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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向我讲述张闻天往事
1981年7月，我（邱根发）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委招待处下属的西郊宾馆做接待服务工作。
刘英同志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也是长征老干部，广受党内外尊敬和爱戴。2000年8月她来上海，住在东湖宾馆（上海西郊宾馆隶属上海东湖集团，所以作者习惯称这里为东湖宾馆）一周，参加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去浦东的张闻天故居参观，那时张闻天故居已经建成10年了。由于当时我担任党总支书记，对党史资料很注意收集，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张闻天同志的敬仰之情。刘英听了很高兴，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有一次，刘英跟我谈起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期间与毛泽东的关系。她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总结教训。处在困境中的红军向何处去？党内各种意见纷呈。这期间，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对形势及战局的分析与建议，对红军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出任总负责，但是军事部署还是采用了毛泽东的主张。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长征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曾在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泽东很多精彩的见解。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战况，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让张闻天钦佩不已。
张闻天、刘英夫妇有一个女儿，一直在乡下务农，他们始终没有把这个女儿接出来在城市安排一官半职。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张虹生，下放多年后，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匡亚明同志，按照老人身边可以有一个子女的规定，把张虹生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中央某领导知道后，决定把张虹生调到北京，以便照顾两位年迈的老人。但是刘英同志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甚至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求他对虹生加强教育，不要让他参与采购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们夫妇身边一直没有子女，张虹生直到退休还是个图书管理员。刘英同志在上海有一些亲戚，都是很朴实的普通老百姓，穿着非常简朴。
林佳楣：赠送五枚珍贵邮品
李先念总理的夫人林佳楣，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老太太。她是上海人，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待人非常客气，像个老大姐，穿着和风度完全是上海知识女性的做派，高雅而大方。
林佳楣在全国营养学会工作，所以来上海开会、出差的机会较多，在东湖宾馆住过多次。印象中，她每次来上海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小礼物和纪念品。她喜欢集邮，很注意收集那些有意义的首日封和纪念封，常常从北京带一些来送给我们，让我们分享这种高雅的艺术。
我收到林佳楣赠送的珍贵邮品共有五枚，都很有意思。一枚是2000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封，上面的邮戳是人民大会堂，可知人民大会堂还设有专门的邮政部门。还有一枚是“新千年零点报时纪念封”，记录了从2000年到2001年跨越千年的那一美好时刻，邮戳有两个，一个是2000年12月31日24点，另一个是2001年1月1日0点，邮戳地点是中南海，可知这是出自中南海邮局的珍邮。拿着这枚纪念封，仿佛感受到中南海欢度新年的欢愉气氛。还有一枚是2001年1月1日0点中华世纪坛开幕的首日封，邮戳也是中南海。另有一枚是2001年过中国阴历新年的拜年封，图案非常热闹，邮戳地址是北京。
王光美：主动提出跟我们合影
2001年4月29日，王光美同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及一个阿姨陪同着，但她对工作人员仍然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限感慨，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接待她的过程中分外仔细，想让她在上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按照接待标准，每餐四菜一汤，我们知道她是北方人，尽可能安排了一些面食，菜肴清淡，富有营养，不能太甜。这期间，她的儿子刘源来东湖宾馆看过她，但是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招待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那时刘源已经是全国武警部队的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不端架子。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行时，也许是她老人家看出了我们的心愿，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会不多了，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大家合影。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坐在旁边。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5年后在北京逝世。
邓六金：性格开朗爱说笑话
邓六金同志是曾山同志的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27位红军女战士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华东保育院的创办人。她曾在华东地区工作多年，解放初随曾山同志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从此长住北京。2000年五六月间，她来上海体检和治病，住在东湖宾馆。
老人家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对工作人员很随和，有时还说说笑话。她说：“我们家庆红在上海时常麻烦你们啊”，“我们家庆红吃了你们的红烧肉都长胖了……”说话时她笑得很开心。
