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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任职新加坡外交部长达30余年，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2005年，他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及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全球百大杰出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有《亚洲人会思考吗》、《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亚洲半球》等。
马凯硕希望西方按照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构建一个新的路线图，亚洲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日本和以色列在东亚和西亚各自孤独发展的亚洲了。亚洲在四处点火，齐头并进，先是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大陆和印度，接下来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迈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他抛出“为什么西方不欢迎亚洲的崛起”和“去西方化：历史的回归”等刺激西方人的话语。他还数落西方所犯的错误遍布各地，从伊朗、伊拉克到广阔的非洲大陆，同时指责西方国家的无能——不管遏制核扩散，还是应对环境恶化和消灭贫穷。
新加坡前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马凯硕从来不是一个反西方论者，更不是反美主义者。相反，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他是西方的“朋友”。对于人们常常称他为“亚洲价值观不遗余力的鼓吹者”，马凯硕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所有关于西方和美国那些听起来让后者愤怒的言论，都只是作为朋友的逆耳忠言。“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我坚信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只有容忍不讨人喜欢的批评者才能充满生机……我希望美国成功，新加坡希望美国成功，全世界都希望美国能成功。”
亚洲人会思考吗？
“如果亚洲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为优胜，那么为什么亚洲会落后几百年？实际上，我对亚洲的批评要远远甚于对西方的批评。”在马凯硕看来，亚洲仍在不断重复着他们在那些古老年月里犯过的错误。所以，亚洲应该向那些更先进的文明学习，那就是西方文明。他甚至说过，如果有哪种力量能够最终拯救我们，那这种力量一定是西方文明，正是它把我们带到如今这样的一个世界，而近几个世纪来的人类进步都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成果。而美国，马凯硕称它是迄今为止最值得赞美的社会。
当然，他那本著名的《亚洲人会思考吗？》出版于1998年，那会儿亚洲社会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之前“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让全世界追问驱动亚洲经济成功复苏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对于所谓“亚洲价值观”讨论也甚嚣尘上。然而，在1997年夏天突然来袭的金融危机让原本看上去健康的亚洲经济转瞬陷入困境。“亚洲价值观”的存在又被重新质疑。在这本书里，马凯硕首先把问题提给了亚洲人自己：曾经最成功、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亚洲社会为什么现在被远远抛在背后？作为第二个目的，他提醒西方社会，不应低估亚洲人的思考能力。《亚洲人会思考吗？》在西方世界成为人们讨论亚洲问题时一个重要参考视角，也使马凯硕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发电子邮件给马凯硕说，你的书竟然比我的书卖得还要好！更加令他自己都颇感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今天，这本书仍在不断被重印和摆上书架。
与《亚洲人会思考吗？》在当年为他赢得一片赞扬之声不同，他的第三本著作《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势力东移》一出版就将他置于巨大的争议之中。曾经盛赞他为“亚洲的汤因比”的《经济学人》杂志这一次毫不客气地称“马凯硕关于亚洲必胜的观点和他所驳斥的西方必胜论一样无聊和不具说服力”；而为其冠以“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韦伯”美名的《华盛顿邮报》则干脆拒绝评论他的这本著作。
全球权力东移
马凯硕认为，世界金融危机迅速推动了全球权力东移。因为它揭示了根本的西方经济结构缺陷，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都已经入不敷出并开始举债生活了，但是他们不能永远靠举债生活，否则未来会遇到很多挑战。与此相反，亚洲国家拥有最大的存款量，有了存款就能未雨绸缪，对未来的变动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国家的管理更加优越，为将来做的准备更加充分。
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最大问题是他们认为市场知道如何掌控一切。美国的前总统里根曾经说过：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美国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市场应该自裁，这恰恰是最大的错误。如果要想市场运行良好，就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不幸的是，里根的这个想法也是很多美国决策者的想法，格林斯潘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任职期间没有做好调控市场的工作，所以很大程度上他要为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负责。
