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关东大地震；次生灾害；抗震救灾
摘 要： 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横滨等地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火灾、海啸、山崩等次生灾害是导致惨况的主因。日政府立即采取多种措施救灾，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援助，使得此次抗震救灾具有及时、互助等特征。加强城市防灾御灾规划，则是关东大地震留给我们的警示。
中图分类号： K313.45; C91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4047606
Research on Great Kanto Earthquake in 1923 and Rescue—Take Shen Bao as Center
CHI Zihua, DAI Hua(College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3, China)
Key words: Great Kanto Earthquake; secondary disasters; relief
Abstract: The Great Kanto Earthquake in 1923 had brought heavy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to Tokyo, Yokohama and other places.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misery were fires, tsunamis, landslides and other secondary disasters. Japanese government took immediate measures to rescue and many around the world had also given assistance, which showed the features of timeliness and mutual aid. Reconstruction plan fully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istance, which is the mapping of the earthquake lesson.
地震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之一，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给东京、横滨等地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害，其惨况令世人震惊。近年来，学界对此事件有所关注，或侧重考察中国社会对日灾的援助，①
或聚焦地震时在日华侨被杀事件的交涉，②而对这场灾害的灾况特征、日本当局的救灾路径及处置灾害的特点等方面却鲜有人涉及。笔者拟以《申报》报道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参照其他资料，就上述问题进行爬梳与整理，希冀为今天的抗震救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地震损害与特征
1923年9月1日中午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突发8.2级特大地震，震中心在相模湾西北部，地震波及关东一府六县和山梨、静冈地
区，造成14.3万人死亡，10余万人受伤，地震使东京85%、横滨96%的建筑物不复存在，全部毁房57.5万幢。［1］26-27震灾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东京市为八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府下为七亿八千万元，横滨市为七亿元，更加其他之主要被害地计，约共一百（零）一亿五千万元，于此再加公有财产之损害，约十三亿七千万元，及其他并计之，一百十五亿二千万元之国富，实归乌有矣，对于大正十年十月调查之日本富力八百亿，约丧失其八分之二”。［2］这样的损失可谓空前。
这次地震及其造成的灾难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余震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据东京中央观象台宣称，仅9月1日至5日，余震就高达968次，至该月底余震虽渐次减少，但仍时常发生。9月份的每日余震次数为：一至二日（356次），二至三日（289次），三至四日（173次），四至五日（148次），五至六日（63次），六至七日（45次），七至八日（43次），八至九日（36次），九至十日（30次），十至十一日（19次），十一至十二日（17次），十二至十三日（12次），十三至十四日（15次），十四至十五日（11次），十五至十六日（6次），十六至十七日（5次），十七至十八日（7次），十八至十九日（2次），十九至二十日（5次），二十至二十一日（6次），二十一至二十二日（4次），二十二至二十三日（4次），二十三至二十四日（0次），二十四至二十五日（2次），二十五至二十六日（5次），二十六至二十七日（9次）。［3］36余震破坏力相对较弱，但对救灾活动和灾民情绪影响较大。
二是次生灾害并发，破坏力大。地震引发的火灾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一开始，东京起火点就达80余处，机关、学校、报馆、商行、居民房屋、外国驻京使馆等建筑荡然无存。东京“南北三十九町，东西亘三里，全市二分之一，为火灾全毁，呈惨淡之光景，火至三日午前八时始熄”。［4］东京各区被焚严重，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本所、深川、神田、日本桥、京桥和浅草受灾最重，几乎全部化为乌有，烧毁面积占东京15区总面积的33.7％；麹町、本乡、赤坂、芝、小石川、下谷等区受灾较大，约占总面积的10％；受灾程度低的只有三个区。同时，东京火灾波及315700余户，罹灾人口1356000余人。［5］由此可见，东京火灾的惨烈程度。此外，东京死亡71069人，其中烧死的占80%，压死的只占4.3%。［1］27仅在本所被服厂一处因火灾遇难的民众就高达35000余人。［6］
作为日本重要港口城市和工商业集中地的横滨，全市已成焦土，不毁于地震即毁于大火。［7］横滨工商业损失极为惨重，几乎被焚毁殆尽。横滨为丝业出口中心地，因此劫难，丝业出口集散地甚至“拟移至名古屋”。［5］从美国商务参赞安立德的调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横滨工商业受损状况，如表2：