邓六金同志很念旧。她与曾山在1952年就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到2000年，已将近50年过去了，然而她到了上海，总要去看望过去的老同志，还请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警卫员、服务员前来团聚、吃饭。其中有当年的服务员、后来担任国际饭店领导的彭文英，还有兴国宾馆的徐文彪经理。大概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跟她说起过，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党史，很希望了解更多更真实的党史资料，于是她一有空就跟我聊党史。老人家对上海感情很深，原本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月，但是前来看望她的老部下及亲友们非常多，为了不影响上海领导的工作，她决定提前返回北京。她那么乐观、爽朗，那次临走时竟然依依不舍，流下了眼泪。
贺子珍：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2004年9月，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我们东湖宾馆住过一周，那时她的母亲贺子珍同志已经逝世20年了。孔东梅1972年出生在湖南路262号她外婆贺子珍的住处（当时是市委招待所），出生后跟外婆一起生活，由工作人员照看，6岁时她父母把她接到北京念小学，这次来上海时已经30来岁了，住在东湖宾馆一号楼。李敏也非常念旧，把多年来照顾她母亲和女儿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召集过来一起聚餐，并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话语不多，偶尔也说起在上海的见闻，说走在大街上，她几次被市民认出来，在一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还有人喊“毛主席万岁”。
贺子珍同志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红军女战士，1949年到上海后，曾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她最初住在溧阳路，后来搬到淮海中路她哥哥贺敏学家住过一段时间。不久，贺敏学调到福建工作，上海市委就在泰安路给她安排了一处房子。鉴于贺子珍身患重病，而且病情不稳定，随时需要医护人员护理，就让她住进了湖南路262号，当时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招待所。她在这个招待所住了几十年，李敏常来探望她，每年春节总来上海陪她过年。
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等她病情稳定些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由李敏陪同前往北京，住在解放军301总医院。这期间，她曾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过主席遗容，了却了她多年的一桩心愿。一年后，她因思念上海，在领导安排下又回到上海，1984年在华东医院南楼病逝。
我虽然没能直接服务过贺子珍同志，但是从一些在她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听到不少她的事迹。当年跟陈毅同志一起进城的炊事班老班长龚庆祥，后来为贺子珍管理过13年伙食。龚庆祥多次跟我谈起，贺子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公私分明，从不多花国家一分钱。她认为国家给她这个老红军的待遇已经很好了，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了，甚至冬天取暖用的煤钱都坚持一定要自己付。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所有开销包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也坚持从她的工资里支出。
这些革命老太太的高尚品格，多年来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成为我在工作中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1981年7月，我（邱根发）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委招待处下属的西郊宾馆做接待服务工作。
刘英同志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也是长征老干部，广受党内外尊敬和爱戴。2000年8月她来上海，住在东湖宾馆（上海西郊宾馆隶属上海东湖集团，所以作者习惯称这里为东湖宾馆）一周，参加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去浦东的张闻天故居参观，那时张闻天故居已经建成10年了。由于当时我担任党总支书记，对党史资料很注意收集，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张闻天同志的敬仰之情。刘英听了很高兴，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有一次，刘英跟我谈起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期间与毛泽东的关系。她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总结教训。处在困境中的红军向何处去？党内各种意见纷呈。这期间，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对形势及战局的分析与建议，对红军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出任总负责，但是军事部署还是采用了毛泽东的主张。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长征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曾在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泽东很多精彩的见解。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战况，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让张闻天钦佩不已。
张闻天、刘英夫妇有一个女儿，一直在乡下务农，他们始终没有把这个女儿接出来在城市安排一官半职。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张虹生，下放多年后，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匡亚明同志，按照老人身边可以有一个子女的规定，把张虹生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中央某领导知道后，决定把张虹生调到北京，以便照顾两位年迈的老人。但是刘英同志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甚至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求他对虹生加强教育，不要让他参与采购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们夫妇身边一直没有子女，张虹生直到退休还是个图书管理员。刘英同志在上海有一些亲戚，都是很朴实的普通老百姓，穿着非常简朴。
林佳楣：赠送五枚珍贵邮品
李先念总理的夫人林佳楣，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老太太。她是上海人，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待人非常客气，像个老大姐，穿着和风度完全是上海知识女性的做派，高雅而大方。