马凯硕试图让西方社会意识到，做了两百多年历史旁观者的亚洲（中国、印度、穆斯林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准备好重新回归世界中心的位置，成为人类历史的共同推动者。而为了达到“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这种最优的结果，西方必须优雅地放弃对世界的把持，并在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在“去西方化”和“西方无能、亚洲胜出”等论断上，马凯硕的坦诚与直接确实会让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听者感到不快。然而，和次贷危机后那些更加刺耳的声音比起来，《新亚洲半球》对美国和西方的批评已经很友善，而且富于建设性。“当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令人沮丧的灾难时，马凯硕却将它看成是积极的发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这样说。这本杂志在2010年11月，将马凯硕评为“全球100强的思想家”，称其为“新亚洲世纪的声音”，是全世界少有的积极倡导亚洲日益壮大的角色的人之一。
批判西方不留情面
然而，马凯硕并不简单地将东西方对立或分裂，相反，他坚持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他将“西方”的概念分为哲学上的和物质上的，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亚洲国家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重新发现了隐藏的或是被遗忘的亚洲文明的力量。……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它们终于发现了最近200年来支撑西方进步并使西方超越亚洲各国的西方智慧的支柱。我们不应该吃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速度如此之快，而应该为它们（还有其他亚洲国家）这么晚才发现这些西方智慧的支柱而惋惜。日本从亚洲诸国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几乎在150年前就理解了西方成功的秘诀。”对于似是而非的“亚洲价值观”问题，马凯硕在《新亚洲半球》中就根本没有提及，“我们需要用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来让西方明白，其实，西方与东方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
后来，马凯硕看到他的西方“朋友”们实际上并没有为亚洲的成功而庆贺，因为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中，权力也相对地从西向东转移。历史证明，当新力量崛起时，紧张和摩擦也会伴随而生。为了避免“文明的冲突”真正发生，世界秩序必须被重构。在新的责任面前，西方人僵化和日见封闭的短视思维使得它在应对挑战上显得极为无力，在很多方面如中东问题、自由贸易、全球变暖以及核武器扩散威胁上，和它们甚至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扮演文明保管者的角色。但马凯硕认为，改善全球治理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这些已被证明为西方社会治理内政的“最优方法”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
总之，虽然马凯硕在批判诸如强行推行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社会不留情面，但迄今为止，他的言论表明，他还是在西方的参考框架内来分析、评判和提供解决方案。就像他用英语思考、写作，印度音乐仅仅作为辅助一样。在哲学层面上向西方智慧致敬之后，他欣赏亚洲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全球和地区挑战的做法，盛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对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充满溢美之词。他用“文明的融合”来取代谁胜谁负的争论，坚信所有人都需要深刻自省——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找到实用主义的古老价值。
马凯硕希望西方按照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构建一个新的路线图，亚洲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日本和以色列在东亚和西亚各自孤独发展的亚洲了。亚洲在四处点火，齐头并进，先是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大陆和印度，接下来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都迈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他抛出“为什么西方不欢迎亚洲的崛起”和“去西方化：历史的回归”等刺激西方人的话语。他还数落西方所犯的错误遍布各地，从伊朗、伊拉克到广阔的非洲大陆，同时指责西方国家的无能——不管遏制核扩散，还是应对环境恶化和消灭贫穷。
新加坡前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马凯硕从来不是一个反西方论者，更不是反美主义者。相反，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是，他是西方的“朋友”。对于人们常常称他为“亚洲价值观不遗余力的鼓吹者”，马凯硕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所有关于西方和美国那些听起来让后者愤怒的言论，都只是作为朋友的逆耳忠言。“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我坚信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只有容忍不讨人喜欢的批评者才能充满生机……我希望美国成功，新加坡希望美国成功，全世界都希望美国能成功。”
亚洲人会思考吗？
“如果亚洲价值观比西方价值观更为优胜，那么为什么亚洲会落后几百年？实际上，我对亚洲的批评要远远甚于对西方的批评。”在马凯硕看来，亚洲仍在不断重复着他们在那些古老年月里犯过的错误。所以，亚洲应该向那些更先进的文明学习，那就是西方文明。他甚至说过，如果有哪种力量能够最终拯救我们，那这种力量一定是西方文明，正是它把我们带到如今这样的一个世界，而近几个世纪来的人类进步都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成果。而美国，马凯硕称它是迄今为止最值得赞美的社会。
