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中国货币存量并不少。从货币存量上看，我国流动性仍比较充裕，信贷规模当前居全球第一，广义货币（M2）约为美国的1.5倍，是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但由于期限、结构和方向被错配，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笔者以为，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和结构失衡所在。
　　首先，社会总杠杆化增速过快且分配不均、融资增速过快，致使这两年中国融资杠杆大幅上升，原本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放大，市场风险大幅上升；其次，信贷占融资比重大，银行参与度过高，风险过度集中，融资中信贷比重较大，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债券、股权等市场不发达导致银行参与度过高，融资风险与银行捆绑紧密。因为风险过度集中，只要任何一个融资渠道出了纰漏，就将给整个融资体系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严重打击；再者，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表现得尤为严重。货币金融投放大增，可资金使用效率大降。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领域中去。金融资金又回流至金融体系内。
　　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当前可能正处于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初期，即债务紧缩周期。从金融传导的机理看，较高的债务水平根本无法维持，所以债务清偿的要求非常迫切。再进一步分析，经济萎缩导致了政府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主债务的增加将导致市场违约担忧情绪的上涨和融资成本的上升。“去杠杆化”效应，又使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收缩，资本溢价风险放大又使借贷能力下降。
　　笔者以为，如果决策层能就如下问题达成一致：当前流动性不足更多的是因为上一轮“加杠杆”导致债务率上升和资产负债表恶化，并进而出现“债务通缩”局面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宏观政策的重心就不仅是通过降息和降准来降低借贷和融资成本，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改善资产负债表，从源头上控制经济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这涉及改变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深化金融财政体制改革、提高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矫正“政府失灵”等大问题。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依靠市场化力量。鉴于中国信贷资金投放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新一届政府首要的选择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全方位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经济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另一方面，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将涉及全国范围的普适性民生性支出责任上移，重新启动事权与财政相匹配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