地震诱发的海啸和山崩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地震发生时，“次生灾害海啸猛扑海岸，滔天大浪荡涤市区，摧毁了所有船舶、港口设施和近岸房屋，卷走、击碎8000艘船舰，淹死5万多人”。［1］27芝、本所、深川、浅草等地，“为数次之大海啸所洗”。［8］“箱根等地有好几处山崩，沿海又有重大的海啸；所有灾区的房屋，几乎不被震倒，即被烧毁及海潮卷去”。［9］热海地震爆发时，掀起二丈余高的海啸，冲失300户，倒坏60余户，死伤百余人。“铁桥下附近居民百二十余户，三百五十人，被土砂埋没，不见片影。根府川驿火车乘客百五十人，颠覆海中，仅机关车沉下，反转可见，客车粉碎，漂流浪间，几无踪迹。”［10］19
二、国内救灾与国际援助
面对惨烈的灾情，日当局及时协调各方力量，采取多种救灾措施，世界各地也给予日本必要的援助。
（一）国内救灾措施
1．成立救灾机构9月2日，内阁决议设置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专管震灾被害救护事务。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由总裁、副总裁、参与、委员、事务官、书记等组成，总裁由内阁总理自任，副总裁由内务大臣担任，内务、大藏、陆海军、递信、农商务、铁道各省之次官及社会局长、警视总监、东京府知事、东京市长等参与。［3］43由此可知，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由首相掌管、各部门共同参与的一个震灾救护专门机构，统筹领导灾后救援工作。震灾救护事务局成立后，在灾区救护资金预算、赈款的筹集与使用、米粮的管理、灾民的安抚、鳏寡孤残等弱势群体的赡养、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灾区戒严，维护社会稳定地震发生后，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滋事，抢劫、强奸、仇杀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上朝鲜人、社会主义者“投毒”、“放火”的谣言，使得人心惶惶。为保障灾区的正常秩序，两日内阁发布戒严令，戒严区域为东京市、荏原郡、丰多摩郡、北丰岛郡、南足立郡、南葛西郡，［8］并在陆军省内设置戒严司令部，管辖区域为东京府及神奈川县，司令为福田雅太郎。［4］同日，东京、横滨先后宣布戒严，由陆军、警察等维持治安。5日，决定戒严区域扩展至千叶县和琦玉县。同时，东京自晚九时起，禁止一般通行。［11］
地震发生后，人们纷纷入京探寻亲友或从事其他活动，考虑到灾区的实际情况，东京市戒严令规定，“凡未携带食粮者，均禁止入市。”［12］不久，鉴于东京日趋险恶的混乱形势，“至三日午前零时，又将戒严令改正，不论携带食品与否，无论何人，绝对禁止入市。”［8］5日，又公布新的入京条件：（一）带公务者，（二）自携带食粮品者，（三）东京市内有家族，必须归宅者，如不经官厅之审查，概绝对禁止入市。［13］在戒严令和军警的共同作用下，东京等地“秩序亦日渐恢复”。［14］
震后各地谣言四起，为肃清流言，安定民心，6日，取缔谣言令发布，“苟以煽动骚扰，暴行危害生命财产，扰乱治安为目的，而散放谣言者，处十年以下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15］另外，政府还发行震灾汇报，宣传震灾真相，“以防人心之动摇”。［16］
3．征集物资，安置灾民灾民安置妥当与否，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各地支援灾区的同时，日政府于9月2日颁布紧急征取令，规定“征取粮食、建筑材料、医药品、车辆等运输器及人工，并命各县知事发表征取令，违令者须处以三千元以下之罚金，或三年以下之徒刑，所给物价以年来平均市价为率”。［17］
粮食方面：粮食的来源则向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征集。如农商务大臣致电大阪食粮局，请其“务须于三日以内，将神户大阪存米五十万石，急送横滨”。政府还“特派军舰商船，向东北大阪名古屋各地征收食料”。［8］东京市粮食分配权“集中于戒严司令部之手，经各区当局分给难民”。［18］粮食分配方针是：一、灾民之无产者，给与糙米及白米，不收费；二、灾民之有产者，每户每日准购二升五合，价格为白米四角半、糙米四角。［19］
住宿方面：学校、剧院、寺院、兵营等场所被征用或主动提供给灾民临时居住。东京“所有各学校各寺院等，收容十余万” 灾民［14］。14日东方社大阪电报道，“增上寺、浅草寺、宽永寺等共二百七十三寺，收容灾民共一万八千人，其中增上一寺所收容者有八千人”。［20］大阪各“剧场、寺院、兵营等皆收容此等难民，若犹不足，拟再急造假屋”，并且还“将开放府下之中小学校，收容避难学生授业”。［18］同时，海陆军的帐篷也被用于安置难民。
政府还架设临时屋棚，以蔽风雨。截止到16日，政府所征集的木材，“已达十六万石，合捐输之木材计，达三十二万石”，“制铁所之锌板一千一百吨，已运入芝浦港，充建筑假屋用”［21］。大批建房材料被用来搭盖临时板房，供灾民使用，或提供建筑材料给灾民让其自建。日皇还命令从御林采集木材，赐与东京及各县灾地，用于建造棚屋。［13］
其他方面：气候渐凉，难民衣服尚缺，政府号召民众捐献衣被。大阪府救护部拟送单衣五万件，因裁缝过少，难以短时间内缝制完成，于是对全体女学生下总动员令，“凡府市私立高等女学校、各等职业学校、裁缝女学校生徒四千名，从十一日起，于十日以内，必须全体竣事。”［22］因灾伤亡的难民也被妥善安置。受伤灾民，由各府县救护班负责医治，各处建筑物充当病院。日本赤十字社、济生会等社团也积极诊治伤病人员。对于遇难者，由警察厅督率夫役，收拾尸骸，建立临时火葬场，集中焚烧，避免疫情的发生。对欲逃往别处避难的灾民，政府征集车辆船只免费运送。铁道部声明，“不必买票，可搭乘火车赴全国各地”。［13］大阪商船公司规定，“灾民搭船者，有官厅证明，由日本各港一概免费”。［11］此举对缓解灾区救助压力与灾后重建，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对灾区金融的监督与管理灾区必需品供求紧张，为防止营业者乘机垄断或操纵物价，政府颁布取缔暴利令。物品包括：一、食料品；二、炊餐具及食器；三、薪炭，油及其他燃料，及照明用品；四、船车与其他运搬具，及其使用之消耗品；五、建筑材料（含筵席及各种家具）；六、药品及其他卫生材料；七、棉毛、棉毛丝、棉毛布及其制品；八、纸；九、捆包用材料；十、履物雨具及扫除用品；十一，笔墨及其他文房具。［3］43对“以得暴利为目的，囤买必需品，或居奇不卖，或以不当之价格，从事贩卖者，处三年以下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15］
