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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经过四天闭门会议后,于11月12日下午闭幕。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宣布,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为此,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和落实。
舆论普遍认为,该方案将有助于提振放缓的中国经济,解决多年来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失衡问题。
公报还宣布,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这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35年前相比,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9倍。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中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提高了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给中国带来诸多挑战:过剩的工业产能、地方债务规模高企和企业竞争力下降等。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在经历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后,认为这一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已成为中国国内越来越统一的共识。
要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必须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多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向改革要红利仍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前央行顾问李稻葵称,官方言论一直是呼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这一次的措辞变成了发挥“决定性作用”,比过去进了一步,显示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
一年来,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改革决心,“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这些话语彰显了执政者的信念。
粗略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前后共进行了17次离京调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
习近平曾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应当更加依赖于消费和创新”,显示出推动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决心。
十八大后的首次考察,他即在广东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他说,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在湖北,他提出了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五方面重大关系,以及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方面重大问题,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方法,可以解读为释放中国经济改革红利的信号。
一名接近高層的分析人士时表示,习近平7月23日在武汉市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被认为是对本届三中全会的定调。这次讲话内容的六个要点涉及方方面面,凸显本届全会将着眼于“全面深化的改革”。
“这是过去30年最重要的改革。”李稻葵认为,会议公报的关键词是全面,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城市、经济,包括经济管理的方式。同时,他提醒说,公报是高度概括的,“但概括的背后有很多突破性的内容。”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社会各界就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
各界的热烈期待并不难理解。此次会议毕竟是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宣布他们为今后10年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层会议。这些大政方针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走向。
鉴于历届中共的三中全会的示范效应,各界一直对三中全会抱有较高的期望。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结束了阶级斗争,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多年的高增速阶段;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启动了之后第二轮经济的高速发展。
此次会议也被认为是在给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定调。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纲领性文件,也被视作习李施政纲领的首次系统性亮相。
此前于10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进行了修改,并提交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
“《决定》是对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将从全局勾勒未来中国改革的总路线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将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而这个《决定》就是对新一轮改革的总部署。
会议公报显示,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这个小组将是改革总体设计的领导机构。”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意味中央将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配套性。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10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过去谈改革,多是强调以经济为主题的改革,这次会议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说,这份关乎中国改革命运的顶层设计,强调整体性、协同性与全面性。
竹立家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制度推动,也需要制度联动,在总体改革方案出台之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将围绕这一改革路径出台具体配套改革措施,此后,中国全面改革的格局才能展开。
会议公报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公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公报同时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中国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经济学家们称,在土地方面赋予农民更多权利能鼓励农民募集资本并提高生产率,也能帮助中国领导层推进城镇化方案,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朝更依赖消费支出的模式转变。
舆论认为,这意味着农民土地入市交易有望放开。管清友分析认为,土地制度将有重大變化,土地流转加快推进,同地同权。
但也有声音认为,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政府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
《中国房地产报》今年9月援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官员的话称,若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势必破坏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平台,各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
该报称,道理很简单,在农民没有被赋予土地流转权利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征地,农民利益没有任何根本保证。土地流转改革后,地方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暴力强征了。
会议公报还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可能意味着现有的财税体制将作出重大调整。”管清友分析认为,上收财权事权是改革方向,预算民主或有突破。
当前的财政体制是1994年在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努力下建立的。当时朱槠基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为了扭转中央政府财权事权不断下放省级政府的局面。
但一些学者也认为,这套体制导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出售土地来为基建、房地产等各类项目融资。而这又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引发民众不满。
“总体改革方案公布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进入‘落实周期’,而这个阶段才是改革的关键。”在竹立家看来,改革的推进要看落实的效果,改革的意义要看落实的质量,改革的难度则要看落实的阻力。
