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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旅馆开在满洲里市的金三角，在一处不显眼的横街上。熟悉满洲里情况的人都知道，金三角名字好听，却不是满洲里的商业中心区。那些从口岸临时进境的乌泱乌泱的俄罗斯籍牌照车，总是挤挤擦擦地停在口岸大酒店、国际饭店之类的门口，尤其夏天的晚上，商业步行街四周的西餐厅里到处都是人，有来做生意的俄罗斯人，还有中国内地的游客。这条商业街可有年头了，从前可是俄罗斯侨民的聚居地，据说那时候生活在满洲里的俄罗斯侨民有上万人，他们给这条街起名叫普希金大街，就是现在的中苏街。
相比那些灯红酒绿的大酒店和游客摩肩接踵的步行街，我的小旅馆所处的位置实在是有些尴尬了。可是，别看位置远离商业区，门面不大，显得灰头土脸的，傍晚也没个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招牌，我的小旅馆开得热火朝天呢，而且住的清一色都是俄罗斯人，二十几个房间，每天都剩不下一两间房，最红火的时候，吧台后面的休息室都住了人，挤得我自己弄张折叠床蜷缩在吧台里。
我是十多年前来满洲里的，那时候我们黑龙江的企业都完犊子了。没办法，整个东北三省都一样，掉地下的鸟窝，剩不下几个没破的蛋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媳妇也跟着人跑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不详细唠了，我母亲一股火病倒了，转过年也去世了。我的大舅哥和我关系不错，是我的初中同学，当初没少一起抽烟喝酒打架，脖子上总是挎着个破“军挎”，里面装着半块砖头子。他也下岗了，在乱哄哄的街上摆摊卖茶叶蛋，为了多挣几个钱和别的卖茶叶蛋的打架，天都黑透了还舍不得收摊回家。有一天，他在一家里倒歪斜的小饭馆里请我喝酒，点了个拍黄瓜，又点了一盘花生米，喝一元一杯的劣质散白酒，边喝边紧着安慰我，一副愧疚的样子，就好像是他指使了哪个南方小老板拐跑了他妹妹我媳妇似的。他说，要不你也去南方闯荡闯荡吧，现在都孔雀东南飞。我说，我他妈的才不去呢，南方人个个尖嘴猴腮，说起鸟语来唧唧歪歪地听不懂。他就说，要不，你去满洲里吧，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多年前还归过咱黑龙江管呢，咱这旮瘩不少人都去满洲里了，我有个拜把子兄弟峰哥就去了满洲里，据说干得不错。我说，满洲里，听说过，那地儿咋样？我大舅哥笑嘻嘻地说，前些年那些去满洲里当小姐的，给家乡的姐妹发回来电报，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应该挺好挣钱。我说，小姐去了能卖×，我去了能卖啥。他说，听说帮俄罗斯人倒包能挣大钱，峰哥好像就是这个行当，就是 “帮帮干”，我问啥是“帮帮干”，他说，不知道，可能就是“拼缝”的吧。我打了个酒嗝，其实我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就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日子，不想一天天没着没落东跑西颠的，我们这些在国营大厂子里的工人先前最瞧不起倒腾买卖的，这不就是投机倒把吗，感觉中那些做着五马倒六羊七鸡倒八鸭勾当的都是不务正业的奸商。可是没办法啦，厂子黄了，老婆也跑了，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没脸在那儿生活了。我举起酒杯和我大舅子碰了一下，说，那就去满洲里吧，走一个。我俩把大半杯白酒一口闷了。
满洲里是个充满了梦想的边境城市，记得当初从火车站一出来，把我吓一跳，满街的俄罗斯老建筑，我差点以为坐过了站一竿子蹽到俄罗斯了呢。城市不大，比一个大村子大不了多少，站在人行天桥上差不多就整个城市都看到了。第一顿饭是峰哥请的，在海关大钟楼对面一个小饭馆。峰哥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像个大烟鬼，还打扮得人模狗样儿的，穿了件黑西服，扎了条皱皱巴巴的易拉得领带。峰哥把媳妇也带来了，一个黄头发女子，看起来比峰哥小不少，脸上的粉像刚从面袋子里钻出来，不大的两只耳朵上扎了好多耳朵眼儿。我热情地喊嫂子，嫂子跟我客氣了一番后没多少话，不住地掏出小镜子照，嘴唇和手指甲盖儿红得像吃了死孩子，后来说约好了姐妹打麻将，就先走了。女人一走我们哥俩就放开了，我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太阳西斜，喝得峰哥脱了光膀子，露出腰间老大一个BP机。从小酒馆出来，峰哥拍着腰间的BP机醉眼迷离地对我说，兄弟，有事你呼我。不等我说什么，他指了指西边，说，看到了吗，那个高楼，是满洲里的霍总盖的，我刚来时……嗝……给他打工，他是我的大老板，他刚来满洲里的时候，兜里就三十块钱，人家现在可是百万富翁了。峰哥喝得满嘴都是舌头，说三十块钱时，对我举起的是四根手指头，但这没关系，一点也不妨碍我站在满洲里的街上热血沸腾，就好像自己明天就能发财，金钱美女唾手可得一般。奶奶的，咱也是一腔热血的男儿，怎就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的，让那个跟了别人跑了的娘们儿后悔去吧。还记得那天满洲里的天空水洗了一般，瓦蓝瓦蓝的，蓝的像原来厂里发过的崭新的蓝工装。满洲里街上的建筑都是洋葱头尖顶的，我知道那是当初俄国人留下的印迹，在我们黑龙江的很多城市也是这样。
峰哥在满洲里小有名气，他算是最早的一批“帮帮干”。我问了峰哥才知道“帮帮干”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从俄语“邦邦盖乞”翻译过来的，是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忙，在这口岸城市里，慢慢成了一种职业，就是帮着俄罗斯倒爷们拎包、联系生意兼做导游挣劳务费的人。国门打开后，俄罗斯人涌进来做生意，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来往次数多了认识了会几句俄语的中国人，就让中国人帮忙，这个职业就出现了。吃饭时峰哥炫耀地对我说，当“帮帮干”一天能挣上千，俄罗斯倒爷们都很有钱，一高兴还给小费呢。我惊得合不拢嘴，一千块钱，这可是在工厂里几个月的工资呢。我对峰哥说，你介绍我也做“帮帮干”呗。峰哥斜着眼睛看了看我，说，你以为“帮帮干”那么容易当的？我是扑腾了十年才有这些老客户的，幸亏在黑龙江时学的是俄语，你会俄语吗？我说，我连汉语拼音都认不全。峰哥说，我已经联系了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介绍你去口岸上帮忙，活儿辛苦些，不过来钱快。
没过几天我就成了口岸上倒包的了，在这口岸城市，这个职业有个特殊的名字叫“骆驼”。所谓骆驼，顾名思义，就是在口岸上驮东西的，每个出境的人过俄罗斯海关，携带东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俄罗斯海关每人一次过关限带行李五十公斤，超出部分就要上税了，我们就是每次携带不超过五十公斤的行李出境到俄罗斯去，说是行李，其实就是货物，货物自然归老板所有，我们这些骆驼就是干计件，背一个包能挣多少钱也不固定，跟货物的价值有关，少则能挣三五十元，多的能挣两百多元。进境时中国海关掌握的是合理自用的原则，酒能带进来两瓶，俄罗斯烟能带两条。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学俄语的。峰哥还神乎其神地说俄语多么多么难学，其实我觉得那要看你为什么学，你要是坐在教室里为考试学，那就难，怎么学也记不住，混个及格了事。要是像我当时那样为了谋生学，为了挣钱学，那可就容易多了。我随身带着小本子，把俄语发音用汉字标出来，并极尽联想之能事，赋予其暧昧的或是离奇古怪的含义，就记得牢牢的。上初中时记马克思的生日，记不住，后来老师说，马克思的生日就是一巴掌一巴掌扇得你呜呜哭，就是1818年5月5日，老师这么告诉你，你也不用去纠结马克思他老人家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扇你大嘴巴子，记住就完事了。在我的本子上就有很多这样雷人的标注，比如俄语“再见”，我就标注“打死你大娘”，“星期天”标注成“袜子搁在鞋里”，你看看，这样不就记住了。还有更难听的，就不说了。当然了，也有不用标注就记住了的，漂亮的姑娘叫“杰沃什卡”，已婚妇女叫“玛达木”。当然还得多说，不然光靠这种投机取巧的记法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就有这种脸皮厚的劲儿，见了俄罗斯人，尤其是见了“杰沃什卡”，总要凑上前去哇啦哇啦地说两句，那些俄罗斯少女那个漂亮啊，金发碧眼，丰乳细腰，整个一大号的芭比娃娃，结了婚了就不行了，长咧巴了，一摇一摆的，大胸脯能把你顶到南墙上去，腰粗得像水桶。起先我的“东北俄语”一口大碴子味，听得俄罗斯人又皱眉头又咧嘴，又摊手又摇头的，后来慢慢就能聊上几句生意用语了，再后来日常生活用语也就会说了。 我是在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认识丘马科夫的。后贝加尔斯克是对着满洲里的俄方口岸城市，是个比满洲里还小的俄罗斯远东城市，街上是灰头土脸的楼房，火柴盒一般方方正正的，毫无俄罗斯特色，一打听原来这些楼房都是中国人劳务输出建造的，就连砖头瓦块和水泥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如果不是满街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会让人觉得这里比满洲里更像是中国的小镇。后贝加尔斯克也像满洲里一样，聚集着无数的跨国倒爷和成群的“骆驼”。不同的是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俄罗斯地痞流氓，丘马科夫就是其中一个。他金黄色的卷发，鹰钩鼻子，大块头比我高出一头，常年穿着一件暗格子衬衫，一条皱巴巴的牛仔裤，一看就是中国的山寨货。我们这些中国骆驼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丘马科夫，背地里喊他“丘扒皮”，我们自己嚇唬自己，说他是俄罗斯黑手党，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其实现在想来他就是一个俄罗斯小混混，手下有那么十几号人，在口岸上像一群找骨头的狗一般晃来晃去的，伺机干些敲诈勒索的勾当。那天他摇摇晃晃来到我面前，蓝灰色的眼睛看得我心里发毛，一股酒臭扑鼻而来，他一边用一根粗大的牙签剔牙，一边抬起一条腿，把我脚边的大帆布包踩住了。我虽然当骆驼时间不长，可是那些老骆驼们早就跟我讲过了，这叫“踩包”，说白了就是明抢。听说去年有个中国骆驼在后贝加尔斯克口岸上被俄罗斯黑社会踩包，那人血气方刚死活不答应，往回抢包，就和俄罗斯人打起来了，结果被人家用棒球棒子打在后脑勺上，死在异国他乡，报了警也没用，俄罗斯警察根本就不管。尸体在国外冻了几天，最后在口岸上又检疫又消毒的，费了好大劲才运回满洲里来。我心里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给他就是了，不就是我赔老板的货吗，总比丢了性命强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更别说是在外国屋檐下，真让人给打死了，那就是白死，俄罗斯警察知道了也是白搭。我乐呵呵地把包给他了，还用俄语说了句，你好，交个朋友。丘马科夫瞅着我，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得手了，撇了撇嘴，没搭理我，拎起我的包大摇大摆地走了。我在心里学阿Q暗骂，操你妈操你妹操你八辈祖宗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从那以后，丘马科夫的人像约好了似的不再来踩我的包了，只有丘马科夫很多次找我要矿泉水喝。我每次都痛快地把矿泉水递给他，其实那就是矿泉水瓶子装的凉水。他总是把瓶盖一扭，瓶子几乎是插进嗓子眼，咕噜咕噜冒几个气泡，瓶子就空了。俄罗斯人环保意识强，还不忘把空瓶子塞给我。我乐呵呵地接过来，等他走远再把瓶子狠狠地扔在地上。
二
我讨厌“骆驼”这个称号。虽然小时候语文课本里好像有那么一篇课文，说骆驼有着勤劳坚韧吃苦耐劳的品性和诸多的优点，是“沙漠之舟”。可是在满洲里，我还是讨厌这个称号，这就是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劳力，为老板钻政策空子效力的，和南方发达地区那群蚂蚁搬家的“水客”是孪生兄弟。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骆驼。一些雇主开始玩歪门邪道，骆驼们为了获得高额劳务费也开始铤而走险。和我一起当骆驼的，有好几个被海关抓起来了。有的骆驼把玉矿石用胶带缠在肚子上，被海关查获，玉矿石没收，还要罚款。这还是轻的，有个老骆驼往回挟带仿真枪，拆卸开用胶带绑扎在小腿肚子上，结果被海关抓起来了，以后就没在口岸上见过他，估计是蹲笆篱子去了。
几年后我不再做骆驼了。感觉自己总不能一辈子真的像一只驮着货箱的骆驼，在漫无边际的时间沙漠里不停地跋涉。我用当初工厂买断工龄的钱，加上自己几年来的微薄积蓄，又向峰哥借了些钱，当然主要是一笔贷款，兑下了现在这个旅馆。旅馆原来的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就业成家了，就不干了，投奔孩子看孙子去了。满洲里就是这样，考上了大学出去的孩子毕业后很少回来，来的都是外地人。其实不止满洲里，各地都是一样吧，人总是从自己呆腻了的地方往别人呆腻了的地方跑。扯远了，还说旅馆啊，这家旅馆位置偏一些，但价格便宜，繁华地段的旅馆饭店咱也兑不起。我之所以破釜沉舟地兑下一个旅馆，是感觉旅游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了，那时候整个呼伦贝尔的旅游开始火起来了，而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没有不来满洲里的，满洲里也是顺势而为，国门和达赉湖这些传统景点不说了，整个满洲里市的楼房都穿靴戴帽装扮成了俄罗斯式建筑，还打出了“让中国人来了感觉像出国一样，让俄罗斯人来了感觉像回家了一样”的口号，建得比对面的后贝加尔斯克还具俄罗斯风格。我感觉机会来了，无论是“出国的”还是“回家的”，总得有个住的地儿吧，那时满洲里开旅馆的还真不多。我请峰哥在老鱼味饭店吃开湖鱼，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说咱们哥俩合伙吧，挣了钱按出资比例分红。峰哥手里摆弄着新买的“大揭盖”三星手机，明显对我说的话心不在焉。后来他说，兄弟，咱哥们也不藏着掖着，我跟你说，这买卖啊，就得一个人做，再好的哥们，只要一起做生意，肯定得掰，这些年我见得多了，亲兄弟都结仇。我一时很尴尬，不知说什么了，接不上话了。峰哥笑了，说，不瞒你说，我现在可有挣钱的路子，比开旅馆可来钱多呢，你开旅馆好啊，我招待客户睡个俄罗斯妞就有地方了，呵呵。
