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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徙来说，维护基督教教义、保卫基督形象，是他的重要责任。异教徒乃至诡辩家以漂亮的说辞叫人遗弃基督，正是魔鬼的诱惑。若无力与之对辩，也要鄙弃疏远，不让它的魔法动摇自己原来的信念。
卡赞扎基及其著作便是这样被教会及教徒鄙弃的。十多年前，改编自卡氏同名小说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在香港上映，跟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籍教徒一样，大批海外华籍教徒也抵制它。
使人奇怪的是，卡赞扎基对维护基督教和保卫基督的信念并不比抵制他的基督徒脆弱。他在《基督的最后诱惑》的序言中表示，他写作时“有生以来首次怀着如此深的恐惧，跟随基督的血迹走向骷髅地……以前从不曾感受到基督的血一点一滴地浇沥在我心里，如此甘美，又如此痛苦。”他预期读者看过他的小说后，“将会比以前更强、更深地爱基督”。我们知道，卡氏虽曾研究尼采哲学，宣扬共产主义，但他最终仍然是积极肯定并信仰基督教的，他的小说教人爱基督，他的灵柩要放在教堂：但他的小说却被鄙弃，他的灵柩也被赶出教堂，这中间究竟有什么曲直呢？哪些人鄙弃卡氏？他们为什么鄙弃卡氏？
有些护教心切的教徒指卡氏在小说中不据《新约》内容来写耶稣的行状而杜撰出离奇的情节，不但亵渎圣经，更歪曲原典本义。他们认为要写耶稣就必须依据《新约》的本文和本义。香港的电影检查署及有关文化机构并不接纳护教教徒查禁同名电影的建议而让它公映，因而护教士便据以上的理念同期推出一部他们认为是依据《新约》本文本义的《耶稣传》来，“以正视听”。
卡氏早料到有这么一批基督徒，特意画蛇添足地在序言中标明：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传记。卡氏无意作历史及宗教考据的学问，而是致力文艺创作。护教者认真的考据态度值得尊重，但不足以取消卡氏小说的艺术价值，因为他们所指向的范畴与卡氏小说厕身的范畴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接受《新约》“本文本义”的耶稣是一类奉教者的看法，事实上，另一类基督徒如赵紫宸认为，“作《耶稣传》而不用大胆的肯定与大胆的想象，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赵著《耶稣传》序)照我看来，赵紫宸是更能享有他的宗教的。
卡氏蒙冤的另一个好容易叫人明白的原因，用一个好容易叫人明白的方法去解释，就是“阴谋论”。
宣布卡氏是“反基督”的，最先是希腊教会。教会没有考察卡氏属灵的深度和护教的心愿，反而顾忌他雄浑博大的学术和艺术修养，更憎厌他在本土进行的反殖民反封建、普及新希腊文(也就是非贵族化的希腊文)以至组织社会党及宣扬共产主义等不利于既有权力机构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眼红他备受推崇，便集合各种保守势力攻击他，捏造他“叛国”、“反基督”等罪名。事实上，他们这项策略成功了，卡氏备受打击，最后要离开本土。
鄙弃卡氏者当中若撇除了以上两类人，相信已经为数不多。这少数中有最冷静最善意的真信徒，所以下面的讨论就必须加倍周到和认真了。
叶君健在《读书与欣赏》(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卡赞扎基与希腊新文学》一章暗示，卡氏被鄙弃是因为他“着重地指出耶稣是人，不是神”。这种说法不但笼统，而且失实。卡氏在小说中有不少正面描述耶稣行使神迹的地方，书中主人翁耶稣，以至作者特别高扬的犹大，最终也没有否认耶稣是神的身份。可以断言，人神的强行二分，无论是指耶稣是人不是神，或耶稣是神不是人，都不会是卡氏“着重地指出”的方向。