林佳楣在全国营养学会工作，所以来上海开会、出差的机会较多，在东湖宾馆住过多次。印象中，她每次来上海都会带给我们一些小礼物和纪念品。她喜欢集邮，很注意收集那些有意义的首日封和纪念封，常常从北京带一些来送给我们，让我们分享这种高雅的艺术。
我收到林佳楣赠送的珍贵邮品共有五枚，都很有意思。一枚是2000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封，上面的邮戳是人民大会堂，可知人民大会堂还设有专门的邮政部门。还有一枚是“新千年零点报时纪念封”，记录了从2000年到2001年跨越千年的那一美好时刻，邮戳有两个，一个是2000年12月31日24点，另一个是2001年1月1日0点，邮戳地点是中南海，可知这是出自中南海邮局的珍邮。拿着这枚纪念封，仿佛感受到中南海欢度新年的欢愉气氛。还有一枚是2001年1月1日0点中华世纪坛开幕的首日封，邮戳也是中南海。另有一枚是2001年过中国阴历新年的拜年封，图案非常热闹，邮戳地址是北京。
王光美：主动提出跟我们合影
2001年4月29日，王光美同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及一个阿姨陪同着，但她对工作人员仍然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限感慨，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接待她的过程中分外仔细，想让她在上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按照接待标准，每餐四菜一汤，我们知道她是北方人，尽可能安排了一些面食，菜肴清淡，富有营养，不能太甜。这期间，她的儿子刘源来东湖宾馆看过她，但是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招待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那时刘源已经是全国武警部队的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不端架子。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行时，也许是她老人家看出了我们的心愿，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会不多了，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大家合影。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坐在旁边。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5年后在北京逝世。
邓六金：性格开朗爱说笑话
邓六金同志是曾山同志的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27位红军女战士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华东保育院的创办人。她曾在华东地区工作多年，解放初随曾山同志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从此长住北京。2000年五六月间，她来上海体检和治病，住在东湖宾馆。
老人家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对工作人员很随和，有时还说说笑话。她说：“我们家庆红在上海时常麻烦你们啊”，“我们家庆红吃了你们的红烧肉都长胖了……”说话时她笑得很开心。
邓六金同志很念旧。她与曾山在1952年就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到2000年，已将近50年过去了，然而她到了上海，总要去看望过去的老同志，还请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警卫员、服务员前来团聚、吃饭。其中有当年的服务员、后来担任国际饭店领导的彭文英，还有兴国宾馆的徐文彪经理。大概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跟她说起过，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党史，很希望了解更多更真实的党史资料，于是她一有空就跟我聊党史。老人家对上海感情很深，原本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月，但是前来看望她的老部下及亲友们非常多，为了不影响上海领导的工作，她决定提前返回北京。她那么乐观、爽朗，那次临走时竟然依依不舍，流下了眼泪。
贺子珍：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2004年9月，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我们东湖宾馆住过一周，那时她的母亲贺子珍同志已经逝世20年了。孔东梅1972年出生在湖南路262号她外婆贺子珍的住处（当时是市委招待所），出生后跟外婆一起生活，由工作人员照看，6岁时她父母把她接到北京念小学，这次来上海时已经30来岁了，住在东湖宾馆一号楼。李敏也非常念旧，把多年来照顾她母亲和女儿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召集过来一起聚餐，并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话语不多，偶尔也说起在上海的见闻，说走在大街上，她几次被市民认出来，在一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还有人喊“毛主席万岁”。
贺子珍同志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红军女战士，1949年到上海后，曾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她最初住在溧阳路，后来搬到淮海中路她哥哥贺敏学家住过一段时间。不久，贺敏学调到福建工作，上海市委就在泰安路给她安排了一处房子。鉴于贺子珍身患重病，而且病情不稳定，随时需要医护人员护理，就让她住进了湖南路262号，当时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招待所。她在这个招待所住了几十年，李敏常来探望她，每年春节总来上海陪她过年。
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等她病情稳定些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由李敏陪同前往北京，住在解放军301总医院。这期间，她曾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过主席遗容，了却了她多年的一桩心愿。一年后，她因思念上海，在领导安排下又回到上海，1984年在华东医院南楼病逝。
我虽然没能直接服务过贺子珍同志，但是从一些在她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听到不少她的事迹。当年跟陈毅同志一起进城的炊事班老班长龚庆祥，后来为贺子珍管理过13年伙食。龚庆祥多次跟我谈起，贺子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公私分明，从不多花国家一分钱。她认为国家给她这个老红军的待遇已经很好了，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了，甚至冬天取暖用的煤钱都坚持一定要自己付。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所有开销包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也坚持从她的工资里支出。
这些革命老太太的高尚品格，多年来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成为我在工作中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