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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官场文化,则是关于权力的来源、分配和使用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过去一千多年来,“仕”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科举。一旦踏上仕途,又开始了漫长的攀爬。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明规则、潜规则,有多少期待和破灭,又使多少人牢骚满腹,怨气冲天。这些怨气和牢骚,不能说没有对制度问题的批判意义,但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制度以外的某些不良官场文化,或者说,在有些官员中存在怨气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
怨气背后的不良官场文化
急于求成的功利目标。从政者人人都想当更大的官,正像人们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这个目标甚至可以被理直气壮地宣布出来。但问题是,当官是要讲求资历和台阶的,连升三级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而且官场的某些因素决定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升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高度的。官场上的人喜欢比,与同学比,与老乡比,与周围的同事比,看到同学进步,看到同事升迁,心中不免郁闷,产生不走官运的失败情绪,怨领导不支持,怨下属不得力,怨朋友不帮忙等等。
患得患失的精神状态。想当官又怕吃亏,不甘寂寞又不愿付出,精于算计,一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能把握好“得”与“失”的关系,不能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当官只为发财、权势、地位、待遇,全无担当,缺乏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稍有不满,多干一点,便要抱怨起来。正像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越不干事的人怨气越多。
怀才不遇的心理障碍。仕途不顺发牢骚的古已有之。如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李白既能高傲地呼喊“天生我材必有用”,也能低吟“自古圣贤皆寂寞”。他们都明白,选择政治就只能泯灭个性,退隐山林就只能清贫一生,选择就意味着放弃。而现在我们有些官员,既不愿放弃官场又不愿放弃自己,开着“桑塔纳”又觉得“奥迪”好;当了县官还觉得官太小。
愤世嫉俗的风头主义。古人从政,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所以,既有于谦那样的“清官”,也有海瑞那样的为民请命、敢骂皇帝的“直官”。而我们现在有些官员,不是立言,而是“滥言”,甚至不是当面进言,而是背后敢讲怪话。他们怨上级以炫耀自己的能力;怨下级以炫耀自己的魄力;怨同事以炫耀自己的水平;怨前人以炫耀自己的见识。他们不是靠实干、创新立德、立功、立言,而是靠大发牢骚出风头,赶时髦。
缺乏意志品质的人格缺陷。在官场里,人人都有追求进步、不断升迁的欲望,但并不是人人都有耐受磨砺、经受挫折的意志品质。有的人,期望过高,一厢情愿,一有不顺就怨气冲天,怨条件不足,怨环境不好,怨这里特殊,怨那里复杂,而就不能反躬自问:有没有克服困难、大胆创新的勇气、意志和信念?
官场岂能等同于市场
上述分析,反映了怨气背后的不良官场文化,那么产生这种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呢?