当然，他那本著名的《亚洲人会思考吗？》出版于1998年，那会儿亚洲社会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之前“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让全世界追问驱动亚洲经济成功复苏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对于所谓“亚洲价值观”讨论也甚嚣尘上。然而，在1997年夏天突然来袭的金融危机让原本看上去健康的亚洲经济转瞬陷入困境。“亚洲价值观”的存在又被重新质疑。在这本书里，马凯硕首先把问题提给了亚洲人自己：曾经最成功、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亚洲社会为什么现在被远远抛在背后？作为第二个目的，他提醒西方社会，不应低估亚洲人的思考能力。《亚洲人会思考吗？》在西方世界成为人们讨论亚洲问题时一个重要参考视角，也使马凯硕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发电子邮件给马凯硕说，你的书竟然比我的书卖得还要好！更加令他自己都颇感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今天，这本书仍在不断被重印和摆上书架。
与《亚洲人会思考吗？》在当年为他赢得一片赞扬之声不同，他的第三本著作《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势力东移》一出版就将他置于巨大的争议之中。曾经盛赞他为“亚洲的汤因比”的《经济学人》杂志这一次毫不客气地称“马凯硕关于亚洲必胜的观点和他所驳斥的西方必胜论一样无聊和不具说服力”；而为其冠以“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韦伯”美名的《华盛顿邮报》则干脆拒绝评论他的这本著作。
全球权力东移
马凯硕认为，世界金融危机迅速推动了全球权力东移。因为它揭示了根本的西方经济结构缺陷，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都已经入不敷出并开始举债生活了，但是他们不能永远靠举债生活，否则未来会遇到很多挑战。与此相反，亚洲国家拥有最大的存款量，有了存款就能未雨绸缪，对未来的变动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国家的管理更加优越，为将来做的准备更加充分。
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最大问题是他们认为市场知道如何掌控一切。美国的前总统里根曾经说过：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美国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市场应该自裁，这恰恰是最大的错误。如果要想市场运行良好，就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不幸的是，里根的这个想法也是很多美国决策者的想法，格林斯潘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任职期间没有做好调控市场的工作，所以很大程度上他要为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负责。
马凯硕试图让西方社会意识到，做了两百多年历史旁观者的亚洲（中国、印度、穆斯林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准备好重新回归世界中心的位置，成为人类历史的共同推动者。而为了达到“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这种最优的结果，西方必须优雅地放弃对世界的把持，并在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在“去西方化”和“西方无能、亚洲胜出”等论断上，马凯硕的坦诚与直接确实会让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听者感到不快。然而，和次贷危机后那些更加刺耳的声音比起来，《新亚洲半球》对美国和西方的批评已经很友善，而且富于建设性。“当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令人沮丧的灾难时，马凯硕却将它看成是积极的发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这样说。这本杂志在2010年11月，将马凯硕评为“全球100强的思想家”，称其为“新亚洲世纪的声音”，是全世界少有的积极倡导亚洲日益壮大的角色的人之一。
批判西方不留情面
然而，马凯硕并不简单地将东西方对立或分裂，相反，他坚持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他将“西方”的概念分为哲学上的和物质上的，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亚洲国家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重新发现了隐藏的或是被遗忘的亚洲文明的力量。……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它们终于发现了最近200年来支撑西方进步并使西方超越亚洲各国的西方智慧的支柱。我们不应该吃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速度如此之快，而应该为它们（还有其他亚洲国家）这么晚才发现这些西方智慧的支柱而惋惜。日本从亚洲诸国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几乎在150年前就理解了西方成功的秘诀。”对于似是而非的“亚洲价值观”问题，马凯硕在《新亚洲半球》中就根本没有提及，“我们需要用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来让西方明白，其实，西方与东方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差别。”
后来，马凯硕看到他的西方“朋友”们实际上并没有为亚洲的成功而庆贺，因为在实力的此消彼长中，权力也相对地从西向东转移。历史证明，当新力量崛起时，紧张和摩擦也会伴随而生。为了避免“文明的冲突”真正发生，世界秩序必须被重构。在新的责任面前，西方人僵化和日见封闭的短视思维使得它在应对挑战上显得极为无力，在很多方面如中东问题、自由贸易、全球变暖以及核武器扩散威胁上，和它们甚至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扮演文明保管者的角色。但马凯硕认为，改善全球治理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这些已被证明为西方社会治理内政的“最优方法”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
总之，虽然马凯硕在批判诸如强行推行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社会不留情面，但迄今为止，他的言论表明，他还是在西方的参考框架内来分析、评判和提供解决方案。就像他用英语思考、写作，印度音乐仅仅作为辅助一样。在哲学层面上向西方智慧致敬之后，他欣赏亚洲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全球和地区挑战的做法，盛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对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充满溢美之词。他用“文明的融合”来取代谁胜谁负的争论，坚信所有人都需要深刻自省——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找到实用主义的古老价值。