这样，我就自己把那家旅馆兑下来了。当然我也有考虑失误的地方，就是这家旅馆太陈旧了。内部装修老板说有五六年了，我看可不止，怕是十年也有了，我为此犹豫过，因为兑下旅馆我就倾其所有了，确切地说是负债累累了，根本没钱再投入装修，旅馆行业据说四五年不重新装修就会过时了，可是没有钱没有办法，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我只能寄希望这家旅馆给我带来滚滚的财源。我把招牌换了，给这家旅馆起了个名字，叫天外天宾馆。当时踌躇满志的，没想那么多，现在后悔了，名字起得太大了，可不是什么好事，容易被工商啊税务啊消防啊那些大檐帽给盯上。关键是还没什么特色，不吸引人的眼球。
满洲里这个地方，冬天能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冻得街道都咔咔响，鬼呲牙的天气冻得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每年就七月到八月满打满算两个月的黄金季节。平时我的小旅馆真是门可罗雀，真是天天有一群麻雀在那里蹦跶，只不过俺没那心情去罗它们。为了节约开支我自己盯着，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二十几个房间，一天也住不进一两个客人，房价也低得可怜。三四十元，后来物价上涨了，七八十元一宿，客人还挑三拣四的。因为在淡季就算是友谊宾馆、国际旅行社那些大酒店房价也不过两三百元，条件比起我的天外天那是天上和地下，谁来我这里住啊，房间还不隔音，相邻的房间放个屁打个呼噜听得真真的。一开始淡季时我可老上火了，没人啊，巴眼向门外看啊，说好听了像王宝钏等薛平贵一般，说不好听就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没办法啊，每天一巴眼就欠银行钱呢，这贷款要是还不上，我这天外天就是银行的了。夏天能挣两个月的好钱，我们私下里说满洲里的旅游业是磨十个月的刀，宰两个月的客，大酒店的标间都能卖到八九百元一宿的，我的天外天也是水涨船高，每间房能卖到四五百。游客说，哎哟喂，就这么个条件，抢钱啊你。我说，呵呵，就这还住不上呢，您老人家不信就再转转。旺季一来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根本忙不过来，大半夜都有客人退房，也有入住的，我就临时雇了一个女营业员，名叫莎莎。莎莎是峰哥介绍来的，东北老乡，三十出头，说不清是离婚了还是感情不好，反正一个人来满洲里了，还在满洲里一家俄语学校学了一年俄语，身材一般，矮且丰满的那种，脸盘还不错，大眼睛双眼皮。我和她倒班，一人一天。夏天的满洲里真热闹啊，满大街都是外地牌照的车，各大俄蒙旅游纪念品商店里人头攒动，整个城市灯火辉煌，像火热的剧目一般永不散场，洗浴中心和KTV里的小姐们都眉开眼笑花枝招展的，可惜我顾不上这些，我得忙着挣钱。 我没有想到在满洲里还能遇见丘马科夫。那天峰哥喊我一起吃饭，陪一个哈尔滨来的朋友在卢布里西餐厅就餐，散了后我一个人往回走。已经过了十月，满洲里的秋天颇有几分凉意了，可是几杯伏特加喝得我丹田发热，感觉自己一口气走到哈尔滨也不是不可能。没走几步我就看见丘马科夫了，酒一下子就醒了不少，吓醒的，随后我想啊，这他妈是在中国啊，俺也不再是口岸上倒包的骆驼了，害怕他干什么，这不是有病吗？丘马科夫正从一家乐声嘈杂的西餐厅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屁股翘翘的金发俄罗斯女子。两年多没见，他几乎还是那身打扮，破牛仔裤，暗条格子衬衫，歪着个脑袋，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迎上去借着酒劲和他打招呼，我说，嘿，老丘，老朋友，你怎么在这里？他愣了一下，瞅瞅我，挥了挥毛茸茸的胖手，说了句，做生意。说完他就把胖手揽在女子马蜂一般的细腰上，往不远处的黑天鹅旅馆走过去了。走了几步我看见他还回过头来，迷茫地看了我一眼。我忽然醒悟过来，他是没有认出我，毕竟有两三年不见了，而且中国人在他们俄罗斯人眼里就像俄罗斯人在中国人眼里一样，感觉都长得差不多，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出来。我们这些干旅馆的，彼此都知道底细，黑天鹅宾馆是一家专门住俄罗斯人的中档旅馆，是一个脾气倔强的老头儿开的，据说是二毛子的后代，大约有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住在那里的都是俄罗斯背包客。我想，这丘马科夫莫非也干上骆驼这个行当了，当了骆驼竟然还这样牛逼闪闪的。管他呢，我继续丹田发热，摇摇晃晃往回走。
那个夏天，刚挣了不长时间的好钱，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这些词就在电视新闻里频频出现了，当然，对于我这样经历过企业倒闭下岗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我看着电视新闻经常想，这都说外国好，也一样有闹心事，看把老美忙的，财经评论说印钞机都开足了马力了，这活儿要是给俺该多好。电视里的专家教授大讲特讲什么蝴蝶效应的，我也不以為然，心想这金融危机与满洲里八竿子打不着呢，想这些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谁知道转过年影响就来了，太平洋上什么群岛的蝴蝶扇了扇翅膀，一场风暴这么快就波及到满洲里了。满洲里是口岸经济占重头戏的地方，金融危机一来，本来就不挺实的卢布那可真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呱唧一下子贬值了一半儿。原来俄罗斯人揣着一百卢布能吃两个汉堡，如今只能吃一个了，吃不起了，就都不来了，满洲里街上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客商一下子少了一大半，真是一下子看出萧条来了。
我的小旅馆就是那时候开始转型的，我感觉要是没有个相对稳定的固定客源，只靠夏天那两个多月的旅游旺季根本不行，早晚会山穷水尽。在琢磨了好几天后，我就再次“偶遇”了丘马科夫。还是那家小西餐厅，我点了杯咖啡小口抿着，没有等多久就看见他进来了。他一进来我就冲他打招呼，我说，老朋友，这么巧又遇见了，一起喝一杯，我请客。他爽快地坐在了我的对面。我点了乌克兰红菜汤、炭烤肠、俄式酸黄瓜和蔬菜沙拉。说实在的，来了满洲里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吃不惯俄罗斯西餐，酸不拉唧甜不喽馊的，还吃不饱。他抓起刀叉不客气地吃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认识吗？我说，我前些年在口岸上当骆驼，天天往俄罗斯跑，谁不知道你的大名啊，在后贝加尔口岸，你还喝过我的矿泉水呢。他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喝了一大瓶子伏特加，一斤半装的那种大瓶子，他开始不停地冲我竖起大拇指，用笨拙的中国话说，好朋友，哈拉少（好），你的……好朋友。我心里说，够不够朋友得以后再说，这么贵的伏特加不能白喝，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嗨，朋友，我开了一家旅馆，你和你的朋友们可不可以来住，我给你们优惠价，那样……我就可以经常请你来喝伏特加了。丘马科夫眼睛一亮。事实上我说的正是时候，后来我知道那几天他们正在与黑天鹅的老板商谈要求降价，卢布贬值，让俄罗斯人住不起了，可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罗斯血统的倔老头儿死活不答应。从西餐厅出来，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拉上丘马科夫直接去了我的旅馆。我开了一个房间，搬进去一箱海拉尔罐啤，摆上几根哈尔滨红肠接着喝，喝得舌头都大了，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不断地举起易拉罐，不停地拍对方的肩膀，一会儿俄语一会儿汉语说着“好朋友，哈拉少，好朋友，哈拉少”，然后就仰脖子灌啤酒。丘马科夫酒量惊人，本来以为喝完伏特加再拿啤酒一盖帽就把他放倒了，没想到这家伙喝啤酒就跟喝凉水一样，没一会儿竟然喝醒酒了。喝的我偷偷跑到洗手间“直播”了好几次。在满洲里这地方，喝吐了叫“直播”，直接喝吐在酒桌上叫“现场直播”。我为了祖国的荣誉强忍着，才没“现场直播”。我们一直喝到后半夜，一箱子啤酒都喝完了，丘马科夫才晃晃荡荡地出门去了，我从窗户看见他走到空荡荡的街上，等了好半天拦了辆出租车走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吧，一天傍晚，丘马科夫带着十多个俄罗斯人来了，每个人都大包小裹的，丘马科夫和我打了个招呼，就一屁股坐在吧台外面的破沙发上，把那个破沙发塞得满满的。一个汉语说得很好的络腮胡子跟我谈价钱，他说他叫瓦西里。我说，是个好名字。他说他的爷爷是个反法西斯的英雄，活着的时候胸前总是挂满了各种勋章。我说，我最佩服苏联英雄了，小学时就读过保尔柯察金，满洲里都是你们苏联红军帮我们解放的。他说，他的爷爷比保尔柯察金还勇敢……丘马科夫一定是对我们这不着边际的胡扯不耐烦了，用俄语冲着络腮胡子喊了起来，我没有听懂，但是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就用俄语对络腮胡子说，丘马科夫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都是朋友，我给你们一个优惠价，每个标间五百卢布，当然了，我说的是今天的汇率标准，我还有辆旧面包车，可以给你们提供些方便。我知道，这个价一定会比黑天鹅优惠不少，虽然我的天外天条件不如黑天鹅好，但对于俄罗斯骆驼来说，价钱显然是当前形势下首选的考虑。而且，我还故意高报了一些，留出降价的余地。我以为丘马科夫会讨价还价，像我们中国人在菜市场那样经过几个回合的轮番出价，没想到丘马科夫爽快地答应了。不到十分钟，就办理好入住了，我的小旅馆一下子就住满了，这让我欣喜万分。这可是稳定的客源啊。我也曾经是一只骆驼，当然了，说是一名骆驼更准确些，我知道骆驼们最需要什么。他们刚一住下，我马上冲出去，开上我的破面包车去广达市场了，买了一台电子磅秤，人一站上去就显示体重数字的那种。这个磅秤要放在吧台外面的走廊里，供骆驼们称背包的重量用，我又买了个便宜的石英钟，挂在原有的那个石英钟旁边，把时间拨慢5个小时，下面用俄语标注“莫斯科时间”。我再买了几个能给俄罗斯手机充电的充电器，放在吧台里，用俄语标上“免费借用”，解决他们喝多了酒找不到手机充电器的后顾之忧，房间的酒水柜里摆上袋装的廉价咖啡，免费赠饮，咖啡杯都换成了敞口矮粗的，以免顶住丘马科夫们可爱的大鼻子，我还跑到药店买了几盒避孕套，每个房间放上两个。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几招还真管用。俄罗斯客人对这些很是满意。就这样，我的天外天旅馆成功转型成了一家骆驼旅馆。开始还有中国游客来住，后来受不了俄罗斯人夜生活的吵闹都不来了，变成了一家纯粹的住俄罗斯人的旅馆。我甚至想过把天外天的名字改成喀秋莎、达尼娅之类的俄罗斯名称，后来听说工商、税务方面的手续很复杂，就没有改。 我的天外天旅馆很快就成了俄罗斯骆驼们的乐园。丘马科夫是这个俄罗斯骆驼队的领头儿，骆驼们分成两个组，一组人带货进来，住上两三天，再从满洲里带货出境，这时候另一组骆驼又开始进境了，两组人马交叉进行，这就让我的骆驼旅馆有了稳定的入住率。丘马科夫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客源，我对他自然是投桃报李，中国人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嘛，更何况这比滴水之恩大不少。隔上一段时间我就会请他去西餐厅吃上一顿，好几次喝得酩酊大醉，“好朋友，哈拉少”地拍着肩膀往回走。俄罗斯人没有攒钱的观念，活得快乐潇洒，挣上一些钱就不干活了，半宿半夜地胡吃海喝寻快活，钱花光了再说。有这些常年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俄罗斯骆驼牵线搭桥，很多来满洲里旅游观光的俄罗斯游客也慕名而来在天外天住宿。每次有新的俄罗斯人入住，我都会给帮我拢客的骆驼一定的奖励，一瓶好酒，一条烟，或是对于介绍人房费的折扣，这让骆驼们给我招徕住客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他们也盼着有俄罗斯人入住，尤其是俄罗斯女客。俄罗斯人在两性关系上比较放得开，一起吃顿饭喝点酒，感觉不错，就住到一个房间里去了。丘马科夫是最讨女人喜欢的，很多次他坐在吧台旁边的沙发上抽着烟，像个守株待兔的农夫，有俄罗斯女人入住的，特别是年轻大胸的俄罗斯女子，丘马科夫就毫不犹豫地过来搭讪，眼睛已经冒着火苗毫不掩饰地往人家胸部看了，也就是办理入住手续的那么一小段儿时间吧，丘马科夫就已经得手了。没有俄罗斯女客入住时，丘马科夫就去西餐厅找俄罗斯女人，喝到半夜领回旅馆过夜。这样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丘马科夫房间里传来地动山摇的声音，这声音时常听得我耳热心跳，我不得不花了一笔钱，把他那房间的床换成一张更大更坚固的，这让他很满意。也有风情万种的俄罗斯女郎冲我抛媚眼，对我说，sex，sex……只可惜我学的那三脚猫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以为她说的是俄语呢。后来明白了也装傻，不是俺坐怀不乱，古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峰哥倒是经常陪着客人来店里开房，每次都带着超短裙黑眼圈的俄罗斯小姐。他总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开两个房间，我要“为国争光”。一开始我都没明白啥意思。峰哥总是完事后心满意足地把账结了，就算是用了个把小时也按照钟点房结账。我说，峰哥您来了还算啥账啊。他说，都不容易，亲兄弟明算账。