思想根源:定位不清。有些人一旦当了官,就只知道在官场里混,对官场里的人、官场里的事津津乐道,在官场里讨生活,而忘记了是谁授权你当官,为谁当官和怎样当官,忘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交托,忘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一句话,忘记了自己的定位:人民公仆,或者像毛泽东说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都是人们的勤务员”;像邓小平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像江泽民说的“三个代表”;像胡锦涛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忘记了这个定位,就会在官场里爱攀比、不平衡、发牢骚,就会忽视官场外的百姓的利益,自己的责任;而搞清了这个定位,才可能意识到我们没有任何发牢骚的理由和权利。
历史根源:良莠不清。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其中有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为官之道,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也有不良的官场文化,如投机钻营,登龙有术,皇帝忠奸不辨,臣子怨天尤人等等。这些不良的官场文化流传下来,使一些官员善恶不分,把糟粕当财富,一心钻研厚黑学、官场经;另外一些官员则习惯于一味埋怨官场黑暗、仕途不顺,而把该做的工作当负担,把该克服的困难当障碍,把该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球踢给别人。他们思想消极,把现实中的问题和封建社会的官场完全混为一谈。在这样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在制度建设上目前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要比怨天尤人有价值得多了。
环境根源:是非不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一系列关系的变化。有些人就把官场当市场,把市场经济的一些法则带到官场中来了,如买卖关系、等价交换、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等等,有些人在官场上就容易产生低成本、高收益,讲资本、要回报的市场要求,一有不如意,就怨念丛生,牢骚满腹。其实,人生的价值不一定体现在官场上,或者说成功与否很难在官场上的得意与否得到衡量,成功不应该与得意划等号。只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才能拨乱反正,树立正气,才能改变是非不清的环境问题,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如何培育健康的官场文化
学习古人的生存智慧。中国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文化思想,它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的人们面对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诸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李白的自信人生,苏轼的豪迈奔放,孔明的死而后已等等,都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生存智慧,命运与机会常常青睐于那些不屈不挠、顽强努力的人。国学大师季羡林老人说,“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古人还认为,人生的成功不一定就在官场,宋朝的柳永,正因为官场上的失意,在词坛上收获了更大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他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学习老百姓知足常乐、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痛苦是攀比出来的,幸福是珍惜得来的。越是攀比,心理越不平衡,越不平衡,怨气越多,我们因此变得不从容,自寻烦恼,甚至无病呻吟。怨气像藤条,紧紧缠绕住我们生命之树上原本可以蓬勃生长的枝蔓,使其不得自然延伸,束缚其旺盛的、美好的生命活力。反之,如果我们学学老百姓,养成一种深入基层、接近群众的习惯,经常到田间地头看农民辛勤劳作,经常到农家柴院看农民清贫生活,人的心境、人的情绪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与农民群众相比,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没有理由不鼓起劲来干事,更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反思学习,培养快乐工作的健康心理。如果放下怨气、牢骚的思想包袱,我们会发现,工作是快乐的,我们能做许多事,我们能做好许多事。有不会的,可以向别人学习;有不懂的,可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宽容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平台;在积极进取中,享受更大的成功快乐。反思,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资源。反思,就是总结经验,就是作自我批评。只有反躬自问、自怨,而不是怨别人、怨客观,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获得积极的、健康的心态。(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怨气背后的不良官场文化
急于求成的功利目标。从政者人人都想当更大的官,正像人们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这个目标甚至可以被理直气壮地宣布出来。但问题是,当官是要讲求资历和台阶的,连升三级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而且官场的某些因素决定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升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高度的。官场上的人喜欢比,与同学比,与老乡比,与周围的同事比,看到同学进步,看到同事升迁,心中不免郁闷,产生不走官运的失败情绪,怨领导不支持,怨下属不得力,怨朋友不帮忙等等。
患得患失的精神状态。想当官又怕吃亏,不甘寂寞又不愿付出,精于算计,一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能把握好“得”与“失”的关系,不能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当官只为发财、权势、地位、待遇,全无担当,缺乏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稍有不满,多干一点,便要抱怨起来。正像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越不干事的人怨气越多。
怀才不遇的心理障碍。仕途不顺发牢骚的古已有之。如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李白既能高傲地呼喊“天生我材必有用”,也能低吟“自古圣贤皆寂寞”。他们都明白,选择政治就只能泯灭个性,退隐山林就只能清贫一生,选择就意味着放弃。而现在我们有些官员,既不愿放弃官场又不愿放弃自己,开着“桑塔纳”又觉得“奥迪”好;当了县官还觉得官太小。
愤世嫉俗的风头主义。古人从政,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所以,既有于谦那样的“清官”,也有海瑞那样的为民请命、敢骂皇帝的“直官”。而我们现在有些官员,不是立言,而是“滥言”,甚至不是当面进言,而是背后敢讲怪话。他们怨上级以炫耀自己的能力;怨下级以炫耀自己的魄力;怨同事以炫耀自己的水平;怨前人以炫耀自己的见识。他们不是靠实干、创新立德、立功、立言,而是靠大发牢骚出风头,赶时髦。
缺乏意志品质的人格缺陷。在官场里,人人都有追求进步、不断升迁的欲望,但并不是人人都有耐受磨砺、经受挫折的意志品质。有的人,期望过高,一厢情愿,一有不顺就怨气冲天,怨条件不足,怨环境不好,怨这里特殊,怨那里复杂,而就不能反躬自问:有没有克服困难、大胆创新的勇气、意志和信念?
