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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所培养摇滚音乐人的学校校长,一手打造了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迷笛音乐节。从2000年开始,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的年轻人在每年百般无聊的五一、十一长假、小长假里有了固定的去处。十多年过去,如今一到假期,各类音乐节全国开花,音乐节已经成为一种年轻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叫张帆,大家更喜欢亲切地叫他“张校长”。
被磁带扭转的人生
回溯起来,是两盒转录磁带改变了张帆的人生轨迹。1982年,父亲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回来送给他两盘80分钟的黑胶转录磁带,在这盘磁带中,他第一次听到《Hi,Judy!》,虽然他根本搞不清楚歌词唱的是什么;第一次听到《Yesterday》;长笛版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还有大名鼎鼎的The Beatles,十几岁的少年翻遍了各种英汉词典,也没搞明白这个单词的意思。在那个信息和物质都极其有限的年代,这盘磁带成了他的音乐食量,直听到最后磁带上的声音都糊掉了。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之前所受的熏陶仅限古典音乐和苏联歌曲,而这盘磁带,第一次唤醒了张帆的耳朵。
第二次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意外,那时张帆在人大附中上学,早上的校广播里突然出现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这声低吼让他惊喜,原来还有中文唱的摇滚乐呢?四处打听之后,他知道了崔健,知道了《一无所有》。“现在想想可能是谁误放了,但是我特别感谢他。”再以后,他有了第一把吉他,组了第一支乐队。上了大学之后,呼朋唤友在高校之间串来串去成了常事,在草地上排练、演出,唱齐秦、李宗盛,唱The Beatles,也唱自己写的歌,特别自在。音乐对于张帆,更多是青春的一种抒发和释放,跟职业无关。
大学毕业之后,张帆进入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负责录像带的引进,翻译和筹备研讨会。工作两年之后,26岁的他开始觉得无聊,就在家晃荡了一年,也想过重拾音乐梦想。当时在双榆树有个迷笛音乐器材高技术中心,张帆和朋友们总去那里玩,时间长了和工作人员都混熟了,因为需要为购买乐器的消费者办个短期培训学校,说白了就是教他们怎么用这些设备,老总蓝杰就想到了张帆,“聘你来当校长吧,以后你就可以免费玩这些器材了。在我之前有一个校长叫露露,她想把这个学校发展成一个摇滚乐培训学校。我说行,觉得搞一个摇滚学校挺酷的。”从此张帆就成了摇滚圈里人人皆知的张校长。
最初张帆是从道听途说中和录像带中知道美国有个“伍德斯托克”,2000年5月,在迷笛学校的大礼堂,两天轮番登场30支乐队,每天观众近千人,“办音乐节,一开始就是图高兴,想要那种大Party的感觉,也没有想到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迷笛,今年在北京门头沟京浪岛公园举办的三天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一天近3万人。
在张帆看来,上音乐节本身也是一种对平等的尊重和推广,大家在一起买到便宜的票和啤酒,一起欢乐,没有观看位置的好坏,也没有身份的高低差别,在这个“文化特区”里,享受宽松的气氛,享受尊重,爱和温暖。“迷笛的特质是大众化、平民化,但是不庸俗。”
毫不夸张地说,张帆的迷笛培养了一代人的耳朵,连崔健也毫不吝啬地称它是“全国唯一因为音乐的音乐节”。在张帆的记忆里,2003年的那届迷笛音乐节是最为特别的。那年因为“非典”,音乐节从5月推迟到10月,地点还是在校园里,但是不收门票,到最后有很多乐迷都跑到台上,和乐队一起玩,浓浓的乌托邦气息让人感动。
儒雅哈雷党
张帆给人的印象其实跟摇滚不太沾边,他总是温文尔雅,不管表现在待人接物的态度,还是遣词用句上,甚至他看待问题的理性,让他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所培养摇滚音乐人学校的校长。对于这种看法,他有个特别经典的回应:会咬人的狗不会叫。从年轻时起,张帆就是个标准宅男,不是惯常印象里摇滚青年们呼朋引伴夜夜不归家的类型,在他的概念里,摇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脏辫、文身、皮衣和穿孔这些表象的符号。
因为工作的原因,张帆自然会接触到各种类型的音乐,他有一双相当宽容的耳朵,敏锐却不挑剔。如果在家的话也就用一套四千块左右的组合音响,他对器材没有发烧级的追求,“重要的是音乐本身,玩发烧玩的不是音乐,是器材”。除了开车,他只要听音乐便是专注地听,不会一边开着音乐一边干别的事,“有时候我外出旅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听音乐。其实旅行才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张帆的旅行多是和朋友们一起的,和家人的则是每年的暑假,带着儿子、太太,有时也带上父母大人。国内的话,自驾一般是首选,上海迷笛音乐节落幕后,他就和朋友租了一辆SUV,从西安过秦岭,一路驶向成都,这中间无数古迹,最打动他的是两万株古柏护道的“翠云廊”,这些高大的古树最老的有2000年的历史,一部分是当年三国大将张飞栽下的。十年前张帆就走过这条道,被它遮天蔽日的美丽和宁静所吸引,每段忙碌过后,他都会用这种方式放松心情。不过最遗憾的是他至今还没有机会涉足西藏和新疆,这也成了张帆最期待的地方。“计划走川藏线,一路开上去,最后到藏南看看。”
其实,还有一次自驾是让张帆颇为自豪的,就是从北京开车到内蒙古,路线并没有什么神奇,特殊的地方在于他开的不是汽车,而是摩托,准确地说是每个纯爷们的梦想—哈雷!