丘马科夫是个挥霍无度的人，烟酒和女人几乎每天都少不了。为了报答他对旅馆生意的照顾，正像当初我答应他的那样，隔上一段时间我就请他去饭店好好喝上一顿，事实上有时候他还会提醒我呢，嘿，朋友，你有很长时间没有请我喝酒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喝了酒，垂头丧气地回来。那天我心情不错，我说，我请你喝酒吧。我们就到了一家西餐厅，喝伏特加。那次他喝多了，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对我说，塔吉亚娜去了美国。我问，谁是塔吉亚娜？他不说话了，低垂着大脑袋似乎陷进回忆的海洋里去了。后来他抬起头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爱她一个人，一个人。我说，你不是从来没缺过女人吗？他说，那不是一回事。我说，别想那么多，熄了灯都一样。他说，我听了她的话，不再胡作非为，领着我的这些朋友靠自己的力气在口岸上挣钱，我拼命地挣钱，想给她买一架进口的钢琴，可是，你知道的，卢布不断地贬值，那架钢琴像长了翅膀一般飞得越来越远。后来，一个有莫斯科背景的石油富豪盯上了她。我说，挺狗血的故事啊。他问，狗血是什么意思。我说，狗血就是……罗曼蒂克。他说，我给那个人写了一封信，约他决斗，我愿意为了她像普希金那样去死。我实在没忍住，不厚道地笑了起来，我问，那个富豪来了？他说，他还真来了，可是根本没下车，车上跳下来四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大墨镜的男人，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扔下一捆卢布扬长而去了。我在医院躺了十几天，听说那个富豪出钱给塔吉亚娜的母亲换了肾，医生、护士和病人都把这当成一件新闻在传说，我灰溜溜地躺在病床上，灰溜溜地出了院，就是这样。丘马科夫说到这里，停下来不说了，在西餐厅暗淡的灯光下，他的脸隐藏在暗影里，满是悲伤的神色，看惯了他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这让我感到陌生。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可我总是忘不了她，前些日子我还偷偷跑到那座别墅附近，想着再见她一面，远远地听见钢琴声，我知道那是她在弹奏。我想走得再近一些，可是院子里养着一群大狼狗，老远就冲我狂叫，我只好落荒而逃。
我动了恻隐之心，借着酒劲对他说，好朋友，想不到我们都是社会底层啊，有困难跟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事实上我酒醒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丘马科夫当真了，没有钱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一只胖手，两只短粗的手指头做点钱状，用俄语说“鲁布涅杰尼克，鲁布涅杰尼克”（俄语，借钱），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借给他很多次钱，终于发现他根本没有要还钱的意思，就像当初他用脚踩住我的帆布包一样，如今他又踩住了我的心理弱点，这让我很恼火，又无可奈何，毕竟自己答应的，毕竟他还在我的旅馆里住，我还真拉不下脸来。
那一年快到圣诞节时，俄罗斯骆驼们纷纷准备回家了，就像中国外出的民工春节前往家赶一样，他们也都归心似箭地急着回去过圣诞节，我赶紧把他们的欠账拢了拢，丘马科夫和瓦西里已经一个月没有结账了，我算出了总额，还好心好意主动地打了九折，并提前祝福他们圣诞节快乐。不料丘马科夫傲慢地看了看我，撇了撇厚嘴唇子，用中国话说，没有钱，没有钱。我说，我看你这阵子没少挣钱啊。他说，我的钱……有用。我心里说，废话，谁的钱是擦屁股纸啊，谁的钱没用啊？我赔着笑脸说，你说说，你的钱有什么用？他说，我的钱……有用，我想……去一趟美国……我愣了一下，说，整半天你还真惦记那个什么塔娜啊，人家都移民了你快歇菜吧。丘马科夫估计没听懂歇菜是啥意思，可也听出来不是好话，涨红了脸不理我，扭头就往外走。我急了，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袖子，我们在走廊里你推我搡互不相让动起手来，莎莎就拨打110报了警。不到一分钟，一辆警车停在了旅馆门口。一高一瘦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谁报的警？我说，我报的警，俄罗斯人住店不给钱……丘马科夫见了警察收敛了不少，忽然像个蹩脚的演员一般装出一副可怜相，指着我对警察说，他打我。我这才发现刚才推搡中我把他羽绒服的一只袖子扯坏了，正在呼呼地往外飞鸭子毛呢。高个子警察虎着脸问我，你打他了？我说没有，他们要逃单，我们拉扯中撕坏的。警察说，这就是你不对了，我跟你说哈，俄罗斯客人住你家这样条件的旅馆，那都是弱势群体，现在到处闹金融危机，人家也不容易，你少挣点能怎么着？就不能发扬点国际主义精神？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我说，他欠钱不给还有理了？他们是弱势群体？我这个下岗工人算不算弱势？矮个子警察不耐烦地说，怎么着？还挺有意见哈，要不跟我们去所里谈谈。我想起在黑龙江时因为和别人打架，被叫到派出所谈过，说是谈话，有什么可谈的啊？噼里啪啦给了我好几个大耳刮子。这回警察一说回所里谈，我就不敢吱声了。警察又对丘马科夫说，行了，这次就算了，以后可不行啊，走吧走吧。丘马科夫冲着警察直竖大拇指，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俄罗斯骆驼们都笑嘻嘻地走了。高个子警察又扭头冲我说，你這是寻衅滋事，要治安罚款五百元。我对警察说，我在俄罗斯背过几年包，最怕遇见俄罗斯的警察，见着中国人就喊“呼照、呼照（护照）”，你得赶紧掏出护照来，夹上美元递过去，人家把护照打开，看都不看，把钱往兜里一揣，护照往回一丢就完事了。矮个子警察说，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想让我们也去学，欺负人家国际友人吗？那是司法腐败，懂不懂？咱们中国可是法治社会。我说，我不管什么腐败不腐败法治不法治的，他欠我钱不给，我报警了，你们不为我主持公道，还给他免单了，那也行，我认了，可还要罚我的款，哪有这个道理？高个子警察说，算了算了，和为贵，你这做生意的不懂啊？行了，罚款不收了，下不为例，走了。 三
那个圣诞节，我的骆驼旅馆里空无一人，俄罗斯人都回国过节去了，我给莎莎也放了假。晚上我一个人出去买了些香肠，又买了几罐俄罗斯啤酒，转眼来满洲里十多年了，虽然还是吃不惯西餐，我已经习惯了喝俄罗斯啤酒了，尤其是那种劲大的波罗的海7号，喝惯了俄罗斯啤酒再喝中国啤酒就会觉得没有味道了。我一个人坐在吧台里吃熏肠喝啤酒，喝着喝着忽然就想家了，想起我的那个跟着南方小老板跑了的媳妇了，那个南方人是个穿着皱巴巴西服的小个子，长得尖嘴猴腮的，每次想起来我都想像掐小鸡崽儿一样掐死他。可是，在圣诞节的晚上想起来忽然不那么恨他们了，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还有什么狗屁爱啊情啊的，总不能不吃不喝抱在一起饿死吧？窗外的街口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五颜六色的彩灯一闪一闪的，照亮了圣诞树上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是满洲里这座小城接纳了我，我现在也他妈的人模狗样儿地从下岗工人混成了个小老板了，我想我得找个女人了，虽然这些年我也没闲着，中国的，外国的，但那不过是满足一下需要，我真的需要个女人了，这样想的时候，莎莎就出现在我面前了，笑吟吟地看着我。我笑了，心里说，这俄罗斯啤酒真他妈有劲儿，几罐下去就喝出幻觉来了。莎莎说，你也一个人喝酒啊？我吓了一跳，不是幻觉，是真的。莎莎穿着一件貂皮大衣，胖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我说，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她说，我一个人过圣诞节，没意思，来店里看看。我说，一起喝点？她说，一起喝点。她从房间里拽出一把折叠椅，把貂皮大衣脱了，她脱大衣时毛衫下面圆鼓鼓的几乎要挣出来了，看得我一下子感觉某个地方热起来了。我们俩就你一罐我一罐地喝。后来她说，不喝了，喝多了，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水汪汪地望着我。我心里一慌，碰倒了一个空易拉罐，滚到了地板上，夸张地响着。气氛忽然就变了，我们就都不说话了。我憋出了一句，今年冬天好冷啊。这是一句废话，满洲里的冬天哪有不冷的啊，圣诞节到元旦，再到春节这段时间，零下40度太稀松平常了。她笑了，忽然抱住了我的脑袋，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温热湿润的舌头就钻进了我的嘴里来了，我们像两只狭路相逢的小兽一般，在吧台里绝望地呜呜叫着，毫不相让地互相撕咬着，吧台上的盘子碟子都噼里啪啦地骨碌到地上去了。我把她拦腰抱起，抱进最好的房间，在手忙脚乱地脱掉她内衣的那一刻，我忽然想她不会借此讹我一笔钱吧，可是顾不上那么多了，就算是被讹上也认了，我饿虎扑食一般把她扑倒在床上，折腾了几个来回才汗津津地拥抱着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莎莎也醒了，这样赤身裸体面对她让我很尴尬。莎莎红着脸忙着穿胸衣。我说，过完元旦我给你涨工资。莎莎妩媚地笑了，说，你这是要补偿我吗？不用，我觉得工资不低了，你挣些钱也不容易，多攒一些留着娶媳妇吧。好久没有人说这么贴心的话了，我的眼睛有些发酸。莎莎起床穿好衣服，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说，你再睡个回笼觉吧，我走了。我笑着说，在咱们东北回笼觉可是“四大香”之一呢，莎莎掐了我一把，说，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没正形。
春节过后，俄罗斯骆驼们都回来了。经过一个圣诞节，丘马科夫明显胖了不少，穿着一件黑皮夹克，戴着一副大墨镜，越发地像黑手党了。我看见他进来了，懒得搭理他，装作没看见。没想到丘马科夫就像早把赖账的事忘得精光了，乐呵呵地冲我打招呼，把两个破兜子往吧台柜上一放，说，杨，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春节礼物，我一看，一大块熏三文鱼、俄罗斯大香肠、黑列巴和两袋俄罗斯糖果。他又补充说，两份，还有莎莎一份。我忍不住笑了，心里暗自骂道，你赖的帐，加上借我不还的那些钱，够买一皮卡的香肠和黑列巴了。好吧，看在钱的份上，算了，那个警察不是说了嘛，叫什么来着，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毕竟我这骆驼旅馆全靠他这些人呢。我这么一想，晚上又拉上他跑到西餐厅里“好朋友，哈拉少”地喝了顿大酒。
那个时候，卢布跌得很惨。我刚来满洲里时，一元人民币能换三到四卢布的样子，十年的时间过去一元人民币已经能换十多卢布不止了。我的骆驼旅馆以卢布结算，卢布不是银行挂牌货币，我收了卢布再拿到北方市场的黑市上换成人民币，好像有人说过资本像狗一样撵得人直跑，说得真对啊。紧张的时候，我都是跑着去的，跑慢一点没准就又贬值了。这就逼得我不断地涨价，这样才能保证我收到的不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废纸，频繁的涨价让丘马科夫很不满意，他说我不够朋友，我反唇相讥，我说，当初一个卢布能买到一块大面包，如今三十个卢布才能勉强买到，你让我不涨价怎么办？你们俄罗斯的东西没涨价吗？丘马科夫脸涨得通红，无话可说。实际的情形是，我的房费涨价的幅度的确超过了卢布贬值的幅度，没办法，煤水电暖都在涨价，当初为了招徕生意已经出了很低的价，大多数旅馆早就涨价了，我只是趁着卢布大幅度贬值才跟着大势涨了起来。
峰哥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客商都不来了，峰哥没活可“帮帮干”，那阵子他没少往我的天外天跑。他说，兄弟还是你有眼光啊，我如今失業了。那时候我已经还清了所有的贷款和借款了，峰哥借给我的钱我如数奉还，还加上一笔可观的利息，无债一身轻，那是真的，开始见到回头钱了。我说，峰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把这辈子的钱都挣够了吧。峰哥说，挣多少钱也不够败家娘们造啊，这不还有个小败家的，高考考那么点分，比我的血压没高多少，上了个自费大学，这一年下来造了我四五万，这样下去金山银山也得坐吃山空，我得赶紧踅摸个来钱的道了。
让我惊讶的是，烦恼似乎都是靠口岸生活的中国人的。卢布的贬值似乎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俄罗斯骆驼的生活，他们每天晚上照样歌舞升平兴致勃勃，这让我气得不行，不是看他们眼红，而是他们开始拖欠我的住宿费，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他们把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转嫁到我的头上来了，这就像老美通过什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把危机转移到别的国家一样。我要求这些俄罗斯骆驼们每星期必须结一次账，就这样还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小旅馆也遇到了危机。郊外的一家木材加工厂着火了，风助火势来了个火烧连营，周围几家木材加工厂那些从俄罗斯进境的木材都烧毁了，这事看起来和我开旅馆的没有半毛钱关系，着火那天我甚至有些不怀好意地想，火烧旺运啊，莫非金融危机要过去了。谁知道太平洋上的蝴蝶扇了扇翅膀，一场风暴很快就波及我的骆驼旅馆了。全市消防大检查，我的旅馆消防检查不合格。以前那些年消防要求没那么严格，配上几只灭火器就行了，现在不行了，人命关天，玩真的了，要按照消防标准，必须安装烟感和喷淋，还限期整改。我让消防工程公司做了个预算，没个三五万元下不来。手里根本没那么多钱，真把我愁死了。正犯愁的那几天，丘马科夫又来找我“鲁布涅杰尼克”了。我就借消防说事，我说，我不能再借钱给你了，我还得去借钱做消防改造呢，要不然我这旅馆就得关门了。没想到丘马科夫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说，你竟然让我们住在消防不合格的旅馆里，你，不够朋友。我说，你说得轻巧，我不想吗？你给我出钱啊？ 一天中午，莎莎打来电话，说俄罗斯骆驼们忽然纷纷收拾行装准备退房，让我赶紧过去。我从家里出来，冒着沙尘暴赶往旅馆。春夏之交的满洲里，每年都有这么几天的坏天气，不是来场暴风雪，就是来个沙尘暴。我进了旅馆，莎莎与丘马科夫正吵得不可开交。我问莎莎怎么回事，莎莎说他们要回国过巴斯克节，就是东正教的复活节，无理取闹非要少结房费。
