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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二舅程朱溪（1906-1951）是一位集小说、散文作家，翻译家，诗人和音乐爱好者于一身的爱国文化人。在他短暂的一生，始终坚持抗日立场，在当时著名的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晨报副刊》、《徽音》和刘天华先生创办的“国乐改进社”出版的《音乐杂志》（1929年创刊，为国内首家全国性音乐刊物）发表了大量抗日小说散文诗歌和译文，音乐文字及作品，翻译出版了哈代、高尔基的小说集，出版了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成为了有影响的爱国文化人士。
朱溪的父亲程修兹（笔者外祖父）1869年出生，考中秀才后，目睹清政府腐败专制，倾心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1900年任教于歙县英国美以美会创办的“中西蒙学堂”（后更名崇一学堂），英籍牧师唐俊贤教数学、英文，修兹公教国文、修身，学生有陶行知、洪范五、姚文采、朱家治、汪采白、汪嵩祝、陶文渼（陶行知胞妹）等近30人，日后陶等10人左右均成为教育界、图书馆界、艺术界杰出人物，与修兹公终身保持亲密的师生情谊。大舅万孚，二舅朱溪在崇一学堂启蒙上学，与陶等亦过从较密，终身为友。1921年，陶行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成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其介绍一名国文教员，陶推荐了程修兹，赴天津时将在第二师范学校（今日皖南百年名校休宁中学）读书的万孚、朱溪兄弟携同北上。万孚就读北京今是中学（校长简又文），朱溪则就读南开附中，很快适应了新环境，除求学外，两人均开始在京津报刊发表稿件。1924年朱溪于南开附中毕业，赴北京报考北大，英文国文俱得高分，数学成绩过低未被录取，采取在沙滩孟家大院学生公寓租房，在北大听课，又在中国大学注册学籍以取得毕业文凭。他不仅在求学上两头奔波，同时还走向社会，主要是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活动。这期间，朱溪参加了知名音乐家刘天华建立的“国乐改进社”，我迄今仍保留着他入社收费大洋2元收据原件，上为“中华民国16年5月18日”，迄今已有90年历史，恐怕是存世最少的中国音乐史实物了。朱溪不仅加入了国乐改进社，学习拉二胡，并在1928年《音乐杂志》创刊号上署名程朱溪发表“发刊词”，可见他已成为社里的骨干人员。据笔者母亲程慧秋告诉我，三十年代朱溪从北平返徽州屯溪省亲，千里迢迢背了把二胡，拉奏刘天华的名曲“病中吟”给我外婆听，听了一会，外婆皱眉说：呜呜呀呀难听死了，那有京戏胡琴曲子好听。这使人联想到，当年鲁迅母亲对儿子说：都讲你的《呐喊》写得好，拿来我瞧瞧。结果看了一会就还了鲁迅：“没意思，比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差远了”———这两个故事说明文艺欣赏上的差距与代沟是一种巧合与必然。
通过刘天华，朱溪认识刘半农，很快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刘半农长朱溪15岁，1991年1月《新文学史料》载“刘半农日记”（1934年1-6月）有数处关于与朱溪夫妇往来记载文字，另在朱溪北平《家用账本》（1932年6月-1934年6月30日）所载在刘宅打小牌与日常往来记载，也印证了他们交情非同一般，尤其是1998年初《青海日报》副刊登载《朱溪旅行书简》（1932年6月份朱溪由北平返回徽州屯溪省亲途中与留平的未婚妻君璧的通信）其中6月9-12日，君璧寄自北平的信，详述了刘天华去世及出殡详情，亦可见其交往关系密切，也成为研究近代人文科学与音乐史的宝贵资料。
关于朱溪在北平期间与文化界人士交往情况可以在《家用账本》上得到印证：“1932年9月20日请巴金东来顺涮肉1.8元”，“9月25日与巴金公园喝茶0.3元，买鸡及牛肉请巴金，1元”，“1933年8月12日，代从文付达子营39号定金7元”，“10月12日送从文三哥杨宝忠胡琴一把，4元”，“9月22日晚，请巴金、从文、卞之琳、靳以吃饭，7元”，“9月23日请巴金、从文、访先、梦华吃饭，5元”，“晚与巴金市场买书，1.6元”，“1934年1月20日请巴金‘平安’看电影《归去来兮》，2元”。从中可见他们当时往来的频繁。1930年前后，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在上海创立“人间书店”，出版《人间》杂志，三人去沪编辑，万孚则在书店任职，同时，兼任在中国公学工作的胡适助手两年（1928-1929年），即取道西伯利亚往巴黎大学留学，胡适则于同年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返回北平，详见2015年第二期《胡适研究通讯》拙文，《记舅父程万孚在上海给胡适当助手的经历》。在此期间，朱溪一直未离开北平，于1932年7月24日与潘君璧在中央公园水榭结婚，证婚人胡适，当时《北平画报》刊登了婚礼合影，有胡适、刘半农、杨仲子、徐悲鸿等众多文化名流，画报原册毁于"文革"浩劫，十分可惜。
1933年，长子训正出生，1935年，次女苓苓出生。由于发表的文学作品日多，朱溪成了国民党的一支小笔杆子，经元老张厉生推荐，从河北省党部调南京中央党部任总干事，其在北平时，还兼任全国性民间组织"抗日会"总干事，抗战时期在重庆又任全国慰劳总会总干事、空袭服务总会总干事，直到任职重庆特别市党部书记长以后，才结束了“总干事”的头衔。
朱溪文学创作高峰期是三十年代上半期。据《家用账本》记录，他白天上班，晚上大多用来写作，除在《东方杂志》文艺栏和《国闻周报》发表《父与子》、《绞》、《敌人经过的村庄》、《俘虏》等中短篇小说外，并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散文诗集《天鹅集》和《哈代短篇小说集》，高尔基小说《草原上》（再版时改为《二十六个与一个》）等，还在《东方杂志》发表《新年感语》、《惆怅呢惭愧呢？》及悼念徐志摩文章《想到志摩的归宿》，还有零星发表的为周鲠生冰心等名人演讲由朱溪記录的文章和散见于《音乐杂志》上有关音乐理论与译文等，当时稿费相当优厚，是补贴家用主要来源，朱溪的写作往往干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由此养成了吸烟与吃零食习惯，这些透支健康的生活方式，潜在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
（二）
程朱溪于1936年奉调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翌年上半年将陆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汇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紫色炸药》，共收入8篇作品：1. 绞；2.紫色炸药；3. 俘虏；4. 父与子； 5. 洒鞋；6. 强盗；7. 扫兴；8.敌人经过的村庄。 笔者保存的是表弟训义由原书复印寄给我的一册，扉页上方是方形宋体“紫色炸药”四字，中部为楷体“程朱溪著”下端为方形宋体“中国文艺社丛书”七字，最下端是“中华书局印行”六个楷字，右侧为卷草纹装饰图案。各篇小说名称均系黑体宋字与普通宋字，全用繁体竖排，标点符号齐全。 《绞》是这部抗日小说集中唯一不是描写抗日情节的。它讲的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同处地下状态的两位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既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又是同时爱恋着一位林小姐的情敌，当宪兵队押着中共地下党员湖南青年进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家，质问“湖南同志”是否认识他时，得到断然否定的答复，就在押着“湖南同志”离开时，小说中主人带着点憨气问走在后面的宪兵： “这个人怎么着？”， “绞吧！”这个兵冷漠地说道——中共地下人员掩护国民党地下人员，并为之付出“绞”的生命代价。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几乎不可想象，但在八十年前特殊历史背景下，这却是发生过的真实生活！