暴利取缔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效果显著。“自峻严之暴利取缔令公布以来，一时回涨甚劲之特种品，行情顿呈疲软之状，金属类如亚铅铁板等，因东京一带建设临时居住，约需二万吨，一方适用征发令，一方暴利令之束缚，七日平板跌去一元五角，比灾后高价实暴跌十一元，其他木材亦站定未动，砂糖则小去一元，足证取缔令之功效”。［18］另一方面，加剧财政界的不安。横滨“商品则受震灾与暴利取缔令之影响，而现衰颓”。［14］
地震后，考虑到灾区各种款项支付与偿还的实际情况，6日日皇颁发支付延期令。支付延期令即“关于私法上金钱债务之支付延期，及票据等权利保存行为之延长”，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1923年9月1日前“所发行之票据，至是月三十日，应行支付私法上之金钱债务”，如果债务者的住所及营业所在东京、神奈川县、静冈县、琦玉县、千叶县及受震灾影响的区域，或“经敕令认为经济上不安之区域者，其支付期间，得延长三十日”，如果债务者的营业所在受灾区域以外，则不在此限。
第二条，以下支付不采用上述规定：（一）国府县及其他公共团体的债务支付，（二）薪水与工资的支付，（三）每日从银行支取百元以内的存款。
第三条，“票据，其他关于邮便存款”，从1923年9月1日起到9月30日止，享有第一条规定区域内的权利，“而于其应行报告之时，在三十日以内行之者，仍生效力”。［15］据此可以得知，支付延期令是一种延长债务支付时间的临时经济措施，协调债权人与债主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稳定金融，维护金融秩序。在各银行相继恢复营业和灾区局面稳定后，支付延期令在9月底被废止。［23］
另外，政府还减免灾区税款与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等，“凡灾区内之人民得按其损失之轻重，免蠲或减轻本年之所得税营业税，其他国税，准展缓缴付。建筑材料及日用必需品之入口税，暂时蠲免，或加减轻”。［24］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国际社会的援助
国际社会通过不同方式向日本表达慰问或给予援助，《申报》也都给与了密切的关注，如美国总统号召国人捐助日本赈灾经费，并训令太平洋及远东海陆军尽力扶助日本，同时饬令航运部派船赴横滨，于需要时移送灾民。［25］据统计，此次救济日灾美国红十字会耗去美金千万元，海军300万元，陆军6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购置衣服，发给20万灾民。［26］法国与罗马致电日政府表示慰问的同时，还通过降半旗、游戏场所停止营业一天的方式以示同情和哀悼。［27］澳大利亚政府除拨款赈济日灾外，还将建筑材料及防疫药品运往日本。奥地利政府则打算派遣医士、工程技师、建筑家及应用器具，帮助日本恢复工程建设。由伦敦市长发起的日灾筹赈会，到11日，已募集赈款近10万镑。［28］俄政府也决定其在太平洋的船只装载物资赴日赈济，并“劝人民勿赴游戏场或招待会，藉以表示恤邻之同情”。［29］
国际社会对日灾的同情和援助，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其中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援助尤其引人瞩目。日灾消息传来，本着救灾恤邻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人民毅然摒弃尖锐的中日民族纠葛，从政府到民间、从个人到社团均发起了大规模的救济日灾行动。北洋政府采取致电慰问，拨款20万元，组织震灾救济会，派遣商船运送物资等措施援助日灾。［30］全国各地民众通过成立救济日灾会，举办游艺会等形式为日灾募集赈款。据统计，各地召集或参加赈济日灾会议的社会团体、机关、学校多达122个，在赈济日灾活动中建立的各种赈灾团体有44个之多，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福建、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奉天、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省市。［31］募集而来的物款被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中国红十字会还特别派遣两支医疗救护队赴日救护，协助日本赤社十字社共同医治伤病灾民，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称赞。
三、救灾评价与启示
日政府救灾举措及其成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西方观察报称，“日本收拾劫后之局面，其勇气与毅力至可钦佩，设一西方国家遇此，其能否于仓促之际，镇定紊乱，如日人之神速，正未易言”。［32］回顾日灾救护历程，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救灾及时，措施得当。关东地震发生在新旧内阁交替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地震发生后，临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议由国库支出巨额救护费，随后派遣军警维持灾区治安，并向全国征发救援物资，此举对稳定灾区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和随后匆忙组阁的山本内阁实现了抗震救灾的无缝对接。飞机、舰艇、商船中的无线电被用来传达消息和命令，粮食的运送、板房的搭建、衣被的筹集、伤员的医治、尸骸的掩埋、谣言的消弭等措施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来水、电灯、电车、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也被征集而来的工兵以最快的速度先后修葺完善，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救灾措施的迅速、有序与成熟。中华学艺社及中华教育团赴日代表林骙评价道：“日本政府对于应急的措置，极其敏捷，所以当我十三日抵东，赴各处慰问的时候，他们都说现在救济之期已过，我们现在在讨论善后之事了”。［3］43