丘马科夫戴着他的大墨镜，满嘴的酒气，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摇摇晃晃伸着胖胖的手指头和莎莎胡搅蛮缠，他说，你说我要是晚上在床上睡觉了，是不是得给你房费？莎莎说，当然了，这还用问。丘马科夫又说，我夜里要是没在你的旅馆里住，是不是就不用结房费？莎莎是实在人，脑子里没有那些弯弯绕，就说，废话，你没住我收什么房费？丘马科夫笑了，说，这一个月我有一半的晚上没回来住，都是整夜在酒吧喝酒，然后跟着女人去别的地方住了，所以，只能结一半的房费。莎莎被绕进去了，涨红着脸接不上话。我对丘马科夫说，你少跟我扯这些里格楞，你开了房，回不回来住都是你的，你去哪儿跑骚我才不管呢，你就是睡在了大街上也得给我房费。莎莎回过神来，说，对啊，你不回来我还能把你的房间给别人住吗，还能把你那些破东西扔到大街上去吗？丘马科夫见诡辩不成，又开始强词夺理，对莎莎说，你的老板不好，让我们住在消防不合格的房子里。我正为筹不到钱闹心呢，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小火苗就烧起来了。我说，你那么金贵去住国际饭店啊。丘马科夫索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胳膊肘子往吧台柜上一杵，手托着胖腮帮子，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用俄语嘀咕着，杰恩根涅杜，杰恩根涅杜（俄语，没钱）……瓦西里和其他几个收拾完行李的俄罗斯骆驼都笑嘻嘻地站在吧台外面随声附和。我心里的火气直往上冒，丘马科夫的钱要是不结，这些人肯定都得不给钱。我拉下脸来对丘马科夫说，你要是再不给钱我就报警了。丘马科夫哈哈大笑起来，大概是想起上次莎莎报警的事了，把胖脸凑到莎莎面前，嬉皮笑脸地说，姑娘，你报警啊，快报警啊，你的老板让你报警呢。莎莎气得面如桃花，眼泪儿都在眼睛里转，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的，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惹得周围的俄罗斯人都笑了起来，瓦西里还吹起了刺耳的口哨起哄。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丘马科夫忽然伸出一只大手，在莎莎高耸的胸上摸了一下。莎莎惊叫一声，脸涨得通红，当时就气哭了，用俄語骂丘马科夫是“胡立干”（俄语，流氓），我心中的怒火霎时间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我对莎莎说，你回屋里去，我要和这混蛋说道说道。莎莎犹豫了一下，担心地看了我一眼，还是扭身进了吧台后面的小休息室。我走到吧台里面，丘马科夫还趴在吧台上咧着嘴笑呢。我一把抄起吧台里面立着的一根废旧灯管，那是前几天换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扔，我把那根灯管抡圆了，狠狠地打在丘马科夫的胖脸上，啪的一声巨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灯管和丘马科夫的墨镜都打得稀碎，落了一地黑黑白白的碎片。我在黑龙江时年轻气盛，是厂子里的打架大王，后来怕被工厂开除，怕媳妇和我离婚，怕老娘哭天抹泪骂我，就不敢打了，如今我都下岗了我还怕个屁啊，我媳妇都跟穿着皱巴巴西服的南方小老板跑了我还怕个屁啊，我老娘都死了十多年了我还怕个屁啊，我这小旅馆都要关门了我还怕个屁啊。这一灯管子抡的痛快啊，好像把当初被他踩包时憋的怒气都发泄了出来，我本来想再抄起酒柜上那瓶歪脖子红酒砸在这个俄罗斯无赖的头上，一闪念间觉得不行啊，这“香奈儿”红酒很贵呢，人民币要六十多块钱呢，换成卢布就更不用说了，关键是，这酒是我自己的啊，不能像当初在厂子里打架时，茶杯啊，板凳啊抄起什么算什么，那些东西是公家的，砸碎了也不用心疼。我就一脚把吧台柜踢倒了，跳过去一把薅住丘马科夫脑袋上金黄的卷发往下一压，他就弯腰撅腚了，我抬起膝盖重重地垫在他那张胖脸上，再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这套标准的打架招式多年不用了，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丘马科夫像个大麻袋一般“咕咚”一声重重地跌倒在地上，挣扎着坐起来时已是满脸的血。莎莎听到打斗声从休息室跑出来，看到这场面吓得尖叫起来。我以为那些俄罗斯人会一拥而上痛扁我一顿，来吧，豁出去了，我挥舞着拳头咆哮着，你们都他妈给我滚蛋，老子这旅馆不开了总行了吧。不料瓦西里他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木头人一般一动不动。丘马科夫爬起来用手背擦了一把鼻血，我以为他会冲过来和我打作一团，不料丘马科夫冲着瓦西里喊，肖特波饶斯达，肖特波饶斯达（俄语，结账）。瓦西里和几个俄罗斯人七手八脚地把吧台扶起来，忙不迭地从腰包里往外掏出花花绿绿的卢布递给莎莎，爽快地把账结了，低眉顺眼地走了。
没一会儿工夫旅馆里就空无一人了，莎莎手里捏着厚厚的一沓卢布，望着我发呆，我坐在一个破圈椅里直喘粗气。莎莎问，你没事吧。我喘着气说，没事。莎莎担心地说，他们不会报复咱们吧。我说，去他妈的，我这旅馆不开了，反正也开不下去了，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莎莎给我倒了杯水，我喝了几口冷静了一些，话是这么说，可是这时我还真有些后怕了，心说这伙人不会杀个回马枪，把我这旅馆给砸了吧。我站起来找到两根不长不短的铁管子藏在吧台柜里，那是去年冬天维修暖气时换下来的。莎莎忽然笑了，说，你不该让我进休息室，你打架的样子一定很帅。我在吧台里坐下，说，别扯没用的，先去把卢布换了吧，换成了咱们红脸的毛爷爷我才放心。莎莎将卢布放进挎包里，扭着浑圆的屁股要出去，走到门口却改了主意，反身回来了。我说，怎么不去了？莎莎说，明天再说，跌了算我的，我得在这儿陪你。我没有作声，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有个人陪我。我坐着，她站着，我们就在吧台里都不再说话，一副枕戈待旦严阵以待的样子，吧台上方的那两个破石英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北京时间和莫斯科时间一起流逝着，丘马科夫他们没有回来，算时间他们应该是已经出了海关回国去了。西斜的太阳爬上东墙了，屋子里渐渐昏暗起来。莎莎从后面把我抱住了，她把我的脑袋抱在她鼓胀柔软的胸前，手指像几条温柔的小鱼在我的头发里游走，她说，谢谢你啊。我说，谢啥啊。她说，谢谢你为了我敢去拼命啊。她的声音柔柔的，有些颤抖，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不恰当地应了一句，我得为国争光啊。莎莎愣了一下，随后哈哈笑了起来，我也咧开嘴笑了。这时候，莎莎的手伸到我下面去了。我紧张地望了望门口，说，会让人撞见。莎莎答非所问地说，我离婚了。我说，哦？她说，刚离的，不过你别有心理负担，不是因为你，耗了好几年了，瓜熟蒂落，到了离的时候了。我说，哦。她的手把我那个东西握住了，因为紧张，它缩得那么小，几乎藏起来不见了。在那只温热柔软的手抚慰下，它慢慢镇定下来，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一般钻出洞来，左顾右盼，蠢蠢欲动，慢慢地又变得气宇轩昂生气勃勃了…… 四
过完巴斯克节后，丘马科夫他们没有回来。旅馆里只有一些三三两两的俄罗斯散客，没那么多住客，我就让莎莎休息，我自己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我想了几天，看来只能向峰哥借钱了。这才想起好长时间没有跟峰哥联系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问，峰哥你最近忙什么呢？峰哥说，还能忙什么，忙着挣钱呗。我说，峰哥我得跟你借点钱。峰哥有些不高兴地说，怎么了，你的小旅馆我看着蛮红火啊。我说，这不是消防大检查，让整改吗，我想借两万元，两分利，用一年。峰哥沉默了有两秒钟，他说，行吧，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利息是四千八对吧，提前扣除，亲兄弟明算账哈。我说，行，行，谢谢峰哥了，今后你还得多照顾我生意，有客人给我这小旅馆介绍一下。峰哥说，你生意不是不错吗，住着一群俄罗斯人。我说，我把丘马科夫那王八犊子给揍了，估计他们不会再来了。峰哥诧异地问，咋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经过讲给峰哥听了。峰哥听了哈哈大笑，说，揍得好，丘马科夫就是欠揍。没事，该揍就得揍，过几天给我留几个房。我说，怎么，峰哥你又要为国争光？峰哥哈哈笑了，说，这一阵子顾不上为国争光了，忙生意呢。我说，好，峰哥你随时来，有的是房间，给你开条件最好的。
放下电话我就把这事忘了，我以为峰哥是安慰我随口说的呢。我就开始张罗消防改造的事，和消防公司签订了合同，预付了五千元订金。几天后峰哥真的领着两个西装革履的俄罗斯人来了，每人开了一个标间，一住就是几天。我对峰哥说，感谢峰哥给我揽生意啊，就是我这里条件不太好，委屈你的俄罗斯朋友了。峰哥说，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这旅馆清净，来俄罗斯人不显眼，正好谈生意啊，对了，你说用的钱，等我做完这单生意给你啊。我嘴上说，不急不急，心里还真是着急，合同都签了，人家已经开始备料了，进入现场施工前要付材料款的。
那天下午，峰哥接了电话后匆匆下楼去了，不一会儿陪着两个陌生的中国人回来了，一副南方老板的打扮。他们和那两个俄罗斯人一起进了一个房间，我听见他们把门反锁了起来，心里想这峰哥要谈大生意了。但我还是很疑惑，谈大生意不去国际饭店那样的大酒店，怎么跑到我这骆驼旅馆来了。正这么想着的时候旅馆的门忽然开了，冲进来四五个着便装的人，我以为是丘马科夫的人来砸场子了，刚要伸手去抄藏在吧台里的铁管子，猛然看清是中国人，我说，你们干什么……为首一個穿夹克衫的中年人冲我一亮证件，低声说，执行公务，不许出声。我吓了一激灵，还没等我看清那证件上写着什么，几个人已经旋风一般冲到客房门口，一脚就把门踹开了，房间里噼里啪啦丁零当啷一阵混乱。我拖着发软的腿走到门口，看见黑瘦的峰哥被他们老鹰抓小鸡一般死死地按在地上，胡子拉碴的脸蛋子在脏兮兮的地毯上挤得变了形。峰哥嘴里还喊着，哥们儿有话好说，你们哪条道上的？夹克衫面无表情像背诵课文似的说了句，我们是中国海关缉私警察。一个便衣掏出手铐“咔哒”一声把峰哥铐上了，另一个便衣正举着相机对着床上一张老虎皮咔嚓咔嚓地拍照呢。夹克衫板着脸说，多照几张，照前面，把有几根胡子都给我数清楚记录好。峰哥一听是缉私警察，扎破了的皮球一般瘫在地上不动了。随后我看见他侧过脸来，一脸绝望的神色，他喘着气说，哪个好心人照顾下我那败家儿子，按月给他寄点钱，记好了账我出来还他。峰哥说这话时，眼睛没有瞅我，我知道他在用余光看着我，就不动声色地点了下头。这没逃过夹克衫的眼睛，他盯着我问，你们认识？我说，是我店里的回头客。夹克衫说，麻烦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做个笔录……
峰哥因为走私濒危动物制品被抓起来了，他从境外收购熊掌、麝香、老虎皮偷带入境，自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早就被海关的人盯上了，他下楼接的那两个所谓南方老板都是化了装的缉私警察。那天从海关做完笔录出来，我回到旅馆，垂头丧气地坐了好半天，完了，峰哥完了，我的消防改造也要泡汤了。后来我给莎莎打电话，告诉她峰哥被抓起来了。莎莎在电话里喊了起来，都是被他家那个败家娘们儿害的，见天的就知道耍钱，要不就去做美容，我还听说她花着峰哥的钱在外面和别的男人胡搞，真是天作有雨，人作有祸。我说，没凭没据的别瞎说。莎莎笑，嘁，满洲里巴掌大块地方，谁不知道谁啊。我说，你联系一下那娘们儿，把峰哥那个败家儿子的银行卡号要来给我。莎莎说，你可想好了，那可是个无底洞。我叹了口气，说，我知道。
我感觉真是走投无路了，我给当初在黑龙江的几个哥们打电话，十多年过去了，还都能混个温饱，可要说借钱，够呛，我也张不开这嘴了。消防公司几次催款，我开始盘算着是不是把这小旅馆兑出去，“停业出兑”的广告都打印好了，没有勇气贴出去。舍不得啊，开了十多年了，比嫁闺女还舍不得。这件事弄得我神情恍惚，晚上似睡非睡，白天似醒非醒的。那天下午，我正困得坐在吧台后面磕头打盹，旅馆的门忽然开了，呼啦啦涌进来一群俄罗斯人，为首的一人穿着皮夹克，戴着大墨镜，正是丘马科夫，一摇三晃地冲着吧台来了，后面的人都紧跟着，个个都凶神恶煞一般。我吓得一个激灵跳起来，困意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家伙，真来了，该来的早晚要来，爷爷等你们多时了，我伸手把藏在吧台后面的铁管子拽出来。我看见丘马科夫胸前还挎着一个绿挎包，跟我初中时和我舅哥一起出去打架时背的“军挎”像极了，里面好像也装着砖头，我暗暗好笑，心想这都是你爷爷我玩剩下的了。擒贼先擒王，我抖擞起精神，感觉肾上腺素飙升，准备先发制人，把丘马科夫一棒子打倒再说。
我正要冲出吧台，不料丘马科夫用蹩脚的汉语喊着，老朋友，你好，老朋友，你好。他一边喊一边变戏法一般拿出几个巴斯克节彩蛋放在吧台上。这是给你的巴斯克节礼物，哦，对了，还有莎莎的，她还在这里吧，你一定要转交给她。这一下弄得我不知所措了，我尴尬地站在吧台后面，警惕地望着丘马科夫，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丘马科夫说，我们已经在黑天鹅酒店开好了房间，那个倔老头还是不肯降价。我心里说，不在我这里住了还来磨叽啥。丘马科夫的大胖手伸进挎包里去了，掏出来的不是砖头子，是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他把那摞红彤彤的百元大钞放在吧台上，说，就按你说的吧，消防改造的钱我们来出，半个月的时间够用吧，完工了我们就搬回来。我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了，手里还握着那根铁管子，样子一定很滑稽。我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好吧，你的钱……有用。丘马科夫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说，去他的美国吧，我现在觉得还是用在这间旅馆更实际一些。我说，谢谢……我会付利息的……可能用不了这么多……丘马科夫说，我不要利息，等我们回来还像以前那样给我们安排房间，这笔钱算是房费了。瓦西里说，那叫订金。丘马科夫点了点头，说，对，是订金。
