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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文学自觉”一说引入中国用于评价魏晋文学的中国学者是鲁迅，虽然之前学者铃木虎雄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已提及此说，但直到1927年9月，鲁迅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用“文学自觉”说对魏晋文学作文学价值的评价，此说才得到了强烈反响。
对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理解主要有有三方面，一是“摆脱附庸”，如：“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萧统编辑《文选》，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认为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的表现出来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文学自觉就是对文学的形式化、审美化、个性化特征的自觉”。《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代人也指出辞赋具有“丽”的特点，这些都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看作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而未能独立发展。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明确。《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经明確文学的特性。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作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了“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的束缚，在这篇《文赋》中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涉及情采、声律、比兴、夸饰等等方面，有意识地追求了文学的艺术美感和生命活力，标志了文学自觉，在克服了玄学思潮对文学过度的侵蚀之后，南朝文学再度接续了自建安以来文人文学注重华美的传统，并将之推向唯美化的程度。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越来越明确，文学与政教的关系进一步分离，而美被认为是文学的基本特质，这一时期文学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也格外强烈，最突出的就是诗歌的格律化和骈文的产生，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诗体的多样化和与之相随的艺术表现功能的分化，在五言诗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七言诗也逐渐兴盛……
三是将“文学自觉”与“文学独立”相等同，如“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是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标志”，“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佐证”。《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概括了建安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影响，文人的兴趣由经学转向文学的情形，在这之后，皇帝、宗室等权势人物热衷于文学创作，并由他们的特殊身份而成为一个时期中文学的中心，尽管参与其中的人身份有高下之分，但仅仅从文学活动的范围来说，彼此间有一定的平等意识，文人认为自己被“倡优蓄之”的感受几乎不再存在。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过程，从不同文体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过程，如诗歌：《诗经》中的诗篇原本是歌曲的歌词，依《墨子·公孟》之说，三百余篇均可咏颂、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到了汉代，《诗经》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被视为儒家道德精神的体现，对《诗经》的研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属于经学而不属于文学。楚辞则脱胎于楚地歌谣，秦代没有诗歌流传下来，到了汉代，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是建立在歌谣基础上的文人创作，语言自然朴素，直率真切，汉乐府是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是配乐演唱的，直至建安时代，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而且建安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影响，完全归之于抒一己之情怀，如《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就是说，作诗是情有所动，在于抒怀，不在于教化。阮籍的《咏怀诗》揭示了理想的破灭，在抒情表现方面也有重大的突破，诗歌意境中较自然地融入了哲学的思考，是诗歌内涵更为深邃，所以《文心雕龙》谓曰“阮旨遥深”，《诗品》称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至陶渊明，他开创了诗歌的新的审美领域和艺术境界，田园风光和劳作生活第一次被当做重要的审美对象，从建安时代文人诗兴起以来，诗歌语言总体上趋于华美，而陶诗则使用高度凝练的较为朴素的语言，表面浅显而内涵丰富，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虽然用了以上的文字来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观点也还是存有疑义的，就像鲁迅先生在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加了一句前提的，是“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还有文学自觉的过程与士人的主体意识，进取精神的失落的过程是怎样的关系……等等。
作者简介
马天娇，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对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理解主要有有三方面，一是“摆脱附庸”，如：“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萧统编辑《文选》，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认为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的表现出来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文学自觉就是对文学的形式化、审美化、个性化特征的自觉”。《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代人也指出辞赋具有“丽”的特点，这些都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看作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而未能独立发展。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明确。《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经明確文学的特性。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作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了“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的束缚，在这篇《文赋》中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涉及情采、声律、比兴、夸饰等等方面，有意识地追求了文学的艺术美感和生命活力，标志了文学自觉，在克服了玄学思潮对文学过度的侵蚀之后，南朝文学再度接续了自建安以来文人文学注重华美的传统，并将之推向唯美化的程度。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越来越明确，文学与政教的关系进一步分离，而美被认为是文学的基本特质，这一时期文学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也格外强烈，最突出的就是诗歌的格律化和骈文的产生，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诗体的多样化和与之相随的艺术表现功能的分化，在五言诗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七言诗也逐渐兴盛……
三是将“文学自觉”与“文学独立”相等同，如“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是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标志”，“多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重要佐证”。《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概括了建安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影响，文人的兴趣由经学转向文学的情形，在这之后，皇帝、宗室等权势人物热衷于文学创作，并由他们的特殊身份而成为一个时期中文学的中心，尽管参与其中的人身份有高下之分，但仅仅从文学活动的范围来说，彼此间有一定的平等意识，文人认为自己被“倡优蓄之”的感受几乎不再存在。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过程，从不同文体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过程，如诗歌：《诗经》中的诗篇原本是歌曲的歌词，依《墨子·公孟》之说，三百余篇均可咏颂、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到了汉代，《诗经》被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被视为儒家道德精神的体现，对《诗经》的研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属于经学而不属于文学。楚辞则脱胎于楚地歌谣，秦代没有诗歌流传下来，到了汉代，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是建立在歌谣基础上的文人创作，语言自然朴素，直率真切，汉乐府是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是配乐演唱的，直至建安时代，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而且建安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影响，完全归之于抒一己之情怀，如《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就是说，作诗是情有所动，在于抒怀，不在于教化。阮籍的《咏怀诗》揭示了理想的破灭，在抒情表现方面也有重大的突破，诗歌意境中较自然地融入了哲学的思考，是诗歌内涵更为深邃，所以《文心雕龙》谓曰“阮旨遥深”，《诗品》称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至陶渊明，他开创了诗歌的新的审美领域和艺术境界，田园风光和劳作生活第一次被当做重要的审美对象，从建安时代文人诗兴起以来，诗歌语言总体上趋于华美，而陶诗则使用高度凝练的较为朴素的语言，表面浅显而内涵丰富，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虽然用了以上的文字来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观点也还是存有疑义的，就像鲁迅先生在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加了一句前提的，是“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还有文学自觉的过程与士人的主体意识，进取精神的失落的过程是怎样的关系……等等。
作者简介
马天娇，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