其次，地震救护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援助。20世纪20年代初期，日本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面对突袭而来的自然灾害，日本各党派摈弃政治纠纷，协助刚组建完毕的山本内阁，共同应对灾害危机。“对于山本内阁之施政方针，预声明反对之各政党及一部分之新闻社等，今已一致声明拥护山本内阁，不期而举国一致努力于帝国之复兴一事。”［13］日本民众对于东京大灾更是热心之至，“沿途的车站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救护团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预备着许多饭团、茶水，跑到车旁分送给灾民。各地方都募集赈捐，派遣救护队。在东京市中，随便走到那里，都可以看见某某县救护队的牌子，只就捐款说，九月中所募的捐款已有四千一百零四万余元。再就物品说，九月十五日止，大阪等处所募集衣服物品已有二百万件，那么日本的国民对于大灾是如何热心，也可以想见一斑了”。［3］44政局的平稳，政令的统一，社会各界力量在政府的统一调度下有条不紊地处置灾后事宜，保证了救灾的成效。世界各地道义上的精神支持与物质上的援助，也都增强了灾民战胜灾害的信心，促进了灾区恢复与重建的步伐。
最后，灾区重建迅速，规划合理。灾区重建规划的提出既加快了灾区救灾的步伐，又增强了灾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取得救灾成效的诱因之一。灾害发生后，日政府的措施得当，人民的舍私急公，友邦的踊跃援助，一星期后，日本政府便全力实施灾区复兴计划。［33］随后，帝都复兴审议会与复兴院等机构相继设立，表明日政府恢复帝都的决心，为灾区的重建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此次地震时，自来水管的破裂、道路的阻塞不通和桥梁的塌陷，使得消防员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应急避难空地的缺乏，导致灾难发生时民众无法疏散，从而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鉴于此教训，日本都市重建的规划和设计注重增设防灾公园、拓宽交通道路、开凿运河、建设地下铁路等，这既是防灾理念变化的反映，也是关东地震教训的映射，此举充分体现了将防灾御灾主动融入到现代化都市建设中去的城市安全理念，对日本乃至当今世界的城市防灾避难规划都有积极的意义。
诚然，灾区救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救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地震一周后“东京无家可归之数十万灾民，于本乡、牛込、麻布等彷徨以求安全地带，过一日且算一日”；物价的高昂也加剧了灾区民众的苦楚，“日政府所发之暴利取缔令，亦只有名无实，物价暴腾”。［14］同时，在这场地震与火灾中，人性中最善良和最丑恶的一面都得到了展现：在灾难发生之后，尽管有些人勇敢而又无私地帮助那些受灾的同伴，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是加入到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暴民群体当中，在整个城市中横冲直撞，寻找并杀死旅居日本的朝鲜人，［34］数百名华工也惨遭屠杀，这是日本救灾中的污点。
参考文献：
［1］ 李原，黄资慧.20世纪灾祸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2］ 日本灾后损失之统计［N］.申报,1923-10-11.
［3］ 林骙.日灾的观察［J］.东方杂志,1923,20(21).
［4］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三［N］.申报,1923-9-5.
［5］ 一周间国外大事纪略［N］.申报,1923-9-16.
［6］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八［N］.申报,1923-9-10.
［7］ 一周间国外大事纪略［N］.申报,1923-9-9.
［8］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二［N］.申报,1923-9-4.
［9］ 张梓生.日本大地震记［J］.东方杂志,1923,20(16):37.
［10］ 杨鹤庆.日本大震灾实记［M］.中国红十字会西安分会发行，1923.
［11］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五［N］.申报,1923-9-7.
［12］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N］.申报,1923-9-3.
［13］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四［N］.申报,1923-9-6.
［14］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九［N］.申报,1923-9-11.
［15］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六［N］.申报,1923-9-8.
［16］ 日本震灾概况(续)［N］.申报,1923-10-19.
［17］ 日本地震大火灾二记［N］.申报,1923-9-4.
［18］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七［N］.申报,1923-9-9.
［19］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N］.申报,1923-9-12.
［20］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三［N］.申报,1923-9-15.
［21］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六［N］.申报,1923-9-18.
［22］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一［N］.申报,1923-9-13.
［23］ 日本灾后兴复记：三［N］.申报,1923-9-26.
［24］ 日本地震大灾十三志［N］.申报,1923-9-15.
［25］ 日本大灾后各国之救助［N］.申报,1923-9-5.
［26］ 美国赈日事务之结束［N］.申报,1923-10-27.
［27］ 各国赈救日灾［N］.申报,1923-9-8.
［28］ 日灾后各国之赈捐［N］.申报,1923-9-13.
［29］ 各国救济日灾记［N］.申报,1923-9-7.
［30］ 国内专电［N］.申报,1923-9-5.
［31］ 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J］.近代史研究,1998,(3):287.
［32］ 日本大灾善后记［N］.申报,1923-9-17.
［33］ 幼雄.日本大地震［J］.东方杂志,1923,20(16):12.
［34］ 康拉德•希诺考尔,大卫•劳瑞,苏珊•盖.日本文明史［M］.袁德良,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212.
