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的新书名为《公民心事》——何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公民易中天的心事为何?讲自由、讲理性，讲社会常识，帮助建立公民社会，让这些常识人人皆知，这便是他的心中所念。
　　
　　近几年，讲常识的书很多。常识，本意为“普通的知识、众所周知的知识”，如今却让知识界反复言说，这是否意味着目前还有不少人缺乏常识?易中天表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现在缺乏“公民社会”的常识。
　　“比方说，一些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就往往遭到网民痛骂，如果这嫌疑人是杀人犯、黑社会，骂得就更凶。他们的逻辑是，你为坏人辩护，那你一定是坏人，否则你为什么不帮好人帮坏人?他们不知道，即便是坏人，也该受到公正的审判。不经审判就一枪崩了，那叫‘草菅人命’，对好人其实也不公平，因为这等于是法院拉了偏架。要公正审判，就得保证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也得有人来为他们辩护。律师为他们辩护，正是维护法治、维护人权。这在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其实都是常识，但可惜，我们还得不停地说。”
　　他的这本新书就是一堂学习做公民的常识课。书中收录了他2008年以来陆续写作和发表的部分文字。这些文章大都针对社会弊病，比如矿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三聚氰胺对社会的伤害、拆迁条例的不合理等等。易中天并不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表示自己只是“忍不住”，哪天忍住了，没准就不再说了。
　　在采访中记者问他，如何学习做公民，他建议读书看报，“但更重要的，还是实践，比方说主张自己的公民权利。如果每个公民都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公民社会岂不就建立起来了?公民社会的常识，岂非就不必反复言说了?”
　　在《公民心事》的序言中，易中天写道，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对各种社会问题畅所欲言地各抒己见时，公民社会才能建立起来。而这种个人意见的表达，正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一种实践。“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常识。当然，这并不是说，臣民社会的人就一定不能随便说话。三千年都不能随便说话，岂不憋死了?问题在于，这种言论的自由，在臣民社会是被看作恩赐的，叫做‘让人说话’。公民社会的观念则相反。不是你让不让说，而是我本来就有权利说。如果你不让我说，那是你违法。”
　　易中天表示，自己目前已经可以做到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说明。第一，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恰恰相反，自由即责任，一旦我发现有些话说出来，我负不了责，我会选择不说；第二，言论是权利，不是义务。如果是权利，那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只要这种放弃是自愿的，那他的言论就是自由的。”
　　一堂常识课结束。记者问易中天，他又是如何完成自己的常识教育呢?易中天哈哈大笑，表示不敢说自己就完成了这个教育，“看什么不重要，如何完成也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真把自己当公民。真把自己当公民，就肯定能接受那些常识。要知道，那不过是些常识啊!”
　　
　　Q&A
　　
　　Q：一百年，时间也不短了，常识的普及，就那么难吗?
　　A：问得好!其实，问题还不在于难不难，而在于讲不讲。辛亥革命以后，知识界有很多人在讲这些常识，比如胡适先生就自称“常识派”。因为在他们看来，帝制刚推翻，共和才建立，国民尚须启蒙，所以那个时候讲得很厉害。1949年以后，就不怎么讲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看来，民主革命早已结束，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还需要讲常识?还是讲“更高级”的东西吧，比如“共产主义理想”。调门这么高，还有谁讲常识呢?但没有常识做基础，理想就会变成空想。这是一个教训。
　　Q：这么说，我们还需要常识教育?
　　A：当然。不过，这里有一个悖论。照理说，既然是常识，那就应该人人皆知，无需教育。顶多，也就是告知和提醒。比方说，生水不能喝，馊了的饭菜不能吃，吃了喝了会拉肚子，这也要反复讲?但不讲，好像又不行。这就只能说明，常识，其实并未成为常识。
　　Q：既然是常识，为什么又没能成为常识?
　　A：因为我们讲的，是公民社会的常识，不是臣民社会的常识。臣民社会的常识，我们是有的，而且很多、很牢固。于是，我们就以为自己有常识，却不知道那其实是馊了的饭菜。所以我说，我们还得学习做公民。
　　Q：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目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A：很难说什么是“最大障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是全体公民的事。如果我们大家都公民意识不强，则建设云云，就无从谈起。因此，反复言说常识，使之深入人心，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