说到哈雷,张帆又变成了热血青年。对于摩托的渴望,始于青少年时期,最初来自父亲的同事,也是他们家的邻居,一位社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玩家,不仅会骑,还会自己修,总之是一神人。拥有哈雷之前,张帆一直开一辆雅马哈。
去年,对老婆的长期思想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辆哈雷883作为生日礼物,出现在他眼前。“之前她一直都不同意,怕不安全,后来终于做通思想工作了,我买了之后,身边的朋友又跟着订了一辆。我发现身边40岁男的基本上都好这个。”张帆说,骑上哈雷,有一种找回青春的感觉。
骑哈雷,终于让张帆有了一点摇滚的感觉,这是个最守规矩的骑士,“其实很多人都误解哈雷了,就像误解摇滚一样,开这车的不是暴走族。哈雷其实是逍遥骑士,巡游文化的标志。我们车友会的人没有用这个来飙车的,都很守规矩。”除了周末参加车友会的远郊活动,张帆出门谈事儿也会开着哈雷,遇上交通拥堵时段,也没有塞车的烦恼。
当然,最不能抗拒的是骑上哈雷那种“变了个人,我不再是我”的感觉。即使跨上哈雷,张帆也依然保持着儒雅的风度,他没有像多数车迷一样改装排气管,这个最绅士的摇滚圈内人,宁愿机车静悄悄,也不愿打扰小区里的邻居。
被磁带扭转的人生
回溯起来,是两盒转录磁带改变了张帆的人生轨迹。1982年,父亲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回来送给他两盘80分钟的黑胶转录磁带,在这盘磁带中,他第一次听到《Hi,Judy!》,虽然他根本搞不清楚歌词唱的是什么;第一次听到《Yesterday》;长笛版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还有大名鼎鼎的The Beatles,十几岁的少年翻遍了各种英汉词典,也没搞明白这个单词的意思。在那个信息和物质都极其有限的年代,这盘磁带成了他的音乐食量,直听到最后磁带上的声音都糊掉了。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之前所受的熏陶仅限古典音乐和苏联歌曲,而这盘磁带,第一次唤醒了张帆的耳朵。
第二次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意外,那时张帆在人大附中上学,早上的校广播里突然出现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这声低吼让他惊喜,原来还有中文唱的摇滚乐呢?四处打听之后,他知道了崔健,知道了《一无所有》。“现在想想可能是谁误放了,但是我特别感谢他。”再以后,他有了第一把吉他,组了第一支乐队。上了大学之后,呼朋唤友在高校之间串来串去成了常事,在草地上排练、演出,唱齐秦、李宗盛,唱The Beatles,也唱自己写的歌,特别自在。音乐对于张帆,更多是青春的一种抒发和释放,跟职业无关。
大学毕业之后,张帆进入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负责录像带的引进,翻译和筹备研讨会。工作两年之后,26岁的他开始觉得无聊,就在家晃荡了一年,也想过重拾音乐梦想。当时在双榆树有个迷笛音乐器材高技术中心,张帆和朋友们总去那里玩,时间长了和工作人员都混熟了,因为需要为购买乐器的消费者办个短期培训学校,说白了就是教他们怎么用这些设备,老总蓝杰就想到了张帆,“聘你来当校长吧,以后你就可以免费玩这些器材了。在我之前有一个校长叫露露,她想把这个学校发展成一个摇滚乐培训学校。我说行,觉得搞一个摇滚学校挺酷的。”从此张帆就成了摇滚圈里人人皆知的张校长。
最初张帆是从道听途说中和录像带中知道美国有个“伍德斯托克”,2000年5月,在迷笛学校的大礼堂,两天轮番登场30支乐队,每天观众近千人,“办音乐节,一开始就是图高兴,想要那种大Party的感觉,也没有想到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迷笛,今年在北京门头沟京浪岛公园举办的三天里,人数最多的时候一天近3万人。