责任编辑：肖建新
摘 要： 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横滨等地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火灾、海啸、山崩等次生灾害是导致惨况的主因。日政府立即采取多种措施救灾，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援助，使得此次抗震救灾具有及时、互助等特征。加强城市防灾御灾规划，则是关东大地震留给我们的警示。
中图分类号： K313.45; C91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4047606
Research on Great Kanto Earthquake in 1923 and Rescue—Take Shen Bao as Center
CHI Zihua, DAI Hua(College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3, China)
Key words: Great Kanto Earthquake; secondary disasters; relief
Abstract: The Great Kanto Earthquake in 1923 had brought heavy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to Tokyo, Yokohama and other places. The main reasons leading to misery were fires, tsunamis, landslides and other secondary disasters. Japanese government took immediate measures to rescue and many around the world had also given assistance, which showed the features of timeliness and mutual aid. Reconstruction plan fully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istance, which is the mapping of the earthquake lesson.
地震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自然灾害之一，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给东京、横滨等地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害，其惨况令世人震惊。近年来，学界对此事件有所关注，或侧重考察中国社会对日灾的援助，①
或聚焦地震时在日华侨被杀事件的交涉，②而对这场灾害的灾况特征、日本当局的救灾路径及处置灾害的特点等方面却鲜有人涉及。笔者拟以《申报》报道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参照其他资料，就上述问题进行爬梳与整理，希冀为今天的抗震救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地震损害与特征
1923年9月1日中午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突发8.2级特大地震，震中心在相模湾西北部，地震波及关东一府六县和山梨、静冈地
区，造成14.3万人死亡，10余万人受伤，地震使东京85%、横滨96%的建筑物不复存在，全部毁房57.5万幢。［1］26-27震灾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东京市为八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府下为七亿八千万元，横滨市为七亿元，更加其他之主要被害地计，约共一百（零）一亿五千万元，于此再加公有财产之损害，约十三亿七千万元，及其他并计之，一百十五亿二千万元之国富，实归乌有矣，对于大正十年十月调查之日本富力八百亿，约丧失其八分之二”。［2］这样的损失可谓空前。
这次地震及其造成的灾难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余震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据东京中央观象台宣称，仅9月1日至5日，余震就高达968次，至该月底余震虽渐次减少，但仍时常发生。9月份的每日余震次数为：一至二日（356次），二至三日（289次），三至四日（173次），四至五日（148次），五至六日（63次），六至七日（45次），七至八日（43次），八至九日（36次），九至十日（30次），十至十一日（19次），十一至十二日（17次），十二至十三日（12次），十三至十四日（15次），十四至十五日（11次），十五至十六日（6次），十六至十七日（5次），十七至十八日（7次），十八至十九日（2次），十九至二十日（5次），二十至二十一日（6次），二十一至二十二日（4次），二十二至二十三日（4次），二十三至二十四日（0次），二十四至二十五日（2次），二十五至二十六日（5次），二十六至二十七日（9次）。［3］36余震破坏力相对较弱，但对救灾活动和灾民情绪影响较大。
二是次生灾害并发，破坏力大。地震引发的火灾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一开始，东京起火点就达80余处，机关、学校、报馆、商行、居民房屋、外国驻京使馆等建筑荡然无存。东京“南北三十九町，东西亘三里，全市二分之一，为火灾全毁，呈惨淡之光景，火至三日午前八时始熄”。［4］东京各区被焚严重，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本所、深川、神田、日本桥、京桥和浅草受灾最重，几乎全部化为乌有，烧毁面积占东京15区总面积的33.7％；麹町、本乡、赤坂、芝、小石川、下谷等区受灾较大，约占总面积的10％；受灾程度低的只有三个区。同时，东京火灾波及315700余户，罹灾人口1356000余人。［5］由此可见，东京火灾的惨烈程度。此外，东京死亡71069人，其中烧死的占80%，压死的只占4.3%。［1］27仅在本所被服厂一处因火灾遇难的民众就高达35000余人。［6］
作为日本重要港口城市和工商业集中地的横滨，全市已成焦土，不毁于地震即毁于大火。［7］横滨工商业损失极为惨重，几乎被焚毁殆尽。横滨为丝业出口中心地，因此劫难，丝业出口集散地甚至“拟移至名古屋”。［5］从美国商务参赞安立德的调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横滨工商业受损状况，如表2：