责任编辑 陈少侠
我的旅馆开在满洲里市的金三角，在一处不显眼的横街上。熟悉满洲里情况的人都知道，金三角名字好听，却不是满洲里的商业中心区。那些从口岸临时进境的乌泱乌泱的俄罗斯籍牌照车，总是挤挤擦擦地停在口岸大酒店、国际饭店之类的门口，尤其夏天的晚上，商业步行街四周的西餐厅里到处都是人，有来做生意的俄罗斯人，还有中国内地的游客。这条商业街可有年头了，从前可是俄罗斯侨民的聚居地，据说那时候生活在满洲里的俄罗斯侨民有上万人，他们给这条街起名叫普希金大街，就是现在的中苏街。
相比那些灯红酒绿的大酒店和游客摩肩接踵的步行街，我的小旅馆所处的位置实在是有些尴尬了。可是，别看位置远离商业区，门面不大，显得灰头土脸的，傍晚也没个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招牌，我的小旅馆开得热火朝天呢，而且住的清一色都是俄罗斯人，二十几个房间，每天都剩不下一两间房，最红火的时候，吧台后面的休息室都住了人，挤得我自己弄张折叠床蜷缩在吧台里。
我是十多年前来满洲里的，那时候我们黑龙江的企业都完犊子了。没办法，整个东北三省都一样，掉地下的鸟窝，剩不下几个没破的蛋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媳妇也跟着人跑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不详细唠了，我母亲一股火病倒了，转过年也去世了。我的大舅哥和我关系不错，是我的初中同学，当初没少一起抽烟喝酒打架，脖子上总是挎着个破“军挎”，里面装着半块砖头子。他也下岗了，在乱哄哄的街上摆摊卖茶叶蛋，为了多挣几个钱和别的卖茶叶蛋的打架，天都黑透了还舍不得收摊回家。有一天，他在一家里倒歪斜的小饭馆里请我喝酒，点了个拍黄瓜，又点了一盘花生米，喝一元一杯的劣质散白酒，边喝边紧着安慰我，一副愧疚的样子，就好像是他指使了哪个南方小老板拐跑了他妹妹我媳妇似的。他说，要不你也去南方闯荡闯荡吧，现在都孔雀东南飞。我说，我他妈的才不去呢，南方人个个尖嘴猴腮，说起鸟语来唧唧歪歪地听不懂。他就说，要不，你去满洲里吧，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多年前还归过咱黑龙江管呢，咱这旮瘩不少人都去满洲里了，我有个拜把子兄弟峰哥就去了满洲里，据说干得不错。我说，满洲里，听说过，那地儿咋样？我大舅哥笑嘻嘻地说，前些年那些去满洲里当小姐的，给家乡的姐妹发回来电报，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应该挺好挣钱。我说，小姐去了能卖×，我去了能卖啥。他说，听说帮俄罗斯人倒包能挣大钱，峰哥好像就是这个行当，就是 “帮帮干”，我问啥是“帮帮干”，他说，不知道，可能就是“拼缝”的吧。我打了个酒嗝，其实我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就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日子，不想一天天没着没落东跑西颠的，我们这些在国营大厂子里的工人先前最瞧不起倒腾买卖的，这不就是投机倒把吗，感觉中那些做着五马倒六羊七鸡倒八鸭勾当的都是不务正业的奸商。可是没办法啦，厂子黄了，老婆也跑了，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没脸在那儿生活了。我举起酒杯和我大舅子碰了一下，说，那就去满洲里吧，走一个。我俩把大半杯白酒一口闷了。
满洲里是个充满了梦想的边境城市，记得当初从火车站一出来，把我吓一跳，满街的俄罗斯老建筑，我差点以为坐过了站一竿子蹽到俄罗斯了呢。城市不大，比一个大村子大不了多少，站在人行天桥上差不多就整个城市都看到了。第一顿饭是峰哥请的，在海关大钟楼对面一个小饭馆。峰哥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像个大烟鬼，还打扮得人模狗样儿的，穿了件黑西服，扎了条皱皱巴巴的易拉得领带。峰哥把媳妇也带来了，一个黄头发女子，看起来比峰哥小不少，脸上的粉像刚从面袋子里钻出来，不大的两只耳朵上扎了好多耳朵眼儿。我热情地喊嫂子，嫂子跟我客氣了一番后没多少话，不住地掏出小镜子照，嘴唇和手指甲盖儿红得像吃了死孩子，后来说约好了姐妹打麻将，就先走了。女人一走我们哥俩就放开了，我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太阳西斜，喝得峰哥脱了光膀子，露出腰间老大一个BP机。从小酒馆出来，峰哥拍着腰间的BP机醉眼迷离地对我说，兄弟，有事你呼我。不等我说什么，他指了指西边，说，看到了吗，那个高楼，是满洲里的霍总盖的，我刚来时……嗝……给他打工，他是我的大老板，他刚来满洲里的时候，兜里就三十块钱，人家现在可是百万富翁了。峰哥喝得满嘴都是舌头，说三十块钱时，对我举起的是四根手指头，但这没关系，一点也不妨碍我站在满洲里的街上热血沸腾，就好像自己明天就能发财，金钱美女唾手可得一般。奶奶的，咱也是一腔热血的男儿，怎就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的，让那个跟了别人跑了的娘们儿后悔去吧。还记得那天满洲里的天空水洗了一般，瓦蓝瓦蓝的，蓝的像原来厂里发过的崭新的蓝工装。满洲里街上的建筑都是洋葱头尖顶的，我知道那是当初俄国人留下的印迹，在我们黑龙江的很多城市也是这样。
峰哥在满洲里小有名气，他算是最早的一批“帮帮干”。我问了峰哥才知道“帮帮干”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从俄语“邦邦盖乞”翻译过来的，是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忙，在这口岸城市里，慢慢成了一种职业，就是帮着俄罗斯倒爷们拎包、联系生意兼做导游挣劳务费的人。国门打开后，俄罗斯人涌进来做生意，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来往次数多了认识了会几句俄语的中国人，就让中国人帮忙，这个职业就出现了。吃饭时峰哥炫耀地对我说，当“帮帮干”一天能挣上千，俄罗斯倒爷们都很有钱，一高兴还给小费呢。我惊得合不拢嘴，一千块钱，这可是在工厂里几个月的工资呢。我对峰哥说，你介绍我也做“帮帮干”呗。峰哥斜着眼睛看了看我，说，你以为“帮帮干”那么容易当的？我是扑腾了十年才有这些老客户的，幸亏在黑龙江时学的是俄语，你会俄语吗？我说，我连汉语拼音都认不全。峰哥说，我已经联系了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介绍你去口岸上帮忙，活儿辛苦些，不过来钱快。
没过几天我就成了口岸上倒包的了，在这口岸城市，这个职业有个特殊的名字叫“骆驼”。所谓骆驼，顾名思义，就是在口岸上驮东西的，每个出境的人过俄罗斯海关，携带东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俄罗斯海关每人一次过关限带行李五十公斤，超出部分就要上税了，我们就是每次携带不超过五十公斤的行李出境到俄罗斯去，说是行李，其实就是货物，货物自然归老板所有，我们这些骆驼就是干计件，背一个包能挣多少钱也不固定，跟货物的价值有关，少则能挣三五十元，多的能挣两百多元。进境时中国海关掌握的是合理自用的原则，酒能带进来两瓶，俄罗斯烟能带两条。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学俄语的。峰哥还神乎其神地说俄语多么多么难学，其实我觉得那要看你为什么学，你要是坐在教室里为考试学，那就难，怎么学也记不住，混个及格了事。要是像我当时那样为了谋生学，为了挣钱学，那可就容易多了。我随身带着小本子，把俄语发音用汉字标出来，并极尽联想之能事，赋予其暧昧的或是离奇古怪的含义，就记得牢牢的。上初中时记马克思的生日，记不住，后来老师说，马克思的生日就是一巴掌一巴掌扇得你呜呜哭，就是1818年5月5日，老师这么告诉你，你也不用去纠结马克思他老人家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扇你大嘴巴子，记住就完事了。在我的本子上就有很多这样雷人的标注，比如俄语“再见”，我就标注“打死你大娘”，“星期天”标注成“袜子搁在鞋里”，你看看，这样不就记住了。还有更难听的，就不说了。当然了，也有不用标注就记住了的，漂亮的姑娘叫“杰沃什卡”，已婚妇女叫“玛达木”。当然还得多说，不然光靠这种投机取巧的记法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就有这种脸皮厚的劲儿，见了俄罗斯人，尤其是见了“杰沃什卡”，总要凑上前去哇啦哇啦地说两句，那些俄罗斯少女那个漂亮啊，金发碧眼，丰乳细腰，整个一大号的芭比娃娃，结了婚了就不行了，长咧巴了，一摇一摆的，大胸脯能把你顶到南墙上去，腰粗得像水桶。起先我的“东北俄语”一口大碴子味，听得俄罗斯人又皱眉头又咧嘴，又摊手又摇头的，后来慢慢就能聊上几句生意用语了，再后来日常生活用语也就会说了。 我是在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认识丘马科夫的。后贝加尔斯克是对着满洲里的俄方口岸城市，是个比满洲里还小的俄罗斯远东城市，街上是灰头土脸的楼房，火柴盒一般方方正正的，毫无俄罗斯特色，一打听原来这些楼房都是中国人劳务输出建造的，就连砖头瓦块和水泥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如果不是满街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会让人觉得这里比满洲里更像是中国的小镇。后贝加尔斯克也像满洲里一样，聚集着无数的跨国倒爷和成群的“骆驼”。不同的是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俄罗斯地痞流氓，丘马科夫就是其中一个。他金黄色的卷发，鹰钩鼻子，大块头比我高出一头，常年穿着一件暗格子衬衫，一条皱巴巴的牛仔裤，一看就是中国的山寨货。我们这些中国骆驼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丘马科夫，背地里喊他“丘扒皮”，我们自己嚇唬自己，说他是俄罗斯黑手党，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其实现在想来他就是一个俄罗斯小混混，手下有那么十几号人，在口岸上像一群找骨头的狗一般晃来晃去的，伺机干些敲诈勒索的勾当。那天他摇摇晃晃来到我面前，蓝灰色的眼睛看得我心里发毛，一股酒臭扑鼻而来，他一边用一根粗大的牙签剔牙，一边抬起一条腿，把我脚边的大帆布包踩住了。我虽然当骆驼时间不长，可是那些老骆驼们早就跟我讲过了，这叫“踩包”，说白了就是明抢。听说去年有个中国骆驼在后贝加尔斯克口岸上被俄罗斯黑社会踩包，那人血气方刚死活不答应，往回抢包，就和俄罗斯人打起来了，结果被人家用棒球棒子打在后脑勺上，死在异国他乡，报了警也没用，俄罗斯警察根本就不管。尸体在国外冻了几天，最后在口岸上又检疫又消毒的，费了好大劲才运回满洲里来。我心里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给他就是了，不就是我赔老板的货吗，总比丢了性命强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更别说是在外国屋檐下，真让人给打死了，那就是白死，俄罗斯警察知道了也是白搭。我乐呵呵地把包给他了，还用俄语说了句，你好，交个朋友。丘马科夫瞅着我，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得手了，撇了撇嘴，没搭理我，拎起我的包大摇大摆地走了。我在心里学阿Q暗骂，操你妈操你妹操你八辈祖宗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从那以后，丘马科夫的人像约好了似的不再来踩我的包了，只有丘马科夫很多次找我要矿泉水喝。我每次都痛快地把矿泉水递给他，其实那就是矿泉水瓶子装的凉水。他总是把瓶盖一扭，瓶子几乎是插进嗓子眼，咕噜咕噜冒几个气泡，瓶子就空了。俄罗斯人环保意识强，还不忘把空瓶子塞给我。我乐呵呵地接过来，等他走远再把瓶子狠狠地扔在地上。
二
我讨厌“骆驼”这个称号。虽然小时候语文课本里好像有那么一篇课文，说骆驼有着勤劳坚韧吃苦耐劳的品性和诸多的优点，是“沙漠之舟”。可是在满洲里，我还是讨厌这个称号，这就是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劳力，为老板钻政策空子效力的，和南方发达地区那群蚂蚁搬家的“水客”是孪生兄弟。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骆驼。一些雇主开始玩歪门邪道，骆驼们为了获得高额劳务费也开始铤而走险。和我一起当骆驼的，有好几个被海关抓起来了。有的骆驼把玉矿石用胶带缠在肚子上，被海关查获，玉矿石没收，还要罚款。这还是轻的，有个老骆驼往回挟带仿真枪，拆卸开用胶带绑扎在小腿肚子上，结果被海关抓起来了，以后就没在口岸上见过他，估计是蹲笆篱子去了。
几年后我不再做骆驼了。感觉自己总不能一辈子真的像一只驮着货箱的骆驼，在漫无边际的时间沙漠里不停地跋涉。我用当初工厂买断工龄的钱，加上自己几年来的微薄积蓄，又向峰哥借了些钱，当然主要是一笔贷款，兑下了现在这个旅馆。旅馆原来的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就业成家了，就不干了，投奔孩子看孙子去了。满洲里就是这样，考上了大学出去的孩子毕业后很少回来，来的都是外地人。其实不止满洲里，各地都是一样吧，人总是从自己呆腻了的地方往别人呆腻了的地方跑。扯远了，还说旅馆啊，这家旅馆位置偏一些，但价格便宜，繁华地段的旅馆饭店咱也兑不起。我之所以破釜沉舟地兑下一个旅馆，是感觉旅游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了，那时候整个呼伦贝尔的旅游开始火起来了，而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没有不来满洲里的，满洲里也是顺势而为，国门和达赉湖这些传统景点不说了，整个满洲里市的楼房都穿靴戴帽装扮成了俄罗斯式建筑，还打出了“让中国人来了感觉像出国一样，让俄罗斯人来了感觉像回家了一样”的口号，建得比对面的后贝加尔斯克还具俄罗斯风格。我感觉机会来了，无论是“出国的”还是“回家的”，总得有个住的地儿吧，那时满洲里开旅馆的还真不多。我请峰哥在老鱼味饭店吃开湖鱼，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说咱们哥俩合伙吧，挣了钱按出资比例分红。峰哥手里摆弄着新买的“大揭盖”三星手机，明显对我说的话心不在焉。后来他说，兄弟，咱哥们也不藏着掖着，我跟你说，这买卖啊，就得一个人做，再好的哥们，只要一起做生意，肯定得掰，这些年我见得多了，亲兄弟都结仇。我一时很尴尬，不知说什么了，接不上话了。峰哥笑了，说，不瞒你说，我现在可有挣钱的路子，比开旅馆可来钱多呢，你开旅馆好啊，我招待客户睡个俄罗斯妞就有地方了，呵呵。
