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实践研究的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近期因为机缘巧合，想要投身贵州某个少数民族乡村搞乡建。在名人效应下，除了乡政府，州政府与村委会都表示欢迎，还准备给于建嵘挂职个村主任助理，方便行事。可惜好景不长，这次合作意向很快就遇到障碍。
　　先是乡里打出禁止滥用土地的横幅，有意无意地针对于建嵘与村民签订的空闲村屋的出租意向。进而，原先说好的村主任助理的任命也在延迟。这自然都是借口，当地政府什么话也没说，似乎也很难开口，但不欢迎的态度是明确的。这就是向于建嵘下达“逐客令”。
　　这个先热后冷的遭遇在微博上公开后，大多数声音都是议论当地政府的。也许责备是有道理的，但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可以理解的。于建嵘的名声，成为当地小干部不能承受之重。从乡建角度来说，再一次说明外来与本土力量的角力，始终处在微妙的环境下。于建嵘从事乡建的热情很高，以他的号召力与动员能力，也足以引来重组的资源进入乡村。但问题就在这里，外部力量的贸然进入，一定就是对的吗？翻一翻乡建的历史可知，无论是以政治为主还是以经济、文化为主题，外来的乡建力量总会是沉沙折戟。
　　这就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乡建的模式到底怎样才算恰当？许多案例都证明，纯粹依靠外部进入，不去唤醒当地社区及居民的参与，乡村永远是外来者的异乡，他们永远只能肤浅地游荡在别人的故乡上。这样的乡建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于建嵘提早触及了乡建“死穴”。
　　以于建嵘长期研究基层的经验，应该能预知大张旗鼓搞乡建带来的不测风险。当他带着20多人的团队进入乡村时，那种对基层干部的震撼或许是外人难以觉察、难以理解的。换位思考，这些基层干部也许根本没有乡建概念，如此一来，惧怕必定要大过营造。至于是哪一层级的官员下达了婉拒于建嵘的指令，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换一个思路想：早知如此，于建嵘可有别的办法进入乡建现场？比如，通过对村乃至镇的仔细考察，尊重本土人士的主体地位，辅以合适的资源扶持，利用当地力量倡导乡建运动。
　　现在看来，于建嵘失去了沙盘重演的机会。他当然不是乡建的失败者，他不过是验证了以强加于乡建的外来模式的脆弱。乡村到底是本地人的乡村，要想恢复凋敝的乡村，促成乡建理想—比如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公共责任—的落地，非经过本土求活这一关不可。
　　无论是多有名的教授，无论是多有资源聚合能力的领袖，遇见乡村、进入乡建时，都得有这个准备。原因无他，乡建不只是移植外面的东西，更要从内里生长出来，实现它的微循环。于建嵘和一系列乡建志士的折回，尽管没有指明出路，至少指明了死路。这也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