地震诱发的海啸和山崩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地震发生时，“次生灾害海啸猛扑海岸，滔天大浪荡涤市区，摧毁了所有船舶、港口设施和近岸房屋，卷走、击碎8000艘船舰，淹死5万多人”。［1］27芝、本所、深川、浅草等地，“为数次之大海啸所洗”。［8］“箱根等地有好几处山崩，沿海又有重大的海啸；所有灾区的房屋，几乎不被震倒，即被烧毁及海潮卷去”。［9］热海地震爆发时，掀起二丈余高的海啸，冲失300户，倒坏60余户，死伤百余人。“铁桥下附近居民百二十余户，三百五十人，被土砂埋没，不见片影。根府川驿火车乘客百五十人，颠覆海中，仅机关车沉下，反转可见，客车粉碎，漂流浪间，几无踪迹。”［10］19
二、国内救灾与国际援助
面对惨烈的灾情，日当局及时协调各方力量，采取多种救灾措施，世界各地也给予日本必要的援助。
（一）国内救灾措施
1．成立救灾机构9月2日，内阁决议设置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专管震灾被害救护事务。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由总裁、副总裁、参与、委员、事务官、书记等组成，总裁由内阁总理自任，副总裁由内务大臣担任，内务、大藏、陆海军、递信、农商务、铁道各省之次官及社会局长、警视总监、东京府知事、东京市长等参与。［3］43由此可知，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由首相掌管、各部门共同参与的一个震灾救护专门机构，统筹领导灾后救援工作。震灾救护事务局成立后，在灾区救护资金预算、赈款的筹集与使用、米粮的管理、灾民的安抚、鳏寡孤残等弱势群体的赡养、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灾区戒严，维护社会稳定地震发生后，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滋事，抢劫、强奸、仇杀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上朝鲜人、社会主义者“投毒”、“放火”的谣言，使得人心惶惶。为保障灾区的正常秩序，两日内阁发布戒严令，戒严区域为东京市、荏原郡、丰多摩郡、北丰岛郡、南足立郡、南葛西郡，［8］并在陆军省内设置戒严司令部，管辖区域为东京府及神奈川县，司令为福田雅太郎。［4］同日，东京、横滨先后宣布戒严，由陆军、警察等维持治安。5日，决定戒严区域扩展至千叶县和琦玉县。同时，东京自晚九时起，禁止一般通行。［11］
地震发生后，人们纷纷入京探寻亲友或从事其他活动，考虑到灾区的实际情况，东京市戒严令规定，“凡未携带食粮者，均禁止入市。”［12］不久，鉴于东京日趋险恶的混乱形势，“至三日午前零时，又将戒严令改正，不论携带食品与否，无论何人，绝对禁止入市。”［8］5日，又公布新的入京条件：（一）带公务者，（二）自携带食粮品者，（三）东京市内有家族，必须归宅者，如不经官厅之审查，概绝对禁止入市。［13］在戒严令和军警的共同作用下，东京等地“秩序亦日渐恢复”。［14］
震后各地谣言四起，为肃清流言，安定民心，6日，取缔谣言令发布，“苟以煽动骚扰，暴行危害生命财产，扰乱治安为目的，而散放谣言者，处十年以下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15］另外，政府还发行震灾汇报，宣传震灾真相，“以防人心之动摇”。［16］
3．征集物资，安置灾民灾民安置妥当与否，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各地支援灾区的同时，日政府于9月2日颁布紧急征取令，规定“征取粮食、建筑材料、医药品、车辆等运输器及人工，并命各县知事发表征取令，违令者须处以三千元以下之罚金，或三年以下之徒刑，所给物价以年来平均市价为率”。［17］
粮食方面：粮食的来源则向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征集。如农商务大臣致电大阪食粮局，请其“务须于三日以内，将神户大阪存米五十万石，急送横滨”。政府还“特派军舰商船，向东北大阪名古屋各地征收食料”。［8］东京市粮食分配权“集中于戒严司令部之手，经各区当局分给难民”。［18］粮食分配方针是：一、灾民之无产者，给与糙米及白米，不收费；二、灾民之有产者，每户每日准购二升五合，价格为白米四角半、糙米四角。［19］
住宿方面：学校、剧院、寺院、兵营等场所被征用或主动提供给灾民临时居住。东京“所有各学校各寺院等，收容十余万” 灾民［14］。14日东方社大阪电报道，“增上寺、浅草寺、宽永寺等共二百七十三寺，收容灾民共一万八千人，其中增上一寺所收容者有八千人”。［20］大阪各“剧场、寺院、兵营等皆收容此等难民，若犹不足，拟再急造假屋”，并且还“将开放府下之中小学校，收容避难学生授业”。［18］同时，海陆军的帐篷也被用于安置难民。
政府还架设临时屋棚，以蔽风雨。截止到16日，政府所征集的木材，“已达十六万石，合捐输之木材计，达三十二万石”，“制铁所之锌板一千一百吨，已运入芝浦港，充建筑假屋用”［21］。大批建房材料被用来搭盖临时板房，供灾民使用，或提供建筑材料给灾民让其自建。日皇还命令从御林采集木材，赐与东京及各县灾地，用于建造棚屋。［13］
其他方面：气候渐凉，难民衣服尚缺，政府号召民众捐献衣被。大阪府救护部拟送单衣五万件，因裁缝过少，难以短时间内缝制完成，于是对全体女学生下总动员令，“凡府市私立高等女学校、各等职业学校、裁缝女学校生徒四千名，从十一日起，于十日以内，必须全体竣事。”［22］因灾伤亡的难民也被妥善安置。受伤灾民，由各府县救护班负责医治，各处建筑物充当病院。日本赤十字社、济生会等社团也积极诊治伤病人员。对于遇难者，由警察厅督率夫役，收拾尸骸，建立临时火葬场，集中焚烧，避免疫情的发生。对欲逃往别处避难的灾民，政府征集车辆船只免费运送。铁道部声明，“不必买票，可搭乘火车赴全国各地”。［13］大阪商船公司规定，“灾民搭船者，有官厅证明，由日本各港一概免费”。［11］此举对缓解灾区救助压力与灾后重建，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对灾区金融的监督与管理灾区必需品供求紧张，为防止营业者乘机垄断或操纵物价，政府颁布取缔暴利令。物品包括：一、食料品；二、炊餐具及食器；三、薪炭，油及其他燃料，及照明用品；四、船车与其他运搬具，及其使用之消耗品；五、建筑材料（含筵席及各种家具）；六、药品及其他卫生材料；七、棉毛、棉毛丝、棉毛布及其制品；八、纸；九、捆包用材料；十、履物雨具及扫除用品；十一，笔墨及其他文房具。［3］43对“以得暴利为目的，囤买必需品，或居奇不卖，或以不当之价格，从事贩卖者，处三年以下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罚金”。［15］