《紫色炸药》则是抗击日寇侵略者的小说。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战事移到长城古北口南的密云县，一位名叫宋仁的人在北平一家电料行干了38年电工，一手好技术深得老板信任。日军占了热河，中国军队从古北口喜峰口退守长城，宋仁请假回密云县想接家小到北平避难，但到家时发现房子被敌机炸毁，爷爷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小侄儿全炸成血肉模糊的碎片，自己的房子侥幸还在，但妻子被鬼子兵强奸死去的裸体倒在血泊中，半边胸部被削平，肠子从肚皮刀口流出……这是16架敌机狂轰滥炸和半日占领的结果。怀着血海深仇的宋仁，遇到守护密云鼓楼下地窖里军火弹药的连长，宋仁悲惨遭遇使他成了连长的朋友，当知悉敌机又要轰炸密云的消息，宋仁窃取了地窖的紫色炸药系于胸腰，闯进承德机场敌军首脑会议室，滚倒地上，強烈爆炸声中，宋仁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小说中叙述日军时，只能用“敌人”和“XX 鬼子”，不能写“日本敌军”或“日本鬼子”，这对于不理解当时国民党高层“不抵抗主流”的历史背景的读者是一课生动教材。
《俘虏》是个短篇，讲了七个弹尽援绝的抗日战士被关在地牢里的斗争故事。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又是天真的大男孩，幻想并策划着逃出牢笼，他尝试挖地道，夺取送饭敌军枪支等办法，并且鼓励其他几位俘虏一道来做，用讲故事说笑话，吹哨子和唱自己编的歌来鼓舞士气，但处在赤手空拳劣势下，这位年青人和他的伙伴们的越狱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年青人打了送饭敌军的耳光，外边的十几个敌人拥进来将他拖出去，用枪托打，用脚踢，当将被摧残到半死的年青人扔回地牢时，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他已经昏迷，躺在地上，一位兄弟脱下棉袄盖到衣服已破成碎片的伤者身上，自己一声不响地蹲到屋角，紧紧抱住双腿。天亮了，7个同伴还活着5个，同那悄无声息躺着的两个一般，不再作声……
《父与子》发表于1934年《东方杂志》31卷第9期文艺栏，是较长的中篇小说，从写作技巧看，这是朱溪所写抗日小说中最感人的一篇。故事是：主人公周福成老汉是一家学生公寓的伙计，“我”住进公寓时，觉得老周老态龙钟，想另换一家，经过老人哀求，还是住了下来，经过接触，“我”开始同情起他来。一天，公寓的一位青年住客因故对老周大发脾气，摔盘打碗，跳足大骂，“我”狠狠教训了那小子，老周感激之余，向“我”讲了他的身世：庚子年八国联军烧毁了他在海甸的小店，女人死了，他抱着刚周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养大，现在儿子在西北军当上士，驻防河南。从此老周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儿子来了信，都由“我”念给他听，为他写回信。新年到了，儿子给寄来挂号信和五块大洋，老周高兴得热泪盈眶。几年过去，每年“我”都为老周念几封信和回信，儿子对老周十分孝顺，想不干部队，回到父亲身边，但无法实现。“九一八”日本占了东三省，老周儿子部队移驻通县，离北平40里路，儿子终于来到公寓看望父亲，但只能住一夜就要回部队，开拔蓟县。晚上，“我”为老周向掌柜的请了假，邀请这对父子到东来顺吃涮羊肉，沉浸在喜悦中的老周翌晨送走了归队的儿子，满脸泪水为“我”打洗脸水，从此老周关心起与日本的紧张局势，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日益加深，热河失守后，老周儿子的部队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老周每天盼信，盼望胜利消息。但“我”为老周写的寄到蓟县的信退了回来，贴着邮寄的条子，说是部队已开走，无从投递，又过了几时，万分煎熬中的老周接到了信，顿时心花怒放地要“我”念给他听，但这是那个可爱的上士同一队伍里的朋友写来的，老周的儿子已经在战斗中牺牲——面对老周那急切的目光，“我”嗓子发硬地假笑着，对老人撒了谎：”你孩子信上说，三月间，喜峰口作战，杀死敌人不少，我们的兄弟也损失了大半，不过——“我”接着说，你孩子却一点儿没有受伤。老人的胡须颤动着，欢悦的眼泪从眼角滚下来， “我”又说，你孩子说日内就要开到宣化一带去，开拔期间不能再写信，叫你不要挂念呢！老周也笑了，他说，还叫我不要挂念呢！不念着他，我活着还有什么啊？“我”把信装进信封，交还他，他双脚清爽地走出“我”的房间，不一会，小嗓子低低地哼着梆子腔的戏文，从厨房里飘扬出来，充满整个公寓……
可以说，这个故事感人至深，直击肺腑，使读者为老周的不幸潸然泪下！抗日时期将“父与子”选入高中课本，当年著名的古典文学家陈友琴先生战时在屯溪的建国中学与安徽中学任教，讲授这篇课文时说：作者程朱溪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隆阜珠里村，这是大家的骄傲！
《洒鞋》是小说集的第5篇。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士兵大麻哥，几个月前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山坡上，大麻哥在壕沟里不吃不喝拼了两昼夜，一发炮弹从敌人阵地飞到他的旁边，同伴把他从灰土里拖出来，他已经没有知觉，醒来时他已经在北平一个后方医院里，躺在一床板上，医生告诉他的两只炸烂了的伤脚已经锯掉。出院后，靠着公家发给的十块大洋，在北平的街头巷尾度过了夏天，多雨的秋季使他感到苦恼，变凉的天气使他不得不添买了御寒的夹衣，加上每天必不可少的两顿饭使得他的钱不断减少，晚上他睡在东单牌楼菜场的檐下，找了只空鱼桶靠着，寻了把稻草，头一缩，倒身便睡下去，熟睡的大麻哥做起梦来，他走进前门外门框胡同一家衣庄，要买一双洒鞋，好说歹说，掏出一块大洋把新鞋穿上脚，走出店门，迎面就碰上连队的兄弟，绰号小牛和王瞎子的，他俩早已阵亡，现在却与大麻哥畅叙别后情愫，并且一起到古北口参加阵亡兄弟们的大会，在途中还和日本鬼子的亡魂干了一仗，大马哥伸手抓那俩鬼子，对方撒腿就跑，他们三人终于到了古北口的大平地上，无数个人熙熙攘攘，挤来挤去，中间搭的台子，逐个有人上去演说，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揭露长官们的贪污腐化，敛财享乐。大会快结束了，大麻哥要求发言，他说，大家很远路来开会，会方应该给每人一双鞋，让大家舒舒服服地走回去，我己经买了一双新鞋，也不需要了——他看见台子上堆着无数的洒鞋，青面白底，跷着宽鞋鼻，大家争着取鞋子，嚷着笑着响成一片，大麻哥笑醒了，天麻麻亮，身旁停着一辆装着鸭子的排子车，鸭子呱呱叫着，同梦中听到的笑声一样，他不由得苦笑起来…… 《强盗》是第6篇。白科长公馆半夜被抢劫了，消息传到办公室，胖胖的科员们激昂地说，这些强盗全该死，抓着挨个枪毙才好。角落里伏在小桌上面黄肌瘦的书记员自言自语道：才不该全死呢，有的是例外——在众人一致反对下，他终于低声说，不是说该让强盗抢人家，而是有时候也真有例外。书记员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故事：在他失业潦倒时，邻居于先生，沈阳人，“九·一八事变”毁了他的家庭，年老母亲走失了，于先生夫妇跟着大队的难民挤上火车，逃难到关里，中途遇到两次劫车，值钱一点的细软全丢失，逃到北平后，身无长物的两口子为了活命，女的把身上唯一的袍子当了钱，换成烧饼捱过每天日子，妻子怀孕三四个月了，腊月底落着大雪，隔壁房那女人沉重的呻吟，夹着哭声，继而是痛苦的嘶叫，于先生一手的血，跑进来面无人色地说“她小产了！”由于没有钱，女人只能扛着不去看病，书记员不忍听那凄厉的哭声，离开家上街去散散心，很晚才回来，公寓看门的告诉他，于先生黄昏时来找他没找到，就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他又漫无目的地跑出去寻于先生，第五天下午，筋疲力尽回到公寓的他，看到院子里站了几个巡警，于先生的女人死在床上，巡警询问过并做了记录，盖了手印，法院的稳婆验过尸，委实无伤因病而死，尸体也抬走了。接着是，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卫戍区司令部当书记员，每月二十块錢薪水，工作是记录过堂犯人的口供，没多久，他就把失踪的于先生忘记了——在上工第二十天早上，开审了，天老爷！第一个押上来的犯人就是于先生，案子是抢劫，刀伤事主，当场被获，凶器菜刀一把，脏洋十五块，皮大衣一件均截留到案，一审已判死罪，这是呈准之后的终审，于先生脚铐手铐地站在那里，低头不发一言。于先生的脚铐声终于消失了。我眼前一片漆黑，好像过了一百年似地等到十二点钟下班铃响。