董乐山比较深刻地指出，卡氏之被教会迫害与他的学术取向和思想渊源有关：“卡赞扎基笔下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他像奥德修斯一样，是自由人的原型。”(《读书》，一九九一年七月)卡氏特重的奥德修斯，尼采特重的酒神，都是古希腊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充分表现一种“奥林匹斯式的坦然自若的生活态度”，有“生命冲动与宇宙文化融合”的气派，有一种伟大创造的原动力。而这种代表最强盛时期的希腊的精神，据尼采的看法，自苏格拉底以后便日趋没落了。尼采批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背叛了古希腊的非理性的多神论文化而为日后的基督教神学开路。早年沉醉于尼采哲学的卡氏，不可能不感染到复兴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前)文化以革新腐化已久的基督教文化的使命的力量。
正如基督徒不能接受尼采一样，基督徒也不接受卡氏。与其说基督徒抗拒这两个人，不如说基督徒抗拒这两个人所宣扬的古希腊人生哲学——这个“魔鬼”或“外邦人”的人生哲学。基督教教义所源自的基督教道德和人生理论，和古希腊道德和人生理论，分别是西方最主要的两大文化体系，他们之间，在很多重要的价值观方面有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卡氏把“外邦人”甚至“魔鬼”的人生哲学注入基督教创始人物耶稣之中，这种安排怎会不教“正统”的基督徒突兀不安！
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特辟一章详列这两大体系的价值矛盾，这为同情谅解排斥卡氏的论据和支持卡氏的论据都提供了最清晰的“参照系”。
基督教强调以精神意志压抑肉体欲念，卡氏笔下的耶稣竟有发生两性关系的情节或念头，而且还不否认由此产生的幸福感，这本是希腊人合宜适度享受感官快乐的伦理观。基督教否定俗世，以殉教为荣。耶稣竟然不殉死而隐居田园，这都是希腊人重视生命和俗世、自我保存的态度。基督教主谦卑忍耐以德报怨，尽管有正义感但拒绝积极争取，耶稣竟与好勇斗狠的犹大推心置腹，心有灵犀，踏上抗争之路，此实希腊人为正义与真理而战之勇。基督教追求超自然力量，轻蔑此世对自然德性的启蒙教育，耶稣竟曾怀疑或很低调地处理其超自然力量，竟又在犹大的带领和训诲下逐步达成追求其人的自然德性和力量的完善发展，这当是纯正的希腊教育观。基督教认为此世不是真实生活，心在天国，卡氏笔下的耶稣却说：“我是人，我所关切的是人，在人以外的事情该由上帝操心”。此希腊人热爱现世的人生观。
董乐山认为，“卡赞扎基的内心冲突是二十世纪每一个有识之士在面临我们时代的混乱时所必然产生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便是希伯来文化体系与希腊文化体系间之冲突。包尔生开宗明义指人类(以西欧为中心)的道德和人生理论经历了古希腊(朴素自然主义)时期，原始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俱为超自然主义)时期，以及至今尚未结束、首尾并不一贯、不能自给自足、同时受以上两种对立倾向影响的近现代时期，这个时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特征，就是基督教和希腊成份的混合、敌对和调和。卡氏以奥德修斯和酒神的气质注入耶稣，正是西方伦理发展的现代大趋势最有文化历史洞见的一种比喻和描述。现代读者只要稍为冷静地检视在自己身上同时发挥作用的这两种伦理体系，便不可能不发现卡氏笔下的耶稣多少有自己的一点影子。这就是为什么卡氏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每一个争战者的自白”，也是董乐山说卡氏“希望把耶稣写成一个能为二十世纪所了解的新时代人物”的原因了。
卡氏既然是坚持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混合及调和，那么，运用“理想型”概念，我们可以知道坚守纯粹希腊主义体系或坚守纯粹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人都会排斥卡氏的调和工作，不会认为他的作品有什么重大意义。这类人中，自觉或不自觉遵行希腊——罗马自然主义人生理论的可能比自觉或不自觉遵行希伯来—基督教超自然主义人生理论的还多。据包尔生，前者在近现代伦理观的流变中“占据优势”，可是，后者也“在它内部形成一股潜流，或者说和它平行发展”。较全面地看，真正单纯地只接受其中一种伦理体系的影响的近现代人为数稀少，真正因为要捍卫希腊伦理体系或基督教伦理体系而反对卡氏的人绝无仅有(或者尼采和齐克果会吧)，可是以捍卫基督教伦理体系的名义去取消卡氏作品价值的人却有无数。
