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翁振新长期致力于写意人物画创作。从不同时期梳理考量翁振新写意人物画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发现，他从不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以忠实自己的心灵方式，把握时代文化脉搏，不断突破与超越，寻找艺术与心灵的最佳表达，使写意人物画的艺术语言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拓展出新的艺术力量，彰显出写意人物画的大美境界，为写意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范例，其艺术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是值得关注的。
　　【关键词】 翁振新；写意人物画；创作历程；文化情境；艺术精神
　　翁振新长期孜孜以求，倾情于写意人物画创作。在其人物画创作中，经历了历史主题、仕女高士、惠安女等人物画主题，呈现出融汇古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然而，仔细梳理考量翁振新写意人物画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发现，他从不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以忠实自己的心灵方式，把握时代文化脉搏，谨慎思辨，不断突破与超越，寻找艺术与心灵的最佳表达，使写意人物画的艺术语言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拓展出新的艺术力量，其艺术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是值得关注的。
　　翁振新少年时代就显示出绘画的天性。然而对于出生于莆田涵江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他来说，对于绘画的热爱，也许纯粹是凭着一种心灵的自然流露。这期间，无论是受地方民间纯朴艺术的熏陶，还是启蒙老师的钟爱，都带有一种“原生态”的艺术本性。这种“原生态”虽然多带有某些“草根”意味，但却是成就一位优秀艺术家的绝佳土壤。正是这种艺术初期的“本源”染濡，再加上画家的不懈追求，最终铸就了翁振新艺术生活的传奇色彩。
　　20世纪70年代，中国美术仍受到“文革美术”的继续影响，以自闭和一元化的泛意识形态为价值取向，占主流的人物画创作仍然严格遵循着“题材决定论”的模式。[1]此期对于正是青年的翁振新来说，自然也烙上历史巨轮的印记，人物画主要以表现工农兵形象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创作母题。然而就作品来看，却绝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粗大黑”、“红光亮”模式。一方面，年轻的翁振新以自己的才情和生活体悟，在生硬的“工具论”和“意识形态化”的风气中，悄然向人本主义与艺术本体回归，把人物画创作的艺术性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上，显示出其在人物画创作中的独到思维。像《出征》、《剪掉髻子当红军》、《木兰溪的歌》、《踏月归》等作品，画中的人物形象生动，在场景与人物的塑造上就带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同时，翁振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深入到福建惠安东部沿海进行写生活动，从生活体验与关照中创作了一些反映惠安女风情的国画作品，像《为了明天的战斗》、《渔歌声近》等作品，富有鲜活的生活气息。另一方面，翁振新在创作中的这种觉醒意识，随着85思潮中国美术开始进入现代性全面启蒙与建构阶段，就越发焕发生机活力。而且在面对新思潮所带来的某些激进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倾向时，翁振新也不一味莽撞，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判断与追求，以守望传统笔墨底线的姿态，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与人文抒情表现，体现出积极、健康、质朴、美好的审美意向。当然客观来看，虽然此期这些创作追求在内容蕴含与风格形式上还不够老到，但它却充分体现出画家在艺术追求中将现实生活与精神价值取向紧密相融的端倪，这也就自然成为影响翁振新艺术旅程的一个重要注脚。
　　随着85思潮激进主义的逐渐衰退，改革开放的新文化背景，不但解除了许多年来制约人们的思想牢笼，也扩大了艺术家的眼界，启发了创造力。翁振新曾在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受到了李震坚、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周沧米、吴山明等前辈名家的教导。浙江美院的艺术传统精神与学术氛围深深影响了他。而且此时翁振新身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教学主要领导，更是写意人物画教学与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一方面潜心于写意人物画理论与创作研究，一方面传道授业。多重的文化身份与学术引领，使得翁振新的艺术理念得以进一步升华，并开始了其艺术创作的全面探索阶段。如有反映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的佳构，像《郑成功》、《郎当红军妹支前》、《孙中山》、《兴学丰碑》等作品；有写实主义的现代人物写生，像《乡下老人》、《渔妇》、《人体写生》等作品；有风格明显的文人画仕女高士与历史典故图，像《中国典故选》、《钗头凤》、《伯乐相马》、《春江花月夜》等作品；还有进一步增进对福建惠安女题材的关注与创作研究，像《晨光》、《静静的夜晚》、《花巾》等作品。