我冲出去叫了一辆洋车，赶向天桥刑场，到了那片空场时，已经没有人了，一群癫狗围着在舔地上的一大滩血……我每天照例去上工，记录案情，完了一个又来一个，低头写着，一滴眼泪落在记录纸上，红格子的颜色洇开了，血一样摆在面前，我没法子再干那份职务了，只有称病辞去。不久，讬各位的福，考得了现在这份差事，天没有断绝我的生路，但却断绝了许多比我困难得多的人的生路呢！书记员的面色惨白起来，眼里浮满泪水说：“不是么，强盗也有例外的啊！”
这篇小说没有描写对暴日的战斗，但指出了造成灾难的根源：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酿成的后果。并且，作者的笔下显然流露出了造成悲剧的社会阶级意识。
《扫兴》是第七篇，也是这个集子里最短的一篇。作者用白描手法写出了四名大学生，借慰劳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夜袭日军，用大刀砍了三四千敌人，北平市民纷纷捐款购物劳军的机会，举办了一场义务戏，赵钱孙李四人将所得款项买了三十辆自行车到喜峰口慰劳守军，但因前线战事吃紧，四人连夜攀上一辆开回北平的军车，车上装满沉重木箱，还有一个脖子缩在大衣领子里坐在车角一个空处的人。四位年青人怀着即将返回北平的喜悦，高声唱起《梅花三弄》，又改成《孟姜女哭长城》，最后唱起了《打牙牌》……车行中忽然停了，两位穿军衣的人对司机说，有位兄弟受了伤，求你腾个支角把他带到北平，司机答已超重，无法安置伤员，这时四个年轻人轻轻商议了几句，钱青年站起用威严声音说，这是总指挥部专车，谁敢找麻烦？又向司机说：开车！忽然那从开车一直到现在都没做声的人说：真的车子再多一人就不成了吗？于是他跳下来对那两人说，把他抬上车，我让他，那两人俯下身去把伤员抬上了车——车开了，那三个人落在车后，一步一步朝还有一百多里路的北平走去。车厢里，孙青年轻轻说，看见下车的是谁吗？领章是全金带一个星，少将呢！四个人沉默下来不再说话，不再唱俚曲，那个不知名的少将的行为扫了他们的兴！
《敌人经过的村庄》，小说集最后一篇。“我”在热河被日本鬼子占领的第二个秋天，打听到敌人对学生，青年和无业壮汉有种种危险和麻烦，对商人却许可自由出入，“我”便雇了骆驼，搭上伴，一行五个生意人，走了两天，第三天傍晚赶到一个小村庄，住在简陋的客房里，于是“我”听到了一个惨绝人寰的关于鸡的故事。
村里十几家庄户，除了接待往来商队外，主要还是种地， 农活之外，还牧放点马匹同绵羊，并且每家院子里都 养点鸡鸭猪狗。一户姓史的夫妇都过了五十岁，还有个未成家的儿子，二十二岁了。前几年，史家父子从一帮收人参的客人处打听到挖参的方法，而且不相信偌大的白岔山会不出人参，有一天父子俩一大早拿上傢什，向白岔山寻人参去了，去了以后便不见人影回来，留家里的老妇人央求村里的男人们到山里寻找，去了两日，只带回了那个预备装人参的布袋和挖土的铁锄，以及老虎在发威时在崖石上的爪痕，断定父子俩葬身虎口了。老妇人流着泪把那点地让别人去种，一圈羊也卖给一个牧羊的老蒙古了，在孤独中，她那空着的院子养起了一群又肥又壮的鸡，鸡成了老妇人的命根子，给每只鸡取了名字，早餐打开鸡舍门放出它们，拾取留在鸡圈里的鸡蛋，仔细装到木匣中去。其中一只纯白的母鸡，特别受到宠爱，每当她缝补衣服，它伏在足前，天一黑，它就跃上炕，栖到专给它安歇的壁角，陪伴她过夜。她同白母鸡细声细语地谈天，这畜生虽不能说话，但那表情足够让老妇人得到所有的安慰了，这群鸡伴随老妇人，过着安静、幸福的日子……
然而新的灾难开始了！老妇人丈夫和儿子失踪第三个初夏，热河被日本鬼子全部占领，但敌人暂时还没有来到这个僻静的小村庄，只大概是打算从白岔山取道进攻察哈尔吧，鬼子兵终于开进了小村庄，并且挨户搜查，在老妇人院里，肥美的鸡群引起了鬼子的兴奋，掠夺了那些洁白的鸡蛋后，他们在门上画了个白圈，下边画了只鸡，在短短几天里，鬼子们抢夺并吃完了这群鸡，并且打晕了为保护最心爱的白鸡而咬了鬼子的老妇人，她的头碰在炕角，鲜红的血沿着炕沿淌下来……鬼子开拔了，老妇人疯了，白天黑夜，她都不能睡眠，她哭丈夫，哭儿子，哭她的鸡。“我”听完这段血泪斑斑的故事，躺下了，一声报晓鸡鸣，打碎深夜的寂静。“我”的心跳着，好像鸡鸣声撕碎了胸口。第二天，“我”单独折返多伦，回北平了。 这也是一篇没有描写战火纷飞的小说，它用的是侧笔，借一群与老妇人相依为命的鸡的 遭遇，控诉了万恶的日寇造下的悲惨故事。作者才华横溢的构思，使人潸然泪下，牢记国家民族血泪仇恨！顺便说一句，对鸡的细腻叙述和鸡蛋的观察，应该是来自作者青少年时在故乡徽州屯溪珠里村的实际体验，反映了作者深入生活的能力。总之，这部抗日小说集的《紫色炸弹》、《俘虏》、《父与子》、《洒鞋》正面描述了抗日战火，其余四篇则从另一角度叙说了由于日寇入侵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因此，定性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抗日小说集，是毫无疑义的。
（三）
朱溪的性格中深藏着对老百姓的同情与关怀，从1932年6月由北平返安徽屯溪省亲沿途给妻子君璧信中，写道：“…头二等非常清爽，一到三等如入‘人林’，不觉非常气愤，因为生产，纳捐的都是穷苦老百姓，而享福就归有闲阶级。为什么要挂一节空的餐车而不加挂一节三等客车？为什么头二等人那么少还开着电扇，安置又软有宽的沙发床铺，在三等车厢里连挂衣服的钩子同放茶壶的板子都没有，还让那么多老百姓坐在走道地上！我本想换二等票好畅睡的，但想到大众都吃这苦，我为什么吃不得？在南京见到要人时，我要提起这事，并且劝劝要人坐坐三等车，才也许有改革的一天！我们老百姓太能容忍，而政府官吏又太麻木，所以才有这一列火车前后分做天堂地狱的情形。”“…在是夜里11点半钟，到了北宿州，再过两三点就到蚌埠站。我占了一凳，躺了一会儿。三等车挤，而好处也在这挤，许多不相识的人挤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叫人感到人类彼此的关系很密切，我吃饭时走过头二等，只觉得那些人彼此漠不关心，那环境不给他们觉悟到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因而用尽才智只为自己争夺幸福，三等车中情况虽然可怜，但令人感到同人是密切相关的，我以为这感觉很重要。”
“…… 车过兖州时，邻座有位山东老妇人，因钱不够，少买了一站票，查票的追究，我很客气地说，我可以代为补这一站票，查票的不声不响就放过不问这件事，也许他觉得有不相干的人还肯出这钱（大约不过几毛钱），他权力在手，何不就做个顺水人情呢？这些话不知你喜欢听不？”
朱溪的思想状况还反映在1938年秋，他从重庆寄给屯溪父母家信的一幅照片背面题字内容上，该年9月，他奉命押送中宣部一辆小轿车，由武汉经湘黔公路去渝，君璧及三个孩子随行，过遵义乌江渡口时摄了这幅照片，背后以毛笔章草写道：贵州遵义与桐梓间之乌江渡，对岸为高山，公路上岸则盘山而上，无停留余地。江水势猛急，为极险要处，昔年红军由此渡江时，我军曾损失一师之众也。健（朱溪小名）自巴渝寄，二七年九月。 在家书中使用“红军”而非有敌意与贬义的称呼，最有力地证明，程朱溪思想深处对工农红军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和给妻子通信中那些为老百姓抱不平的叙述结合起来，更能说明问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溪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奴役杀戮同胞的暴行采取坚决反对立场，更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三十年代初，他就担任了北平全国性民间组织“抗敌会”总干事，在南下途中了解民意和抗日动态，在《家用账本》上有几次去古北口喜峰口前線的记录，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朱溪的抗日思想是一贯、自觉、坚定的。笔者还保存着十几封朱溪妻舅，君璧胞弟君武的亲笔信，君武与东北军将领万福麟有亲谊，故在麾下当了陆军团副，九一八后，开拔到长城一线与日军作战，信中讲述了日寇残暴与战时的惨烈。八九十年过去，这些幸存的第一手资料愈来愈益显示出历史价值与珍贵。摘录一封如下：