这样，我就自己把那家旅馆兑下来了。当然我也有考虑失误的地方，就是这家旅馆太陈旧了。内部装修老板说有五六年了，我看可不止，怕是十年也有了，我为此犹豫过，因为兑下旅馆我就倾其所有了，确切地说是负债累累了，根本没钱再投入装修，旅馆行业据说四五年不重新装修就会过时了，可是没有钱没有办法，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我只能寄希望这家旅馆给我带来滚滚的财源。我把招牌换了，给这家旅馆起了个名字，叫天外天宾馆。当时踌躇满志的，没想那么多，现在后悔了，名字起得太大了，可不是什么好事，容易被工商啊税务啊消防啊那些大檐帽给盯上。关键是还没什么特色，不吸引人的眼球。
满洲里这个地方，冬天能冷到零下四十多度，冻得街道都咔咔响，鬼呲牙的天气冻得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每年就七月到八月满打满算两个月的黄金季节。平时我的小旅馆真是门可罗雀，真是天天有一群麻雀在那里蹦跶，只不过俺没那心情去罗它们。为了节约开支我自己盯着，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二十几个房间，一天也住不进一两个客人，房价也低得可怜。三四十元，后来物价上涨了，七八十元一宿，客人还挑三拣四的。因为在淡季就算是友谊宾馆、国际旅行社那些大酒店房价也不过两三百元，条件比起我的天外天那是天上和地下，谁来我这里住啊，房间还不隔音，相邻的房间放个屁打个呼噜听得真真的。一开始淡季时我可老上火了，没人啊，巴眼向门外看啊，说好听了像王宝钏等薛平贵一般，说不好听就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没办法啊，每天一巴眼就欠银行钱呢，这贷款要是还不上，我这天外天就是银行的了。夏天能挣两个月的好钱，我们私下里说满洲里的旅游业是磨十个月的刀，宰两个月的客，大酒店的标间都能卖到八九百元一宿的，我的天外天也是水涨船高，每间房能卖到四五百。游客说，哎哟喂，就这么个条件，抢钱啊你。我说，呵呵，就这还住不上呢，您老人家不信就再转转。旺季一来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根本忙不过来，大半夜都有客人退房，也有入住的，我就临时雇了一个女营业员，名叫莎莎。莎莎是峰哥介绍来的，东北老乡，三十出头，说不清是离婚了还是感情不好，反正一个人来满洲里了，还在满洲里一家俄语学校学了一年俄语，身材一般，矮且丰满的那种，脸盘还不错，大眼睛双眼皮。我和她倒班，一人一天。夏天的满洲里真热闹啊，满大街都是外地牌照的车，各大俄蒙旅游纪念品商店里人头攒动，整个城市灯火辉煌，像火热的剧目一般永不散场，洗浴中心和KTV里的小姐们都眉开眼笑花枝招展的，可惜我顾不上这些，我得忙着挣钱。 我没有想到在满洲里还能遇见丘马科夫。那天峰哥喊我一起吃饭，陪一个哈尔滨来的朋友在卢布里西餐厅就餐，散了后我一个人往回走。已经过了十月，满洲里的秋天颇有几分凉意了，可是几杯伏特加喝得我丹田发热，感觉自己一口气走到哈尔滨也不是不可能。没走几步我就看见丘马科夫了，酒一下子就醒了不少，吓醒的，随后我想啊，这他妈是在中国啊，俺也不再是口岸上倒包的骆驼了，害怕他干什么，这不是有病吗？丘马科夫正从一家乐声嘈杂的西餐厅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屁股翘翘的金发俄罗斯女子。两年多没见，他几乎还是那身打扮，破牛仔裤，暗条格子衬衫，歪着个脑袋，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迎上去借着酒劲和他打招呼，我说，嘿，老丘，老朋友，你怎么在这里？他愣了一下，瞅瞅我，挥了挥毛茸茸的胖手，说了句，做生意。说完他就把胖手揽在女子马蜂一般的细腰上，往不远处的黑天鹅旅馆走过去了。走了几步我看见他还回过头来，迷茫地看了我一眼。我忽然醒悟过来，他是没有认出我，毕竟有两三年不见了，而且中国人在他们俄罗斯人眼里就像俄罗斯人在中国人眼里一样，感觉都长得差不多，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出来。我们这些干旅馆的，彼此都知道底细，黑天鹅宾馆是一家专门住俄罗斯人的中档旅馆，是一个脾气倔强的老头儿开的，据说是二毛子的后代，大约有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住在那里的都是俄罗斯背包客。我想，这丘马科夫莫非也干上骆驼这个行当了，当了骆驼竟然还这样牛逼闪闪的。管他呢，我继续丹田发热，摇摇晃晃往回走。
那个夏天，刚挣了不长时间的好钱，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这些词就在电视新闻里频频出现了，当然，对于我这样经历过企业倒闭下岗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我看着电视新闻经常想，这都说外国好，也一样有闹心事，看把老美忙的，财经评论说印钞机都开足了马力了，这活儿要是给俺该多好。电视里的专家教授大讲特讲什么蝴蝶效应的，我也不以為然，心想这金融危机与满洲里八竿子打不着呢，想这些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谁知道转过年影响就来了，太平洋上什么群岛的蝴蝶扇了扇翅膀，一场风暴这么快就波及到满洲里了。满洲里是口岸经济占重头戏的地方，金融危机一来，本来就不挺实的卢布那可真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呱唧一下子贬值了一半儿。原来俄罗斯人揣着一百卢布能吃两个汉堡，如今只能吃一个了，吃不起了，就都不来了，满洲里街上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客商一下子少了一大半，真是一下子看出萧条来了。
我的小旅馆就是那时候开始转型的，我感觉要是没有个相对稳定的固定客源，只靠夏天那两个多月的旅游旺季根本不行，早晚会山穷水尽。在琢磨了好几天后，我就再次“偶遇”了丘马科夫。还是那家小西餐厅，我点了杯咖啡小口抿着，没有等多久就看见他进来了。他一进来我就冲他打招呼，我说，老朋友，这么巧又遇见了，一起喝一杯，我请客。他爽快地坐在了我的对面。我点了乌克兰红菜汤、炭烤肠、俄式酸黄瓜和蔬菜沙拉。说实在的，来了满洲里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吃不惯俄罗斯西餐，酸不拉唧甜不喽馊的，还吃不饱。他抓起刀叉不客气地吃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认识吗？我说，我前些年在口岸上当骆驼，天天往俄罗斯跑，谁不知道你的大名啊，在后贝加尔口岸，你还喝过我的矿泉水呢。他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喝了一大瓶子伏特加，一斤半装的那种大瓶子，他开始不停地冲我竖起大拇指，用笨拙的中国话说，好朋友，哈拉少（好），你的……好朋友。我心里说，够不够朋友得以后再说，这么贵的伏特加不能白喝，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嗨，朋友，我开了一家旅馆，你和你的朋友们可不可以来住，我给你们优惠价，那样……我就可以经常请你来喝伏特加了。丘马科夫眼睛一亮。事实上我说的正是时候，后来我知道那几天他们正在与黑天鹅的老板商谈要求降价，卢布贬值，让俄罗斯人住不起了，可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罗斯血统的倔老头儿死活不答应。从西餐厅出来，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拉上丘马科夫直接去了我的旅馆。我开了一个房间，搬进去一箱海拉尔罐啤，摆上几根哈尔滨红肠接着喝，喝得舌头都大了，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不断地举起易拉罐，不停地拍对方的肩膀，一会儿俄语一会儿汉语说着“好朋友，哈拉少，好朋友，哈拉少”，然后就仰脖子灌啤酒。丘马科夫酒量惊人，本来以为喝完伏特加再拿啤酒一盖帽就把他放倒了，没想到这家伙喝啤酒就跟喝凉水一样，没一会儿竟然喝醒酒了。喝的我偷偷跑到洗手间“直播”了好几次。在满洲里这地方，喝吐了叫“直播”，直接喝吐在酒桌上叫“现场直播”。我为了祖国的荣誉强忍着，才没“现场直播”。我们一直喝到后半夜，一箱子啤酒都喝完了，丘马科夫才晃晃荡荡地出门去了，我从窗户看见他走到空荡荡的街上，等了好半天拦了辆出租车走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吧，一天傍晚，丘马科夫带着十多个俄罗斯人来了，每个人都大包小裹的，丘马科夫和我打了个招呼，就一屁股坐在吧台外面的破沙发上，把那个破沙发塞得满满的。一个汉语说得很好的络腮胡子跟我谈价钱，他说他叫瓦西里。我说，是个好名字。他说他的爷爷是个反法西斯的英雄，活着的时候胸前总是挂满了各种勋章。我说，我最佩服苏联英雄了，小学时就读过保尔柯察金，满洲里都是你们苏联红军帮我们解放的。他说，他的爷爷比保尔柯察金还勇敢……丘马科夫一定是对我们这不着边际的胡扯不耐烦了，用俄语冲着络腮胡子喊了起来，我没有听懂，但是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就用俄语对络腮胡子说，丘马科夫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都是朋友，我给你们一个优惠价，每个标间五百卢布，当然了，我说的是今天的汇率标准，我还有辆旧面包车，可以给你们提供些方便。我知道，这个价一定会比黑天鹅优惠不少，虽然我的天外天条件不如黑天鹅好，但对于俄罗斯骆驼来说，价钱显然是当前形势下首选的考虑。而且，我还故意高报了一些，留出降价的余地。我以为丘马科夫会讨价还价，像我们中国人在菜市场那样经过几个回合的轮番出价，没想到丘马科夫爽快地答应了。不到十分钟，就办理好入住了，我的小旅馆一下子就住满了，这让我欣喜万分。这可是稳定的客源啊。我也曾经是一只骆驼，当然了，说是一名骆驼更准确些，我知道骆驼们最需要什么。他们刚一住下，我马上冲出去，开上我的破面包车去广达市场了，买了一台电子磅秤，人一站上去就显示体重数字的那种。这个磅秤要放在吧台外面的走廊里，供骆驼们称背包的重量用，我又买了个便宜的石英钟，挂在原有的那个石英钟旁边，把时间拨慢5个小时，下面用俄语标注“莫斯科时间”。我再买了几个能给俄罗斯手机充电的充电器，放在吧台里，用俄语标上“免费借用”，解决他们喝多了酒找不到手机充电器的后顾之忧，房间的酒水柜里摆上袋装的廉价咖啡，免费赠饮，咖啡杯都换成了敞口矮粗的，以免顶住丘马科夫们可爱的大鼻子，我还跑到药店买了几盒避孕套，每个房间放上两个。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几招还真管用。俄罗斯客人对这些很是满意。就这样，我的天外天旅馆成功转型成了一家骆驼旅馆。开始还有中国游客来住，后来受不了俄罗斯人夜生活的吵闹都不来了，变成了一家纯粹的住俄罗斯人的旅馆。我甚至想过把天外天的名字改成喀秋莎、达尼娅之类的俄罗斯名称，后来听说工商、税务方面的手续很复杂，就没有改。 我的天外天旅馆很快就成了俄罗斯骆驼们的乐园。丘马科夫是这个俄罗斯骆驼队的领头儿，骆驼们分成两个组，一组人带货进来，住上两三天，再从满洲里带货出境，这时候另一组骆驼又开始进境了，两组人马交叉进行，这就让我的骆驼旅馆有了稳定的入住率。丘马科夫给我带来了稳定的客源，我对他自然是投桃报李，中国人讲究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嘛，更何况这比滴水之恩大不少。隔上一段时间我就会请他去西餐厅吃上一顿，好几次喝得酩酊大醉，“好朋友，哈拉少”地拍着肩膀往回走。俄罗斯人没有攒钱的观念，活得快乐潇洒，挣上一些钱就不干活了，半宿半夜地胡吃海喝寻快活，钱花光了再说。有这些常年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俄罗斯骆驼牵线搭桥，很多来满洲里旅游观光的俄罗斯游客也慕名而来在天外天住宿。每次有新的俄罗斯人入住，我都会给帮我拢客的骆驼一定的奖励，一瓶好酒，一条烟，或是对于介绍人房费的折扣，这让骆驼们给我招徕住客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他们也盼着有俄罗斯人入住，尤其是俄罗斯女客。俄罗斯人在两性关系上比较放得开，一起吃顿饭喝点酒，感觉不错，就住到一个房间里去了。丘马科夫是最讨女人喜欢的，很多次他坐在吧台旁边的沙发上抽着烟，像个守株待兔的农夫，有俄罗斯女人入住的，特别是年轻大胸的俄罗斯女子，丘马科夫就毫不犹豫地过来搭讪，眼睛已经冒着火苗毫不掩饰地往人家胸部看了，也就是办理入住手续的那么一小段儿时间吧，丘马科夫就已经得手了。没有俄罗斯女客入住时，丘马科夫就去西餐厅找俄罗斯女人，喝到半夜领回旅馆过夜。这样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丘马科夫房间里传来地动山摇的声音，这声音时常听得我耳热心跳，我不得不花了一笔钱，把他那房间的床换成一张更大更坚固的，这让他很满意。也有风情万种的俄罗斯女郎冲我抛媚眼，对我说，sex，sex……只可惜我学的那三脚猫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以为她说的是俄语呢。后来明白了也装傻，不是俺坐怀不乱，古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峰哥倒是经常陪着客人来店里开房，每次都带着超短裙黑眼圈的俄罗斯小姐。他总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开两个房间，我要“为国争光”。一开始我都没明白啥意思。峰哥总是完事后心满意足地把账结了，就算是用了个把小时也按照钟点房结账。我说，峰哥您来了还算啥账啊。他说，都不容易，亲兄弟明算账。
