陌生的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体现出译者浓郁的读者情怀。
如在《中庸》第6章中，子思引用孔子对舜的评价，来说明君子的中庸之道：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查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陈译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语气和叙事视角，译为：
Confucius said：“Shun was indeed a man of great wisdom！He loved to question others and to examine their words，however ordinary.He concealed what was bad in them and displayed what was good.He took hold of their two extremes，took the mean between them， and applied it in his dealings with the people.That was how he became Shun （the sage-emperor）.”
译文首先从孔子的角度对舜的“大智”进行了评价，然后叙述舜实践中庸之道的具体做法，最后对此进行总结，说明舜是如何通过实践中庸之道成为一代圣王的。 而休译则对原文的语气和叙事视角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休译为：
The master said： “Consider Shun，the man of great wisdom.He loved to ask advice and to examine plain speech.He never referred to what was evil，and publicly praised what was good.By grasping these two extremes，he put into effect the Mean among his people.In this way he was Shun[i.e.]，was he not ”
译文将原文中表达孔子个人评价的语气转化为邀请读者进行的思考“Consider Shun”，从而加强了与读者的互动，此外，休译中所呈现的舜的形象较陈译更加平易近人，如“ask advice”“publicly praised”。最后一句中，休译将原文孔子个人的感叹和判断转化为疑问语气，“In this way，he was Shun，was he not”？进一步增强了与译文读者的交流和互动，引发读者的思考和阅读兴趣。
（二）哲学观点：主体感悟vs客观叙述
中西方的宇宙观和哲学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力图寻求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包括自然界及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依靠直觉或直观思考，把个人、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统一体。同时儒家关心人的主体，主张“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善，以达到德的境界。而西方的“理性”思维主要表现为主客体二分的主体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外向型思维，属于逻辑化的理智思维，往往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从客观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叙述。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观也同样体现在两个译文中，如《中庸》第15章中，子思引用《诗经》和孔子言论来讨论君子之道在家庭中的表现：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而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陈译为：
The Book of Odes says，“Happy union with wife and children is like music of lutes and harps.When brothers live in concord and at peace，the harmony is sweet and delightful.Let your family live in concord，and enjoy your wife and children.” Confucius said：“How happy will parents be！”
陈译的叙述保留了原文家庭成员的视角，如“brothers”“your family”“your wife and children”“parents”，描绘出君子家庭生活中夫妻恩爱、兄弟情深、儿女承欢膝下、父母心满意足的和乐场景。
与陈译不同，休译主要围绕“道”这一叙事主题和客观事物及场景展开，译文为：
The happy union with wife and child
Is like the music of lutes and harps.
When concord grows between brother and brother，
The harmony is sweet and intimate.
The ordering of your household，
Your joy in wife and child！
The master said：“How greatly parents are served in this！”
从译文看，休译将原文的诗歌体裁呈现在译文中，重点描述家庭成员和睦的状态及条件，如“the happy union”“concord”“harmony”“how greatly”等，在修译呈现的情景中，鲜有主体人物出现，整体以客观描述为主，叙述者并没有参与到场景活动中，同时侧重于人物的行为如“the ordering”“How greatly parents are served”，即君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三）语言特色：简洁凝练vs丰富注释
《中庸》原文语言简洁凝练，多数是警句格言式的陈述，其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反思的鲜明规定性特征。陈译本充分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特征，除因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所必需添加的衔接手段外，很少在译文和文外注释中添加阐释及評价性的内容。而休译本除在文内增加衔接阐释性信息外，还通过添加小标题、文中注释及大篇幅的前言详细说明原文的主题内容、创作背景、作品的时代意义及其对中西方社会的影响，阐释性内容远远超过了原文的篇幅。
如《中庸》第21章：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诚”是《中庸》的核心术语之一，这一章也是《中庸》的重点章节，主要在于阐述“诚明”之间的辩证和相互转化关系，即“天道”与“人道”、“性”与“教”之间的转化关系。原文结构对称，言简意赅。陈译为：
It is due to our nature that enlightenment results from sincerity.It is due to education that sincerity results from enlightenment.Given sincerity，there will be enlightenment，and given enlightenment， there will be sinc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