“姐姐惠鉴：前信谅早收阅矣，本军战斗不利，苟全性命于人世，无颜见国内之父老。谨将此战斗经过详细报告于后，本月三日，凌南凌源同时失守， 卅家子（我师防地）告急，我团奉命急速增加到达卅家子，未及布防，敌人铁甲车唐克车一百六十余辆，飞机三架即至，685团守兵受重创，即往山里进去，我团当时亦不能抵抗矣，随即往平泉退去，步兵重机关枪，轻迫击炮驮载均能在山上走，弟连山地不能通行，顺大路走，敌人铁甲车追上，三门炮全被缴去，所幸者全连人马无大损失，第二日退至平泉南小寺，距卅家子约二百二十华里，人马均不能行走，本拟在小寺汫等候整顿消息，同时据探报敌人到达平泉，出动唐克车三辆向小寺汫追击（小寺汫距平泉三十里）我团当即出发往宽城退却，到达宽城，军长带队，将道路用大车闭塞，并在宽城道路作简单工事，准备抵抗，掩护本军退却。我团到达喜峰口，即星夜构筑工事，在宽城留本团二营六连，一连守该处阵地，归来时，该连几乎全连尽没，阵亡五六十人，初六日，敌人到达喜峰口，与我正式接触，两点钟，宋哲元军队到达一团，接我团西峰口防务，当夜董家口我师六八五团防地被敌攻破，宋军用大刀队手榴弹与敌肉搏四次，阵亡营长三名，连长十二名，伤亡士兵七八百名，获敌人野炮十二门，敌唐开车十一辆，俘虏敌人二百余名，敌死一两千，宋军进攻精神令人叹服，军纪亦超我东北军千倍，实望尘莫及。西峰口如再令我东北军守，敌人早能到北平，敌唐开车一来，如狼入羊群，随便吃。抗战之失败，主要原因第一，师长无指挥能力，军队运用多不适当时情况，第二，中下各级官长怕死，第三，士兵素质不好。此次我军失利，弟非常气馁，再三恳请团长给假，再寻出路，不知能否达到目的，以后续报，专此敬请时安，炮丢不至于受处分。朱溪兄安好不另，君武谨上， 三月十四日。”
信写得仓促，又在战斗失利时，故文理欠通，错别字较多，但从中得知，一、东北军战斗力差，军纪松弛，军官无能，士兵素质低，在日寇先进武器进攻下，屡战屡败：二、宋哲元部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寇肉搏，俘获山野炮坦克车各十余门（辆）俘获敌军二百余名，敌伤亡一两千人，这是二十九军大刀队喜峰口英勇杀敌大捷的真实材料，也是朱溪《紫色炸药》《扫兴》开头所述“一九三三年三月里，消息传到北平，我们军队在喜峰口突行夜袭，用大刀砍了三四千敌人”的出处，家书既是朱溪所写抗日小说素材的来源，又是写作的推动力！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紫色炸药》是朱溪写作的“终点”。1937年出版后，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两国由一九三一年侵略东北战争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继八一三淞沪之战，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会战又面临失败，国共合作抗日尚在蜜月中，战时首都迁往重庆，朱溪举家也迁到重庆东郊唐家沱，这时他仍以文化人身份出现于社会，在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举名单和一九四五年换届选举名单都有他的名字，尽管他代表国民党方面，然而与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左倾文化人士巴金、卞之琳、孙大雨、李霁野、韦丛芜、靳以、孔罗荪、丁玲和徐悲鸿等人交往密切，没有官架子。据一九九四年《大众日报》署名文章“苦中作乐人名诗”介绍，战时重庆的郭沫若、吴组缃、老舍等文化人，以圈内文人姓名入诗为乐，其中《有感》一诗为“茅盾易君左，海戈熊佛西，十方刘白羽，六逸程朱溪”；《幽怀》一首为“巴金凌淑华，大雨周楞加，柔石蹇先艾，朱溪陈梦家”， 都有程朱溪名字入诗。此时他已担任重庆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开始跻身“高官”，随着职务上升，朱溪日益坚定地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但在日常生活里，朱溪又是一位重视家庭孝敬父母的传统道德人士，他与潘君璧在北平自由恋爱结婚，育有二男一女，家庭始终恩爱团结，和睦和谐。至于对待父母（笔者外祖父母）的孝敬更是无微不至，他只要回到珠里村，对村民谦恭有礼，嘘寒问暖，总是一身朴素衣服，从屯溪回村，很少乘黄包车，也没有自行车，五里距离总是步行往返，记得他常说，家乡父老乡亲面前，切不可摆架子讲派头，大家才不会背后骂你。朱溪对父母的感恩，对群众的敬畏之心，笔者已89岁高龄，仍然记得非常清楚。 1948年春，朱溪从安徽第十行政督察专员任上调到南京社会部任总务司长，一年后，淮海战役胜利，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人员纷纷逃遁广州香港台湾，程朱溪也去了广州，并拿到了飞台北的机票，但考虑到年迈双親妻儿子女都在大陆，思想万分苦恼，彻夜未眠，毅然决定退掉机票，回到已经解放的南京，并通过文坛旧友孔罗荪安排，与也是作家，翻译家的妹夫庄瑞源合译了约翰·里德小说集《革命的女儿》，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朱溪以儿时名字“建磐”署名，与和译者妹夫庄瑞源并列。实际上为他的文学道路划了句号。
这时，刘伯承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市长，实际上由副主任、副市长柯庆施负责，柯为徽州歙县人，早年在笔者祖父胡晋接创立的第二师范（今日的百年名校休宁中学）上学，与笔者父亲胡广平同班同桌好友，与低班的万孚、朱溪也属同学之谊，故南京解放后，程万孚因未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工作，时为张治中的西北民生实业业务处长，乃去求见柯，谈话中柯问及程朱溪情况，柯说可约个时间面谈，表示只要认识罪错，愿意跟共产党走，先去革大学习，再分配个合适工作。万孚回来转达了柯庆施的话，满怀高兴地按约见去见柯，但程朱溪不是诚惶诚恐去“投降”，而是与柯顶撞起来，气呼呼地说：国共两党斗了近三十年，跟打麻将一样，你们赢了我们输了，大家心里都明白，不存在你们是真理我们有罪恶的那一套，不过是成者王败者寇的历史重演罢了！柯庆施板着脸听到这里，说：好，你回去吧，等候通知！这是万孚舅舅以后对笔者说的。朱溪很快进了拘留所，禁止探视，时间不久的1951年春天，通知家属朱溪病故，前去领取遗体，安葬于郊区花神庙山腰。一代文人程朱溪就这样划上了休止符。
想说的是，现在来猜测如果当年程朱溪径自去了台湾，以他46岁的年龄优势将有何种发展？爬上高位的他又将如何实现他的抱负，已毫无意义了。后人应该关心的是，随着历史不断推进，国共两党曾经由于种种原因，合作过，摩擦过，内战过，终于在日本蓄意侵略下，被迫“起来，不顾做奴役的人们！”共同携手对敌，坚决抗战到底。尽管十分曲折，但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日本战败向我们投降，这是历史的主流——与这个事实相比，党派之争，意识形态分歧，都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抗日与投降的区别，救国与卖国的分歧，从这高度来观察，百年前的程朱溪的人生是及格的，是热爱中华祖国的爱国主义战士。他为抗日大业贡献了全部，包括文化战线上一册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和自己短促的46岁生命！
朱溪下葬时，当时还健在的八十四岁的老父含泪为他写下了《绩溪程朱溪之墓》的墓碑，多少苦衷与难言之隐尽在其中。时光飞驶，似水流年，倘若老人今天来写这块墓碑，将是笔墨淋漓的“抗日文化人士爱国主义者程朱溪之墓”一行大字，这是历史最公正的定格！