暴利取缔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效果显著。“自峻严之暴利取缔令公布以来，一时回涨甚劲之特种品，行情顿呈疲软之状，金属类如亚铅铁板等，因东京一带建设临时居住，约需二万吨，一方适用征发令，一方暴利令之束缚，七日平板跌去一元五角，比灾后高价实暴跌十一元，其他木材亦站定未动，砂糖则小去一元，足证取缔令之功效”。［18］另一方面，加剧财政界的不安。横滨“商品则受震灾与暴利取缔令之影响，而现衰颓”。［14］
地震后，考虑到灾区各种款项支付与偿还的实际情况，6日日皇颁发支付延期令。支付延期令即“关于私法上金钱债务之支付延期，及票据等权利保存行为之延长”，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1923年9月1日前“所发行之票据，至是月三十日，应行支付私法上之金钱债务”，如果债务者的住所及营业所在东京、神奈川县、静冈县、琦玉县、千叶县及受震灾影响的区域，或“经敕令认为经济上不安之区域者，其支付期间，得延长三十日”，如果债务者的营业所在受灾区域以外，则不在此限。
第二条，以下支付不采用上述规定：（一）国府县及其他公共团体的债务支付，（二）薪水与工资的支付，（三）每日从银行支取百元以内的存款。
第三条，“票据，其他关于邮便存款”，从1923年9月1日起到9月30日止，享有第一条规定区域内的权利，“而于其应行报告之时，在三十日以内行之者，仍生效力”。［15］据此可以得知，支付延期令是一种延长债务支付时间的临时经济措施，协调债权人与债主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稳定金融，维护金融秩序。在各银行相继恢复营业和灾区局面稳定后，支付延期令在9月底被废止。［23］
另外，政府还减免灾区税款与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等，“凡灾区内之人民得按其损失之轻重，免蠲或减轻本年之所得税营业税，其他国税，准展缓缴付。建筑材料及日用必需品之入口税，暂时蠲免，或加减轻”。［24］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国际社会的援助
国际社会通过不同方式向日本表达慰问或给予援助，《申报》也都给与了密切的关注，如美国总统号召国人捐助日本赈灾经费，并训令太平洋及远东海陆军尽力扶助日本，同时饬令航运部派船赴横滨，于需要时移送灾民。［25］据统计，此次救济日灾美国红十字会耗去美金千万元，海军300万元，陆军6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购置衣服，发给20万灾民。［26］法国与罗马致电日政府表示慰问的同时，还通过降半旗、游戏场所停止营业一天的方式以示同情和哀悼。［27］澳大利亚政府除拨款赈济日灾外，还将建筑材料及防疫药品运往日本。奥地利政府则打算派遣医士、工程技师、建筑家及应用器具，帮助日本恢复工程建设。由伦敦市长发起的日灾筹赈会，到11日，已募集赈款近10万镑。［28］俄政府也决定其在太平洋的船只装载物资赴日赈济，并“劝人民勿赴游戏场或招待会，藉以表示恤邻之同情”。［29］
国际社会对日灾的同情和援助，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其中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援助尤其引人瞩目。日灾消息传来，本着救灾恤邻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人民毅然摒弃尖锐的中日民族纠葛，从政府到民间、从个人到社团均发起了大规模的救济日灾行动。北洋政府采取致电慰问，拨款20万元，组织震灾救济会，派遣商船运送物资等措施援助日灾。［30］全国各地民众通过成立救济日灾会，举办游艺会等形式为日灾募集赈款。据统计，各地召集或参加赈济日灾会议的社会团体、机关、学校多达122个，在赈济日灾活动中建立的各种赈灾团体有44个之多，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福建、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奉天、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省市。［31］募集而来的物款被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中国红十字会还特别派遣两支医疗救护队赴日救护，协助日本赤社十字社共同医治伤病灾民，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称赞。
三、救灾评价与启示
日政府救灾举措及其成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西方观察报称，“日本收拾劫后之局面，其勇气与毅力至可钦佩，设一西方国家遇此，其能否于仓促之际，镇定紊乱，如日人之神速，正未易言”。［32］回顾日灾救护历程，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救灾及时，措施得当。关东地震发生在新旧内阁交替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地震发生后，临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议由国库支出巨额救护费，随后派遣军警维持灾区治安，并向全国征发救援物资，此举对稳定灾区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和随后匆忙组阁的山本内阁实现了抗震救灾的无缝对接。飞机、舰艇、商船中的无线电被用来传达消息和命令，粮食的运送、板房的搭建、衣被的筹集、伤员的医治、尸骸的掩埋、谣言的消弭等措施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来水、电灯、电车、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也被征集而来的工兵以最快的速度先后修葺完善，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救灾措施的迅速、有序与成熟。中华学艺社及中华教育团赴日代表林骙评价道：“日本政府对于应急的措置，极其敏捷，所以当我十三日抵东，赴各处慰问的时候，他们都说现在救济之期已过，我们现在在讨论善后之事了”。［3］43