　　由此可见，此期翁振新正不断努力转换艺术创作观测的坐标，也体现出他在新文化情境中试图自我“突围”的强烈意识。具体而言，画家笔下的视觉营造，既游离于古今之间，又穿梭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就艺术形式来看，也丰富多样，既有写实主义，又有传统文人画因素，也有融入现代主义的表现效果。
　　整体来看，此期画家对不同的题材内容赋予不同的表现手段，呈现出多元化的丰富追求。虽然面上看似复杂多样，却确切反映出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末，在中西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的文化转型激流中，翁振新试图通过不同的艺术实践，寻求一片属于自己艺术空间的决心。究竟该怎样在多元化的较量中明确自己的观点与文化身份？该有怎样的民族精神与现实态度？如何进一步清晰艺术观念，充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当然对画家来说反思是痛苦的，艺术实践更是无比的艰辛，但它带来的结果却是不断升华与成熟。正是翁振新的必要思索，再加上积极寻求化解冲突、弥补断裂、创新求变、建构重组的不懈探索，才使得他的写意人物画艺术有了一次更高的质的飞跃。
　　最终翁振新将创作重心确定在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上，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与地域特色，重点选择表现福建的人文生态与地域特色，特别是以惠安女的生存空间和文化心理状态为母题，融进自己的情感体验，诉说对女性精神的理解体悟。一批作品如《磐石无语》、《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嫁给大海的女人》、《无声的辉煌》、《海寂月无声》、《母亲港》、《永远的歌谣》孕育而生。翁振新以其独特的意象造型、丰富的笔墨情趣和凝重又具诗意韵味的视觉效果，将惠安女的内在气质与人文环境进一步加于深化，从最初的以民俗风情为主，逐步转入内在深层次的艺术表现，以浓烈的笔墨情感表现惠安女的刚毅、敦厚与柔情，凸显惠安女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特殊审美意识。很快许多作品在各种大型展览中屡创佳绩，声名大震。 　　跨入21世纪后，翁振新的写意人物画艺术更进入佳境。他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借鉴吸收更为多样、立意更恢宏、对生活本质的体悟也更具精神高度。他借助惠安女作为吐纳心灵的渠道，以惠安女为可视形象，发掘一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涵。显然，此时惠安女在翁振新的笔下如月光、如流水、如海滩、如礁石，都是其随心表现的自由载体。像《海峡风》、《惠风》、《又到春天》、《海韵》、《大海》等一批作品，以“笔到机随，心闲手畅，脱颖而出，恰如乍见之神”的“畅神”之功力，用质朴而大器的艺术风格，将惠安女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述说。像作品《穿越》以非正式场景的构图，滤取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惠安女形象，借鉴传统戏剧对空间的虚拟性处理手法，将画面进行空间自由重构，弱化了主题情节的描述，从意向上去营造一种不可言状却又触及人们心灵深处的情趣，意味深长。显然他的创作已经基本上超越了正统写实主义的局限，他将宏大叙述手法与伤痕美术、新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融汇贯通，迁想妙得，建构个人的新图式。作品《磐石记忆》以三联宽银幕的构图，叙述他对惠安女的浓烈情怀。既有写实的场景，又有吸收表现主义的形象并置叠加形式，整体画面既有分隔叙说，又相得益彰，深化了主题内涵。在表现手法上融汇现代主义与传统绘画笔墨形态，增加皴擦、肌理效果与晕染趣味等多种绘画因素和表现手法，营造出既有抒情的烂漫，又有史诗般雄壮的审美境界，恰似一部演奏惠安女生活命运的交响乐，感人至深。[2]
　　如此等等，我们可以直觉到，此时翁振新似乎已把笔触直接瞄准当代人日益脆弱的心灵，试图以多维度的图式呼唤苍茫、雄浑与顽强的精神，通过立足当代大文化背景的角度，以更加人性化、内质化的方式去解读惠安女的灵与肉，提出了对惠安女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蕴含着一个画家最为珍贵的人文主义传统精神。
　　回溯翁振新的写意人物画创作历程，他很早就表现出艺术精神上的独立性，他勤于思考，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他在深入传统和直面生活都付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贴近传统文脉，为传统做出不无当代意义的阐释。另一方面翁振新天生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感应时代脉搏，凸显人物画创作的现实价值尺度和艺术特征，为当代做出不无传统底蕴的思考。从平实到浪漫、从风情到抒情、从精神意向到咏叹，他始终把笔下的人物当作生命与生机来画。从写人、写情到写心，画出意味与心性，传达出对人的生活、生存、发展的关怀，其艺术的追求不是简单的表现自然理想，而是凸显人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时空中的自我精神相遇。他既不丑化生活，也不粉饰现实，而是直面人生，在变幻的文化情境中透视人性深处的灵魂，品味人性的温暖，在可信的空间中寓意生命的风华气质。如果说翁振新早期在写意人物画的探索是一种内敛与娓娓道来的叙说，那么现如今的表现就是一种心灵放歌式的呼唤。
　　总之，在经历了人生的丰富体验，感受了中国画发展中的境遇起伏与诸多不确定性中，翁振新以艰辛中的执着、苦涩中的隐忍、重压下的担当精神，游弋于艺术天地之间，开启了写意人物画的一片天地。无论从哪个层面或角度看，翁振新在写意人物画的继往开来中，将现实体验和文化担当融入其中，自觉地审读并建构起视觉新模式，在感性表现与理性思考之间，在写实与意向表真之间，以极具质感和意味的视觉文本，营造出写意人物画具有沉潜、爽朗大气的史诗般艺术气象，彰显出写意人物画的大美境界，为写意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