笔者二舅程朱溪（1906-1951）是一位集小说、散文作家，翻译家，诗人和音乐爱好者于一身的爱国文化人。在他短暂的一生，始终坚持抗日立场，在当时著名的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晨报副刊》、《徽音》和刘天华先生创办的“国乐改进社”出版的《音乐杂志》（1929年创刊，为国内首家全国性音乐刊物）发表了大量抗日小说散文诗歌和译文，音乐文字及作品，翻译出版了哈代、高尔基的小说集，出版了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成为了有影响的爱国文化人士。
朱溪的父亲程修兹（笔者外祖父）1869年出生，考中秀才后，目睹清政府腐败专制，倾心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1900年任教于歙县英国美以美会创办的“中西蒙学堂”（后更名崇一学堂），英籍牧师唐俊贤教数学、英文，修兹公教国文、修身，学生有陶行知、洪范五、姚文采、朱家治、汪采白、汪嵩祝、陶文渼（陶行知胞妹）等近30人，日后陶等10人左右均成为教育界、图书馆界、艺术界杰出人物，与修兹公终身保持亲密的师生情谊。大舅万孚，二舅朱溪在崇一学堂启蒙上学，与陶等亦过从较密，终身为友。1921年，陶行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成为教育界知名人士，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其介绍一名国文教员，陶推荐了程修兹，赴天津时将在第二师范学校（今日皖南百年名校休宁中学）读书的万孚、朱溪兄弟携同北上。万孚就读北京今是中学（校长简又文），朱溪则就读南开附中，很快适应了新环境，除求学外，两人均开始在京津报刊发表稿件。1924年朱溪于南开附中毕业，赴北京报考北大，英文国文俱得高分，数学成绩过低未被录取，采取在沙滩孟家大院学生公寓租房，在北大听课，又在中国大学注册学籍以取得毕业文凭。他不仅在求学上两头奔波，同时还走向社会，主要是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活动。这期间，朱溪参加了知名音乐家刘天华建立的“国乐改进社”，我迄今仍保留着他入社收费大洋2元收据原件，上为“中华民国16年5月18日”，迄今已有90年历史，恐怕是存世最少的中国音乐史实物了。朱溪不仅加入了国乐改进社，学习拉二胡，并在1928年《音乐杂志》创刊号上署名程朱溪发表“发刊词”，可见他已成为社里的骨干人员。据笔者母亲程慧秋告诉我，三十年代朱溪从北平返徽州屯溪省亲，千里迢迢背了把二胡，拉奏刘天华的名曲“病中吟”给我外婆听，听了一会，外婆皱眉说：呜呜呀呀难听死了，那有京戏胡琴曲子好听。这使人联想到，当年鲁迅母亲对儿子说：都讲你的《呐喊》写得好，拿来我瞧瞧。结果看了一会就还了鲁迅：“没意思，比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差远了”———这两个故事说明文艺欣赏上的差距与代沟是一种巧合与必然。
通过刘天华，朱溪认识刘半农，很快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刘半农长朱溪15岁，1991年1月《新文学史料》载“刘半农日记”（1934年1-6月）有数处关于与朱溪夫妇往来记载文字，另在朱溪北平《家用账本》（1932年6月-1934年6月30日）所载在刘宅打小牌与日常往来记载，也印证了他们交情非同一般，尤其是1998年初《青海日报》副刊登载《朱溪旅行书简》（1932年6月份朱溪由北平返回徽州屯溪省亲途中与留平的未婚妻君璧的通信）其中6月9-12日，君璧寄自北平的信，详述了刘天华去世及出殡详情，亦可见其交往关系密切，也成为研究近代人文科学与音乐史的宝贵资料。
关于朱溪在北平期间与文化界人士交往情况可以在《家用账本》上得到印证：“1932年9月20日请巴金东来顺涮肉1.8元”，“9月25日与巴金公园喝茶0.3元，买鸡及牛肉请巴金，1元”，“1933年8月12日，代从文付达子营39号定金7元”，“10月12日送从文三哥杨宝忠胡琴一把，4元”，“9月22日晚，请巴金、从文、卞之琳、靳以吃饭，7元”，“9月23日请巴金、从文、访先、梦华吃饭，5元”，“晚与巴金市场买书，1.6元”，“1934年1月20日请巴金‘平安’看电影《归去来兮》，2元”。从中可见他们当时往来的频繁。1930年前后，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在上海创立“人间书店”，出版《人间》杂志，三人去沪编辑，万孚则在书店任职，同时，兼任在中国公学工作的胡适助手两年（1928-1929年），即取道西伯利亚往巴黎大学留学，胡适则于同年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返回北平，详见2015年第二期《胡适研究通讯》拙文，《记舅父程万孚在上海给胡适当助手的经历》。在此期间，朱溪一直未离开北平，于1932年7月24日与潘君璧在中央公园水榭结婚，证婚人胡适，当时《北平画报》刊登了婚礼合影，有胡适、刘半农、杨仲子、徐悲鸿等众多文化名流，画报原册毁于"文革"浩劫，十分可惜。
1933年，长子训正出生，1935年，次女苓苓出生。由于发表的文学作品日多，朱溪成了国民党的一支小笔杆子，经元老张厉生推荐，从河北省党部调南京中央党部任总干事，其在北平时，还兼任全国性民间组织"抗日会"总干事，抗战时期在重庆又任全国慰劳总会总干事、空袭服务总会总干事，直到任职重庆特别市党部书记长以后，才结束了“总干事”的头衔。
朱溪文学创作高峰期是三十年代上半期。据《家用账本》记录，他白天上班，晚上大多用来写作，除在《东方杂志》文艺栏和《国闻周报》发表《父与子》、《绞》、《敌人经过的村庄》、《俘虏》等中短篇小说外，并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散文诗集《天鹅集》和《哈代短篇小说集》，高尔基小说《草原上》（再版时改为《二十六个与一个》）等，还在《东方杂志》发表《新年感语》、《惆怅呢惭愧呢？》及悼念徐志摩文章《想到志摩的归宿》，还有零星发表的为周鲠生冰心等名人演讲由朱溪記录的文章和散见于《音乐杂志》上有关音乐理论与译文等，当时稿费相当优厚，是补贴家用主要来源，朱溪的写作往往干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由此养成了吸烟与吃零食习惯，这些透支健康的生活方式，潜在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
（二）
程朱溪于1936年奉调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翌年上半年将陆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汇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紫色炸药》，共收入8篇作品：1. 绞；2.紫色炸药；3. 俘虏；4. 父与子； 5. 洒鞋；6. 强盗；7. 扫兴；8.敌人经过的村庄。 笔者保存的是表弟训义由原书复印寄给我的一册，扉页上方是方形宋体“紫色炸药”四字，中部为楷体“程朱溪著”下端为方形宋体“中国文艺社丛书”七字，最下端是“中华书局印行”六个楷字，右侧为卷草纹装饰图案。各篇小说名称均系黑体宋字与普通宋字，全用繁体竖排，标点符号齐全。 《绞》是这部抗日小说集中唯一不是描写抗日情节的。它讲的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同处地下状态的两位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既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又是同时爱恋着一位林小姐的情敌，当宪兵队押着中共地下党员湖南青年进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家，质问“湖南同志”是否认识他时，得到断然否定的答复，就在押着“湖南同志”离开时，小说中主人带着点憨气问走在后面的宪兵： “这个人怎么着？”， “绞吧！”这个兵冷漠地说道——中共地下人员掩护国民党地下人员，并为之付出“绞”的生命代价。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几乎不可想象，但在八十年前特殊历史背景下，这却是发生过的真实生活！