包尔生指出，中世纪以来教会推销的耶稣及其门徒的形象与二千年前耶稣及其门徒的真实生活完全无关甚至极端对立。他们不是如教会所言是亲切和蔼、举止得当、富于魅力的，而是不修边幅、粗直鄙陋、叫人不敢接近的。卡氏写耶稣“强忍怒火……青筋鼓胀”，发出“暴烈粗嘎”的声音，让门徒怀疑“这是谁啊：他是和蔼的导师还是暴烈的施洗者？”这才是较接近真实的耶酥行谊。
卡氏笔下的耶稣行谊非但不是教会人士抨击的歪曲事实，反而比教会所捏造的形象接近事实。而被定罪为反基督的却不是歪曲基督形象的教会，而是较能如实观照基督的卡氏。这种怪现象的发生，包尔生也有提及：
(原始)基督教的生活和言谈方式与世俗方式(希腊自然主义)的混合，确实产生了一种这样的生活类型，这是人性最可讨厌的一种变形，被称为“伪善”，它是一种采取了基督教卑微形式的傲慢和对权力的贪婪，是一种在热爱和关心兄弟的灵魂伪装下的苛刻和专横。……耶稣曾以真诚的和精神的礼拜去反对犹太形式主义的大部分钻进了天主教会。这种形式主义特有的倾向就是怂恿那些没有具备一颗根本上真诚的心灵的人，去通过一种“法定的伪崇拜”来欺瞒上帝和他们自己。
包尔生指出，痛苦和罪恶压迫下的心灵，厌倦世界和生活的生灵，才是福音书的知音者，他们在那里找到安慰与解脱。强有力者与胜利者，前程远大者和事业顺利者，却较倾向于在希腊哲学中找到他们感情的表现。大多数人选择了其中一种生命情调，然后平淡地遵从终生。卡氏轻言自己“饱尝争战，平生忧患”，其实是激情澎湃地投进这两种生命情调的漩涡中。有的人站在浅滩或岸上叫嚣，卡氏哪有余暇关注他们的声音和动作！他的心记挂着的是——浮出来的，是怎样别的一番天地！
(《伦理学体系》，包尔生著，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5.45元；《基督的最后诱惑》，卡赞扎基著，董乐山等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精)l2.75元；(平)9.25元；余鸿荣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卡赞扎基及其著作便是这样被教会及教徒鄙弃的。十多年前，改编自卡氏同名小说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在香港上映，跟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籍教徒一样，大批海外华籍教徒也抵制它。
使人奇怪的是，卡赞扎基对维护基督教和保卫基督的信念并不比抵制他的基督徒脆弱。他在《基督的最后诱惑》的序言中表示，他写作时“有生以来首次怀着如此深的恐惧，跟随基督的血迹走向骷髅地……以前从不曾感受到基督的血一点一滴地浇沥在我心里，如此甘美，又如此痛苦。”他预期读者看过他的小说后，“将会比以前更强、更深地爱基督”。我们知道，卡氏虽曾研究尼采哲学，宣扬共产主义，但他最终仍然是积极肯定并信仰基督教的，他的小说教人爱基督，他的灵柩要放在教堂：但他的小说却被鄙弃，他的灵柩也被赶出教堂，这中间究竟有什么曲直呢？哪些人鄙弃卡氏？他们为什么鄙弃卡氏？
有些护教心切的教徒指卡氏在小说中不据《新约》内容来写耶稣的行状而杜撰出离奇的情节，不但亵渎圣经，更歪曲原典本义。他们认为要写耶稣就必须依据《新约》的本文和本义。香港的电影检查署及有关文化机构并不接纳护教教徒查禁同名电影的建议而让它公映，因而护教士便据以上的理念同期推出一部他们认为是依据《新约》本文本义的《耶稣传》来，“以正视听”。
卡氏早料到有这么一批基督徒，特意画蛇添足地在序言中标明：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传记。卡氏无意作历史及宗教考据的学问，而是致力文艺创作。护教者认真的考据态度值得尊重，但不足以取消卡氏小说的艺术价值，因为他们所指向的范畴与卡氏小说厕身的范畴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接受《新约》“本文本义”的耶稣是一类奉教者的看法，事实上，另一类基督徒如赵紫宸认为，“作《耶稣传》而不用大胆的肯定与大胆的想象，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赵著《耶稣传》序)照我看来，赵紫宸是更能享有他的宗教的。
