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的名字，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是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科普教育专家。国内知名遗传学家赵寿元教授曾经说过：“国内但凡有学生物学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与谈先生有关的人。”这样一位新中国的科学家，了解其成长经历、学术道路、科研思想乃至趣闻轶事，对于后辈学人而言，不失为一面镜子，也是今人吾辈成长的教科书。
　　由此，不妨看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谈家桢与大学科研》一书。这本书主要记述谈家桢先生在东吴大学就学、燕京大学读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和博士后，以及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工作的部分情节，时间截止到一九五八年前后。书中集中讲述了谈先生的成长历程、学术轨迹和科学理念，尤其是围绕大学科研的教育教学工作，记录了谈先生的诸多贡献与思考。
　　我们都知道谈先生对中国遗传学的贡献，特别是为丰富并完善遗传学理论所做的工作。比如，在果蝇种群间遗传结构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他为现代进化综合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实验论据基础。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科研成果本身，而且还有这些科研成果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氛围。《谈家桢与大学科研》一书对谈家桢如何取得这一科研成果给予了详尽的描述。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其时任教于浙江大学的谈家桢与全校一千余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迁办学之旅。一九四○年二月，浙江大学全校经过三次搬迁，最终落脚贵州遵义地区。生物系和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设在沿遵义到湄潭的公路旁的唐家祠堂。唐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四面透风，摇摇欲坠。谈家桢找了一间偏房来养瓢虫、果蝇，另外一间做学生实验用房，名曰“细胞遗传实验室”。
　　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没有电灯、煤油灯，就用陶制的高脚菜油或桐油灯；没有自来水，实验室就雇用当地一位农民，从一点五公里外的湄江挑水。江水看似清澈，但也需用土法过滤后，才能代替自来水用作清洗试管及实验所需。没有实验用冰箱、恒温箱，就挖地窖来代替。没有温室，就使用略微透明的油纸代替玻璃搭建。
　　难以想象，谈家桢等浙大的一干教授们，就是靠这些粗陋的实验设备与条件，来完成他们的各项研究的。特别是谈家桢在一九四四年春发现的瓢虫嵌镶显性现象，在国际上都是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今天我们的学术环境比谈先生做科研的时代，确实好得太多，政策支持，经费充足，条件优越，我们是否应该取得比谈家桢时代更多更好的成果呢？四处拉科研经费，不把心思用在科研本身，这些现象在今天的大学科研中时有发生，而谈先生几十年投入基础研究的定力和执著，确实可以给今天的科研人员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感悟。沉不下心来搞科研，静不下气来做研究，“浮光掠影”式的成果，终归是没有底气的。
　　在《谈家桢与大学科研》中，还有些宝贵的值得一读的历史资料。比如，在学术圈非常有名的“青岛会议”，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国际生物学界有两个学派，一个是以前苏联遗传学为背景的米丘林学派，另一个是以美国遗传学为背景的摩尔根学派。两个学派在研究方法、科研理念以及政治倾向上都有所差别。两派的学术争议，以及隶属不同国家集团所引起的意识形态争斗，甚至波及国内。从《谈家桢与大学科研》一书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六年经中宣部建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联合筹办，在青岛召开历时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国内遗传学的两派学者终于走到一起，就学术问题展开友好热烈的学术探讨，纠正了当时政治干扰学术研究的倾向，澄清了科学研究思想的本源，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要历史转折。
　　关于青岛会议上两派学者的学术观点交锋、会场上的传闻轶事，在《谈家桢与大学科研》一书中都有所披露。包括像时年四十七岁的谈家桢，在会餐中“酣畅淋漓地醉了”，这些细节让我们对当时的学术环境很有触动。
　　谈先生以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地位，聚集了一大批有志于遗传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取得了一大批有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更带动了复旦遗传所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这也使“复旦”这个品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复旦大学由原有的生物系不断发展到成立生命科学学院，领先于中国的生物学科发展规划，与世界同行水平不断接近，这一切都离不开谈先生的辛勤付出与卓越领导。
　　然而，这绝不只是个人回忆史的一部分，这也应该成为民族记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记忆，这些章节特别值得一读，在笔者看来，它已经超越了遗传学，已经超越了学术史，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用以思考历史和思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