《紫色炸药》则是抗击日寇侵略者的小说。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战事移到长城古北口南的密云县，一位名叫宋仁的人在北平一家电料行干了38年电工，一手好技术深得老板信任。日军占了热河，中国军队从古北口喜峰口退守长城，宋仁请假回密云县想接家小到北平避难，但到家时发现房子被敌机炸毁，爷爷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小侄儿全炸成血肉模糊的碎片，自己的房子侥幸还在，但妻子被鬼子兵强奸死去的裸体倒在血泊中，半边胸部被削平，肠子从肚皮刀口流出……这是16架敌机狂轰滥炸和半日占领的结果。怀着血海深仇的宋仁，遇到守护密云鼓楼下地窖里军火弹药的连长，宋仁悲惨遭遇使他成了连长的朋友，当知悉敌机又要轰炸密云的消息，宋仁窃取了地窖的紫色炸药系于胸腰，闯进承德机场敌军首脑会议室，滚倒地上，強烈爆炸声中，宋仁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小说中叙述日军时，只能用“敌人”和“XX 鬼子”，不能写“日本敌军”或“日本鬼子”，这对于不理解当时国民党高层“不抵抗主流”的历史背景的读者是一课生动教材。
《俘虏》是个短篇，讲了七个弹尽援绝的抗日战士被关在地牢里的斗争故事。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又是天真的大男孩，幻想并策划着逃出牢笼，他尝试挖地道，夺取送饭敌军枪支等办法，并且鼓励其他几位俘虏一道来做，用讲故事说笑话，吹哨子和唱自己编的歌来鼓舞士气，但处在赤手空拳劣势下，这位年青人和他的伙伴们的越狱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年青人打了送饭敌军的耳光，外边的十几个敌人拥进来将他拖出去，用枪托打，用脚踢，当将被摧残到半死的年青人扔回地牢时，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他已经昏迷，躺在地上，一位兄弟脱下棉袄盖到衣服已破成碎片的伤者身上，自己一声不响地蹲到屋角，紧紧抱住双腿。天亮了，7个同伴还活着5个，同那悄无声息躺着的两个一般，不再作声……
《父与子》发表于1934年《东方杂志》31卷第9期文艺栏，是较长的中篇小说，从写作技巧看，这是朱溪所写抗日小说中最感人的一篇。故事是：主人公周福成老汉是一家学生公寓的伙计，“我”住进公寓时，觉得老周老态龙钟，想另换一家，经过老人哀求，还是住了下来，经过接触，“我”开始同情起他来。一天，公寓的一位青年住客因故对老周大发脾气，摔盘打碗，跳足大骂，“我”狠狠教训了那小子，老周感激之余，向“我”讲了他的身世：庚子年八国联军烧毁了他在海甸的小店，女人死了，他抱着刚周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养大，现在儿子在西北军当上士，驻防河南。从此老周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儿子来了信，都由“我”念给他听，为他写回信。新年到了，儿子给寄来挂号信和五块大洋，老周高兴得热泪盈眶。几年过去，每年“我”都为老周念几封信和回信，儿子对老周十分孝顺，想不干部队，回到父亲身边，但无法实现。“九一八”日本占了东三省，老周儿子部队移驻通县，离北平40里路，儿子终于来到公寓看望父亲，但只能住一夜就要回部队，开拔蓟县。晚上，“我”为老周向掌柜的请了假，邀请这对父子到东来顺吃涮羊肉，沉浸在喜悦中的老周翌晨送走了归队的儿子，满脸泪水为“我”打洗脸水，从此老周关心起与日本的紧张局势，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日益加深，热河失守后，老周儿子的部队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老周每天盼信，盼望胜利消息。但“我”为老周写的寄到蓟县的信退了回来，贴着邮寄的条子，说是部队已开走，无从投递，又过了几时，万分煎熬中的老周接到了信，顿时心花怒放地要“我”念给他听，但这是那个可爱的上士同一队伍里的朋友写来的，老周的儿子已经在战斗中牺牲——面对老周那急切的目光，“我”嗓子发硬地假笑着，对老人撒了谎：”你孩子信上说，三月间，喜峰口作战，杀死敌人不少，我们的兄弟也损失了大半，不过——“我”接着说，你孩子却一点儿没有受伤。老人的胡须颤动着，欢悦的眼泪从眼角滚下来， “我”又说，你孩子说日内就要开到宣化一带去，开拔期间不能再写信，叫你不要挂念呢！老周也笑了，他说，还叫我不要挂念呢！不念着他，我活着还有什么啊？“我”把信装进信封，交还他，他双脚清爽地走出“我”的房间，不一会，小嗓子低低地哼着梆子腔的戏文，从厨房里飘扬出来，充满整个公寓……
可以说，这个故事感人至深，直击肺腑，使读者为老周的不幸潸然泪下！抗日时期将“父与子”选入高中课本，当年著名的古典文学家陈友琴先生战时在屯溪的建国中学与安徽中学任教，讲授这篇课文时说：作者程朱溪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隆阜珠里村，这是大家的骄傲！
《洒鞋》是小说集的第5篇。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士兵大麻哥，几个月前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山坡上，大麻哥在壕沟里不吃不喝拼了两昼夜，一发炮弹从敌人阵地飞到他的旁边，同伴把他从灰土里拖出来，他已经没有知觉，醒来时他已经在北平一个后方医院里，躺在一床板上，医生告诉他的两只炸烂了的伤脚已经锯掉。出院后，靠着公家发给的十块大洋，在北平的街头巷尾度过了夏天，多雨的秋季使他感到苦恼，变凉的天气使他不得不添买了御寒的夹衣，加上每天必不可少的两顿饭使得他的钱不断减少，晚上他睡在东单牌楼菜场的檐下，找了只空鱼桶靠着，寻了把稻草，头一缩，倒身便睡下去，熟睡的大麻哥做起梦来，他走进前门外门框胡同一家衣庄，要买一双洒鞋，好说歹说，掏出一块大洋把新鞋穿上脚，走出店门，迎面就碰上连队的兄弟，绰号小牛和王瞎子的，他俩早已阵亡，现在却与大麻哥畅叙别后情愫，并且一起到古北口参加阵亡兄弟们的大会，在途中还和日本鬼子的亡魂干了一仗，大马哥伸手抓那俩鬼子，对方撒腿就跑，他们三人终于到了古北口的大平地上，无数个人熙熙攘攘，挤来挤去，中间搭的台子，逐个有人上去演说，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揭露长官们的贪污腐化，敛财享乐。大会快结束了，大麻哥要求发言，他说，大家很远路来开会，会方应该给每人一双鞋，让大家舒舒服服地走回去，我己经买了一双新鞋，也不需要了——他看见台子上堆着无数的洒鞋，青面白底，跷着宽鞋鼻，大家争着取鞋子，嚷着笑着响成一片，大麻哥笑醒了，天麻麻亮，身旁停着一辆装着鸭子的排子车，鸭子呱呱叫着，同梦中听到的笑声一样，他不由得苦笑起来…… 《强盗》是第6篇。白科长公馆半夜被抢劫了，消息传到办公室，胖胖的科员们激昂地说，这些强盗全该死，抓着挨个枪毙才好。角落里伏在小桌上面黄肌瘦的书记员自言自语道：才不该全死呢，有的是例外——在众人一致反对下，他终于低声说，不是说该让强盗抢人家，而是有时候也真有例外。书记员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故事：在他失业潦倒时，邻居于先生，沈阳人，“九·一八事变”毁了他的家庭，年老母亲走失了，于先生夫妇跟着大队的难民挤上火车，逃难到关里，中途遇到两次劫车，值钱一点的细软全丢失，逃到北平后，身无长物的两口子为了活命，女的把身上唯一的袍子当了钱，换成烧饼捱过每天日子，妻子怀孕三四个月了，腊月底落着大雪，隔壁房那女人沉重的呻吟，夹着哭声，继而是痛苦的嘶叫，于先生一手的血，跑进来面无人色地说“她小产了！”由于没有钱，女人只能扛着不去看病，书记员不忍听那凄厉的哭声，离开家上街去散散心，很晚才回来，公寓看门的告诉他，于先生黄昏时来找他没找到，就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他又漫无目的地跑出去寻于先生，第五天下午，筋疲力尽回到公寓的他，看到院子里站了几个巡警，于先生的女人死在床上，巡警询问过并做了记录，盖了手印，法院的稳婆验过尸，委实无伤因病而死，尸体也抬走了。接着是，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卫戍区司令部当书记员，每月二十块錢薪水，工作是记录过堂犯人的口供，没多久，他就把失踪的于先生忘记了——在上工第二十天早上，开审了，天老爷！第一个押上来的犯人就是于先生，案子是抢劫，刀伤事主，当场被获，凶器菜刀一把，脏洋十五块，皮大衣一件均截留到案，一审已判死罪，这是呈准之后的终审，于先生脚铐手铐地站在那里，低头不发一言。于先生的脚铐声终于消失了。我眼前一片漆黑，好像过了一百年似地等到十二点钟下班铃响。