卡氏蒙冤的另一个好容易叫人明白的原因，用一个好容易叫人明白的方法去解释，就是“阴谋论”。
宣布卡氏是“反基督”的，最先是希腊教会。教会没有考察卡氏属灵的深度和护教的心愿，反而顾忌他雄浑博大的学术和艺术修养，更憎厌他在本土进行的反殖民反封建、普及新希腊文(也就是非贵族化的希腊文)以至组织社会党及宣扬共产主义等不利于既有权力机构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眼红他备受推崇，便集合各种保守势力攻击他，捏造他“叛国”、“反基督”等罪名。事实上，他们这项策略成功了，卡氏备受打击，最后要离开本土。
鄙弃卡氏者当中若撇除了以上两类人，相信已经为数不多。这少数中有最冷静最善意的真信徒，所以下面的讨论就必须加倍周到和认真了。
叶君健在《读书与欣赏》(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卡赞扎基与希腊新文学》一章暗示，卡氏被鄙弃是因为他“着重地指出耶稣是人，不是神”。这种说法不但笼统，而且失实。卡氏在小说中有不少正面描述耶稣行使神迹的地方，书中主人翁耶稣，以至作者特别高扬的犹大，最终也没有否认耶稣是神的身份。可以断言，人神的强行二分，无论是指耶稣是人不是神，或耶稣是神不是人，都不会是卡氏“着重地指出”的方向。
董乐山比较深刻地指出，卡氏之被教会迫害与他的学术取向和思想渊源有关：“卡赞扎基笔下的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超人，他像奥德修斯一样，是自由人的原型。”(《读书》，一九九一年七月)卡氏特重的奥德修斯，尼采特重的酒神，都是古希腊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充分表现一种“奥林匹斯式的坦然自若的生活态度”，有“生命冲动与宇宙文化融合”的气派，有一种伟大创造的原动力。而这种代表最强盛时期的希腊的精神，据尼采的看法，自苏格拉底以后便日趋没落了。尼采批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背叛了古希腊的非理性的多神论文化而为日后的基督教神学开路。早年沉醉于尼采哲学的卡氏，不可能不感染到复兴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前)文化以革新腐化已久的基督教文化的使命的力量。
正如基督徒不能接受尼采一样，基督徒也不接受卡氏。与其说基督徒抗拒这两个人，不如说基督徒抗拒这两个人所宣扬的古希腊人生哲学——这个“魔鬼”或“外邦人”的人生哲学。基督教教义所源自的基督教道德和人生理论，和古希腊道德和人生理论，分别是西方最主要的两大文化体系，他们之间，在很多重要的价值观方面有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卡氏把“外邦人”甚至“魔鬼”的人生哲学注入基督教创始人物耶稣之中，这种安排怎会不教“正统”的基督徒突兀不安！
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特辟一章详列这两大体系的价值矛盾，这为同情谅解排斥卡氏的论据和支持卡氏的论据都提供了最清晰的“参照系”。
基督教强调以精神意志压抑肉体欲念，卡氏笔下的耶稣竟有发生两性关系的情节或念头，而且还不否认由此产生的幸福感，这本是希腊人合宜适度享受感官快乐的伦理观。基督教否定俗世，以殉教为荣。耶稣竟然不殉死而隐居田园，这都是希腊人重视生命和俗世、自我保存的态度。基督教主谦卑忍耐以德报怨，尽管有正义感但拒绝积极争取，耶稣竟与好勇斗狠的犹大推心置腹，心有灵犀，踏上抗争之路，此实希腊人为正义与真理而战之勇。基督教追求超自然力量，轻蔑此世对自然德性的启蒙教育，耶稣竟曾怀疑或很低调地处理其超自然力量，竟又在犹大的带领和训诲下逐步达成追求其人的自然德性和力量的完善发展，这当是纯正的希腊教育观。基督教认为此世不是真实生活，心在天国，卡氏笔下的耶稣却说：“我是人，我所关切的是人，在人以外的事情该由上帝操心”。此希腊人热爱现世的人生观。