竹立家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日趋固化的利益藩篱,“触动利益之难”不仅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之中,还更多地体现在改革部署的落实过程之中。
舆论普遍认为,该方案将有助于提振放缓的中国经济,解决多年来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失衡问题。
公报还宣布,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转变发展模式
这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35年前相比,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9倍。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中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提高了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给中国带来诸多挑战:过剩的工业产能、地方债务规模高企和企业竞争力下降等。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在经历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后,认为这一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已成为中国国内越来越统一的共识。
要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必须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多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向改革要红利仍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前央行顾问李稻葵称,官方言论一直是呼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这一次的措辞变成了发挥“决定性作用”,比过去进了一步,显示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
一年来,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改革决心,“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这些话语彰显了执政者的信念。
粗略统计,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前后共进行了17次离京调研,其中16次都提到“改革”。
习近平曾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应当更加依赖于消费和创新”,显示出推动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决心。
十八大后的首次考察,他即在广东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他说,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在湖北,他提出了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五方面重大关系,以及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方面重大问题,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方法,可以解读为释放中国经济改革红利的信号。
一名接近高層的分析人士时表示,习近平7月23日在武汉市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被认为是对本届三中全会的定调。这次讲话内容的六个要点涉及方方面面,凸显本届全会将着眼于“全面深化的改革”。
“这是过去30年最重要的改革。”李稻葵认为,会议公报的关键词是全面,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城市、经济,包括经济管理的方式。同时,他提醒说,公报是高度概括的,“但概括的背后有很多突破性的内容。”
全局性改革
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社会各界就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
各界的热烈期待并不难理解。此次会议毕竟是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宣布他们为今后10年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层会议。这些大政方针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走向。
鉴于历届中共的三中全会的示范效应,各界一直对三中全会抱有较高的期望。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结束了阶级斗争,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多年的高增速阶段;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启动了之后第二轮经济的高速发展。
此次会议也被认为是在给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定调。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纲领性文件,也被视作习李施政纲领的首次系统性亮相。
此前于10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进行了修改,并提交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
“《决定》是对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将从全局勾勒未来中国改革的总路线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将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而这个《决定》就是对新一轮改革的总部署。
会议公报显示,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这个小组将是改革总体设计的领导机构。”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意味中央将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配套性。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10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过去谈改革,多是强调以经济为主题的改革,这次会议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说,这份关乎中国改革命运的顶层设计,强调整体性、协同性与全面性。
竹立家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制度推动,也需要制度联动,在总体改革方案出台之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将围绕这一改革路径出台具体配套改革措施,此后,中国全面改革的格局才能展开。
落实更关键
会议公报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公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公报同时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中国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经济学家们称,在土地方面赋予农民更多权利能鼓励农民募集资本并提高生产率,也能帮助中国领导层推进城镇化方案,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朝更依赖消费支出的模式转变。
舆论认为,这意味着农民土地入市交易有望放开。管清友分析认为,土地制度将有重大變化,土地流转加快推进,同地同权。
但也有声音认为,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政府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
《中国房地产报》今年9月援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官员的话称,若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势必破坏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平台,各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
该报称,道理很简单,在农民没有被赋予土地流转权利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征地,农民利益没有任何根本保证。土地流转改革后,地方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暴力强征了。
会议公报还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可能意味着现有的财税体制将作出重大调整。”管清友分析认为,上收财权事权是改革方向,预算民主或有突破。
当前的财政体制是1994年在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努力下建立的。当时朱槠基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为了扭转中央政府财权事权不断下放省级政府的局面。
但一些学者也认为,这套体制导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出售土地来为基建、房地产等各类项目融资。而这又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引发民众不满。
“总体改革方案公布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进入‘落实周期’,而这个阶段才是改革的关键。”在竹立家看来,改革的推进要看落实的效果,改革的意义要看落实的质量,改革的难度则要看落实的阻力。
竹立家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日趋固化的利益藩篱,“触动利益之难”不仅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之中,还更多地体现在改革部署的落实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