我冲出去叫了一辆洋车，赶向天桥刑场，到了那片空场时，已经没有人了，一群癫狗围着在舔地上的一大滩血……我每天照例去上工，记录案情，完了一个又来一个，低头写着，一滴眼泪落在记录纸上，红格子的颜色洇开了，血一样摆在面前，我没法子再干那份职务了，只有称病辞去。不久，讬各位的福，考得了现在这份差事，天没有断绝我的生路，但却断绝了许多比我困难得多的人的生路呢！书记员的面色惨白起来，眼里浮满泪水说：“不是么，强盗也有例外的啊！”
这篇小说没有描写对暴日的战斗，但指出了造成灾难的根源：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酿成的后果。并且，作者的笔下显然流露出了造成悲剧的社会阶级意识。
《扫兴》是第七篇，也是这个集子里最短的一篇。作者用白描手法写出了四名大学生，借慰劳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夜袭日军，用大刀砍了三四千敌人，北平市民纷纷捐款购物劳军的机会，举办了一场义务戏，赵钱孙李四人将所得款项买了三十辆自行车到喜峰口慰劳守军，但因前线战事吃紧，四人连夜攀上一辆开回北平的军车，车上装满沉重木箱，还有一个脖子缩在大衣领子里坐在车角一个空处的人。四位年青人怀着即将返回北平的喜悦，高声唱起《梅花三弄》，又改成《孟姜女哭长城》，最后唱起了《打牙牌》……车行中忽然停了，两位穿军衣的人对司机说，有位兄弟受了伤，求你腾个支角把他带到北平，司机答已超重，无法安置伤员，这时四个年轻人轻轻商议了几句，钱青年站起用威严声音说，这是总指挥部专车，谁敢找麻烦？又向司机说：开车！忽然那从开车一直到现在都没做声的人说：真的车子再多一人就不成了吗？于是他跳下来对那两人说，把他抬上车，我让他，那两人俯下身去把伤员抬上了车——车开了，那三个人落在车后，一步一步朝还有一百多里路的北平走去。车厢里，孙青年轻轻说，看见下车的是谁吗？领章是全金带一个星，少将呢！四个人沉默下来不再说话，不再唱俚曲，那个不知名的少将的行为扫了他们的兴！
《敌人经过的村庄》，小说集最后一篇。“我”在热河被日本鬼子占领的第二个秋天，打听到敌人对学生，青年和无业壮汉有种种危险和麻烦，对商人却许可自由出入，“我”便雇了骆驼，搭上伴，一行五个生意人，走了两天，第三天傍晚赶到一个小村庄，住在简陋的客房里，于是“我”听到了一个惨绝人寰的关于鸡的故事。
村里十几家庄户，除了接待往来商队外，主要还是种地， 农活之外，还牧放点马匹同绵羊，并且每家院子里都 养点鸡鸭猪狗。一户姓史的夫妇都过了五十岁，还有个未成家的儿子，二十二岁了。前几年，史家父子从一帮收人参的客人处打听到挖参的方法，而且不相信偌大的白岔山会不出人参，有一天父子俩一大早拿上傢什，向白岔山寻人参去了，去了以后便不见人影回来，留家里的老妇人央求村里的男人们到山里寻找，去了两日，只带回了那个预备装人参的布袋和挖土的铁锄，以及老虎在发威时在崖石上的爪痕，断定父子俩葬身虎口了。老妇人流着泪把那点地让别人去种，一圈羊也卖给一个牧羊的老蒙古了，在孤独中，她那空着的院子养起了一群又肥又壮的鸡，鸡成了老妇人的命根子，给每只鸡取了名字，早餐打开鸡舍门放出它们，拾取留在鸡圈里的鸡蛋，仔细装到木匣中去。其中一只纯白的母鸡，特别受到宠爱，每当她缝补衣服，它伏在足前，天一黑，它就跃上炕，栖到专给它安歇的壁角，陪伴她过夜。她同白母鸡细声细语地谈天，这畜生虽不能说话，但那表情足够让老妇人得到所有的安慰了，这群鸡伴随老妇人，过着安静、幸福的日子……
然而新的灾难开始了！老妇人丈夫和儿子失踪第三个初夏，热河被日本鬼子全部占领，但敌人暂时还没有来到这个僻静的小村庄，只大概是打算从白岔山取道进攻察哈尔吧，鬼子兵终于开进了小村庄，并且挨户搜查，在老妇人院里，肥美的鸡群引起了鬼子的兴奋，掠夺了那些洁白的鸡蛋后，他们在门上画了个白圈，下边画了只鸡，在短短几天里，鬼子们抢夺并吃完了这群鸡，并且打晕了为保护最心爱的白鸡而咬了鬼子的老妇人，她的头碰在炕角，鲜红的血沿着炕沿淌下来……鬼子开拔了，老妇人疯了，白天黑夜，她都不能睡眠，她哭丈夫，哭儿子，哭她的鸡。“我”听完这段血泪斑斑的故事，躺下了，一声报晓鸡鸣，打碎深夜的寂静。“我”的心跳着，好像鸡鸣声撕碎了胸口。第二天，“我”单独折返多伦，回北平了。 这也是一篇没有描写战火纷飞的小说，它用的是侧笔，借一群与老妇人相依为命的鸡的 遭遇，控诉了万恶的日寇造下的悲惨故事。作者才华横溢的构思，使人潸然泪下，牢记国家民族血泪仇恨！顺便说一句，对鸡的细腻叙述和鸡蛋的观察，应该是来自作者青少年时在故乡徽州屯溪珠里村的实际体验，反映了作者深入生活的能力。总之，这部抗日小说集的《紫色炸弹》、《俘虏》、《父与子》、《洒鞋》正面描述了抗日战火，其余四篇则从另一角度叙说了由于日寇入侵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因此，定性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抗日小说集，是毫无疑义的。
（三）
朱溪的性格中深藏着对老百姓的同情与关怀，从1932年6月由北平返安徽屯溪省亲沿途给妻子君璧信中，写道：“…头二等非常清爽，一到三等如入‘人林’，不觉非常气愤，因为生产，纳捐的都是穷苦老百姓，而享福就归有闲阶级。为什么要挂一节空的餐车而不加挂一节三等客车？为什么头二等人那么少还开着电扇，安置又软有宽的沙发床铺，在三等车厢里连挂衣服的钩子同放茶壶的板子都没有，还让那么多老百姓坐在走道地上！我本想换二等票好畅睡的，但想到大众都吃这苦，我为什么吃不得？在南京见到要人时，我要提起这事，并且劝劝要人坐坐三等车，才也许有改革的一天！我们老百姓太能容忍，而政府官吏又太麻木，所以才有这一列火车前后分做天堂地狱的情形。”“…在是夜里11点半钟，到了北宿州，再过两三点就到蚌埠站。我占了一凳，躺了一会儿。三等车挤，而好处也在这挤，许多不相识的人挤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叫人感到人类彼此的关系很密切，我吃饭时走过头二等，只觉得那些人彼此漠不关心，那环境不给他们觉悟到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因而用尽才智只为自己争夺幸福，三等车中情况虽然可怜，但令人感到同人是密切相关的，我以为这感觉很重要。”
“…… 车过兖州时，邻座有位山东老妇人，因钱不够，少买了一站票，查票的追究，我很客气地说，我可以代为补这一站票，查票的不声不响就放过不问这件事，也许他觉得有不相干的人还肯出这钱（大约不过几毛钱），他权力在手，何不就做个顺水人情呢？这些话不知你喜欢听不？”
朱溪的思想状况还反映在1938年秋，他从重庆寄给屯溪父母家信的一幅照片背面题字内容上，该年9月，他奉命押送中宣部一辆小轿车，由武汉经湘黔公路去渝，君璧及三个孩子随行，过遵义乌江渡口时摄了这幅照片，背后以毛笔章草写道：贵州遵义与桐梓间之乌江渡，对岸为高山，公路上岸则盘山而上，无停留余地。江水势猛急，为极险要处，昔年红军由此渡江时，我军曾损失一师之众也。健（朱溪小名）自巴渝寄，二七年九月。 在家书中使用“红军”而非有敌意与贬义的称呼，最有力地证明，程朱溪思想深处对工农红军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和给妻子通信中那些为老百姓抱不平的叙述结合起来，更能说明问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溪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奴役杀戮同胞的暴行采取坚决反对立场，更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三十年代初，他就担任了北平全国性民间组织“抗敌会”总干事，在南下途中了解民意和抗日动态，在《家用账本》上有几次去古北口喜峰口前線的记录，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朱溪的抗日思想是一贯、自觉、坚定的。笔者还保存着十几封朱溪妻舅，君璧胞弟君武的亲笔信，君武与东北军将领万福麟有亲谊，故在麾下当了陆军团副，九一八后，开拔到长城一线与日军作战，信中讲述了日寇残暴与战时的惨烈。八九十年过去，这些幸存的第一手资料愈来愈益显示出历史价值与珍贵。摘录一封如下：