丘马科夫是个挥霍无度的人，烟酒和女人几乎每天都少不了。为了报答他对旅馆生意的照顾，正像当初我答应他的那样，隔上一段时间我就请他去饭店好好喝上一顿，事实上有时候他还会提醒我呢，嘿，朋友，你有很长时间没有请我喝酒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喝了酒，垂头丧气地回来。那天我心情不错，我说，我请你喝酒吧。我们就到了一家西餐厅，喝伏特加。那次他喝多了，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对我说，塔吉亚娜去了美国。我问，谁是塔吉亚娜？他不说话了，低垂着大脑袋似乎陷进回忆的海洋里去了。后来他抬起头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爱她一个人，一个人。我说，你不是从来没缺过女人吗？他说，那不是一回事。我说，别想那么多，熄了灯都一样。他说，我听了她的话，不再胡作非为，领着我的这些朋友靠自己的力气在口岸上挣钱，我拼命地挣钱，想给她买一架进口的钢琴，可是，你知道的，卢布不断地贬值，那架钢琴像长了翅膀一般飞得越来越远。后来，一个有莫斯科背景的石油富豪盯上了她。我说，挺狗血的故事啊。他问，狗血是什么意思。我说，狗血就是……罗曼蒂克。他说，我给那个人写了一封信，约他决斗，我愿意为了她像普希金那样去死。我实在没忍住，不厚道地笑了起来，我问，那个富豪来了？他说，他还真来了，可是根本没下车，车上跳下来四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大墨镜的男人，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扔下一捆卢布扬长而去了。我在医院躺了十几天，听说那个富豪出钱给塔吉亚娜的母亲换了肾，医生、护士和病人都把这当成一件新闻在传说，我灰溜溜地躺在病床上，灰溜溜地出了院，就是这样。丘马科夫说到这里，停下来不说了，在西餐厅暗淡的灯光下，他的脸隐藏在暗影里，满是悲伤的神色，看惯了他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这让我感到陌生。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可我总是忘不了她，前些日子我还偷偷跑到那座别墅附近，想着再见她一面，远远地听见钢琴声，我知道那是她在弹奏。我想走得再近一些，可是院子里养着一群大狼狗，老远就冲我狂叫，我只好落荒而逃。
我动了恻隐之心，借着酒劲对他说，好朋友，想不到我们都是社会底层啊，有困难跟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事实上我酒醒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丘马科夫当真了，没有钱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一只胖手，两只短粗的手指头做点钱状，用俄语说“鲁布涅杰尼克，鲁布涅杰尼克”（俄语，借钱），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借给他很多次钱，终于发现他根本没有要还钱的意思，就像当初他用脚踩住我的帆布包一样，如今他又踩住了我的心理弱点，这让我很恼火，又无可奈何，毕竟自己答应的，毕竟他还在我的旅馆里住，我还真拉不下脸来。
那一年快到圣诞节时，俄罗斯骆驼们纷纷准备回家了，就像中国外出的民工春节前往家赶一样，他们也都归心似箭地急着回去过圣诞节，我赶紧把他们的欠账拢了拢，丘马科夫和瓦西里已经一个月没有结账了，我算出了总额，还好心好意主动地打了九折，并提前祝福他们圣诞节快乐。不料丘马科夫傲慢地看了看我，撇了撇厚嘴唇子，用中国话说，没有钱，没有钱。我说，我看你这阵子没少挣钱啊。他说，我的钱……有用。我心里说，废话，谁的钱是擦屁股纸啊，谁的钱没用啊？我赔着笑脸说，你说说，你的钱有什么用？他说，我的钱……有用，我想……去一趟美国……我愣了一下，说，整半天你还真惦记那个什么塔娜啊，人家都移民了你快歇菜吧。丘马科夫估计没听懂歇菜是啥意思，可也听出来不是好话，涨红了脸不理我，扭头就往外走。我急了，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袖子，我们在走廊里你推我搡互不相让动起手来，莎莎就拨打110报了警。不到一分钟，一辆警车停在了旅馆门口。一高一瘦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谁报的警？我说，我报的警，俄罗斯人住店不给钱……丘马科夫见了警察收敛了不少，忽然像个蹩脚的演员一般装出一副可怜相，指着我对警察说，他打我。我这才发现刚才推搡中我把他羽绒服的一只袖子扯坏了，正在呼呼地往外飞鸭子毛呢。高个子警察虎着脸问我，你打他了？我说没有，他们要逃单，我们拉扯中撕坏的。警察说，这就是你不对了，我跟你说哈，俄罗斯客人住你家这样条件的旅馆，那都是弱势群体，现在到处闹金融危机，人家也不容易，你少挣点能怎么着？就不能发扬点国际主义精神？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我说，他欠钱不给还有理了？他们是弱势群体？我这个下岗工人算不算弱势？矮个子警察不耐烦地说，怎么着？还挺有意见哈，要不跟我们去所里谈谈。我想起在黑龙江时因为和别人打架，被叫到派出所谈过，说是谈话，有什么可谈的啊？噼里啪啦给了我好几个大耳刮子。这回警察一说回所里谈，我就不敢吱声了。警察又对丘马科夫说，行了，这次就算了，以后可不行啊，走吧走吧。丘马科夫冲着警察直竖大拇指，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俄罗斯骆驼们都笑嘻嘻地走了。高个子警察又扭头冲我说，你這是寻衅滋事，要治安罚款五百元。我对警察说，我在俄罗斯背过几年包，最怕遇见俄罗斯的警察，见着中国人就喊“呼照、呼照（护照）”，你得赶紧掏出护照来，夹上美元递过去，人家把护照打开，看都不看，把钱往兜里一揣，护照往回一丢就完事了。矮个子警察说，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想让我们也去学，欺负人家国际友人吗？那是司法腐败，懂不懂？咱们中国可是法治社会。我说，我不管什么腐败不腐败法治不法治的，他欠我钱不给，我报警了，你们不为我主持公道，还给他免单了，那也行，我认了，可还要罚我的款，哪有这个道理？高个子警察说，算了算了，和为贵，你这做生意的不懂啊？行了，罚款不收了，下不为例，走了。 三
那个圣诞节，我的骆驼旅馆里空无一人，俄罗斯人都回国过节去了，我给莎莎也放了假。晚上我一个人出去买了些香肠，又买了几罐俄罗斯啤酒，转眼来满洲里十多年了，虽然还是吃不惯西餐，我已经习惯了喝俄罗斯啤酒了，尤其是那种劲大的波罗的海7号，喝惯了俄罗斯啤酒再喝中国啤酒就会觉得没有味道了。我一个人坐在吧台里吃熏肠喝啤酒，喝着喝着忽然就想家了，想起我的那个跟着南方小老板跑了的媳妇了，那个南方人是个穿着皱巴巴西服的小个子，长得尖嘴猴腮的，每次想起来我都想像掐小鸡崽儿一样掐死他。可是，在圣诞节的晚上想起来忽然不那么恨他们了，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还有什么狗屁爱啊情啊的，总不能不吃不喝抱在一起饿死吧？窗外的街口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五颜六色的彩灯一闪一闪的，照亮了圣诞树上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是满洲里这座小城接纳了我，我现在也他妈的人模狗样儿地从下岗工人混成了个小老板了，我想我得找个女人了，虽然这些年我也没闲着，中国的，外国的，但那不过是满足一下需要，我真的需要个女人了，这样想的时候，莎莎就出现在我面前了，笑吟吟地看着我。我笑了，心里说，这俄罗斯啤酒真他妈有劲儿，几罐下去就喝出幻觉来了。莎莎说，你也一个人喝酒啊？我吓了一跳，不是幻觉，是真的。莎莎穿着一件貂皮大衣，胖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我说，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她说，我一个人过圣诞节，没意思，来店里看看。我说，一起喝点？她说，一起喝点。她从房间里拽出一把折叠椅，把貂皮大衣脱了，她脱大衣时毛衫下面圆鼓鼓的几乎要挣出来了，看得我一下子感觉某个地方热起来了。我们俩就你一罐我一罐地喝。后来她说，不喝了，喝多了，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水汪汪地望着我。我心里一慌，碰倒了一个空易拉罐，滚到了地板上，夸张地响着。气氛忽然就变了，我们就都不说话了。我憋出了一句，今年冬天好冷啊。这是一句废话，满洲里的冬天哪有不冷的啊，圣诞节到元旦，再到春节这段时间，零下40度太稀松平常了。她笑了，忽然抱住了我的脑袋，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温热湿润的舌头就钻进了我的嘴里来了，我们像两只狭路相逢的小兽一般，在吧台里绝望地呜呜叫着，毫不相让地互相撕咬着，吧台上的盘子碟子都噼里啪啦地骨碌到地上去了。我把她拦腰抱起，抱进最好的房间，在手忙脚乱地脱掉她内衣的那一刻，我忽然想她不会借此讹我一笔钱吧，可是顾不上那么多了，就算是被讹上也认了，我饿虎扑食一般把她扑倒在床上，折腾了几个来回才汗津津地拥抱着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莎莎也醒了，这样赤身裸体面对她让我很尴尬。莎莎红着脸忙着穿胸衣。我说，过完元旦我给你涨工资。莎莎妩媚地笑了，说，你这是要补偿我吗？不用，我觉得工资不低了，你挣些钱也不容易，多攒一些留着娶媳妇吧。好久没有人说这么贴心的话了，我的眼睛有些发酸。莎莎起床穿好衣服，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说，你再睡个回笼觉吧，我走了。我笑着说，在咱们东北回笼觉可是“四大香”之一呢，莎莎掐了我一把，说，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没正形。
春节过后，俄罗斯骆驼们都回来了。经过一个圣诞节，丘马科夫明显胖了不少，穿着一件黑皮夹克，戴着一副大墨镜，越发地像黑手党了。我看见他进来了，懒得搭理他，装作没看见。没想到丘马科夫就像早把赖账的事忘得精光了，乐呵呵地冲我打招呼，把两个破兜子往吧台柜上一放，说，杨，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春节礼物，我一看，一大块熏三文鱼、俄罗斯大香肠、黑列巴和两袋俄罗斯糖果。他又补充说，两份，还有莎莎一份。我忍不住笑了，心里暗自骂道，你赖的帐，加上借我不还的那些钱，够买一皮卡的香肠和黑列巴了。好吧，看在钱的份上，算了，那个警察不是说了嘛，叫什么来着，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毕竟我这骆驼旅馆全靠他这些人呢。我这么一想，晚上又拉上他跑到西餐厅里“好朋友，哈拉少”地喝了顿大酒。
那个时候，卢布跌得很惨。我刚来满洲里时，一元人民币能换三到四卢布的样子，十年的时间过去一元人民币已经能换十多卢布不止了。我的骆驼旅馆以卢布结算，卢布不是银行挂牌货币，我收了卢布再拿到北方市场的黑市上换成人民币，好像有人说过资本像狗一样撵得人直跑，说得真对啊。紧张的时候，我都是跑着去的，跑慢一点没准就又贬值了。这就逼得我不断地涨价，这样才能保证我收到的不是一堆花花绿绿的废纸，频繁的涨价让丘马科夫很不满意，他说我不够朋友，我反唇相讥，我说，当初一个卢布能买到一块大面包，如今三十个卢布才能勉强买到，你让我不涨价怎么办？你们俄罗斯的东西没涨价吗？丘马科夫脸涨得通红，无话可说。实际的情形是，我的房费涨价的幅度的确超过了卢布贬值的幅度，没办法，煤水电暖都在涨价，当初为了招徕生意已经出了很低的价，大多数旅馆早就涨价了，我只是趁着卢布大幅度贬值才跟着大势涨了起来。
峰哥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客商都不来了，峰哥没活可“帮帮干”，那阵子他没少往我的天外天跑。他说，兄弟还是你有眼光啊，我如今失業了。那时候我已经还清了所有的贷款和借款了，峰哥借给我的钱我如数奉还，还加上一笔可观的利息，无债一身轻，那是真的，开始见到回头钱了。我说，峰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把这辈子的钱都挣够了吧。峰哥说，挣多少钱也不够败家娘们造啊，这不还有个小败家的，高考考那么点分，比我的血压没高多少，上了个自费大学，这一年下来造了我四五万，这样下去金山银山也得坐吃山空，我得赶紧踅摸个来钱的道了。
让我惊讶的是，烦恼似乎都是靠口岸生活的中国人的。卢布的贬值似乎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俄罗斯骆驼的生活，他们每天晚上照样歌舞升平兴致勃勃，这让我气得不行，不是看他们眼红，而是他们开始拖欠我的住宿费，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他们把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转嫁到我的头上来了，这就像老美通过什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把危机转移到别的国家一样。我要求这些俄罗斯骆驼们每星期必须结一次账，就这样还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小旅馆也遇到了危机。郊外的一家木材加工厂着火了，风助火势来了个火烧连营，周围几家木材加工厂那些从俄罗斯进境的木材都烧毁了，这事看起来和我开旅馆的没有半毛钱关系，着火那天我甚至有些不怀好意地想，火烧旺运啊，莫非金融危机要过去了。谁知道太平洋上的蝴蝶扇了扇翅膀，一场风暴很快就波及我的骆驼旅馆了。全市消防大检查，我的旅馆消防检查不合格。以前那些年消防要求没那么严格，配上几只灭火器就行了，现在不行了，人命关天，玩真的了，要按照消防标准，必须安装烟感和喷淋，还限期整改。我让消防工程公司做了个预算，没个三五万元下不来。手里根本没那么多钱，真把我愁死了。正犯愁的那几天，丘马科夫又来找我“鲁布涅杰尼克”了。我就借消防说事，我说，我不能再借钱给你了，我还得去借钱做消防改造呢，要不然我这旅馆就得关门了。没想到丘马科夫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说，你竟然让我们住在消防不合格的旅馆里，你，不够朋友。我说，你说得轻巧，我不想吗？你给我出钱啊？ 一天中午，莎莎打来电话，说俄罗斯骆驼们忽然纷纷收拾行装准备退房，让我赶紧过去。我从家里出来，冒着沙尘暴赶往旅馆。春夏之交的满洲里，每年都有这么几天的坏天气，不是来场暴风雪，就是来个沙尘暴。我进了旅馆，莎莎与丘马科夫正吵得不可开交。我问莎莎怎么回事，莎莎说他们要回国过巴斯克节，就是东正教的复活节，无理取闹非要少结房费。