其次，地震救护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援助。20世纪20年代初期，日本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面对突袭而来的自然灾害，日本各党派摈弃政治纠纷，协助刚组建完毕的山本内阁，共同应对灾害危机。“对于山本内阁之施政方针，预声明反对之各政党及一部分之新闻社等，今已一致声明拥护山本内阁，不期而举国一致努力于帝国之复兴一事。”［13］日本民众对于东京大灾更是热心之至，“沿途的车站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救护团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预备着许多饭团、茶水，跑到车旁分送给灾民。各地方都募集赈捐，派遣救护队。在东京市中，随便走到那里，都可以看见某某县救护队的牌子，只就捐款说，九月中所募的捐款已有四千一百零四万余元。再就物品说，九月十五日止，大阪等处所募集衣服物品已有二百万件，那么日本的国民对于大灾是如何热心，也可以想见一斑了”。［3］44政局的平稳，政令的统一，社会各界力量在政府的统一调度下有条不紊地处置灾后事宜，保证了救灾的成效。世界各地道义上的精神支持与物质上的援助，也都增强了灾民战胜灾害的信心，促进了灾区恢复与重建的步伐。
最后，灾区重建迅速，规划合理。灾区重建规划的提出既加快了灾区救灾的步伐，又增强了灾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取得救灾成效的诱因之一。灾害发生后，日政府的措施得当，人民的舍私急公，友邦的踊跃援助，一星期后，日本政府便全力实施灾区复兴计划。［33］随后，帝都复兴审议会与复兴院等机构相继设立，表明日政府恢复帝都的决心，为灾区的重建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此次地震时，自来水管的破裂、道路的阻塞不通和桥梁的塌陷，使得消防员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应急避难空地的缺乏，导致灾难发生时民众无法疏散，从而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鉴于此教训，日本都市重建的规划和设计注重增设防灾公园、拓宽交通道路、开凿运河、建设地下铁路等，这既是防灾理念变化的反映，也是关东地震教训的映射，此举充分体现了将防灾御灾主动融入到现代化都市建设中去的城市安全理念，对日本乃至当今世界的城市防灾避难规划都有积极的意义。
诚然，灾区救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救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地震一周后“东京无家可归之数十万灾民，于本乡、牛込、麻布等彷徨以求安全地带，过一日且算一日”；物价的高昂也加剧了灾区民众的苦楚，“日政府所发之暴利取缔令，亦只有名无实，物价暴腾”。［14］同时，在这场地震与火灾中，人性中最善良和最丑恶的一面都得到了展现：在灾难发生之后，尽管有些人勇敢而又无私地帮助那些受灾的同伴，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是加入到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暴民群体当中，在整个城市中横冲直撞，寻找并杀死旅居日本的朝鲜人，［34］数百名华工也惨遭屠杀，这是日本救灾中的污点。
参考文献：
［1］ 李原，黄资慧.20世纪灾祸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2］ 日本灾后损失之统计［N］.申报,1923-10-11.
［3］ 林骙.日灾的观察［J］.东方杂志,1923,20(21).
［4］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三［N］.申报,1923-9-5.
［5］ 一周间国外大事纪略［N］.申报,1923-9-16.
［6］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八［N］.申报,1923-9-10.
［7］ 一周间国外大事纪略［N］.申报,1923-9-9.
［8］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二［N］.申报,1923-9-4.
［9］ 张梓生.日本大地震记［J］.东方杂志,1923,20(16):37.
［10］ 杨鹤庆.日本大震灾实记［M］.中国红十字会西安分会发行，1923.
［11］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五［N］.申报,1923-9-7.
［12］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N］.申报,1923-9-3.
［13］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四［N］.申报,1923-9-6.
［14］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九［N］.申报,1923-9-11.
［15］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六［N］.申报,1923-9-8.
［16］ 日本震灾概况(续)［N］.申报,1923-10-19.
［17］ 日本地震大火灾二记［N］.申报,1923-9-4.
［18］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七［N］.申报,1923-9-9.
［19］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N］.申报,1923-9-12.
［20］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三［N］.申报,1923-9-15.
［21］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六［N］.申报,1923-9-18.
［22］ 日本大地震损害纪：十一［N］.申报,1923-9-13.
［23］ 日本灾后兴复记：三［N］.申报,1923-9-26.
［24］ 日本地震大灾十三志［N］.申报,1923-9-15.
［25］ 日本大灾后各国之救助［N］.申报,1923-9-5.
［26］ 美国赈日事务之结束［N］.申报,1923-10-27.
［27］ 各国赈救日灾［N］.申报,1923-9-8.
［28］ 日灾后各国之赈捐［N］.申报,1923-9-13.
［29］ 各国救济日灾记［N］.申报,1923-9-7.
［30］ 国内专电［N］.申报,1923-9-5.
［31］ 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J］.近代史研究,1998,(3):287.
［32］ 日本大灾善后记［N］.申报,1923-9-17.
［33］ 幼雄.日本大地震［J］.东方杂志,1923,20(16):12.
［34］ 康拉德•希诺考尔,大卫•劳瑞,苏珊•盖.日本文明史［M］.袁德良,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212.
责任编辑：肖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