在张帆看来,上音乐节本身也是一种对平等的尊重和推广,大家在一起买到便宜的票和啤酒,一起欢乐,没有观看位置的好坏,也没有身份的高低差别,在这个“文化特区”里,享受宽松的气氛,享受尊重,爱和温暖。“迷笛的特质是大众化、平民化,但是不庸俗。”
毫不夸张地说,张帆的迷笛培养了一代人的耳朵,连崔健也毫不吝啬地称它是“全国唯一因为音乐的音乐节”。在张帆的记忆里,2003年的那届迷笛音乐节是最为特别的。那年因为“非典”,音乐节从5月推迟到10月,地点还是在校园里,但是不收门票,到最后有很多乐迷都跑到台上,和乐队一起玩,浓浓的乌托邦气息让人感动。
儒雅哈雷党
张帆给人的印象其实跟摇滚不太沾边,他总是温文尔雅,不管表现在待人接物的态度,还是遣词用句上,甚至他看待问题的理性,让他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所培养摇滚音乐人学校的校长。对于这种看法,他有个特别经典的回应:会咬人的狗不会叫。从年轻时起,张帆就是个标准宅男,不是惯常印象里摇滚青年们呼朋引伴夜夜不归家的类型,在他的概念里,摇滚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脏辫、文身、皮衣和穿孔这些表象的符号。
因为工作的原因,张帆自然会接触到各种类型的音乐,他有一双相当宽容的耳朵,敏锐却不挑剔。如果在家的话也就用一套四千块左右的组合音响,他对器材没有发烧级的追求,“重要的是音乐本身,玩发烧玩的不是音乐,是器材”。除了开车,他只要听音乐便是专注地听,不会一边开着音乐一边干别的事,“有时候我外出旅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听音乐。其实旅行才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张帆的旅行多是和朋友们一起的,和家人的则是每年的暑假,带着儿子、太太,有时也带上父母大人。国内的话,自驾一般是首选,上海迷笛音乐节落幕后,他就和朋友租了一辆SUV,从西安过秦岭,一路驶向成都,这中间无数古迹,最打动他的是两万株古柏护道的“翠云廊”,这些高大的古树最老的有2000年的历史,一部分是当年三国大将张飞栽下的。十年前张帆就走过这条道,被它遮天蔽日的美丽和宁静所吸引,每段忙碌过后,他都会用这种方式放松心情。不过最遗憾的是他至今还没有机会涉足西藏和新疆,这也成了张帆最期待的地方。“计划走川藏线,一路开上去,最后到藏南看看。”
其实,还有一次自驾是让张帆颇为自豪的,就是从北京开车到内蒙古,路线并没有什么神奇,特殊的地方在于他开的不是汽车,而是摩托,准确地说是每个纯爷们的梦想—哈雷!
说到哈雷,张帆又变成了热血青年。对于摩托的渴望,始于青少年时期,最初来自父亲的同事,也是他们家的邻居,一位社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玩家,不仅会骑,还会自己修,总之是一神人。拥有哈雷之前,张帆一直开一辆雅马哈。
去年,对老婆的长期思想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辆哈雷883作为生日礼物,出现在他眼前。“之前她一直都不同意,怕不安全,后来终于做通思想工作了,我买了之后,身边的朋友又跟着订了一辆。我发现身边40岁男的基本上都好这个。”张帆说,骑上哈雷,有一种找回青春的感觉。
骑哈雷,终于让张帆有了一点摇滚的感觉,这是个最守规矩的骑士,“其实很多人都误解哈雷了,就像误解摇滚一样,开这车的不是暴走族。哈雷其实是逍遥骑士,巡游文化的标志。我们车友会的人没有用这个来飙车的,都很守规矩。”除了周末参加车友会的远郊活动,张帆出门谈事儿也会开着哈雷,遇上交通拥堵时段,也没有塞车的烦恼。
当然,最不能抗拒的是骑上哈雷那种“变了个人,我不再是我”的感觉。即使跨上哈雷,张帆也依然保持着儒雅的风度,他没有像多数车迷一样改装排气管,这个最绅士的摇滚圈内人,宁愿机车静悄悄,也不愿打扰小区里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