丘马科夫戴着他的大墨镜，满嘴的酒气，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摇摇晃晃伸着胖胖的手指头和莎莎胡搅蛮缠，他说，你说我要是晚上在床上睡觉了，是不是得给你房费？莎莎说，当然了，这还用问。丘马科夫又说，我夜里要是没在你的旅馆里住，是不是就不用结房费？莎莎是实在人，脑子里没有那些弯弯绕，就说，废话，你没住我收什么房费？丘马科夫笑了，说，这一个月我有一半的晚上没回来住，都是整夜在酒吧喝酒，然后跟着女人去别的地方住了，所以，只能结一半的房费。莎莎被绕进去了，涨红着脸接不上话。我对丘马科夫说，你少跟我扯这些里格楞，你开了房，回不回来住都是你的，你去哪儿跑骚我才不管呢，你就是睡在了大街上也得给我房费。莎莎回过神来，说，对啊，你不回来我还能把你的房间给别人住吗，还能把你那些破东西扔到大街上去吗？丘马科夫见诡辩不成，又开始强词夺理，对莎莎说，你的老板不好，让我们住在消防不合格的房子里。我正为筹不到钱闹心呢，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小火苗就烧起来了。我说，你那么金贵去住国际饭店啊。丘马科夫索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胳膊肘子往吧台柜上一杵，手托着胖腮帮子，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用俄语嘀咕着，杰恩根涅杜，杰恩根涅杜（俄语，没钱）……瓦西里和其他几个收拾完行李的俄罗斯骆驼都笑嘻嘻地站在吧台外面随声附和。我心里的火气直往上冒，丘马科夫的钱要是不结，这些人肯定都得不给钱。我拉下脸来对丘马科夫说，你要是再不给钱我就报警了。丘马科夫哈哈大笑起来，大概是想起上次莎莎报警的事了，把胖脸凑到莎莎面前，嬉皮笑脸地说，姑娘，你报警啊，快报警啊，你的老板让你报警呢。莎莎气得面如桃花，眼泪儿都在眼睛里转，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的，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惹得周围的俄罗斯人都笑了起来，瓦西里还吹起了刺耳的口哨起哄。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丘马科夫忽然伸出一只大手，在莎莎高耸的胸上摸了一下。莎莎惊叫一声，脸涨得通红，当时就气哭了，用俄語骂丘马科夫是“胡立干”（俄语，流氓），我心中的怒火霎时间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我对莎莎说，你回屋里去，我要和这混蛋说道说道。莎莎犹豫了一下，担心地看了我一眼，还是扭身进了吧台后面的小休息室。我走到吧台里面，丘马科夫还趴在吧台上咧着嘴笑呢。我一把抄起吧台里面立着的一根废旧灯管，那是前几天换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扔，我把那根灯管抡圆了，狠狠地打在丘马科夫的胖脸上，啪的一声巨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灯管和丘马科夫的墨镜都打得稀碎，落了一地黑黑白白的碎片。我在黑龙江时年轻气盛，是厂子里的打架大王，后来怕被工厂开除，怕媳妇和我离婚，怕老娘哭天抹泪骂我，就不敢打了，如今我都下岗了我还怕个屁啊，我媳妇都跟穿着皱巴巴西服的南方小老板跑了我还怕个屁啊，我老娘都死了十多年了我还怕个屁啊，我这小旅馆都要关门了我还怕个屁啊。这一灯管子抡的痛快啊，好像把当初被他踩包时憋的怒气都发泄了出来，我本来想再抄起酒柜上那瓶歪脖子红酒砸在这个俄罗斯无赖的头上，一闪念间觉得不行啊，这“香奈儿”红酒很贵呢，人民币要六十多块钱呢，换成卢布就更不用说了，关键是，这酒是我自己的啊，不能像当初在厂子里打架时，茶杯啊，板凳啊抄起什么算什么，那些东西是公家的，砸碎了也不用心疼。我就一脚把吧台柜踢倒了，跳过去一把薅住丘马科夫脑袋上金黄的卷发往下一压，他就弯腰撅腚了，我抬起膝盖重重地垫在他那张胖脸上，再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这套标准的打架招式多年不用了，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丘马科夫像个大麻袋一般“咕咚”一声重重地跌倒在地上，挣扎着坐起来时已是满脸的血。莎莎听到打斗声从休息室跑出来，看到这场面吓得尖叫起来。我以为那些俄罗斯人会一拥而上痛扁我一顿，来吧，豁出去了，我挥舞着拳头咆哮着，你们都他妈给我滚蛋，老子这旅馆不开了总行了吧。不料瓦西里他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木头人一般一动不动。丘马科夫爬起来用手背擦了一把鼻血，我以为他会冲过来和我打作一团，不料丘马科夫冲着瓦西里喊，肖特波饶斯达，肖特波饶斯达（俄语，结账）。瓦西里和几个俄罗斯人七手八脚地把吧台扶起来，忙不迭地从腰包里往外掏出花花绿绿的卢布递给莎莎，爽快地把账结了，低眉顺眼地走了。
没一会儿工夫旅馆里就空无一人了，莎莎手里捏着厚厚的一沓卢布，望着我发呆，我坐在一个破圈椅里直喘粗气。莎莎问，你没事吧。我喘着气说，没事。莎莎担心地说，他们不会报复咱们吧。我说，去他妈的，我这旅馆不开了，反正也开不下去了，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莎莎给我倒了杯水，我喝了几口冷静了一些，话是这么说，可是这时我还真有些后怕了，心说这伙人不会杀个回马枪，把我这旅馆给砸了吧。我站起来找到两根不长不短的铁管子藏在吧台柜里，那是去年冬天维修暖气时换下来的。莎莎忽然笑了，说，你不该让我进休息室，你打架的样子一定很帅。我在吧台里坐下，说，别扯没用的，先去把卢布换了吧，换成了咱们红脸的毛爷爷我才放心。莎莎将卢布放进挎包里，扭着浑圆的屁股要出去，走到门口却改了主意，反身回来了。我说，怎么不去了？莎莎说，明天再说，跌了算我的，我得在这儿陪你。我没有作声，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有个人陪我。我坐着，她站着，我们就在吧台里都不再说话，一副枕戈待旦严阵以待的样子，吧台上方的那两个破石英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北京时间和莫斯科时间一起流逝着，丘马科夫他们没有回来，算时间他们应该是已经出了海关回国去了。西斜的太阳爬上东墙了，屋子里渐渐昏暗起来。莎莎从后面把我抱住了，她把我的脑袋抱在她鼓胀柔软的胸前，手指像几条温柔的小鱼在我的头发里游走，她说，谢谢你啊。我说，谢啥啊。她说，谢谢你为了我敢去拼命啊。她的声音柔柔的，有些颤抖，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不恰当地应了一句，我得为国争光啊。莎莎愣了一下，随后哈哈笑了起来，我也咧开嘴笑了。这时候，莎莎的手伸到我下面去了。我紧张地望了望门口，说，会让人撞见。莎莎答非所问地说，我离婚了。我说，哦？她说，刚离的，不过你别有心理负担，不是因为你，耗了好几年了，瓜熟蒂落，到了离的时候了。我说，哦。她的手把我那个东西握住了，因为紧张，它缩得那么小，几乎藏起来不见了。在那只温热柔软的手抚慰下，它慢慢镇定下来，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一般钻出洞来，左顾右盼，蠢蠢欲动，慢慢地又变得气宇轩昂生气勃勃了…… 四
过完巴斯克节后，丘马科夫他们没有回来。旅馆里只有一些三三两两的俄罗斯散客，没那么多住客，我就让莎莎休息，我自己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我想了几天，看来只能向峰哥借钱了。这才想起好长时间没有跟峰哥联系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问，峰哥你最近忙什么呢？峰哥说，还能忙什么，忙着挣钱呗。我说，峰哥我得跟你借点钱。峰哥有些不高兴地说，怎么了，你的小旅馆我看着蛮红火啊。我说，这不是消防大检查，让整改吗，我想借两万元，两分利，用一年。峰哥沉默了有两秒钟，他说，行吧，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利息是四千八对吧，提前扣除，亲兄弟明算账哈。我说，行，行，谢谢峰哥了，今后你还得多照顾我生意，有客人给我这小旅馆介绍一下。峰哥说，你生意不是不错吗，住着一群俄罗斯人。我说，我把丘马科夫那王八犊子给揍了，估计他们不会再来了。峰哥诧异地问，咋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经过讲给峰哥听了。峰哥听了哈哈大笑，说，揍得好，丘马科夫就是欠揍。没事，该揍就得揍，过几天给我留几个房。我说，怎么，峰哥你又要为国争光？峰哥哈哈笑了，说，这一阵子顾不上为国争光了，忙生意呢。我说，好，峰哥你随时来，有的是房间，给你开条件最好的。
放下电话我就把这事忘了，我以为峰哥是安慰我随口说的呢。我就开始张罗消防改造的事，和消防公司签订了合同，预付了五千元订金。几天后峰哥真的领着两个西装革履的俄罗斯人来了，每人开了一个标间，一住就是几天。我对峰哥说，感谢峰哥给我揽生意啊，就是我这里条件不太好，委屈你的俄罗斯朋友了。峰哥说，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这旅馆清净，来俄罗斯人不显眼，正好谈生意啊，对了，你说用的钱，等我做完这单生意给你啊。我嘴上说，不急不急，心里还真是着急，合同都签了，人家已经开始备料了，进入现场施工前要付材料款的。
那天下午，峰哥接了电话后匆匆下楼去了，不一会儿陪着两个陌生的中国人回来了，一副南方老板的打扮。他们和那两个俄罗斯人一起进了一个房间，我听见他们把门反锁了起来，心里想这峰哥要谈大生意了。但我还是很疑惑，谈大生意不去国际饭店那样的大酒店，怎么跑到我这骆驼旅馆来了。正这么想着的时候旅馆的门忽然开了，冲进来四五个着便装的人，我以为是丘马科夫的人来砸场子了，刚要伸手去抄藏在吧台里的铁管子，猛然看清是中国人，我说，你们干什么……为首一個穿夹克衫的中年人冲我一亮证件，低声说，执行公务，不许出声。我吓了一激灵，还没等我看清那证件上写着什么，几个人已经旋风一般冲到客房门口，一脚就把门踹开了，房间里噼里啪啦丁零当啷一阵混乱。我拖着发软的腿走到门口，看见黑瘦的峰哥被他们老鹰抓小鸡一般死死地按在地上，胡子拉碴的脸蛋子在脏兮兮的地毯上挤得变了形。峰哥嘴里还喊着，哥们儿有话好说，你们哪条道上的？夹克衫面无表情像背诵课文似的说了句，我们是中国海关缉私警察。一个便衣掏出手铐“咔哒”一声把峰哥铐上了，另一个便衣正举着相机对着床上一张老虎皮咔嚓咔嚓地拍照呢。夹克衫板着脸说，多照几张，照前面，把有几根胡子都给我数清楚记录好。峰哥一听是缉私警察，扎破了的皮球一般瘫在地上不动了。随后我看见他侧过脸来，一脸绝望的神色，他喘着气说，哪个好心人照顾下我那败家儿子，按月给他寄点钱，记好了账我出来还他。峰哥说这话时，眼睛没有瞅我，我知道他在用余光看着我，就不动声色地点了下头。这没逃过夹克衫的眼睛，他盯着我问，你们认识？我说，是我店里的回头客。夹克衫说，麻烦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做个笔录……
峰哥因为走私濒危动物制品被抓起来了，他从境外收购熊掌、麝香、老虎皮偷带入境，自己觉得神不知鬼不觉，早就被海关的人盯上了，他下楼接的那两个所谓南方老板都是化了装的缉私警察。那天从海关做完笔录出来，我回到旅馆，垂头丧气地坐了好半天，完了，峰哥完了，我的消防改造也要泡汤了。后来我给莎莎打电话，告诉她峰哥被抓起来了。莎莎在电话里喊了起来，都是被他家那个败家娘们儿害的，见天的就知道耍钱，要不就去做美容，我还听说她花着峰哥的钱在外面和别的男人胡搞，真是天作有雨，人作有祸。我说，没凭没据的别瞎说。莎莎笑，嘁，满洲里巴掌大块地方，谁不知道谁啊。我说，你联系一下那娘们儿，把峰哥那个败家儿子的银行卡号要来给我。莎莎说，你可想好了，那可是个无底洞。我叹了口气，说，我知道。
我感觉真是走投无路了，我给当初在黑龙江的几个哥们打电话，十多年过去了，还都能混个温饱，可要说借钱，够呛，我也张不开这嘴了。消防公司几次催款，我开始盘算着是不是把这小旅馆兑出去，“停业出兑”的广告都打印好了，没有勇气贴出去。舍不得啊，开了十多年了，比嫁闺女还舍不得。这件事弄得我神情恍惚，晚上似睡非睡，白天似醒非醒的。那天下午，我正困得坐在吧台后面磕头打盹，旅馆的门忽然开了，呼啦啦涌进来一群俄罗斯人，为首的一人穿着皮夹克，戴着大墨镜，正是丘马科夫，一摇三晃地冲着吧台来了，后面的人都紧跟着，个个都凶神恶煞一般。我吓得一个激灵跳起来，困意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家伙，真来了，该来的早晚要来，爷爷等你们多时了，我伸手把藏在吧台后面的铁管子拽出来。我看见丘马科夫胸前还挎着一个绿挎包，跟我初中时和我舅哥一起出去打架时背的“军挎”像极了，里面好像也装着砖头，我暗暗好笑，心想这都是你爷爷我玩剩下的了。擒贼先擒王，我抖擞起精神，感觉肾上腺素飙升，准备先发制人，把丘马科夫一棒子打倒再说。
我正要冲出吧台，不料丘马科夫用蹩脚的汉语喊着，老朋友，你好，老朋友，你好。他一边喊一边变戏法一般拿出几个巴斯克节彩蛋放在吧台上。这是给你的巴斯克节礼物，哦，对了，还有莎莎的，她还在这里吧，你一定要转交给她。这一下弄得我不知所措了，我尴尬地站在吧台后面，警惕地望着丘马科夫，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丘马科夫说，我们已经在黑天鹅酒店开好了房间，那个倔老头还是不肯降价。我心里说，不在我这里住了还来磨叽啥。丘马科夫的大胖手伸进挎包里去了，掏出来的不是砖头子，是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他把那摞红彤彤的百元大钞放在吧台上，说，就按你说的吧，消防改造的钱我们来出，半个月的时间够用吧，完工了我们就搬回来。我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了，手里还握着那根铁管子，样子一定很滑稽。我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好吧，你的钱……有用。丘马科夫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说，去他的美国吧，我现在觉得还是用在这间旅馆更实际一些。我说，谢谢……我会付利息的……可能用不了这么多……丘马科夫说，我不要利息，等我们回来还像以前那样给我们安排房间，这笔钱算是房费了。瓦西里说，那叫订金。丘马科夫点了点头，说，对，是订金。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