董乐山认为，“卡赞扎基的内心冲突是二十世纪每一个有识之士在面临我们时代的混乱时所必然产生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便是希伯来文化体系与希腊文化体系间之冲突。包尔生开宗明义指人类(以西欧为中心)的道德和人生理论经历了古希腊(朴素自然主义)时期，原始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俱为超自然主义)时期，以及至今尚未结束、首尾并不一贯、不能自给自足、同时受以上两种对立倾向影响的近现代时期，这个时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特征，就是基督教和希腊成份的混合、敌对和调和。卡氏以奥德修斯和酒神的气质注入耶稣，正是西方伦理发展的现代大趋势最有文化历史洞见的一种比喻和描述。现代读者只要稍为冷静地检视在自己身上同时发挥作用的这两种伦理体系，便不可能不发现卡氏笔下的耶稣多少有自己的一点影子。这就是为什么卡氏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每一个争战者的自白”，也是董乐山说卡氏“希望把耶稣写成一个能为二十世纪所了解的新时代人物”的原因了。
卡氏既然是坚持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混合及调和，那么，运用“理想型”概念，我们可以知道坚守纯粹希腊主义体系或坚守纯粹希伯来一基督教文化体系的人都会排斥卡氏的调和工作，不会认为他的作品有什么重大意义。这类人中，自觉或不自觉遵行希腊——罗马自然主义人生理论的可能比自觉或不自觉遵行希伯来—基督教超自然主义人生理论的还多。据包尔生，前者在近现代伦理观的流变中“占据优势”，可是，后者也“在它内部形成一股潜流，或者说和它平行发展”。较全面地看，真正单纯地只接受其中一种伦理体系的影响的近现代人为数稀少，真正因为要捍卫希腊伦理体系或基督教伦理体系而反对卡氏的人绝无仅有(或者尼采和齐克果会吧)，可是以捍卫基督教伦理体系的名义去取消卡氏作品价值的人却有无数。
包尔生指出，中世纪以来教会推销的耶稣及其门徒的形象与二千年前耶稣及其门徒的真实生活完全无关甚至极端对立。他们不是如教会所言是亲切和蔼、举止得当、富于魅力的，而是不修边幅、粗直鄙陋、叫人不敢接近的。卡氏写耶稣“强忍怒火……青筋鼓胀”，发出“暴烈粗嘎”的声音，让门徒怀疑“这是谁啊：他是和蔼的导师还是暴烈的施洗者？”这才是较接近真实的耶酥行谊。
卡氏笔下的耶稣行谊非但不是教会人士抨击的歪曲事实，反而比教会所捏造的形象接近事实。而被定罪为反基督的却不是歪曲基督形象的教会，而是较能如实观照基督的卡氏。这种怪现象的发生，包尔生也有提及：
(原始)基督教的生活和言谈方式与世俗方式(希腊自然主义)的混合，确实产生了一种这样的生活类型，这是人性最可讨厌的一种变形，被称为“伪善”，它是一种采取了基督教卑微形式的傲慢和对权力的贪婪，是一种在热爱和关心兄弟的灵魂伪装下的苛刻和专横。……耶稣曾以真诚的和精神的礼拜去反对犹太形式主义的大部分钻进了天主教会。这种形式主义特有的倾向就是怂恿那些没有具备一颗根本上真诚的心灵的人，去通过一种“法定的伪崇拜”来欺瞒上帝和他们自己。
包尔生指出，痛苦和罪恶压迫下的心灵，厌倦世界和生活的生灵，才是福音书的知音者，他们在那里找到安慰与解脱。强有力者与胜利者，前程远大者和事业顺利者，却较倾向于在希腊哲学中找到他们感情的表现。大多数人选择了其中一种生命情调，然后平淡地遵从终生。卡氏轻言自己“饱尝争战，平生忧患”，其实是激情澎湃地投进这两种生命情调的漩涡中。有的人站在浅滩或岸上叫嚣，卡氏哪有余暇关注他们的声音和动作！他的心记挂着的是——浮出来的，是怎样别的一番天地！
(《伦理学体系》，包尔生著，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5.45元；《基督的最后诱惑》，卡赞扎基著，董乐山等译，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精)l2.75元；(平)9.25元；余鸿荣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