官场岂能等同于市场
上述分析,反映了怨气背后的不良官场文化,那么产生这种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呢?
思想根源:定位不清。有些人一旦当了官,就只知道在官场里混,对官场里的人、官场里的事津津乐道,在官场里讨生活,而忘记了是谁授权你当官,为谁当官和怎样当官,忘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交托,忘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一句话,忘记了自己的定位:人民公仆,或者像毛泽东说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都是人们的勤务员”;像邓小平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像江泽民说的“三个代表”;像胡锦涛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忘记了这个定位,就会在官场里爱攀比、不平衡、发牢骚,就会忽视官场外的百姓的利益,自己的责任;而搞清了这个定位,才可能意识到我们没有任何发牢骚的理由和权利。
历史根源:良莠不清。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其中有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为官之道,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也有不良的官场文化,如投机钻营,登龙有术,皇帝忠奸不辨,臣子怨天尤人等等。这些不良的官场文化流传下来,使一些官员善恶不分,把糟粕当财富,一心钻研厚黑学、官场经;另外一些官员则习惯于一味埋怨官场黑暗、仕途不顺,而把该做的工作当负担,把该克服的困难当障碍,把该自己解决的问题当球踢给别人。他们思想消极,把现实中的问题和封建社会的官场完全混为一谈。在这样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在制度建设上目前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要比怨天尤人有价值得多了。
环境根源:是非不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一系列关系的变化。有些人就把官场当市场,把市场经济的一些法则带到官场中来了,如买卖关系、等价交换、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等等,有些人在官场上就容易产生低成本、高收益,讲资本、要回报的市场要求,一有不如意,就怨念丛生,牢骚满腹。其实,人生的价值不一定体现在官场上,或者说成功与否很难在官场上的得意与否得到衡量,成功不应该与得意划等号。只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才能拨乱反正,树立正气,才能改变是非不清的环境问题,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如何培育健康的官场文化
学习古人的生存智慧。中国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文化思想,它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的人们面对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诸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李白的自信人生,苏轼的豪迈奔放,孔明的死而后已等等,都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生存智慧,命运与机会常常青睐于那些不屈不挠、顽强努力的人。国学大师季羡林老人说,“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古人还认为,人生的成功不一定就在官场,宋朝的柳永,正因为官场上的失意,在词坛上收获了更大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他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学习老百姓知足常乐、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痛苦是攀比出来的,幸福是珍惜得来的。越是攀比,心理越不平衡,越不平衡,怨气越多,我们因此变得不从容,自寻烦恼,甚至无病呻吟。怨气像藤条,紧紧缠绕住我们生命之树上原本可以蓬勃生长的枝蔓,使其不得自然延伸,束缚其旺盛的、美好的生命活力。反之,如果我们学学老百姓,养成一种深入基层、接近群众的习惯,经常到田间地头看农民辛勤劳作,经常到农家柴院看农民清贫生活,人的心境、人的情绪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与农民群众相比,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没有理由不鼓起劲来干事,更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反思学习,培养快乐工作的健康心理。如果放下怨气、牢骚的思想包袱,我们会发现,工作是快乐的,我们能做许多事,我们能做好许多事。有不会的,可以向别人学习;有不懂的,可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宽容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平台;在积极进取中,享受更大的成功快乐。反思,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资源。反思,就是总结经验,就是作自我批评。只有反躬自问、自怨,而不是怨别人、怨客观,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获得积极的、健康的心态。(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