“姐姐惠鉴：前信谅早收阅矣，本军战斗不利，苟全性命于人世，无颜见国内之父老。谨将此战斗经过详细报告于后，本月三日，凌南凌源同时失守， 卅家子（我师防地）告急，我团奉命急速增加到达卅家子，未及布防，敌人铁甲车唐克车一百六十余辆，飞机三架即至，685团守兵受重创，即往山里进去，我团当时亦不能抵抗矣，随即往平泉退去，步兵重机关枪，轻迫击炮驮载均能在山上走，弟连山地不能通行，顺大路走，敌人铁甲车追上，三门炮全被缴去，所幸者全连人马无大损失，第二日退至平泉南小寺，距卅家子约二百二十华里，人马均不能行走，本拟在小寺汫等候整顿消息，同时据探报敌人到达平泉，出动唐克车三辆向小寺汫追击（小寺汫距平泉三十里）我团当即出发往宽城退却，到达宽城，军长带队，将道路用大车闭塞，并在宽城道路作简单工事，准备抵抗，掩护本军退却。我团到达喜峰口，即星夜构筑工事，在宽城留本团二营六连，一连守该处阵地，归来时，该连几乎全连尽没，阵亡五六十人，初六日，敌人到达喜峰口，与我正式接触，两点钟，宋哲元军队到达一团，接我团西峰口防务，当夜董家口我师六八五团防地被敌攻破，宋军用大刀队手榴弹与敌肉搏四次，阵亡营长三名，连长十二名，伤亡士兵七八百名，获敌人野炮十二门，敌唐开车十一辆，俘虏敌人二百余名，敌死一两千，宋军进攻精神令人叹服，军纪亦超我东北军千倍，实望尘莫及。西峰口如再令我东北军守，敌人早能到北平，敌唐开车一来，如狼入羊群，随便吃。抗战之失败，主要原因第一，师长无指挥能力，军队运用多不适当时情况，第二，中下各级官长怕死，第三，士兵素质不好。此次我军失利，弟非常气馁，再三恳请团长给假，再寻出路，不知能否达到目的，以后续报，专此敬请时安，炮丢不至于受处分。朱溪兄安好不另，君武谨上， 三月十四日。”
信写得仓促，又在战斗失利时，故文理欠通，错别字较多，但从中得知，一、东北军战斗力差，军纪松弛，军官无能，士兵素质低，在日寇先进武器进攻下，屡战屡败：二、宋哲元部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寇肉搏，俘获山野炮坦克车各十余门（辆）俘获敌军二百余名，敌伤亡一两千人，这是二十九军大刀队喜峰口英勇杀敌大捷的真实材料，也是朱溪《紫色炸药》《扫兴》开头所述“一九三三年三月里，消息传到北平，我们军队在喜峰口突行夜袭，用大刀砍了三四千敌人”的出处，家书既是朱溪所写抗日小说素材的来源，又是写作的推动力！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紫色炸药》是朱溪写作的“终点”。1937年出版后，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两国由一九三一年侵略东北战争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继八一三淞沪之战，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会战又面临失败，国共合作抗日尚在蜜月中，战时首都迁往重庆，朱溪举家也迁到重庆东郊唐家沱，这时他仍以文化人身份出现于社会，在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举名单和一九四五年换届选举名单都有他的名字，尽管他代表国民党方面，然而与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左倾文化人士巴金、卞之琳、孙大雨、李霁野、韦丛芜、靳以、孔罗荪、丁玲和徐悲鸿等人交往密切，没有官架子。据一九九四年《大众日报》署名文章“苦中作乐人名诗”介绍，战时重庆的郭沫若、吴组缃、老舍等文化人，以圈内文人姓名入诗为乐，其中《有感》一诗为“茅盾易君左，海戈熊佛西，十方刘白羽，六逸程朱溪”；《幽怀》一首为“巴金凌淑华，大雨周楞加，柔石蹇先艾，朱溪陈梦家”， 都有程朱溪名字入诗。此时他已担任重庆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开始跻身“高官”，随着职务上升，朱溪日益坚定地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但在日常生活里，朱溪又是一位重视家庭孝敬父母的传统道德人士，他与潘君璧在北平自由恋爱结婚，育有二男一女，家庭始终恩爱团结，和睦和谐。至于对待父母（笔者外祖父母）的孝敬更是无微不至，他只要回到珠里村，对村民谦恭有礼，嘘寒问暖，总是一身朴素衣服，从屯溪回村，很少乘黄包车，也没有自行车，五里距离总是步行往返，记得他常说，家乡父老乡亲面前，切不可摆架子讲派头，大家才不会背后骂你。朱溪对父母的感恩，对群众的敬畏之心，笔者已89岁高龄，仍然记得非常清楚。 1948年春，朱溪从安徽第十行政督察专员任上调到南京社会部任总务司长，一年后，淮海战役胜利，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人员纷纷逃遁广州香港台湾，程朱溪也去了广州，并拿到了飞台北的机票，但考虑到年迈双親妻儿子女都在大陆，思想万分苦恼，彻夜未眠，毅然决定退掉机票，回到已经解放的南京，并通过文坛旧友孔罗荪安排，与也是作家，翻译家的妹夫庄瑞源合译了约翰·里德小说集《革命的女儿》，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朱溪以儿时名字“建磐”署名，与和译者妹夫庄瑞源并列。实际上为他的文学道路划了句号。
这时，刘伯承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市长，实际上由副主任、副市长柯庆施负责，柯为徽州歙县人，早年在笔者祖父胡晋接创立的第二师范（今日的百年名校休宁中学）上学，与笔者父亲胡广平同班同桌好友，与低班的万孚、朱溪也属同学之谊，故南京解放后，程万孚因未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工作，时为张治中的西北民生实业业务处长，乃去求见柯，谈话中柯问及程朱溪情况，柯说可约个时间面谈，表示只要认识罪错，愿意跟共产党走，先去革大学习，再分配个合适工作。万孚回来转达了柯庆施的话，满怀高兴地按约见去见柯，但程朱溪不是诚惶诚恐去“投降”，而是与柯顶撞起来，气呼呼地说：国共两党斗了近三十年，跟打麻将一样，你们赢了我们输了，大家心里都明白，不存在你们是真理我们有罪恶的那一套，不过是成者王败者寇的历史重演罢了！柯庆施板着脸听到这里，说：好，你回去吧，等候通知！这是万孚舅舅以后对笔者说的。朱溪很快进了拘留所，禁止探视，时间不久的1951年春天，通知家属朱溪病故，前去领取遗体，安葬于郊区花神庙山腰。一代文人程朱溪就这样划上了休止符。
想说的是，现在来猜测如果当年程朱溪径自去了台湾，以他46岁的年龄优势将有何种发展？爬上高位的他又将如何实现他的抱负，已毫无意义了。后人应该关心的是，随着历史不断推进，国共两党曾经由于种种原因，合作过，摩擦过，内战过，终于在日本蓄意侵略下，被迫“起来，不顾做奴役的人们！”共同携手对敌，坚决抗战到底。尽管十分曲折，但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日本战败向我们投降，这是历史的主流——与这个事实相比，党派之争，意识形态分歧，都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抗日与投降的区别，救国与卖国的分歧，从这高度来观察，百年前的程朱溪的人生是及格的，是热爱中华祖国的爱国主义战士。他为抗日大业贡献了全部，包括文化战线上一册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和自己短促的46岁生命！
朱溪下葬时，当时还健在的八十四岁的老父含泪为他写下了《绩溪程朱溪之墓》的墓碑，多少苦衷与难言之隐尽在其中。时光飞驶，似水流年，倘若老人今天来写这块墓碑，将是笔墨淋漓的“抗日文化人士爱国主义者程朱溪之墓”一行大字，这是历史最公正的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